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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自序》是《史记》的总结性文章。这篇文章原来有两个互相竞争的题目，《史记 集解》题目是《太史公自序》，《史记索隐》题目是《太史公自序传》。我以为两个题目考虑的角度不同：《太史公自序》表示这是全书一百三十篇的总结，《太史公自序传》表示这是七十列传的最后人物。两个题目竞争的结果，是《太史公自序》胜出，更强调它是全书的总结，而不是列传的结束。虽然《太史公自序》题目已经确定，这篇文章还是包含了两个内容，一是总结《史记》这本书，一是总结自己这个人，两个内容合一成为本文。 这篇《太史公自序》，追溯了民族的历史，家族的源流，政治的变迁，文化的辨析，融自 己的遭遇和志向于一炉，是一篇大文章。根据我对中华学术的理解，我想尝试性地下一个 断语，《史记》是总结先秦古学的集大成著作。以此来划出时代，《史记》以前都是古学，《史记》以后都是今学。《史记》是后代人理解先秦古学的阶梯，当然通过以后，这个阶梯也可以撤除。 《史记》作为一部贯通古今的大著作，必须对当时各种思想有总体的认识。写历史书整 理古今发生的事情，如何整理就必然脱离不了思想。这个总体认识是《史记》的思想核心，借用佛教的术语，也可以称为判教。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学者根据传承的经论，按照各自体悟的境界，把佛教内容分为若干时或者若干类，在其中安立自宗的位置，并且提供修行的进路，这就是所谓判教。《太史公自序》分判了当时的所有学问，是一篇富于思想性的文献。 “自序”的“序”，有的版本也写成“叙”。在古代“序”和“叙”是相通的，班固《汉书》模仿《史记》，把全书最后一篇称为《叙传》。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有云：“《尔雅》云：‘序，绪也。’字亦作叙。言其善叙事理，次第有序，若丝之绪也。”在整部著作完成以后，通常总要写一篇序，理顺全书各部分的关系，它的标志就是排列好目次。 这篇《自序》，同时也是司马迁的自传。篇名中省略了“传”，突出了对本书的意义， 减弱了对本人的意义。在思想性上，先秦能够和此篇比拟的是《庄子·天下篇》，当然 《天下篇》还要更精彩些。《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全文抄录了这篇文章，加上了 一篇《报任安书》。“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就是《报任安书》中的话。名言流传，激励后代人认真对待生命，做出自己的抉择。 就文学而言，序的文体始于《序卦传》、《诗大序》。自序的文体始于屈原《离骚》，启 发过司马相如，以司马迁为最有成就，此后的变化又有扬雄、班固（刘知己《史通·序 传》）。过去我讲第一百二十九篇《货殖列传》，中心是经济。这次讲第一百三十篇《自 序》，中心是政治、哲学和文化。《史记》是开创性的大著作，司马迁的志向不仅是写一 部历史书，而是模仿经或拟经，实际达到的地位是子。因此《史记》可以看成诸子类的 哲学著作，而不仅仅是史学著作。如果读《史记》只注意其历史作用而忽视其思想作 用，多多少少会形成一种遮蔽。 为什么是拟经？ 《汉书·艺文志》将《史记》列于春秋家，当时著录的书名是“《太史 公》百三十篇”。司马迁本人用的书名是《太史公书》，他不知道自己的书后来被叫作 《史记》。《史记》作为专书的名称出于后人，最早由《汉书·五行志》提及，以后为《后汉书·班彪传》采用。在《史记》中“史记”一词出现十四次，全部指古代官史之书，而不是自己的著作（李纪祥《<太史公书>由“子”之“史”考》）。《汉书》、《后汉书》以后，《史记》才作为专称逐渐流行开来，在《隋书·经籍志》中得到了肯定。我们现在用《史记》的书名，代表了二十四史之首。用《太史公书》的书名，可以理解它的思想史意义。 1.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 开篇发生的是一件大事情。《史记》的古史观来自《易经》，出于《系辞下》第二章： “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 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 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庖犧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庖犧氏、神农氏的事情发生在本文之前，还没有和《史记》相接。 庖犧氏也就是伏羲氏，伏羲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可以作为中国古史的开始。为什么？ 