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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笔直书，就是实事实写，留下一段历史的真相垂劝诫、示后世。其内容主要指人事范畴的正、反两个方面。既写正面人物，也写反面人物，甚至是罪不应赦的丑恶人物；既写成功事件，也写失败事件，甚至是领袖人物严重过失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南宋文学家文天祥在《正气歌》一诗中写有这样两句：“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说的就是史官秉笔直书的故事。 “太史”，是古代对史官的称呼。“太史简”，意指史官临死不苟，坚持秉笔直书。据《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元前548）》载：春秋时期，齐庄公因贪婪相国崔杼妻棠姜的美色，被崔杼设计杀死，齐太史公如实记载了这件事情。崔杼心怒杀死太史，太史的两个弟弟也如实记载了这件事情，也都被崔杼杀死。崔杼警告太史的三弟说：你难道也不怕死吗？还是按我的要求，把庄公之死写成得于暴病。太史三弟正色回答：据实直书是职官的职责，失职求生，不如去死。这件事情即使我不实写，人们迟早也会知道，纸总包不住火，不仅你掩盖不了罪责，反而连我也背上了千古污点。崔杼无奈，只得放人。太史三弟走出，正遇南史公持简而来，他以为太史三弟也被杀死，也是要来继续实写这件事情的。 据《左传·宣公二年（元前607）》载：春秋时期，晋灵公横征暴敛、残害臣民，举国上下为之不安。作为辅政的正卿大臣赵盾多次苦谏，灵公非但不思改过，反而肆意残害赵盾。他先派人刺杀未遂，又于宴会上伏甲兵袭杀未果。赵盾被逼无奈，只好出逃。当他逃到晋国边境时，听说其族弟赵穿杀死了灵公。于是，返回晋都继续执政。 晋国太史董狐以“赵盾弑其君”记载此事，并宣告于朝臣，以示笔伐。赵盾辩解说：灵公为赵穿所杀，不是他的罪。董狐申明理由说：作为辅政大臣，逃亡未出国境，君臣关系就没有断绝；回到朝中，又不讨伐“乱贼”，因此“弑君”之名应当承担，这是按写史之“书法”决定的。 后人称以直笔记事、无所忌讳的笔法为“董狐笔”。南宋诗人文天祥“在晋董狐笔”的诗句，是借用了唐代诗人杜甫《写怀》诗中的句子。他们都是在用诗词歌颂董狐这位开我国史学直笔传统先河的始行者，因为他的故事早于齐太史简的故事。 史官一般不管政治，只管记录，有的还世代相袭，置身“清水”捞不到银子，握着的只有手中的笔。不为尊者讳，敢记皇帝的糗事，其天胆从何而来？就是把秉笔直书视作神圣职责和履行这种神圣职责坚定不移的“史德”操守。高尚的史德，视这种职责高于生命；对这种职责的敬畏，摒弃个人的得失恩怨。也就是说，不怕死才敢直书，且直书不挟私念，不向权利低头和让步。孔子曰：“《春秋》作，而乱贼子惧。”这就是史官的价值观。董狐和齐太史是不怕死的典型代表，而不挟私念的史官也不乏其人。如：被汉武帝下狱受腐刑、身负屈辱的司马迁，还是直笔为刘氏王室树碑立传，并且留下了一部“史家之绝唱”的《史记》。他逆境中的坚守，也犹如“文王羑里演《周易》”、“孔子厄运作《春秋》”，激人励志。 再一个就是《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他的父亲在马谡手下当参军，马谡失了“街亭”被诸葛亮斩首，他的父亲也受了“髡刑”（剃光头发），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对他特别轻视，经常给他难堪。但是，他在写《三国志》时，没有以这些恩恩怨怨而胸怀成见。在《诸葛亮传》中，他以公道正义之笔，写出了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风亮节。 