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涛读《太史公自序》有感(2007-06-12 21:25:17)读《太史公自序》有感 一，关于此文题目的异议。 纵览《太史公自序》，全篇文章可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司马氏世系沿革及司马迁自传，此被列为《史记》列传第七十；其二是，按照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的顺序，司马迁对《史记》一书所做出的自注和提要。全文共计七千八百一十二字，这两部分内容大略平分此文。 我认为《太史公自序》似乎是只指其一，而未名其二，冠为本文题目，并不妥当。《太史公自序》应改为《太史公序略》。具体理由有三： 1，根据台湾出版的“新校本《史记》”前主编杨家骆先生写的《史记识语》，他认为《太史公自序》应该改称为“序略”，并在文中指出：“至《序略》之所以讹为《自序》者，系后人就班固《司马迁传》中“迁之自序云尔”句的妄改。 ……‘序略’之名“略”，前于迁者有《荀子·大略》、《淮南子·要略》篇，后于迁者有刘歆《七略》。该于目录而加述各篇大旨者曰‘略’”。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更加接近于事实。 2，《太史公自序》中有“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阙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第七十。”其中“序略”是司马迁自己对本篇文章的概括。 3，就其内容来看，文章迥然有异，并且之间似乎并没有紧密的逻辑关联。《太史公自序》中述一百三十篇大旨的“略”，其份量占全篇的二分之一强，因而我认为“自序”两字不足以概括全篇，冠以“序略”才名实相符。 二，解读司马迁的性格和多舛命运 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而在今日有关司马迁生平事迹的记载中，《太史公序略》和后补的《报任安书》应该是最主要和直接的材料。我将根据这两篇文章，做出对司马迁的性格和多舛命运自己的解读。 1，司马迁少年得志，却是性格孤傲 根据《太史公序略》的记载，司马氏“世典周史”，而司马迁一系则是世代为官。其父谈更是“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是当时的博学显士。因为司马迁“无兄弟之亲”（《报任安书》），是司马家的独子，所以可以想象司马迁必然承载了司马谈的殷殷重望。在其父的言传身教之下，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岁壮游祖国河山之后，司马迁“始仕为郎”，受公羊于董仲舒。汉制，博士弟子通一艺以上试高第者为郎，而高官二千石以上子弟可以荫庇为郎。而司马迁只是六百石太史令之子荫庇为郎，实属破格之举。以后司马迁很得汉武帝的信任，侍从武帝巡行郡县、祭祀五帝、东巡封禅，真可谓是少年得志。因此，司马迁对于汉武帝自是“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报任安书》） 与此同时，我们在读史时，也可以观察到司马迁性格中不善与人结交、孤傲不羁的一面。《报任安书》中提到，司马迁在破格荫庇为郎之前，虽然“少负不羁之才”，却是“长无乡曲之誉”。可见司马迁少年怀才，却并不被当时士大夫所赏识。之后为郎，司马迁更是“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少与同朝往来。其有佐证是，虽然司马迁非常赏识李陵，谓李陵有“国士之风”，但是他与李陵“俱居门下”，却是“素非相善”“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在其著述中，能与其成为朋友的，也许就只有壶遂一人而已。如此读来，日后司马迁身陷李陵案，面临“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的窘境也就不觉得奇怪了。 2，承父志，崇孔子，创新体。 元封元年（前110年），“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父谈临终遗言司马迁：“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着矣。……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谨遵父亲遗愿，是其著《史记》的动因之一。 与其父谈偏重道家、主张无为不同（《论六家要旨》），司马迁很推崇孔子、尊崇儒学。在与壶遂论道时，司马迁极其推崇《春秋》，认为这本书是“礼义之大宗”。司马迁说：“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司马迁将其论著的《史记》定位为承接孔子之《春秋》的新经典。这是司马迁心中的理想，也就成为编纂《史记》的内在驱动。司马迁的时代还是没有分离出“史学”的。《史记》是实际上是司马迁理想中的新经学，但《史记》却成为中国第一部所谓的“正史”，此下接着还有二十四史，这又是后话。 3，身毁不用，发愤著书。 汉武帝天汉三年（前98年），司马迁由于李陵案牵连下狱，惨遭腐刑，蒙受了极大的屈辱。在《太史公序略》和《报任安书》两文中，司马迁对于此悲惨遭遇耗费了大量笔墨，也就演变成了后世研读《史记》所必提的“发愤著书”说。 相信每一位读过此文的人，都会被文章中所传递出来那种司马迁“哀莫大于此心死”苍凉情绪所感染。司马迁为什么会如此悲痛，以至于“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虽然出狱后，用为中书令，被世人视为“尊宠任职”，但司马迁却认为“身直为闺閤之臣，宁得自引深藏于岩穴邪”？除了司马迁自己已在文中所作的解释，文字背后还透露出一些隐情。 我想司马迁说自己“身毁不用”，应是讲自己没有子嗣。