在这个时候，天地间有个人站立了出来，从生存的重压下透过气，抬眼看看天地和自己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所谓人之为人，这才真正地得以显现。在伏羲氏之前，古代传说中还有燧人氏，燧人氏钻木取火，还是处于和自然抗争的谋生层面。而到了伏羲氏的仰观俯察，人才有了精力和兴趣研究天地和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在古希腊这就是哲学的开端，所谓哲学的开端来源于惊奇（ 柏拉图《泰阿泰德》155d，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982b11-12）。在此以前，人和其他动物还混然难分，而直到有了这样的惊奇，人和其他动物才判然有别。所以从《易经》看来，人的本质及其自我实现，就是成为哲学人或者是知识人。人的追求幸福，到最后必然到达精神层面，那才是人之为人的定义。伏羲氏的时候还是畜牧社会，他用了一套特殊符号来沟通天地内外，以此了解自然，了解自己。这就是《易经》的起源，跟西方的数学有同有异。伏羲的符号是用来理解整体的，真的理解了，符号也可以不要。 伏羲氏以后就是神农氏，主要发生了两件事情，一是农业社会的建立，二是市场的出现。这两件事情影响深远，其中存在的问题，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参阅拙稿“《史记·货殖列传》讲记”）。 伏羲氏、神农氏以后是黄帝，成为了《史记》的开端。《系辞下》又说：“神农氏没， 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右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黄帝、尧、舜继承伏羲、神农，前半段属于自然科学，“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阴变阳为变，阳变阴为化，不断地作出调整改进，使老百姓感到新奇，获得安居乐业。“《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一个生产方式用到底了，一种体制的能量消耗尽了，就应该变通以开创出新局面。后半段属于社会科学，“垂衣裳而天下治”，就是制订礼仪，分出君臣尊卑上下的秩序，建立一个政治社会。中国传统的道家和儒家，其实很容易分辨，根源就在于此。在黄帝、尧、舜系列中，从黄帝这条路线引申出来的就是道家，从尧、舜这条路线引申出来的就是儒家。道家截取的是头上一段，儒家截取的是尾上一段，好的道家顾了头还要顾尾，好的儒家顾了尾还要顾头。当然还要上追经济上的 神农，以及哲学上探索真相、追求幸福的伏羲。 这就是《史记》记载历史的开端，从这里一刀切下来，全书开始于《五帝本纪》。在此之前，神话和历史基本没有分别，《五帝本纪·赞》：“百家言黄帝，其言不雅驯，荐绅 先生难言之。”黄帝的神话色彩还是很浓，关于他有着种种传说，当时人都相信是真 的。后来理性渐渐发展了，就当成神话看了。炎黄子孙祭祀黄帝，尽管可以对着空的 石碑行礼如仪，但是当时的象和现在的象已经不同了。《五帝本纪》开始于黄帝，结束 于尧、舜，中间还有《易经》没有提到的颛顼和帝喾，定位一点点清楚了。 颛顼是黄帝的孙子，于五帝中位居第二，在古代社会中非常有名。屈原自称为他的后代，《离骚》第一句“帝高阳之苗裔兮”，高阳就是颛顼。根据《秦本纪》，秦也自称为 颛顼的后代。颛顼的年代对《史记》来说也非常遥远，“昔在颛顼”，就是向远古的追 溯。《史记》对于我们好像是古代，其实《史记》和颛顼之间的社会状况，其差别不小于 《史记》和现在之间的社会状况。神话中有着历史的因子，从黄帝发展到尧、舜，神话 色彩越来越少，真实成分越来越强，尽管尧、舜还是有着神话色彩。以下的记载半神 话半真实，发生的是一件大事情。 “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这就是司马迁所谓的“天人之际”，也就是政 治社会成立的关键，后来历史上称为“绝地天通”。在此以前，人和天地不分，人和神以 及动物也不分，所以神话和历史也不分。“命”就是命令，意味着掌握话语权或解释 权。汉字“君”从尹口，尹为治事，口发号令，我说话你们记录，这就是权力的宣示（英语dictatorship，追溯其词源，也有指令、口授或听写的意思）。在某种程度上，“命”还能替换成现代说法“制订规则”，或者“制订游戏规则”，虽然柔和好听，实质内容并没有变。如果推广得远一些，甚至还可以换一个光明正大的词，那就是所谓“立法”。老子讲“名可名，非常名”，这些词彼此分割，渐渐遮蔽，然而相互之间还是可以互通声气。颛顼命令重、黎两个人，一个管住了天，一个管住了地。发布者垄断了普通人跟天地交流的权利，一定要通过他这个天子来代表，对老百姓来说是代表天地，对天地来说是代表老百姓，王的地位就显出来了。原始社会过去有巫师，普通人也可以和天地交流，至此民间的权利全部丧失，只留下两个人是合法的。