苕木匠读《道德经》（7）：《史记》的密码：太史公自序

 第二章 老子其人其事

一、《史记》的密码：太史公自序

典籍中关于老子的记载并不多，除了《庄子》、《文子》、《列子》及《韩非子》等诸子中收录的一些零星传说外，最为权威的当然要数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的描述了，也因此使之成了人们在叙述老子时的最基本线索。所以我们在认识老子时，除了要将他放入其时代背景之中外，也得细读这篇传记。

不过我们在读这篇传记之前，还得先了解一下作者司马迁这个人，了解一下《史记》这本书及其写作特点。为什么呢，因为你别看《史记》的文字好像不难懂，实者司马迁也是给《史记》上了锁，加了密码的。传统的理解很可能并不是作者想要传达的意思。

还有一件很多人不知道或没注意的事：《史记》这本现在被我们视为正史的书，在当时却并不是官方的作品，只是司马迁私修的史书，而且在其完成后的汉魏两朝都是禁书，是不准普通人翻阅的，贵族也不行。如果不是因为其中的确保留了大量的史料，且编排格式成了后代写史者的标杆，它早就被销毁了。

为什么要禁它呢？

因为东汉明帝、魏明帝曹睿等君主都曾痛批司马迁诽谤汉武帝。汉武帝本人当然更清楚了。东汉史学家班固则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这样解释：

“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汉明帝在读《史记》的时候觉得有问题，但又说不出问题在哪，所以在永平十七年的一天，曾把班固、傅毅等几位大学者们召集到一起，让他们评价一下司马迁的《史记》究竟有什么问题？班固以此在《司马迁传》中给予了以上所说“是非观不对”的评价。他以为司马迁在《史记》中推崇黄老，而不是宣扬儒学。崇拜枭雄，而不是教人安分守己。赞美富足，而不是鼓励人安贫乐道。这种是非观与官方的意识形态不一致。当然，问题远不止这一些。只是人们与汉明帝一样，总觉得有问题，又极难说出问题出在哪。这可正是司马迁的高明之处。

司马迁当然知道他的书有问题，可能会被禁，所以他在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的结尾处说：

“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

他把正稿藏在深山，只将副本留在京师，正是做好了被禁甚至被毁的准备。

在强势的汉武帝手下，写一部诽谤汉武帝的书，一部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左的书，是需要勇气的，也是需要谋略及技巧的，当然也是需要作一些乔装打扮的。《史记》就是这样的一部经过精心打扮的书，所以我们在读它时要多一个心眼，特别是些感觉似是而非的地方要仔细读，才能读出他想告诉我们的意思。

换句话说，司马迁为了尽量减少对当政者的刺激，而对这部气势恢宏的巨著作了一些改头换面的手术，相当于给它上了锁。好的是，他把钥匙也留给了我们。这钥匙就是《太史公自序》。所以我们读《史记》一定要先把这篇《自序》读懂，否则只能在门外看看热闹。《自序》不长，言简意赅。下面我们就简单摘要地读一下这篇《自序》。

《自序》开篇第一段讲的是司马迁家的历史渊源（译文）：

从前颛顼统治天下时，任命南正重掌管天文，北正黎掌管地理。唐虞的时代，又让重、黎的后代继续掌管天文、地理，直到夏商时期都是如此，所以，重黎氏世代掌管天文地理。周朝时候，程林休甫就是他们的后裔。当周宣王时，重黎氏因失去官守而成为司马氏。司马氏世代掌管周史。周惠王和周襄王统治时期，司马氏才离开周都，到了晋国。后来，晋国中军元帅随会逃奔秦国，司马氏也迁居少梁……

这段话告诉我们：司马迁的先祖从颛顼时就是史官，西周时依然为周王室史官，东周周惠王和周襄王时期（公元前650年左右）才离开王室，到了晋国，再去往秦国等诸侯国。

第二部分介绍了司马迁父亲太史公的师承与学历：

太史公从师唐都学习天文，从师杨何学习《易经》，从师黄子学习道家理论。

司马迁父亲所学的主要是天文、阴阳及老子的道家学说。后文接着写道：

太史公在建元至元封年间做官，他忧虑学者不能通晓各学派的要义而所学悖谬，于是论述阴阳、儒、墨、名、法和道德六家的要旨说：

　　《周易·系辞传》说：“天下人追求相同，而具体谋虑却多种多样；达到的目的相同，而采取的途径却不一样。”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和道家都是致力于如何达到太平治世的学派，只是他们所遵循依从的学说不是一个路子，有的显明，有的不显明罢了……

