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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是历史上一个独特的人物，他有着自己的节操。但在他的那个时代的他却饱受侮辱，深陷舆论之中。这背后，到底是什么思想在支撑着他？ 这次我主要以《太史公自序》为材料，进行分析。 经过多年混战，汉朝建立了。众所周知，经过战乱，民生凋敝，人民谁也不想再折腾了，朝廷也不敢再折腾了。“休养生息”的政策实施了起来。朝廷运用“黄老之道”把天下治理得太平，人们安居乐业，迅速富裕了起来。大家都很喜欢汉文帝和汉景帝。如果你问当时的官员：“天下为何如此太平？”他们会说：“那是因为皇上圣明。”如果问文帝、景帝，他们会说：“无非是采纳了贤臣们的建议、运用了先人的智慧罢了。” 差不多有50年，文景之治过去了，新的皇帝谥“汉武帝”。没错，听名字就知道他喜欢生事儿。于是，人民的生活立即改变，“文景之治”时的休养生息，太平富庶结束了，税变多了，成年男子要放下锄头，赶赴边疆，在家悠闲织布养蚕的妇女瞬间变成思妇。总之，一切都变了。除了这些，汉武帝还同时打起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旗号。于是，昔日与现状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不得不使人们对以前的“黄老之治”产生依恋，对“独尊儒术”形成畏惧憎恨的心理。不过，汉武帝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可能是因为他一心想着怎样对付自己身后的那位老邻居——匈奴吧。 司马迁和汉武帝是同时代的人，他比汉武帝小11岁。他自称自己的先祖都是皇亲贵族（似乎也确实是的），历代皆为史官。年轻的他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同时游遍各地，采集民风民俗（“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同时他还参加了汉武帝举行的泰山封禅。有如此广阔的游历，司马迁自然是史官的不二之选。 和当时很多人一样，司马迁似乎也认为“文景之治”比“独尊儒术”要好，况且他的家学是道家。像汉武帝这样“劳民伤财”的人怎么能够受到他的高度赞扬？在《太史公自序》里，他把他的家学也给抖了出来，主要是他的父亲司马谈对六家（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要旨的评论，总体来说把道家说得比较完美，说道家对其他的五家要旨取长补短，互补为用。而对其它的都说得有好有坏，利弊咸陈。这应该是由于他的家学与时代背景造成的。同时，总体看来，司马谈对儒家的负面评论比较多（主劳而避逸，博学而寡要，劳而少功，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总体来说就是“没用”“不合时宜”“劳而少功”。虽说这是司马谈的观点，但也几乎同等于司马迁的了。因为司马迁如果觉得老爸的学说是错的，完全可以不写，所以既然写下来了，就说明司马迁是赞成的。同时，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还复原了一些自己和父亲的对话，十分感人。不得不说他受家学的影响很深。 于是司马迁顺利当上太史公了，他十分兴奋，踌躇满志。可以理解他是为了继承家业而激动，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而激动。不过，还有一件可能令他更为激动的一件事情，就隐藏在他和朝廷的一位大臣的对话当中。司马迁把这次对话写在了《太史公自序》中，似乎也想表达这层意思。不然的话，这个占了很大篇幅的对话似乎没什么用意。 那位朝廷大臣的官比司马迁高（至少俸禄是司马迁的好几倍），名叫壶遂，现任上大夫。 首先司马迁先发话。（这段对话应是司马迁节选的一部分，不然司马迁的第一次发言会令人感到毫无根据。）他说：“司马谈说：'自周公去后五百年而有孔子，现在又过了五百年，不应该再出现一个能续写孔子的《春秋》、能像周公一样制礼乐的圣贤吗？’这个圣贤就是我啊，天意在我啊！我怎么能够推让这一重责呢！” 面对司马迁的这种超自恋行为，壶遂问了一句：“以前孔子为何要写《春秋》？” 这句问话，似乎打开了司马迁的话闸子，他立刻涛涛不绝地讲了起来，引经据典。主要说孔子知道当时的周道颓废，诸侯雄起，自己无法再说什么仁义道德的话来挽救时局了。所以孔子写出了《春秋》，褒贬评定当时的各国大事，欲以用这样的方式将道理昭示于世人（后人）。 当司马迁酣畅淋漓地说完这些话之后。壶遂抓住了司马迁话中的一个漏洞（正因为抓到了漏洞，这才是司马迁把这段对话放在太史公自序里的原因）。壶遂问道：“在孔子的时候，孔子的上级没有称职的君主，手下没有贤能之士，所以才写了《春秋》来将礼义治世的思想宣示于后人。现在我们皇上圣明，你手下的人也很好，这还不够吗？你现在写《史记》，又是想要表明什么意思？” 这下司马迁就尴尬了，于是他只好先表示自己对这个问题十分为难，然后引经据典，表明皇上十分圣明。最后说壶遂把自己写史记比作孔子编《春秋》不恰当。于是对话就结束了，但司马迁确实有点效仿孔子编《春秋》的意思，因为他写的《史记》正好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如果司马迁最后的观点只是自己写《史记》不是讽刺黑暗的朝廷，而是所谓“述故事”而已的话，司马迁就不会把他和壶遂的对话以如此之长的篇幅写在《太史公自序》里了。我认为造成他痛恨汉武帝的原因，有他的家学影响和民风所致，也有时势在推动。同时，从他为李陵的辩护中，我们还可得知司马迁虽然痛恨汉武帝，但仍然希望有机会去拯救他（不然司马迁就不会去为李陵辩护了）。结果汉武帝使他失望了，所以他也就死了心，真真正正的写起第二本“《春秋》”来。 司马迁的一生很像孔子，由于他的家学和时势的影响，他对汉武帝产生了厌恶之情。但他毕竟生逢治世，汉武帝又是皇帝，凤凰择木而栖的资格都没有，只能试图去改变那个“木”了。所以他对汉武帝不死心，直到经历李陵之祸后，他才逐渐认清自己的使命（写《史记》）。这也大概是为什么司马迁在谈论到《春秋》的时候能说那么多感想的原因吧。 这就是司马迁思想的转变。可以得知，他的思想转变是由对汉武帝的厌恶到对汉武帝的绝望的（受宫刑后司马迁谢绝了为任安求情），可以推测，在这两者之间的过渡时候，他在纠结自己是不是和孔子一样“上不得任用”的人。他的思想是慢慢过渡的，并没有明确的节点。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的主要转变时间是在李陵之祸过后，因为他下狱的原因是进谏汉武帝，进谏汉武帝表明他那时对汉武帝是抱有一定希望的。同理，我们可以推测司马迁下狱时，是他思想转变的主要时间。 赞赏请注明篇目，以便转交“稿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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