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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小学入经学 ,则经学可信 ；由经学入史学 ,则史学可信。 ——张之洞 《史记》多用单笔，《汉书》多用复笔，故《史记》多慷慨沉郁之致，《汉书》饶典雅富赡之美。 ——胡小石先生 废笔成冢，池水尽墨，不如读书万卷。 ——游寿先生   关于《汉书》不著司马迁生卒年和 死因的初步探索 栾继生教授 《汉书》虽为司马迁设传，但对司马迁的生卒年及死因均无明确记载。而《司马迁传》前后的《张骞李广利传》和《武五子传》等篇对于他们的卒年记载多较明确，为何对司马迁生卒年及死因则略而不书？窃以为，当是由于缺乏材料，难以确定所致。对此，可以从司马迁在当时的处境、统治者对司马迁的态度等诸多方面进行推断论证。 一、司马迁的境遇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追述了祖上的辉煌，然自秦以来，司马氏家族仕途渐落。司马迁八世祖司马错、六世祖司马靳尚为名将，至其高祖司马昌则为铁官。入汉，司马迁曾祖司马无泽为汉长安市长，祖父司马喜为五大夫，父亲司马谈虽为饱学之士，然只官太史令。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序》记载，当时长安四市四长，为左冯翊属官；五大夫则为汉二十级爵中的第九级。可见，《报任安书》所说：“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当非虚言。 考司马迁一生所历官职，亦皆较微：郎中，《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司马迁南游归来，“于是仕为郎中。”这是司马迁步入仕途的开始，所任仅是一个没有定员，俸禄甚微的职位。《汉书·百官公卿表序》曰：“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皆无员，多至千人。议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太史令，《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司马谈“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史记索隐》引《博物志》曰：“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六百石。”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说：“太史令一官本属奉常，与太乐、太祝、太宰、太卜、太医五令丞联事。”《报任安书》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所轻”。 中书令，《汉书·司马迁传》说：“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说：“中书令即中书谒者令之略也。”《续汉书·百官志》曰：“武帝用宦者，更为中书谒者令。”可见，此官由受宫刑者所充当。表面上看，其身份似有提高，班固以为“尊宠任职”。然而，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却称之为“在阘茸之中”的“闺阁之臣”、“扫除之吏。”所谓“尊宠任职”，那是班固的理解，不是司马迁的认识。如果说司马迁觉得充当中书令，是尊宠任职的话，那么，《报任安书》中所流露出的那种悲愤情绪就难以理解。他说“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抑郁而无谁语。”“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虽累百世，垢弥甚耳。”司马迁胸中的郁闷情绪，自然来源于周围舆论的压力，由此也可以反观时人对司马迁的态度。 《报任安书》说，司马迁在狱中，“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司马迁被百般凌辱，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清赵铭《琴鹤山房遗稿》卷五《司马迁下蚕室论》说：“夫迁以救李陵得罪，迁但欲护陵耳，非有沮贰师意也。帝怒其欲沮贰师而为陵游说，则迁罪更不容诛。以武帝用法之严，而吏傅帝意以置迁于法，迁之死尚得免乎？汉法，罪当斩赎为庶人者，唯军将为然。而死罪欲腐者许之，则自景帝时著为令。张贺以戾太子宾客当诛，其弟安世为上书，得下蚕室，是其明证。迁惜《史记》未成，请减死一等就刑，以继父谈所为史，帝亦惜其才而不忍致诛，然则迁之下蚕室，出于自请无疑也。”