儒家学说广博但殊少抓住要领，花费了气力却很少功效，因此该学派的主张难以完全遵从；然而它所序列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则是不可改变的。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行动合乎无形之“道”，使万物丰足。

道家之术是依据阴阳家关于四时运行顺序之说，吸收儒墨两家之长，撮取名、法两家之精要，随着时势的发展而发展，顺应事物的变化，树立良好风俗，应用于人事，无不适宜，意旨简约扼要而容易掌握，用力少而功效多。

儒家则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君主是天下人的表率，君主倡导，臣下应和，君主先行，臣下随从。这样一来，君主劳累而臣下却得安逸。至于大道的要旨，是舍弃刚强与贪欲，去掉聪明智慧，将这些放置一边而用智术治理天下。精神过度使用就会衰竭，身体过度劳累就会疲惫，身体和精神受到扰乱，不得安宁，却想要与天地共长久，则是从未听说过的事。

……儒家以《诗》、《书》、《易》、《礼》、《春秋》、《乐》等《六艺》为法式，而《六艺》的本文和释传以千万计，几代相继不能弄通其学问，有生之年不能穷究其礼仪，所以说儒家“学说广博但殊少抓住要领，花费了力气却很少功效”。至于序列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即使百家之说也是不能改变它的……

道家讲“无为”，又说“无不为”，其实际主张容易施行，其文辞则幽深微妙，难以明白通晓。其学说以虚无为理论基础，以顺应自然为实用原则。道家认为事物没有既成不变之势，没有常存不变之形，所以能够探求万物的情理。不做超越物情的事，也不做落后物情的事，所以能够成为万物的主宰。有法而不任法以为法，要顺应时势以成其业；有度而不恃度以为度，要根据万物之形各成其度而与之相合。所以说“圣人的思想和业绩之所以不可磨灭，就在于能够顺应时势的变化。虚无是道的永恒规律，顺天应人是国君治国理民的纲要”。群臣一齐来到面前，君主应让他们各自明确自己的职分。其实际情况符合其言论名声者，叫做“端”；实际情况不符合其言论声名者，叫做“窾”。不听信“窾言”即空话，奸邪就不会产生，贤与不肖自然分清，黑白也就分明。问题在于想不想运用，只要肯运用，什么事办不成呢。这样才会合乎大道，一派混混冥冥的境界。光辉照耀天下，重又返归于无名。大凡人活着是因为有精神，而精神又寄托于形体。精神过度使用就会衰竭，形体过度劳累就会疲惫，形、神分离就会死亡。死去的人不能复生，神、形分离便不能重新结合在一起，所以圣人重视这个问题。由此看来，精神是人生命的根本，形体是生命的依托。不先安定自己的精神和身体，却侈谈“我有办法治理天下”，凭借的又是什么呢？

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和道家理论，都是中国古代的治国术，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国家意识形态。汉朝立国初年虽然是六家并存，但主流之争只有儒道两家。立国之初，汉高祖刘邦考虑到秦末以来的多年战乱，人心思定，所以选择了以黄老学说的“无为而治”为立国之本 ，推行轻徭薄赋的基本政策，使人民休养生息，发展社会经济。

汉景帝时，曾尝试过削藩集权，儒家学说相对有用，所以朝廷有过儒道两家谁是谁非之争，但因为众王联合造反，削藩失败，加之窦太后崇道，道家学说算是暂时保住了其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地位。

汉武帝刘彻在公元140年登基时，国力渐强，诸侯也纷纷坐大。他再次希望削藩诸侯以集权中央，为打击匈奴作准备。

道家思想的无为而治有利于藩王，所以汉武帝尊王攘夷的方针遭到了窦太后及以淮南王刘安为代表的保守派反对。而且刘安广纳宾客编辑的《淮南子》，收录了以黄老学说为主，除儒家学说之外的百家之言，以证明道家学说的正确性。其中一篇讲帝王术的“主术训”，还专门针对汉武帝。使得汉武帝不得不打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旗帜，以确保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获胜，否则他的帝位难保。结果当然是汉武帝获胜。

