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中之所以有《司马迁传》，自然是由于司马迁在西汉时期的地位举足轻重。《汉书·司马迁传》中的内容非常简略，前面几乎是照搬了《太史公自序》，后面照搬了《报任安书》，那么太史公到底有何含义？司马迁为何要将太史公放在自序之前？  汉书 《汉仪注》中的记载给后世对太史公的认识造成了极大的困扰。《汉仪注》是对西汉官制进行整理的一部著作，书中写道：“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说明这个官职是汉武帝设立的，而且是一个很高的职位，比丞相还要高，各地收集的文件先由太史公进行记录。 历史文献中有太史令，却没有太史公这个官职。而且，虽然太史令掌握着西汉时期的所有文献，但太史令的官职并不高。事实上，正式的官职一直都是太史令，司马迁和父亲司马谈都是太史令，那司马迁为何要自称太史公呢？ 太史公自序认真研读《史记·太史公自序》，可以更准确地理解何谓“太史公”，以及司马迁借太史公之名所要传达的深层含义。  司马迁画像 《史记·太史公自序》有这样的记载：“司马氏世典周史”，这说明了司马氏的出身，自周宣王起就是执掌官史的家族。司马氏在周惠王和周襄王时期迁往晋国，后来其后裔多分散到卫国、赵国、秦国。秦国的这一支，经历了秦汉的变迁之后，传到了司马谈。 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很明显是个博览群书的人，虽身处战火纷飞的年代，却仍然掌握了大量的知识。在他那个年代，很多人对诸子百家的看法都有误解，司马谈并不赞同，于是专门撰写了一篇《论六家要旨》加以解释。  墨子画像 司马迁把《论六家要旨》全篇抄录。司马谈简述儒、墨、道、法、名、阴阳六家，对各家的的优缺点进行了分析。 六家中他对道家的论述尤其多，他认为道家的理论初看之下似乎是矛盾的，要无为，又要无不为。虽然有些古怪的说法，但实际上道家的理论是很好实践的。顺应自然的变化，尽量减少人为的变化。万事皆有变动，故而道家不信形势，而能知万物之理。道家相信，不要勉强，顺势而为反而能够主宰一切，所以要根据时势来选择应该遵守的原则。  韩非子画像 不同的是，司马谈在论述道家的时候，都是肯定的，没有批判。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司马谈的价值取向，与当时的主流社会一样，也偏向于道家。 继承父亲遗志说完父亲，司马迁亲自上阵：“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太史令在当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掌天官”，也就是负责观测和整理天文历法。 但是司马迁在学术上的根基却与父亲不同，司马迁二十岁以后遍游名山大川的体验，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成长。  司马迁行游路线 “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他走南闯北，在探索历史真相的同时，也经历了现实的挑战。在这段时间里，他看到的东西和他的想法，已经和那些没有类似经历的人截然不同。 从巴蜀归来，他遭遇了人生巨变，那就是父亲的过世。汉武帝第一次到泰山封禅，司马谈未能陪同，这让他深受打击，身患重病。  孔子画像 司马迁回到家中，父亲对他交代遗言：自周以来，司马家世世代代都是太史。早在虞夏时期就开始执掌天文历法。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家族传统断绝，我死后你要继续做太史。皇帝泰山封禅，我却不能参加，这就是命！你不要忘了我未完成的事业。 接着，司马谈继续说：孔子作《春秋》已有四百多年了。乱世之中没有《春秋》这样的历史记载。现在，大汉昌盛，海内一统，人才辈出，我身为太史却来不及记载，以致其功绩被埋没，修史的传统中断了。你要完成我未竟的职责。  春秋 于是，司马迁郑重地保证：“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意思是我虽然能力有限，但我会尽最大的努力，把所有先人的事迹记载下来。 司马迁的志向司马迁作《史记》，既有深厚的父子之情，又有强烈的家族传统所赋予的使命感。 汉武帝改元太初，在这一年制定了新的历法，即太初历，给人一种万物初始的感觉。 司马迁立下了志愿：“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攘焉！”  春秋左传注疏 司马迁的志向就体现在太史公这个称呼上。他对自己的认识并不是来自于朝廷的官职，而是更高层次的太史公，这就是他选择承担的使命，孔子去世已经四五百年了，需要有人继承他的衣钵并发扬光大了。 司马迁认为知识的运用分不同的情况，在乱世之中，拨乱反正需要的就是《春秋》。这也解释了孔子为何要在已有经书之外又作《春秋》，孔子这样做是要用具体的人事来说明，什么是普遍的、恒常的政治秩序，也就是所谓的“王事”。为了实现“以达王事”这个目标，《春秋》所采用的方法是：“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孔子的时代从皇帝、诸侯到大夫，都没有遵循“王事”的原则，引发了一系列的灾祸。《春秋》将这些灾祸详细地罗列了一遍，用最简洁的方式将数千条经验总结在一起，让人引起警惕。  春秋公羊传 可司马迁又继续写到：“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先肯定《春秋》，然后又否认他所作的事情与《春秋》有关系，这是为什么？这是一种无奈的表现，他认为自己写《史记》的重点不在于吹捧明主贤君，而在于他所说的“继《春秋》”。换句话说，孔子去世几百年后，他要用他的《史记》秉承《春秋》的精神，“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彰显“王事”的原则。  春秋左传 以此为标准来看，汉武帝不会是明主贤君，可是他怎么能在汉武帝时期，明言要用“王事”来“贬天子”呢？因此，他只能采取迂回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既要宣扬《春秋》的大义，又要否认与《春秋》的关系。 