此说颇有见地，《报任安书》说：“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特以为知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者？素所自树立使然。”这段话也能作为该说的又一个旁证，从中可以看出，司马迁确实寻求了下死刑一等一条活路。 然而，司马迁自请受宫刑，更为世人所不解。《报任安书》说：“最下腐刑，极矣。”“垢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汉书·司马迁传》说：“迁既被刑之后，……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迁书，责以古贤臣之义。”《报任安书》反映出，作为司马迁的朋友，任安的态度是“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其他人可就没有这样客气了，《盐铁论·周秦》载，桑弘羊说：“今无行之人，一旦下蚕室，创未瘳而宿卫人主，得由受俸禄，食太官享赐，身以尊荣，妻子获其饶。”在他看来，那些受宫刑而复为官者都是“无行之人”。 可以想象，司马迁在当时的处境是何等艰难。《报任安书》说他：“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司马迁内心的痛楚溢于言表。但是，为了完成自己的未竟事业，司马迁以坚强的意志，顽强地活了下来。 《报任安书》说，司马迁获罪之时，“早失二亲，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被刑之后，更是“重为天下观笑。”“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试想，李陵降时，“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现在司马迁处于这样一种境地，有谁会留心收集保存有关他的生平材料呢？ 二、可以排除司马迁被杀的可能 《史记·太史公自序》篇中《史记集解》引卫宏《汉书旧仪注》曰：“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 班固与卫宏是同时代的人，且班固任职兰台，专司史职，若此事属实，为何卫宏知道，而班固却不能知道？为何卫宏说得，而班固不能说得？对此，《汉书·司马迁传》颜师古注是一个很好的解释，颜注引晋灼曰：“卫宏所说多不实，未可以为正。”可见，当是班固不信此说，未予采录，遂使此事就象郭沫若《司马迁之死》所说的那样，显得“有点不明不白”了。其实，这恐怕是连班固也“不明不白”的问题。 后来学者对此也多有辨正。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六《裴注引卫宏非是》说：“今观《景纪》，绝不言其短。又迁下蚕室，在天汉三年，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其卒在昭帝初，距获罪被刑盖已十余年矣，何得谓下蚕室，有怨言，下狱死乎？与情事全不合，皆非是。” 赵铭《琴鹤山房遗稿》卷五《司马迁下蚕室论》说：“若魏明帝讥迁以被刑之故，隐切武帝，王肃谓帝取观迁所作孝景及己本纪，怒而投之，后遂以李陵事下蚕室。而裴駰《自序》引卫宏《汉旧仪注》，谓迁被刑后有怨言，下狱死，均非事实，不足辨。” 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说：“《自序》与《报任安书》皆作于被刑之后，而《自序》最目有孝景、今上两本纪；《报任安书》亦云本纪十二，是无削去之说也。” 此外，李陵乃名将李广之后人，岂须司马迁举荐？“坐举李陵”之说，虚妄现矣。 或以为，司马迁作《报任安书》即是向汉武帝宣战，遂慷慨赴死。此说恐未足信也。 一则，当时司马迁正驱驰于汉武帝身边，忙得不可开交，怎会突然间向汉武帝发出公开挑战？《报任安书》确实抒发了司马迁的愤懑之情，但无论如何也看不出司马迁有刺激汉武帝杀掉自己的用意。 二则，《报任安书》说：“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此书”数量为“凡百三十篇”，与今本《史记》吻合。从“仆诚已著此书”一句可见，当时《史记》并未最终完成。而《史记·太史公自序》则详细说明了《史记》的篇目、构成和字数。可以推断，《太史公自序》当作于《报任安书》之后。《报任安书》说，司马迁“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既然如此，那么，司马迁怎能在《史记》尚未最后完成之时而自蹈死路呢？ 或以为，班固不记司马迁卒年及死因是出于对统治者的避讳，不愿明言司马迁被杀。 此说亦不足信。班固既然能把充满“怨言”的《报任安书》收入《司马迁传》中，也应该能对他的死因作出交代，起码应把他的卒年交代清楚。