司马迁父子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儒道之争十分激烈的时代，并处于朝廷的政治漩涡之中。我们读以上这段《自序》中对儒家和道家的评价时，是否可以明显地体会到司马迁父子崇道贬儒的政治态度。

他以为“儒家学说广博但殊少抓住要领，花费了气力却很少功效，因此该学派的主张难以完全遵从。”唯一的长处是“列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这也是原本就存在，“即使百家之说也是不能改变它的。”

而“道家是依据阴阳家关于四时运行顺序之说，吸收儒墨两家之长，撮取名、法两家之精要……应用于人事，无不适宜，意旨简约扼要而容易掌握，用力少而功效多。”

换句话说，在他看来，儒家真的是一无是处，而道家是上合天地之道，下采各家之长，可以把阴阳、儒、墨、名、法什么这派那派的统统代表了，呵呵。

是的，他们的政治立场站在了武汉帝的对立面上。这也正是其人生悲剧的根本原因。下面接着介绍了司马迁的经历及创作《史记》的原因。

太史公职掌天文，不管民事。太史公有子名迁。

司马迁生于龙门，在黄河之北、龙门山之南过着耕种畜牧生活。年仅十岁便已习诵古文。二十岁开始南游江、淮地区，登会稽山，探察禹穴，观览九疑山，泛舟于沅水湘水之上；北渡汶水、泗水，在齐、鲁两地的都会研讨学问，考察孔子的遗风，在邹县、峄山行乡射之礼；困厄于鄱、薛、彭城，经过梁、楚之地回到家乡。于是司马迁出仕为郎中，奉命出使西征巴蜀以南，往南经略邛、笮、昆明，归来向朝廷复命。    这一年，天子开始举行汉朝的封禅典礼，而太史公被滞留在周南，不能参与其事，所以心中愤懑，致病将死。其子司马迁适逢出使归来，在黄河、洛水之间拜见了父亲。太史公握着司马迁的手哭着说：“我们的先祖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虞夏之世便显扬功名，职掌天文之事。后世衰落，今天会断绝在我手里吗？你继做太史，就会接续我们祖先的事业了。现在天子继承汉朝千年一统的大业，在泰山举行封禅典礼，而我不能随行，这是命啊，是命啊！我死之后，你必定要做太史；做了太史，不要忘记我想要撰写的著述啊。再说孝道始于奉养双亲，进而侍奉君主，最终在于立身扬名。扬名后世来显耀父母，这是最大的孝道。天下称道歌诵周公，说他能够论述歌颂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扬周、邵的风尚，通晓太王、王季的思虑，乃至于公刘的功业，并尊崇始祖后稷。周幽王、厉王以后，王道衰败，礼乐衰颓，孔子研究整理旧有的典籍，修复振兴被废弃破坏的礼乐，论述《诗经》、《书经》，写作《春秋》，学者至今以之为准则。自获麟以来四百余年，诸侯相互兼并，史书丢弃殆尽。如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我作为太史都未能予以论评载录，断绝了天下的修史传统，对此我甚感惶恐，你可要记在心上啊！”司马迁低下头流着眼泪说：“儿子虽然驽笨，但我会详述先人所整理的历史旧闻，不敢稍有缺漏。”    司马谈去世三年后司马迁任太史令，开始缀集历史书籍及国家收藏的档案文献。司马迁任太史令五年正当汉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汉朝的历法开始改用夏正，即以农历一月为正月，天子在明堂举行实施新历法的仪式，诸神皆受瑞纪。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汉景帝和汉武帝两朝的太史令，但因其崇道贬儒的错误站队，汉武帝在公元前110年上泰山封禅时，竟然没有带这个“职掌天文”而最应当去主持封禅仪式的太史令去，使之深感羞辱和遗憾，并在悲愤中抑郁死去。临死前，给儿子司马迁交待了写史的任务。

这段话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司马迁在父亲去世三年后继承了太史令的职位，表明即使在汉朝，即使在汉武帝的权力如日中天的时候，太史令的职位也还是世袭的，没有因为其政治态度的不一致而改变。

