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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的著述特点是以编纂为主，先秦部分尤其如此，正是由于这一特点，叶适讥之“尽取诸书而合之耳，如刻偶人”。然而《史记》并非简单的资料汇编，其中穿串材料的是司马迁的作史思想。梁启超对此评价甚高，他说：“略以现存之几部古史观之，大抵为片断的杂记，或顺按年月纂录。其自出机杼，加以一番组织，先定全书规模，然后驾驭去取各种资料者，盖未之前有；有之，自迁书始”。所言极是，《史记》是伟大创造，故而材料的取舍运用，在太史公笔下都别有深意。  司马迁时代，天人感应学说兴起，神化帝王受命的感生神话泛滥开来，谶纬学家们大肆渲染远古感生神话，为统治者涂抹神异的灵光。如《帝王世纪》曰：“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照郊野，感附宝，孕二十五月，生黄帝于寿丘”；《诗含神雾》曰：“大电绕枢照郊野，感附宝，生黄帝。” 《史记正义》曰：“母曰附宝，之祁野，见大电绕北斗枢星，感而怀孕，二十四月而生黄帝於寿丘。”虽然这些记载晚于《史记》，但圣王感生神话早已流播民间，且弥漫于两汉虚妄的空气中。司马迁视其为不“雅驯”，未采入《五帝本纪》。对于当时知识界已达成共识的圣人观象制器说，司马迁同样持怀疑态度。魏元旷《史记达旨》说：“《五帝本纪》虽始黄帝，然《自序》则曰：'卒述陶唐以来'，明唐虞之前虽有述不足信。不足信何必述之？史者纪载之书，文字者纪载之权舆，黄帝始创文字，故以托始。”此说颇有附会之嫌。观黄帝本传及颛顼、帝喾、尧、舜本传，未有一字言及始创文字或其他观象制器之类的物事。观象制器的故事是战国诸子探寻文物来源的通说。  《周易·系辞传》曰：“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圣人观象制器说沸沸扬扬，其中黄帝制器用的故事不乏其数。《礼记·祭法》曰：“黄帝正名百物”。孔疏云：“上虽有百物，而未有名，黄帝以物作名，正名其体也。”《太平御览》卷七七二引《释名》云：“黄帝造车，故号轩辕氏。”《世本·作篇》云：“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更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后益作占岁，沮诵、苍颉作书”等等。但司马迁认为托始不足信，因而不予采录。然而有意思的是，关于黄帝的神话又见于《史记》别处，如《封禅书》：  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其弓与胡髯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 黄帝神话在秦汉方士活跃的空气中，已颇具仙化特征。太史公于《封禅书》的记载，其实是对皇帝们痴迷于求仙的批判性历史审视。颛顼绝地天通的神话是颛顼神话最重要的部分，太史公却未采入《五帝本纪》，而在《自序》中予以记载：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 太史公这里不过是借以宣扬他血统的高贵和家世的不凡，有故意宠神其祖之嫌。这是自汉以来中国人热衷于光宗耀祖的情结的反映，太史公亦未能免俗。此外，与禹相关的神话，《史记》采入了《孔子世家》： 吴伐越，堕会稽，得骨节专车。吴使使问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群神于会稽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节专车，此为大矣。  孔子肆意言怪还有诸如：“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问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闻，羊也。丘闻之，木石之怪夔，罔阆；水之怪龙，罔象；土之怪墳羊。”“叔孙氏车子鉏商获兽，以为不祥。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以及孔子言僬侥氏及肃慎之矢等等。孔子极言其怪，与儒者盛传的“子不语怪力乱神”形成了矛盾。春秋是一个怀疑与觉醒的时代，蒙昧与文明的冲撞使理性精神得以张扬，人们开始对远古神话产生质疑，而原始思维的遗迹同样使这个时代蒙上一层神秘面纱。孔子恰是彷徨于这样一个过渡时期的人物，他的思想也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太史公的记载是对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人物的真实反映，而后来儒家对孔子十足理性色彩的缘饰反倒是不真实的。  令人深思的是，《史记》关于五帝的这些重要神话均未采入五帝本传。《五帝本纪》赞曰：“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并因此提出“择其言尤雅者”的选择标准。显然，司马迁认为未采入本传的五帝神话传说都是不“雅驯”的。《史记》对五帝的描述剥落了原始神话神秘的面纱，五帝终于从神界走入了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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