故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遭宫刑之后，司马迁对于司马一家断后于己，深深自责，永远不能原谅自己。司马谈在临终时，拉着司马迁的手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是年，司马迁35岁（根据王国维先生《太史公行年考》的研究）。按古人婚嫁年龄估计，司马迁家应是深受无后嗣传业的苦恼。《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在反驳自己会因为“念亲戚，顾妻子”而“贪生恶死”时指出，他“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此一反问，可见因无子嗣，夫妻关系不尽融洽，而且这已为他的朋友共知，司马迁在此可不必多言。 但司马谈继而说“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父亲引用《孝经》的话，应该是为司马迁指出“著史扬名”这条道路，来实现自己的孝道。李凌案发，司马迁深陷大狱已是47岁，不选择自杀而是选择宫刑，以留残命为著《史记》。我想也是他在深思熟虑以后做出的最佳选择。日后，司马迁的《史记》传于其婿杨敞，杨敞传其子杨恽，杨恽在宣帝时向外传播，终成为影响中国二千多年的第一史书。 三，《史记》百三十篇旨略 在本文的后半篇，是关于《史记》一百三十篇的序目提要。司马迁写此段时，其本上用了四字韵语，夹叙夹议，内容不拘一格，有的是对一篇史传的内容概要，有的则是作补充，还有的是对其所撰之人特质的画龙点睛之笔。 关于司马迁书写此文的时间考证，史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症结出在，本文所述的一百三十篇旨略与《史记》各篇论赞之间的差异。例如《魏世家》中云：“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可是《序略》里面却又老调重弹，说魏王“既疑信陵，诸侯罢之，卒亡大梁，王假厮之。”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商君列传》、《晁错列传》等多篇中都有出现。总体来看，《史记》各篇论赞是更多个人情感色彩倾注其中，而此一百三十篇旨略则是更富于理性。谁先谁后自是无从可考，但是有一点就是研读司马迁的思想不能只读其一，而是应该两篇前后对照、互为补充。也许这也是司马迁的独创，乃是故意为之，意在用互见的手法处理感情和史实之间的关系。 四，结语——非常人做非常事 中国自殷代既有史馆，在其父之上定有多名太史令，而独有司马迁能立志继承孔子，做惊世之作，这是司马迁持才傲物，不欲与凡人同的独立人格的表现。司马迁是因为其性格孤傲，所以才能独创新体，论史不同于先圣，“成一家之言”，而名留青史。也是因为其性格孤傲，所以才敢独为李陵进忠言，而惨遭宫刑之辱。真可谓是成于斯，亦毁于斯！性格决定命运，此言不虚。 此文为研究生就读期间一篇作业，鄙人对传统史学所学寥寥，所著文字虽多成论，但其间也不少自己读书的一点体会。藏匿于硬盘中，不如贴在这里，许可以看到些批评指正。 读《太史公自序》有感 一，关于此文题目的异议。 纵览《太史公自序》，全篇文章可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司马氏世系沿革及司马迁自传，此被列为《史记》列传第七十；其二是，按照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的顺序，司马迁对《史记》一书所做出的自注和提要。全文共计七千八百一十二字，这两部分内容大略平分此文。 我认为《太史公自序》似乎是只指其一，而未名其二，冠为本文题目，并不妥当。《太史公自序》应改为《太史公序略》。具体理由有三： 1，根据台湾出版的“新校本《史记》”前主编杨家骆先生写的《史记识语》，他认为《太史公自序》应该改称为“序略”，并在文中指出：“至《序略》之所以讹为《自序》者，系后人就班固《司马迁传》中“迁之自序云尔”句的妄改。 ……‘序略’之名“略”，前于迁者有《荀子·大略》、《淮南子·要略》篇，后于迁者有刘歆《七略》。该于目录而加述各篇大旨者曰‘略’”。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更加接近于事实。 2，《太史公自序》中有“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阙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第七十。”其中“序略”是司马迁自己对本篇文章的概括。 3，就其内容来看，文章迥然有异，并且之间似乎并没有紧密的逻辑关联。《太史公自序》中述一百三十篇大旨的“略”，其份量占全篇的二分之一强，因而我认为“自序”两字不足以概括全篇，冠以“序略”才名实相符。 二，解读司马迁的性格和多舛命运 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而在今日有关司马迁生平事迹的记载中，《太史公序略》和后补的《报任安书》应该是最主要和直接的材料。我将根据这两篇文章，做出对司马迁的性格和多舛命运自己的解读。 1，司马迁少年得志，却是性格孤傲 根据《太史公序略》的记载，司马氏“世典周史”，而司马迁一系则是世代为官。其父谈更是“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是当时的博学显士。因为司马迁“无兄弟之亲”（《报任安书》），是司马家的独子，所以可以想象司马迁必然承载了司马谈的殷殷重望。在其父的言传身教之下，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岁壮游祖国河山之后，司马迁“始仕为郎”，受公羊于董仲舒。汉制，博士弟子通一艺以上试高第者为郎，而高官二千石以上子弟可以荫庇为郎。而司马迁只是六百石太史令之子荫庇为郎，实属破格之举。以后司马迁很得汉武帝的信任，侍从武帝巡行郡县、祭祀五帝、东巡封禅，真可谓是少年得志。