二是这部后来被称之为《史记》的书，不是朝廷的安排，而是他们父子自己要写的。

三是司马谈交待儿子要写的史书，是以孔子的《春秋》为标准的。

《春秋》是本什么书呢？

下文有详细的交待：

太史公说：“先人说过：‘自周公死后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死后到现在五百年，有能继承清明之世，正定《易传》，接续《春秋》，意本《诗》、《书》、《礼》、《乐》的人吗？’其用意就在于此，在于此吧！我又怎敢推辞呢。”    上大夫壶遂问：“从前孔子为什么要作《春秋》呢？”太史公说：“我听董生讲：‘周朝王道衰败废弛，孔子担任鲁国司寇，诸侯嫉害他，卿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政治主张无法实行，便褒贬评定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作为天下评判是非的标准，贬抑无道的天子，斥责为非的诸侯，声讨乱政的大夫，为使国家政事通达而已’。孔子说：‘我与其载述空洞的说教，不如举出在位者所做所为以见其是非美恶，这样就更加深切显明了。’《春秋》这部书，上阐明三王的治道，下辨别人事的纪纲，辨别嫌疑，判明是非，论定犹豫不决之事，褒善怨恶，尊重贤能，蔑视不肖，使灭亡的国家存在下去，断绝了的世系继续下去，补救衰敝之事，振兴废弛之业，这是最大的王道。《易》载述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所以在说明变化方面见长；《礼》规范人伦，所以在行事方面见长；《书》记述先王事迹，所以在政治方面见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所以在风土人情方面见长；《乐》是论述音乐立人的经典，所以在和谐方面见长；《春秋》论辨是非，所以在治人方面见长。由此可见《礼》是用来节制约束人的，《乐》是用来诱发人心平和的，《书》是来述说政事的，《诗》是用来表达情意的，《易》是用来讲变化的，《春秋》是用来论述道义的。平定乱世，使之复归正道，没有什么著作比《春秋》更切近有效。《春秋》不过数万字，而其要旨就有数千条。万物的离散聚合都在《春秋》之中。在《春秋》一书中，记载弑君事件三十六起，被灭亡的国家五十二个，诸侯出奔逃亡不能保其国家的数不胜数。考察其变乱败亡的原因，都是丢掉了作为立国立身根本的春秋大义。所以《易》中讲‘失之毫厘，差以千里。’说‘臣弑君，子弑父，并非一朝一夕的缘故，其发展渐进已是很久了’。因此，做国君的不可以不知《春秋》，否则就是谗佞之徒站在面前也看不见，*贼之臣紧跟在后面也不会发觉。做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否则就只会株守常规之事却不懂得因事制宜，遇到突发事件则不知如何灵活对待。做人君、人父若不通晓《春秋》的要义，必定会蒙受首恶之名。做人臣、人子如不通晓《春秋》要义，必定会陷于篡位杀上而被诛伐的境地，并蒙死罪之名。其实他们都认为是好事而去做，只因为不懂得《春秋》大义，而蒙受史家口诛笔伐的不实之言却不敢推卸罪名。如不明了礼义的要旨，就会弄到君不象君，臣不象臣，父不象父，子不象子的地步。君不象君，就会被臣下干犯，臣不象臣就会被诛杀，父不象父就会昏聩无道，子不象子就会忤逆不孝。这四种恶行，是天下最大的罪过。把天下最大的罪过加在他身上，也只得接受而不敢推卸。所以《春秋》这部经典是礼义根本之所在。礼是禁绝坏事于发生之前，法规施行于坏事发生之后；法施行的作用显而易见，而礼禁绝的作用却隐而难知。”    壶遂说：“孔子时候，上没有圣明君主，他处在下面又得不到任用，所以撰写《春秋》，留下一部空洞的史文来裁断礼义，当作一代帝王的法典。现在先生上遇圣明天子，下能当官供职，万事已经具备，而且全部各得其所，井然相宜，先生所要撰述的想要阐明的是什么呢？”