退一步说，即使交代司马迁的死因可能犯讳，那么，只交代一下他的卒年，仅仅说明一下时间总不至于犯讳吧？再说，若司马迁真是犯禁而死，在班固看来，正可以认为是“是非谬于圣人”的结果，恰可以用来作为班固正统思想的注脚，反而应该郑重其事地记载下来。班固未书司马迁卒年及死因，极有可能是由于无案可稽，不可确知所致。假设司马迁确实被杀，反而可能有正式记载，班固或许还会有幸看到。这也可以反证出司马迁未必是被杀而死。 三、其他因素分析 《汉书·司马迁传》载：“至王莽时，求封迁后为史通子。”《汉书·杨敞传》说：“敞子忠，忠弟恽，恽母司马迁女也。”可见，从现存史料考证，司马迁有子女、有外孙，他们应了解司马迁生平，但《汉书》仅仅记载了杨恽“宣布”司马迁之书而已。可见，司马迁的后人并未祖述其经历，抑或述而未传于后。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说：“史公子姓无考。”有关材料之缺憾，可见一斑。 关于司马迁生前交游之人，《史记》多有记载，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稽列甚勤，然而，这些人均未留下有关司马迁生卒年及死因的只言片语，这一方面可以看出他们对此未曾留意，另一方面也可以由此推想司马迁之死恐并不惊人。所以，不能排除司马迁含恨默默而死的可能。 关于司马迁生年，直到唐朝，司马贞、张守节才间接说明了司马迁的年龄，但二者出入很大，以至于历来聚讼，莫衷一是。关于司马迁卒年，不仅班固无明确记载，而且汉魏六朝注释《史记》、《汉书》者有数十家之多，也都对此未作说明。退一步说，汉朝以后的学者，无须避讳回护，他们对司马迁生卒年及死因均无明确记载，恐怕除了缺乏可靠材料，无人知晓之外，很难出于其他原因。由此也可以进一步反证推断，恐怕班固之时就已见不到这方面的确切材料了。 不难发现，《汉书·司马迁传》实由《史记·太史公自序》加《报任安书》附以论赞而构成，除《报任安书》外，无甚增益。可见，班固作《司马迁传》时，可据材料十分有限。其实，在作品中记载自己生辰与名字者，早有先例。《史记·太史公自序》未自记生年，《汉书·司马迁传》也随之不书。另外，司马迁字子长之说，不见于《史记》，《汉书》亦因而靡述。清朝梁玉绳认为，这是由于班固不肯轻易的缘故。窃以为，这正充分体现了班固作史之审慎。从司马迁到班固，历经百年，其间政权更替，战乱纷仍，文献损失严重。《文献通考·经籍考·总叙》说：“刘歆总群书著《七略》，大凡三万三千九十卷。王莽之乱，焚烧无遗。”可见，班固著书时，对于司马迁之死，完全可能已无令他信服的一手材料，故其宁付阙如。 众所周知，司马迁的时代，纸未普及，文字仍著之竹帛。这两种材料，要么笨重，要么昂贵，文字资料的保存是相当艰难的事情。司马迁著述，为其私人之事，并非官方行为，加之他又是刑余之人，因而对他的生平事迹自然乏人关注。有关他的材料恐怕不会受到时人太多的重视，故存留甚少，致使班固对此无法确知。 《史记·太史公自序》称《史记》：“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而《汉书·司马迁传》则说：《史记》“十篇缺，有录无书。”《史记·太史公自序》下《集解》引张晏说：“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已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柴德赓先生《史籍举要·史记》说：“张晏，魏人，去汉世未远，其言必有所据。清儒于此，众说纷纭，仍当以张晏之说为准。”可见，《史记》在汉代的流传过程中确有散失。《史记》原文既然有散失，有关司马迁生平的材料也完全可能散失，以至班固无所凭据。 （文章原载于《黑龙江社会科学》2000.3） 〔责任编辑：郭蕴深〕 作者简介
栾继生教授，1963年生于黑龙江省鸡西市。1984年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师从游寿教授，兼任游寿先生助手十年。一直从事中国历史文献、书法艺术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同时进行书法创作。作品碑帖融合，富于书卷气息。已出版《栾继生书法作品集》2部，在《中国书法》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曾举办个人书法作品展，参加国家、省内外书法展览 和国际文化艺术交流。《人民日报·市场报》、人民网、《书法赏评》《黑龙江画报》《书画世界》等媒体有专题介绍。 现任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中国《史记》研究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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