颛顼把这两个人判为合法，那么同时就是判其他人不合法，规则于是就制订出来了。 重和黎是传说中的人物，完成了绝地天通这件大事，是后来羲、和两氏的祖先。《尚书·吕刑》：“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绝地天通以后，因为上天梯断掉了，人的思想发生了大变化。《孔传》认为重就是羲，黎就是和，“尧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时之官，使人神不扰，各得其序”。从古代原始社会到文明社会的过渡中，这其实是对文明进程的肯定，人归人，神归神，两路分了开来。《国语·楚语下》：“昭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寔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楚昭王看到《周书》（《吕刑》属于《周书》）的“绝地天通”，已经不理解了，于是去问大夫观射 父。他看到的是字面意思，如果没有绝地通天，难道老百姓真能升到天上去吗。观射父 回答说：“非此之谓也。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 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 觋，在女曰巫。”原始社会中有一些特殊的人，实际上就是巫，由他们来沟通神明，社 会秩序得到了稳定。“精爽不携贰”，精神特别集中，思想不开小差，也是职业的要求。 此后“九黎乱德，民神杂扰”，颛顼不得不作了整顿，垄断了巫的职业，那就是所谓绝地天通。巫史相通是史官的来源，巫就是天，史就是人。巫预测未来，史记录过去，巫史 是同一件事的两方面。古代神话包含了很多当时人的心理事实，由上古成为中古，由 巫而史，神话就过渡到了历史。 2.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 唐就是唐尧，传说尧封于唐，在今河北唐县。虞就是虞舜，舜封于虞，在今陕西平陆县。“绍重黎之后”，绍就是继承。颛顼命重、黎掌管天地以后，曾经中断了一段时间。唐虞继承颛顼，让重、黎的后代羲、和再来负责这件事。从尧、舜以后直到夏、商，每一代都没有缺少过。“使复典之”，就是重新整顿，再操旧业。“世序”，世世代代研究整理。重、黎以后因为一度中断，那么民间还有些生路。“世序”以后，管理不再缺位，政治社会就完全成立了。 3.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 颛顼时重、黎，尧、舜时的羲、和，都还是半神半人，以后神话色彩渐渐消失，一点点出来人的形象。程伯休甫是重、黎的后人。程是国名，在陕西省咸阳市。伯是爵位名，公、侯、伯、子、男中的伯爵。他本人的名字是休甫。根据《索隐》引《左传》的考证，休 甫是黎氏之后，只是重、黎中的一支。但是重不出场就好像没有力量似的，所以加上 重给自己贴贴金， 这可能是古代的一种修辞手法。这个家族的焦点逐渐清晰，关键人 物是程伯休甫。这真是一个变来变去的大时代，容易引起人的身世之感。 一直到了周宣王时，家族中有人犯了错误，权位被取消，成为了司马氏。周宣王的时代很确切了，就是《大雅·抑》的时代，完完全全靠得住。司马氏不知道是怎样的官，非常可能跟马有关，《周礼》以大司马为夏官之长， 所以也可能是军事上的职务。重、黎“世序天地”，管的是当时最高的层次，到了司马氏地位降低了。用印度的种姓来比喻，就是从婆罗门变成了刹帝利。“司马氏世典周史”，古时候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汉书·艺文志》）。以后综合《尚书》和《春秋》之长，就形 成了《史记》。 4. 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 周惠王（前676－前652 在位）、周襄王（前651－前619 在位）的时候，国家接连发生了好几场动乱。司马氏离开周到了晋，这个贵族世家一代代处于衰落之中。起先贵为大臣，然后官做得渐渐小了。后来连中央也待不住，就到地方上去了。 5. 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 晋文公的时候设立了上、中、下三军，随会后来成为中军的主将。当时主政的人是赵盾，晋襄公死了，他派人去秦国迎接当人质的公子雍继位，公子雍是晋襄公之弟。然而在队伍出发后，赵盾又改变了主意，拥立了公子夷皋，公子夷皋是晋襄公之子。秦国用军队护送公子雍，赵盾发兵阻拦。随会本来是派去迎接的使者，在混乱中逃往了秦国。发生了这场意外，随会后来又经过魏回到了晋，但是同去的司马氏却回不来了。 随会奔秦是不可预料的事件，这件事改变了司马氏家族的轨迹。主将投靠了敌国，他身边的司马氏也没有办法。他们内心不一定想叛晋，但是回来难免还要经历审查之类，所以索性不回来了。