太史公说：“是，是啊，不不，不完全是这么回事。我听先人说过：‘伏羲最为纯厚，作《易》八卦。尧舜的强盛，《尚书》做了记载，礼乐在那时兴起。商汤周武时代的隆盛，诗人予以歌颂。《春秋》扬善贬恶，推崇夏、商、周三代盛德，褒扬周王室，并非仅仅讽刺讥斥呀’。汉朝兴建以来，至当今英明天子，获见符瑞，举行封禅大典，改订历法，变换服色，受命于上天，恩泽流布无边，海外不同习俗的国家，辗转几重翻译到中国边关来，请求进献朝见的不可胜数。臣下百官竭力颂扬天子的功德，仍不能完全表达出他们的心意。再说士贤能而不被任用，是做国君的耻辱；君主明圣而功德不能广泛传扬使大家都知道，是有关官员的罪过。况且我曾担任太史令的职务，若弃置天子圣明盛德而不予记载，埋没功臣、世家、贤大夫的功业而不予载述，违背先父的临终遗言，罪过就实在太大了。我所说的缀述旧事，整理有关人物的家世传记，并非所谓著作呀，而您拿它与《春秋》相比，那就错了。”

司马迁借别人之口明确表示了孔子写《春秋》的目的：

“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政治主张无法实行，便褒贬评定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作为天下评判是非的标准，贬抑无道的天子，斥责为非的诸侯，声讨乱政的大夫，为使国家政事通达而已。”

司马迁还怕读者听不明白，又欲盖弥彰地故意让上大夫壶遂再问一句：

“孔子时候，上没有圣明君主，他处在下面又得不到任用，所以撰写《春秋》，留下一部空洞的史文来裁断礼义，当作一代帝王的法典。现在先生上遇圣明天子，下能当官供职，万事已经具备，而且全部各得其所，井然相宜，先生所要撰述的想要阐明的是什么呢？”

司马迁父子的处境不正是与孔子一样政见难申吗？

别以为这一问一答真是司马迁在为自己辩护啊。

《太史公自序》惜墨如金，没有一字多余，这是故意越描越黑，以引起后人注意的。汉武帝当然也不是傻瓜。

于是开始论述编次所得文献和材料。到了第七年，太史公遭逢李陵之祸，被囚禁狱中。于是喟然而叹道：“这是我的罪过啊！这是我的罪过啊！身体残毁没有用了。”退而深思道：“《诗》、《书》含义隐微而言辞简约，是作者想要表达他们的心志和情绪。从前周文王被拘禁羑里，推演了《周易》；孔子遭遇陈蔡的困厄，作有《春秋》；屈原被放逐，著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才编撰了《国语》，孙子的腿受了膑刑，却论述兵法；吕不韦被贬徙蜀郡，世上才流传《吕览》；韩非被囚禁在秦国，才写有《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都是圣人贤士抒发愤懑而作的。这些人都是心中聚集郁闷忧愁，理想主张不得实现，因而追述往事，考虑未来。”于是终于下定决心记述陶唐以来直到武帝获麟那一年的历史，而始自黄帝。

什么“李陵之祸”？都是指东打西的把戏，有些事双方都不愿摆上桌面上而己。司马迁比谁都清楚，他的宫刑并不是为李陵将军说了几句好话那么简单，而是他及他正在写的《史记》犯上的原因。

那时的帝王都多少有些怕史官，怕他们及继任者会在自己的身后帖上不好的标签，所以才会借题发挥地治司马迁的重罪，让其收敛一些，而其他史官则无话可说。司马迁也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才会连写两遍：

“这是我的罪过啊，这是我的罪过啊。”

接着写道“‘……这些人都是心中聚集郁闷忧愁，理想主张不得实现，因而追述往事，考虑未来。’于是终于下定决心记述陶唐以来直到武帝获麟那一年的历史，而始自黄帝。”

他与孔子等人一样，是政治主张得不到实现，才写《史记》以表心愿的。他在后文中还写道：

……周王室已经衰落，诸侯恣意而行。孔子伤感礼乐崩废，因而追研经术，以重建王道，匡正乱世，使之返于正道，观其著述，为天下制定礼仪法度。留下《六艺》纲纪于后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李耳主张无为而治，使百姓自化于善；清静寡欲，使百姓自归于正。韩非揣度事物的实际情况，遵循事物发展的趋势和道理。作《老子韩非列传》第三。