置生死于度外的史官，就连手握生死大权的皇帝也要畏避三分，在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身上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天，赵匡胤正在御园开弓弹鸟，忽有侍臣跑来称有急事相奏，赵匡胤马上听奏。他听后乃觉平常之事，怒斥其小题大做。侍臣会道：“臣以为尚急于弹雀。”赵匡胤听后愈发上火，举起身边的柱斧撞掉侍臣两颗牙齿。侍臣不慌不忙地拾起牙齿置于怀中。赵匡胤骂道：“你拿着坏牙，难道要告我不成？”侍臣回答：“臣不敢告皇上，然而自有史官记下这件事。”赵匡胤听后，自觉让史官记下此事，有伤他的龙尊身份和地位声誉，转而为笑，做了个赔礼道歉，并赐予金帛表示慰劳和鼓励。 还有一位皇帝，就是唐太宗李世民，他曾对史官说：他不看史官记的东西。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是心胸豁达，其实是一种托辞，他应该明白：皇帝是被禁止阅看史官记录的。他比鲁莽的赵匡胤聪明一些，实际上是在话外有音地笼络史官，流露他对史官的不可小觑。古代，也有尊重历史、尊重史官的明君，在事情过后，他们会让史官查看特务机构送上来的秘密情报。 近代有学者称：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女孩。这未必是他的心里话，可能是他对史学领域存在的某些不正常现象的一种嘲讽。历史就是过去的真实，这一点他肯定比谁都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全国兴修地方志，即墨卫生部门的一位负责人，主动让修志人员把他任职期间发生的一次责任事故写进部门志，以给后来者留下经验教训。一个基层干部，有这种不护短、不避过的求实践行，给人们树立起一面镜子，也是对修志人员的极大鼓励和支持。 古今，也有见风使舵，阿谀奉承，弄虚作假，凭个人好恶褒贬人事的作史者。如：历史上曾有一位修史的官员说：他修史他说了算，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当然，这样的人只是极少数，不配作史，他们留不下高尚的史德，留下的是不乏糟粕和诟病。《抱卜子·吴失篇》曰：“若苟讳国恶，纠芥不贬，则董狐无贵于直笔。”这是送给作史者的金玉良言。 还有一种因循守旧、墨守成规或者说是漫不经心的现象。如：明初存在四年的“建文”年号，被朱棣“拉黑”并到了“洪武”的年号里。若在明代，编史志的不敢忤逆当朝，按照朱棣立下的规矩那样写，倒也无可厚非。可是，一直到了清代晚期，有的人还把建文四年写成洪武三十五年。明社既屋已经二百余年了，早已没有了后顾之忧，再那样来写，这叫“不肯改进”。还有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编修的族谱上仍落款“中华民国”，这种做法就是头脑不清醒了。清初，发生在即墨人黄培身上类似这样的一件事情，给他添麻烦不小。 黄培（1604～1669），字孟坚，号封岳，明万历朝三边总督、兵部尚书黄嘉善的长子长孙。十六岁荫袭锦衣卫，历升为都指挥使。明亡，乘间扶母柩辗转归里，于十二月安葬。其在为母亲撰写《墓志铭》的落款上，只书写了干支纪年“甲申”（1644），没有书写“顺治元年”。在后来的“黄培文字狱案”中，此事成为他“反叛本（清）朝”的罪证之一，最终走上了绞刑架。事关切要，不可轻心，莫犯“笔误”，招惹是非。 谱书，因地域不同而叫法也不相同，如家谱、族谱、世家谱、世系谱，等等。其叫法虽然不同，但其功能是相同的，都是记载族源、世系、人物、茔祠、公产等的家族典籍。它和正史、地方志一样，都是构筑国史的组成部分。所不同的是，它是民间的史书，在编写上有着浓厚的民间色彩。 