司马氏进入少梁，少梁属秦国，在陕西韩城县。古代这里是梁国，秦灭后改名少梁，后来再改名为夏阳。这就是司马迁一族本支的流动，从几代人来看就是变来变去的。好像从来都不动的，后来就动了。三十年，五十年，三百年，如果时间放长，变化大得不得了，历史的因果真是难说的很。 6. 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 司马氏在晋的这一支，经过这场变乱，走的走了，留下的人有通外的嫌疑，日子大概也不会太好过。于是也就分散开了，有些去了卫国，有些去了赵国，有些去了秦国。这就是大时代中一个家族的命运，一群人分分合合，各奔前程。在司马迁的大手笔之下，线索一点也不乱。 7. 其在卫者，相中山。 在卫国的那一支中，有个人当了中山的相。中山在赵国的旁边，后来给赵国消灭了。每一条支系都有一个亮点，要给司马迁挑选出来，不容易。时代无穷的淘汰，除了极少数出类拔萃的人，没有谁能够留得下来。这个人在当时算大官了吧，如果不是因为《集解》引徐广指出他是司马喜（《考证》作司马熹），那就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这一系中应该还有其他人，但是都不谈了，捡一个官做得最大的人提一下，也就是一笔带过。道家从时间上看问题，没有什么人特别了不起。在空间上看上去显赫一时的人，过不了几年就没有人再记得。这一系中多少值得骄傲的就是这个人，剩下的人全部抹去成为了背景。所以梁启超说二十四史不过是帝王将相的家谱（《中国史界革命案》），其他人仿佛没有存在过似的。要成为像《史记》作者这样伟大的人，真是不容易。要多多少少留得下来，脱离不了三条途径，立德、立功、立言（语出《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要把自己DNA 的印迹在历史上稍微留一点下来，非得作出非常突出的成就不可。这个竞争非常残酷，时间是最公正的审判官，一点都不会冤枉人。 8. 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聩其后也。 相中山为文，在赵传剑为武。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或许跟赵地彪悍的民风有关。《庄子》中有一篇《说剑》，地点也在赵国。传授剑术需要三个条件，第一是剑，兵器首先要精良。春秋战国时代，冶金已相当发达，现在出土有青铜剑，所谓“吴王金戈越王剑”，决非虚言。第二是人，涉及使剑者的胆气，这其实无法勉强。荆轲刺秦王，已经得到了好剑，随从的人是秦舞阳。秦舞阳年轻时就杀过人，但是走进秦始皇的宫殿，这样的人腿还是软。每个地方都有它的气场，荆轲根本不受大场面影响，秦舞阳的胆气却不足了。《东周列国志》讨论有几种不同的勇。一种是血勇，怒则面赤，这是最低一等；一种是脉勇，怒则面青，这是较高的一等；一种是骨勇，怒则面白，这是更高一等。而荆轲是神勇，这是最高一等，他喜怒不形，辞语从容，和颜悦色（第一百六回，参见第一百七回）。 荆轲还是没有刺死秦始皇，因为他缺少了第三条件，剑术不够高，没有跟以传剑论显的高人学过。《刺客列传》记载，鲁句践听到荆轲刺秦王失败，在私底下说：“嗟乎，惜哉！ 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没有得到刺剑之术的教授，单凭有胆气还远远不够。过去的读书人向往“书剑飘零”，研究剑术靠“论”靠“讲”，武学中最重要的却是文。 在武侠小说《笑傲江湖》中，我最喜欢的是第十回《传剑》，在我看来是神来之笔，几乎句句都是对的。文学上这些大天才，完完全全忠实于自己的感觉，写起来出神入化，也不知道感通了什么。《传剑》中风清扬教令狐冲的这套剑术，完全是哲学的境界。独孤九剑就是剑术中的《易经》，里边的内容就是判教，剑术的精要就是学术的精要，分析下来一个字都不错。《红楼梦》也是这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声口，你、我、他、你们、我们、他们、咱们这些词，都有着言外之意，变化纷繁复杂，令人眼花缭乱，却一个字也不错乱。 9..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 《战国策·秦策》中，有一篇《司马错论伐蜀》，后来选入了《古文观止》。司马错跟张仪争论，伐蜀和伐韩的利弊。秦王说，那就由你带兵吧，于是他就领军平了蜀。让你带兵打仗，你就带兵打仗，可见司马错确实有军事才能，决非徒逞口舌之辈。他是入少梁一支的后人，将就是为将，带领军队。陕西和四川之间一直有交通，这条路大概很难走，一九八五年我和同学一起进九寨沟，就是从陕西方向过去的，路途上非常辛苦，颠簸了一整天才到。 10..错孙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阳。 司马错的孙子，又成为秦国大将白起的部下。这个司马靳地位不够高，只能放在名人旁边显一显。 11. 