司马迁崇道贬儒，但他却喜欢孔子的《春秋》。

为什么呢？

因为他自以为其处境与孔子相似，也希望写一部类似的作品出来。

这就是《太史公自序》想告诉我们的密码。

这个密码的秘密就在于，被我们当着正史的《史记》原本不是一部官方的档案，也不是当着一部正史写的，而是一部要表达司马迁父子自己政治观点的历史演义。

注意啊，孔子不是史官，司马迁的太史令也不是记载历史的史官，他的职责是管天象的，前文所说“太史公职掌天文，不管民事。”己经交待得很清楚了。虽然在《自序》开篇中他说“司马氏世代掌管周史”，但他们的现职却不负责写史。他说“世典周史”的原因，不过是为他们写史找的一个可以这样做的理由。如果没有一个充分的理由，他们可能是无权查阅相关资料的。当然，太史令与其它负责帝王历史的史官应当是在一个系统里办公，只要有这种“世典周史”的由头，同僚们应当会开方便之门。

既然司马迁要学《春秋》的写法，我们就有必要再简述一下《春秋》这本书。

《春秋》本是鲁国的史书。当时的各国均有类似的史书，只是名称不一而已，如晋国史书称之为《乘》，楚国称之为《梼杌》等。这些史书由各国史官负责写作，忠实地记录本国君王的言行和有关的国家大事。为了记录的真实性，往往是两个史官寸步不离君王，“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史记·晋世家》中有一则故事说：

成王年幼的时候，和叔虞开玩笑，把桐树叶削成珏的形状送给叔虞说：“用这个封你”。史官在旁记下此事，同时请成王确定吉日封叔虞。成王说：“我是跟他开玩笑的，演戏呢。”史官说：“天子没有开玩笑的话。话一出口史官就记载它，礼仪就完成它，乐章就歌唱它。”于是，成王只得把叔虞封在唐地，这就是晋国的祖先。

《史记·襄公二十五年》还有一则故事说：齐国大夫崔武子杀害了与自己的妻子棠姜私通的国君齐庄公，齐国太史就据实记下了这件事，写道：“崔杼弑其君”。崔杼一看就恼火，把这个太史拉出去就砍了头。古代的史官一般是世袭，兄死弟袭，他的弟弟接着这样写，崔武子又将他杀了。太史还有一个弟弟依然如此写，崔武子见他们宁死不屈，不畏权势，也只得作罢。再杀下去，齐国可就没有太史了啊。

从这两段故事可知，史官记《春秋》是一件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写的。而孔子从没有做过史官，既没有条件，也没有责任，更没有权利写《春秋》。但他为什么要写《春秋》，又是如何写的呢？孟子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

“现在的世界乱了套，都不按规矩出牌了。歪门邪道盛行。既有大臣把国君杀死的事发生，又有儿子杀害父亲的事。孔子害怕这种行为继续发展下去，所以就写了《春秋》这本书。”

或者说，孔子写《春秋》只不过是以鲁国原有的史书为底本进行改编。原书是鲁国的史书，记实的写法，尊重事实，事件怎么发生就怎么写。但在孔子看来，这些已经发生的事不符合周王室礼仪，孔子要将其改成依周王室礼仪应该成为的样子。譬如：楚国国君的实际地位是周王之下的“侯”，但他自称为“王”，孔子则将这个国君在书中的称呼一律改为贬称“子”。“子”是古代“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中地位较低者的称呼。又如：晋国国君晋文公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在践土大会诸侯时，曾召周天子赴会。而孔子认为臣召君有违礼仪，故将这一事件改为“天王狩于河阳”，说天子的这次行动是自己的巡视。

孔子的写《春秋》就是这样按着自己的美好意愿来改编历史的。孔子自己对这种改编也是内心不安，所以他说出了下面两句话：

“我在《春秋》中偷偷地把一些事实给改了”

“今后懂得我志向的人将是因为《春秋》这本书，而怪罪我的人也将是因为《春秋》这本书。” 

《太史公自序》我们就只讲到这里了，我们从中不难得出三点结论：

一、司马迁父子两人的政治主张是崇道贬儒，与汉武帝确定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流意识形态不合。

二、司马迁父子都是负责天象的大臣，而不是史官，其著作《史记》也只是私自编写的，并不代表官方的立场。

三、正因为司马迁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合，要想该书不被销毁，只能在叙述上作一些必要的修饰，也就是所谓的用“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司马迁也在《自序》中明确表示他的《史记》正是要学孔子的《春秋》。

有了以上认识，我们就可以去读《史记》了，就有可能读懂《史记》了。

我们来看一下司马迁是怎么学《春秋》，又是如何写《史记》，如何写老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