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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库原片不见，只好用当时发在别处的照片 这篇文章起头很早，但一直未能一鼓作气的完成，这可能是我这么多年来首次挠头拖拉严重的一篇文章之一。现在的自媒体上充斥的是“被司马迁骗了N多年”，“《竹书纪年》证实《史记》是假的”，诸如此类的惊悚标题真的看得人累且累心，但言论自由也无可指责。 比较流行和正面的对司马迁的介绍，一般是如下风格：司马迁（前145年-不可考），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 。西汉史学家、散文家。太史公司马谈之子，接任其父之职任太史公（汉宣帝以后才改为“太史令”-详见《史通》“史官建置第一”），汉武帝朝因替李陵败降辩护被下狱，因穷且无人相救被下蚕室，后任中书令。遵嘱父命，发奋继续完成《太史公书》，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其后人（外孙系）被封史通子。 司马迁一族自公元前827年-前728年周宣王时，才开始掌管周王室的史册典籍；公元前676-前619年周惠王、周襄王时，到了晋国；后来司马氏作为晋国中将军随会的门客，和随会一起逃到了秦国的少粱城南，也就是今天陕西省韩城市南，司马迁祠所在地一带。 秦国的客卿司马错一族是其先祖，与白起同死的副将司马错之孙司马靳自不待言。 司马迁初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但其思想观点并非单纯的儒家，个人以为堪称“杂家”。曾经因公、私漫游各地，为著述勘察现场，采风传闻。初任郎中，曾奉使西南。公元前108年任太史公，继承父业，记述历史。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观，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太史公书》（后称为《史记》）。被公认为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时空纵横3000多年、从中国到中亚、从印支半岛到漠北，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是“二十五史”之首，梁启超称其为“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鲁迅誉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但，对司马迁《史记》持怀疑态度的，历史上也大有人在。现代网络上拾人牙慧之作，更是比比皆是。 例如把《竹书纪年》（一名“汲冢纪年”）所记用来批评《史记》有假的，当属唐朝的《史通》作者刘知几，《史通》的成就在史学理论总结和史学史上，是双第一乃史学界定论。 但“《史通》诸篇，前后有矛盾，语意的重复，主要是因其分篇撰写，不是成于一时，而全书成稿，又未暇统一勘定。据考证《史通》外篇先成，继而撷其精华以为内篇。”《中国史学发展史》中语。可见其缺乏历史学意义上的系统性，因此前后矛盾，漏洞百出就不足为奇。 有关《竹书纪年》的内容虽然散见在多篇文章中，但真正把《汲冢纪年》作为标题也就一篇不到200字的短文。我也是出于好奇，数了数字数。《史通》的主旨是史学史与史学理论，且“多讥往哲，喜述前非。”被他怒怼过的包括孔子一直到他同代的史学家多达260多人。如果认可刘知几老先生对司马迁的评价，那么《史记》就不能看了。感觉他很像现在的有些“自媒体”作者。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司马迁挟私以成史，班固讥其不忠，亦允矣。”而且他大骂司马迁为李陵辩护是“迁之书，为背公死党之言，而恶足信哉？”可见古代和现代一样，林子大就鸟多，只是现代由于科技发达，传播快而已。 由于王夫之被封为“大思想家”，他的说法可能会影响很多人，我也只能无奈但绝不会盲信盲从。 对于司马迁的种种说法，其实早就令我感觉很困惑。 用手机拍了组韩城市的夜景 很早就想到司马迁的故乡--陕西韩城市去看看，但多次路过并未去。我经常会在读书脑子卡住，就喜欢跑现场去感受体验。尽管我也很清楚，现代的情势完全不同于历史年代，不过，起码地理位置还是一样的，或许能找到一丝通解的灵感，这也许只是一种无聊的借口而已。 2018年元旦，从胶东半岛自驾去湖北参加完外甥女的婚礼后，在大雪中翻越大巴山，在汉中躲避大雪几日后，又翻越秦岭才回到陈仓区的家中。因长时间无人居住，无网络，电视、电脑也就形同虚设。每天只是用手机上网看看，大多时间是在看书和听音乐，突然发现，其实如此过也很惬意。 一周后，看到未来山东会有大雪，于是从陕西陈仓区起程回返烟台，决定去韩城市司马迁祠一看。说顺道实际也不顺道，但还是出门上高速奔韩城。 那天，关中的雾霾严重，车过咸阳上了渭北高原以后，空气才好点。关中一到冬季雾霾太严重，各种工业、人口密集，主要可能和地势地貌有关，北有北山，南有秦岭山脉阻挡。如果无强风，环境治理又不到位，雾霾就会蜷缩在关中上空，久久不去。有几次原本想在关中过冬，最终因雾霾天心脏承受不住，只好如同这次一样，驾车逃离。 韩城市是《史记》作者司马迁的故乡，当天首先到的就是司马迁祠和墓的景区。此处正在扩建，大兴土木之中。司马迁祠座落于离韩城市尚有16公里左右，芝川的一处小山包上。估计也都是后人为其所建，真正葬身何处？无人可知。 那天下午进韩城市时的交通混乱，感觉不好，但当晚上古城一游，感受到了城市管理者的用心，用脑和有序。他们利用自身条件，组织各种社会团体，在古城街道上演出节目，全民参与。特别人性化的是，每隔10米左右，就会设置1个供游人取暖的液化气炉。终于明白了，酒店前台小妹子说的，去古城夜游不冷。 古城夜景布置的极有特色，估计春节时会更加漂亮，各种美食小吃也是诱人难动脚步，可惜胃有限。去古城时打的，回酒店时步行3公里，因为不通过运动消耗额外增加的热量，将难入睡！春节期间，韩城古城也许会更漂亮？