靳与武安君阬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 长平之役，当时坑杀了四十万人，还有一种讲法是四十五万。赵国方面主持军务的人是谁呢，就是纸上谈兵的赵括。廉颇老成持重，在他的防守下，秦军无机可乘，只能使用离间计，说老头子如何保守，我们害怕的是年轻人。赵王昏聩，看见赵括说话头头是道，就把部队交给了他，导致了崩溃式大败。白起在取得军事胜利以后，因为怕造反，把投降的人都杀了。这在战争中可以作为震慑，用来摧垮反抗者的意志。然而中国历来有规矩，“杀降不祥”（参见《高祖本纪》，又《李将军列传》），滥杀无辜者，终究没有好下场。回去以后，秦王看到浑身冒着杀气的人，也会感到威胁，于是找借口把白起也杀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参见《越世家》，又《淮阴侯列传》），历来如此。战争的时候兵气越强越好，一旦克服了对外的敌人，锋芒要一点点收拾干净。 12. 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当始皇之时。 司马靳的孙子司马昌不再参与军事行动，也可能是感到害怕了。从事政治、军事风险太大，还是从事经济赚钱来得实在。当时主要的经济命脉，一个是盐，一个是铁，所以后来有《盐铁论》。 程伯休甫以下家族的变化，焦点一点一点地清晰。其中有文有武，有政治、有军事、有经济。这些都是司马迁血脉里极其隐秘的信息，从中可以体验到真实的能量。它们都是成为良史的必要知识准备，这儿吸收一点营养，那儿吸收一点营养，这样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结构，其文字有相当的抗衡力量。这样的知识吸收得多了，内在的底气会有所两样。 13. 蒯聩玄孙卬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 蒯聩就是在赵国论剑的那个人，其后代又变化了。武信君是陈胜、吴广的主要将领武臣。在赵国的一支有人接上了这条线，所谓历史就是一条条线接起来，《论语》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尧曰》）。族有族谱，家有家法，完全是活生生的脉的传 承，含有种种层次的信息。这个族谱我估计是真的，司马迁流露出来的骄傲，非常动人。“徇朝歌”，就是带了一群兵到那边安抚经略。他担任朝歌军分区的司令，然后就称 王了。朝歌原来是殷的首都，在今河南省淇县，当时已经败落了。 14. 诸侯之相王，王卬于殷。 反正上边也没有人管，大家一窝蜂地相继自封为王。这个王跟春秋以前的作为天子的王，根本不能同日而语。司马卬虽然只管辖小地方，也可以封一个王，自己得意得意，“有枪就是草头王”。好像隋末农民大起义，“十八路反王，六十四处烟尘”。 15. 汉之伐楚，卬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 这个人相当识时务，他没有不自量力的野心，一定要由自己来统一天下。看到真有大势力的人出来，他马上归顺接受改编，于是朝歌就成了河内郡。他归汉以后，也可能继续从军伐楚，以后或许可以封个侯。 16. 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市长。 那支笔流宕开去，再返回过来，司马迁的本支在秦国。昌生了无泽，也从另一条路归于汉，局面由战乱渐渐到统一。所谓市从交易而来， 在交易中渐渐固定的场所就是市。“市长”是一个市的首长，长安有四个市，好比四个农贸集散地，他在其中维持秩序。在汉代的官职中，主管大县的叫县令，主管小县的叫县长，主管大市的叫市令，主管小市的叫市长。当时县要比市大，所以这个市长不能等同于现在的市长。后来在东汉末年，《参同契》作者之一淳于叔通就当过洛阳市长，后来看到朝廷的形势不对，有甲兵之象，就回乡归隐了。 17. 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 无泽生了喜，喜为五大夫。死了以后，这些人都葬在高门。高门在今陕西韩城县西南。狐死首丘，这一支本宗的人都葬于此地。 18 .喜生谈，谈为太史公。 喜生了司马谈，谈在汉为太史公，就是司马迁的父亲。太史公不是当时正式的官名，正式的官名应该是太史令。根据后来的考证，太史令在汉代主管的是天文，而不是历史。一个是政治社会的建立，一个是家族变迁的历史，司马迁整理了家世，检查我从哪里而来，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几千年大时代中家族的变迁，其脉络完全清楚了。这样一点点铺垫下来， 最后隆重推出了父亲司马谈。History 一词，在古希腊原义就是探索事物的真相，不是死板的材料堆积，而是研究其来龙去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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