自从宋代欧阳询和苏洵先后修出欧式族谱和苏式族谱以后，修谱活动开始走进民间，而且多仿效其体例；在内容上也是遵循“隐恶书善”，就是人们所说的扬善抑恶的原则。长此以往，隐恶书善成为约定俗成的修谱原则，与史志“生不立传”、“秉笔直书”的原则产生了明显的差别。 其实，隐恶书善的原则也并非欧、苏两家所创立，它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早在商周时期族谱滥觞阶段，就有了“称美而不称恶”的记述原则。特别是周代，贵族普遍在鼎彝等青铜器上铸造铭文来记述家族世系，这些铭文只颂述先祖们的美德，而不贬刺他们的过失。其内容也比较简略，一般记述先祖的道德、功劳、勋号、封赏、声名等事迹。他们以为其先祖是天命富贵，不同于小民，更不能让小民知道他的缺失。后世家谱就仿照他们的记述原则，使“称美而不称恶”演变为“隐恶书善”；对族人只昭彰“过五关”，而不提及“走麦城”。再进一步，明确规定有恶行之人不得入谱。这样一来，家谱中只见好人，不见坏人，以为是坏人那怕是祖先也不承认。听说浙江越州的一族杨氏，本来就是隋炀帝的后人，因其不光彩的恶名，人们都不承认他为祖人。 也不是所有的家族都墨守成规，恪守传统规则约束。如：姓秦字会之者，宋代南京人，就是那个连累无辜白铁世遭唾涎的秦宰相（下称“秦氏”或“南京秦氏”），不但入谱，而且还亲自制作和手书族谱。提起秦氏，人们自然会想到岳飞的死。其实，这是一段用几句话说不明白的历史，这也不是本文的话题；扪心而论，在主和派和主战派的矛盾之间，他只不过就是宋高宗赵构旨意的一个执行者而已。他果真是一个可以滥杀高级将领的罪魁，赵构怎么能够容忍，他又怎么能够当了两任、十九年的宰相，而且还是以病终老。撇开历史事件不说，单说秦氏这个人，他博学多才，二十六岁成状元。他是一位天才书法家，天天敲微机的人未必知道，手下使用的宋体字就是他的创造。他入谱理所当然，他制谱天经地义，没听到秦氏族人为此有什么不舒服，因为他是秦氏家族的一员。清代，秦氏家族后人出了一名状元名秦大士，留下了一段脍炙人口不“隐恶”的故事。 秦大士（1715～1777），字鲁一，号涧泉，又号秋田老人。他在乾隆十七年（1752）的殿试中，深得乾隆皇帝赏识。但是，乾隆皇帝又担心它是秦氏的后人，录用有损朝廷名声。于是，召见问他是不是秦氏的后人。他趴在地下，冒汗思忖，最后壮着胆子大声回禀：“皇上，一朝天子一朝臣！”意思是说：宋高宗是昏君，用的是奸臣；皇上是明君，用的自然是忠臣。乾隆皇帝一听龙颜大悦，佩服他才智过人，钦点为清代第44位状元。秦大士官至侍读学士，名重一时，诗、书、画称三绝。他不为清代抹黑，也不为秦氏“隐恶”。一次游杭州西湖，在岳王庙里，面对秦氏夫妇，同伴故意难堪问其感受，他写下了“人于宋后羞名桧，我到墓前愧姓秦”的诗句。他尊重历史，也不回避自己姓秦。坦荡的胸怀，是在向“恶”中觅善。相比，秦氏有的后人寻根，回避本源，甘认秦观为祖，倒是缺少秦大士那样的根本务实情怀。老子曰：“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一哲学论理，也同样揭示善恶之间对立统一的相互转化关系。善恶相生，互倚互伏。善济世，恶警世。陶渊明说：“死去何所道。”那么，无完人的那点毛病又有什么可以隐匿的呢？荀子曰：“正义直指，举人之过，非毁疵也。”朱伯庐《治家格言》曰：“恶恐人知，便是大恶。”古人的名言，就是在启导后人感悟一些人生哲理。 书善，无疑是谱书的主题，但是，不能书过了头。特别是旧谱书，以为是家族的秘籍，别人见不到，过于溢美，拔高族人的科考功名和官职官阶。如：如把举人写成殿元（状元），把教谕写成王府教授等。还有个别攀高枝的，把与自己谱书上重名而没有宗派关系的外地名人视为本族前人。这些有悖于史志记载的夸大之词，给读者造成了史实混乱。 一部谱书若是只写光面的，不写负面的，似乎失去了对比性，无恶不可能显美，如上述古人的论断。