司马迁的坚持《史记·太史公自序》的结尾写道：“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他甚至计算出了全书的字数，并且强调是太史公书。意思是作者并不仅仅是生活在汉武帝时期的司马迁，同时也是司马迁肩负着太史公的理想，对历史的追寻和传承而作。 此时，他已不再是太史令了。被李陵投降匈奴事件牵连，他被关进大牢，接受了宫刑。他唯一苟活的动力，就是要把《史记》写完。经过一系列的屈辱，他已经不是当初的太史令了，而是肩负历史使命，不得不忍辱负重的太史公。  汉武帝画像 中国人习以为常地认为，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而中国人、中国文化，都与历史息息相关。但是，中国人与历史的密切联系是有深刻原因的。 周朝的封建制度是重要的催化剂，它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产生一种对历史经验极为重视的习惯，不过，这个习惯在司马迁这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战国策 在《史记》以前，《战国策》中记载了不少战国时期的故事，但从本质上来说《战国策》并不是一部史书，更像是一本可以让人学习的教材。《韩非子》、《吕氏春秋》中也有大量的历史故事，只不过前者是用历史故事来说明法家的理论，而后者则是用历史故事来论证整合的世界观。 司马迁的最大贡献，是使历史不再是其他知识理论的附属工具。他很明白，以这样的态度去书写历史，在当时的情况下会带来危险，但仍然坚持立场。 司马迁的苦衷老友任安写了一封信指责他：你如今影响力很大，有义务向皇帝提出忠告，特别是在用人方面，皇帝周围总是有一些无能或品行有问题的人，相比之下，你所认识的有能力、有道德的人，都不受陛下的赏识，这说明你没有尽到举荐的职责。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回复道：你要我举荐人才，以为我不明事理，堕入俗流。我并不是你说的那样，我之所以会被你误解，是因为我现在受了宫刑，被人看不起，把人介绍给皇帝，不但没有好处，还会给他带来麻烦。你在外界所见的'宠爱’，和我的经历相差甚远。我的痛苦又有谁能明白？ 报任安书 司马迁的回信写于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距离任安来信已过去两年。为什么这么久才回信？因为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任安了。 那年，巫蛊之祸爆发，任安也卷入其中。任安没有立刻出兵平叛而被牵连。汉武帝认为，任安见出现战乱之事，想坐观成败，看谁取胜就归附谁，对朝廷怀有二心，不能轻饶。 任安被判处死刑。冬季将至，司马迁还要跟着汉武帝前往上雍，等他返回长安时，恐怕任安早已不在人世。如果真是如此，老友将永远无法体会司马迁的无奈，直到临终都认为他是如此不堪之人。因此，司马迁不得不写信，以求在任安临终之前，表达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 不堪与屈辱导致司马迁受辱的关键人物，就是李广之孙李陵。 李陵率领不到五千人的军队，深入匈奴腹地，直逼单于的地盘。李广孤身一人面对猛虎都无所畏惧，李陵更是丝毫不惧兵力的不足，率领汉军与单于的军队激战了十多天，给匈奴造成了巨大的伤亡。 李广射石图 李陵令匈奴大为震惊，于是匈奴调兵遣将前来应对。在箭矢耗尽，退无可退的情况下，还是没有等到援军。尽管伤亡惨重，但李陵一声令下，剩下的将士们还是顽强地站了起来。李陵和他爷爷一样，永远都是和战士并肩作战的。 如此人物战败投降倒也情有可原。于是司马迁为李陵说情，但这件事让汉武帝勃然大怒，司马迁不得不承受最严酷的刑罚。司马迁一腔忠心，却落得如此下场。由于家中无钱赎身，平日里结交的好友也无一人肯替他说话。 李广墓 在外人看来，他是因为受了宫刑，才能在朝中亲近皇上，才会有这么大的权势和好处！任安还“以古贤臣之义”斥责他，这让司马迁情何以堪！ 任安认为司马迁得志了。司马迁伺候这样的帝王，是何等的可怕和痛苦，又如何能够得志？任安难道不知道汉武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更何况，司马迁只是替李陵说了几句好话，就已经让他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他又怎么能如任安所期望的推荐人才给皇上呢？ 太史公千古留名司马迁是重视气节的人，却能忍受最无尊严屈辱。他要让任安明白，这样的选择有多残忍，他想让任安设身处地地思考一下，他为什么要活下去？难道只是害怕死亡？难道是想要得到皇帝的宠爱？ 史记 必然不是，苟活是为了《史记》。尽管他在自序中说这是父亲的遗志，但他主动肩负的使命已经远超司马谈的期望了。即便是遭遇李陵之劫前，他就已经把这个使命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他所要做的，就是从有记载的历史开始一直写到现在，列举出很多人不知道或已经忘记的事情。全书结构清晰，分为五大类，共一百三十篇。正因如此，他才能默默忍受最屈辱的宫刑，如果李陵案发时他的作品已经完成，那么他会毫不犹豫地去死。 司马迁祠 但这种事情，他怎么可能告诉别人？又有谁能明白？他们看到的是一个胆小鬼，宁愿忍受最大的屈辱也要苟活的人。 这是多么伟岸的人格！他很清楚自己是为什么而活着的，他为自己设定了一个超越现实的梦想，并愿意付出一切代价。虽然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磨难，但他依旧坚持着自己的信念，完成了这部著作。更让人惊讶的是，他达到了自己的终极目标，那就是用历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这三句话成为中国史学的精神支柱，成为后人难以企及的伟大标准。 史记 “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正如太史公所言，此只可为智者道，不可为俗人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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