因此，司马迁对于汉武帝自是“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报任安书》） 与此同时，我们在读史时，也可以观察到司马迁性格中不善与人结交、孤傲不羁的一面。《报任安书》中提到，司马迁在破格荫庇为郎之前，虽然“少负不羁之才”，却是“长无乡曲之誉”。可见司马迁少年怀才，却并不被当时士大夫所赏识。之后为郎，司马迁更是“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少与同朝往来。其有佐证是，虽然司马迁非常赏识李陵，谓李陵有“国士之风”，但是他与李陵“俱居门下”，却是“素非相善”“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在其著述中，能与其成为朋友的，也许就只有壶遂一人而已。如此读来，日后司马迁身陷李陵案，面临“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的窘境也就不觉得奇怪了。 2，承父志，崇孔子，创新体。 元封元年（前110年），“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父谈临终遗言司马迁：“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着矣。……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谨遵父亲遗愿，是其著《史记》的动因之一。 与其父谈偏重道家、主张无为不同（《论六家要旨》），司马迁很推崇孔子、尊崇儒学。在与壶遂论道时，司马迁极其推崇《春秋》，认为这本书是“礼义之大宗”。司马迁说：“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司马迁将其论著的《史记》定位为承接孔子之《春秋》的新经典。这是司马迁心中的理想，也就成为编纂《史记》的内在驱动。司马迁的时代还是没有分离出“史学”的。《史记》是实际上是司马迁理想中的新经学，但《史记》却成为中国第一部所谓的“正史”，此下接着还有二十四史，这又是后话。 3，身毁不用，发愤著书。 汉武帝天汉三年（前98年），司马迁由于李陵案牵连下狱，惨遭腐刑，蒙受了极大的屈辱。在《太史公序略》和《报任安书》两文中，司马迁对于此悲惨遭遇耗费了大量笔墨，也就演变成了后世研读《史记》所必提的“发愤著书”说。 相信每一位读过此文的人，都会被文章中所传递出来那种司马迁“哀莫大于此心死”苍凉情绪所感染。司马迁为什么会如此悲痛，以至于“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虽然出狱后，用为中书令，被世人视为“尊宠任职”，但司马迁却认为“身直为闺閤之臣，宁得自引深藏于岩穴邪”？除了司马迁自己已在文中所作的解释，文字背后还透露出一些隐情。 我想司马迁说自己“身毁不用”，应是讲自己没有子嗣。故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遭宫刑之后，司马迁对于司马一家断后于己，深深自责，永远不能原谅自己。司马谈在临终时，拉着司马迁的手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是年，司马迁35岁（根据王国维先生《太史公行年考》的研究）。按古人婚嫁年龄估计，司马迁家应是深受无后嗣传业的苦恼。《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在反驳自己会因为“念亲戚，顾妻子”而“贪生恶死”时指出，他“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此一反问，可见因无子嗣，夫妻关系不尽融洽，而且这已为他的朋友共知，司马迁在此可不必多言。 但司马谈继而说“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父亲引用《孝经》的话，应该是为司马迁指出“著史扬名”这条道路，来实现自己的孝道。李凌案发，司马迁深陷大狱已是47岁，不选择自杀而是选择宫刑，以留残命为著《史记》。我想也是他在深思熟虑以后做出的最佳选择。日后，司马迁的《史记》传于其婿杨敞，杨敞传其子杨恽，杨恽在宣帝时向外传播，终成为影响中国二千多年的第一史书。 三，《史记》百三十篇旨略 在本文的后半篇，是关于《史记》一百三十篇的序目提要。司马迁写此段时，其本上用了四字韵语，夹叙夹议，内容不拘一格，有的是对一篇史传的内容概要，有的则是作补充，还有的是对其所撰之人特质的画龙点睛之笔。 关于司马迁书写此文的时间考证，史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症结出在，本文所述的一百三十篇旨略与《史记》各篇论赞之间的差异。例如《魏世家》中云：“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可是《序略》里面却又老调重弹，说魏王“既疑信陵，诸侯罢之，卒亡大梁，王假厮之。”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商君列传》、《晁错列传》等多篇中都有出现。总体来看，《史记》各篇论赞是更多个人情感色彩倾注其中，而此一百三十篇旨略则是更富于理性。谁先谁后自是无从可考，但是有一点就是研读司马迁的思想不能只读其一，而是应该两篇前后对照、互为补充。也许这也是司马迁的独创，乃是故意为之，意在用互见的手法处理感情和史实之间的关系。 四，结语——非常人做非常事 中国自殷代既有史馆，在其父之上定有多名太史令，而独有司马迁能立志继承孔子，做惊世之作，这是司马迁持才傲物，不欲与凡人同的独立人格的表现。司马迁是因为其性格孤傲，所以才能独创新体，论史不同于先圣，“成一家之言”，而名留青史。也是因为其性格孤傲，所以才敢独为李陵进忠言，而惨遭宫刑之辱。真可谓是成于斯，亦毁于斯！性格决定命运，此言不虚。 此文为研究生就读期间一篇作业，鄙人对传统史学所学寥寥，所著文字虽多成论，但其间也不少自己读书的一点体会。藏匿于硬盘中，不如贴在这里，许可以看到些批评指正。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