当然，不写负面的，情况也不一样，有的是难下定论；有的即使有定论也有难言之隐，不敢声扬。如：陕西榆林一支叶姓本是李自成的后裔，他们为了延续生存，只得隐名埋姓，缄口隐藏起祖上李自成的那些事。青岛市即墨区城里族的黄姓中，出了一个黄宗贤，在明崇祯十七年（1644）迎合李自成的农民军，组织围攻即墨城两个月，最后失败被清兵所杀。黄家族谱初修在万历年间，后来续修只好将黄宗贤的名字覆盖，以免招引祸灾。还有一个湖广总督即墨人郭琇的族人郭尔标，也与黄宗贤一起参与围攻即墨城，其郭氏族谱中也同样没有书其名子。这都是无奈之举。 有的人因有劣迹，被按惯例在族谱中除名，家族的规定别人无可厚非。但是，现在看来不太妥当，使他的后人中断了传承连接，成了无源之水、断本之木。说不定他的后人还是大有出息的人，大不了只给他写个名字不写事实就是了。 说来，隐恶也不是什么坏事。但是，有的人以自己的好恶来定“恶”，把家族中曾经发生过的一些摩擦或不愉快事情视为“恶事”，把对立面人视为“恶人”。因此，在续修族谱的时候拒不让某一支人入谱，甚至自欺欺人的否认与他们是同祖同宗。其实，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利害冲突，都是因为一些误会，或者缺少一点包容和谦让而造成的隔阂。在这方面，还真应该向秦、岳两家学习。 秦、岳两家可谓是仇深似海，世代侧目。近几年，居住南京的岳飞后人，曾主动表示想结识一下秦的后人，请他们吃饭、喝茶，来个“相见一笑泯冤仇”。毕竟，历史的风云已经散去了八九百年了，它与现在的后人已经没有了什么联系，和为贵，大家同在一个蓝天下为国家建设而做贡献，何乐而不为呢！在河南汝州市生活一支金代金兀术的后人，他们恪守祖训，不与岳姓通婚。在相距不过七八十公里的平顶山市，生活着岳飞的一支后人，以前他们互相不知对方的存在，而今也都抛弃了历史的恩怨，手握在一起，实现了民族和谐。 相比岳、秦、金后人们的超越大度，近在咫尺的族人之间，就没有理由人为的去疏远，更没有必要去重演“煮豆燃豆萁”的陈年故事。修族谱，是为了清本源，明世系，尊宗祖，弘先德，裕后昆。除此以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收族睦族。近几年，青岛市即墨区谱牒研究会接待了多批回乡寻根问祖的游子，每当看到他们实现几代夙愿而喜极悲泣的情景，我们也深深感受到落叶归根者的那种欣喜和宽慰。一个家族团结在一起，互相帮助，共同发展和进步，就是为社会的和谐和稳定添加了一块基石，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旧时的国史（地方志除外）隔代编修，由于立场、观点上的不同，加上个别编修者凭好恶取舍，多有瑕疵。现代的史志由政府部门组织编修，层层把关，多级审核，极少瑕疵。而族谱是由家族组织编修的，自己说了算，随意性很大，有的甚至连善也不扬，做成《花名册》，失去了谱书的功用性。而有的家族修谱用人不当，让“不知有汉何谈魏晋”、且固执己见的人把持其事，不但修不出好的谱书，反而把事情搞得一团糟。这样做的结果是浪费人力、物力和财力，有愧于族人。 古人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现在编修的族谱已经不再是家族的秘籍，已经走向了社会，如互相交流或送藏有关部门等。因此，现在编修族谱应该多吸收史志的编修经验，学习一下秉笔直书的精神，以创新的理念，向着规范化、科学化、前瞻化的方向发展和提高。尤其是在怎样把握好“隐恶”方面，对于史志上已经做了定论的过失，应该适当收录，功绩和过失甚至是“恶”，同样是激励、矫正人们前进脚步的社会财富，在这方面我们还需要多做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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