当然，司马迁写《史记》时的韩城并非现在这个地方。 《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被史学界并称为“前四史”，足见这四部史书在我国史学史上地位之重要。但，就四部书作者的命运看，可以用“多舛”来形容。包括《史通》的作者刘知几，被唐玄宗夺官，贬放外地，抑郁病死。 司马迁的遭遇更不必多说，《汉书》班固死于狱中；《三国志》陈寿因政治不得意才著书立说；《后汉书》的范晔被杀。当然，他们遭受牢狱之灾，并非因写史而起，但若是用迷信的说法，是否和笔下评点历史人物太多，因口下“无德“所致？这种说法只是荒唐的谬说，大家别当真。 其中，尤其感觉司马迁遭受的痛苦最为深重，一种虽生尤死之感。感觉他的一生都是被“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的生死观所折磨。 把《史记》中“太史公自序”、《汉书》中的“司马迁传”对比着读过好几遍，相比之下《汉书》中的“司马迁传”，在包含了“太史公自序”全部内容的基础上，资料更加的详尽。班固对司马迁的评价，概括而言也算中肯和公允。但对其“挟私”之说，很难苟同。 尤其读到《报任安书》时，尽管只是冰冷的文字，但我仿佛从字里行间看到了司马迁，经受的苦难是那么的深重，内心深处的苦痛又是那般的煎熬。 间或，受这种压抑的情绪感染，迟迟无法写下去，因为自感无力表达出他遭难时人情冷漠之悲情、无人援手之凄惨。可，当看到网络上口无遮拦的胡说，就忍不住也想写出自己的“胡说”之陋见。 依西汉时的刑律，如果司马迁家不贫，周围的同僚愿意施以援手，他完全可以避免宫刑。他当时遭遇的困境，要么自杀要么被杀。若非为完成《史记》，从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司马迁的个性，他会自杀。因为在汉朝，自杀不受辱，保持士大夫的超脱，是当时社会流行且被褒扬的作法。 尽管《史通》刘知几嘲讽司马迁的《报任安书》的观点，但从《报任安书》中的这段，还是能体会到司马迁的痛苦之深：“《礼记》上讲＇刑不上大夫＇就是说要爱护士人的气节，不能随意忽视。猛虎游弋于深山，百兽恐惧，可当落入陷阱被囚笼中时，摇尾乞食，虎威荡然无存。因此上古才有画地为牢，士人拒绝进入;削木为吏，士人拒绝应对，以自杀来面对羞辱。”这种屈辱又不得不偷生的无奈，断续贯穿在整部《史记》的“太史公曰“中。 1.周南地承受父亲的遗命，立志写成《太史公书》，《史记》为私修而非官修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汉朝的太史令，其学识不在司马迁之下。他对诸子百家的点评、认知非常到位和经典，但本篇限于篇幅，不引用，感兴趣者，可以看《史记》中的“太史公自序”或是《汉书》中的“司马迁传”。 公元前110年，司马谈随汉武帝出行泰山封禅途中，病倒在河洛之间的周南地。司马迁刚好出使西南返回，在河洛间见到被病痛折磨得奄奄一息的父亲。他父亲拉着司马迁的手，老泪纵横的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由此处，我们就知道，司马迁的父亲，已经早就为著述《太史公书》开始准备了。司马迁写成《太史公书》系被动受父命而为。 根据《中国史学发展史》中“根据现在研究，证明他（司马谈）不仅已编撰出了一些汉史的篇章，而且有纪、有传、有赞，已拟定了著作的体例和规模。可惜至临终时（公元前110年），还未能毕愿。” 下面彰显“孝道”的教诲，才是司马迁不敢死要苟活于世完成《太史公书》的原动力？ “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这段话，实际上是其父亲加给他的“紧箍咒”，要尽孝，就必须完成父亲嘱咐。 司马迁俯首流涕答应，3年后，他果然如其父所言，成为太史令。由此可知，《史记》并非网络有人说是官方修史，纯粹属领受父命的私人之作。 2.读尽皇家书库藏书，整理史料“实录”历史，撰写当代史 司马迁就任太史令后，利用工作便利，全面阅读皇家图书馆藏书，进行资料比对考证，开始写作《太史公书》。写到这里，看到现代人动辄高呼“被司马迁骗...”，就不由得想笑，司马迁所能见到的资料，也许根本就是我们现代人无法想象的，即使愚蠢的脑洞敞开，也只能无凭无据臆想。岂能靠拾唐朝刘知几的牙慧，凭一部真假存疑的晋魏国诸侯国别史《竹书纪年》，推翻司马迁的《史记》记述？我们作为现代人，拥有资料的全面性非古代人可比，科学分析、逻辑思维也要好过古代人，认识分析历史是否更应该多一些严谨与科学。 关于司马迁的写作目的，我们看看他和上大夫壶遂的对话，也许就明白了。 他在对谈的最后说:“我负责太史令的职责，若不能把皇上的圣德载入史册，对功臣、大夫们所创立下的功业，不详细记载、评述，就辜负了先人的嘱托，是我的罪过。我记述这些，都是依先后顺序，实录历史；只是整理史料，不是创作，您将它与《春秋》相比较，是理解错误。” 由此可知，司马迁写作《史记》原则是的依据史料还原过去，按史实先后顺序实录当代史。如果不了解此点，将无法体会出司马迁的笔法。 3.忍辱苟活尽孝道，完成巨著藏名山，汉宣帝朝传于世 司马迁写成《太史公书》后，自认为他的这部书可以作为另外一部经传，辅助《六经》，因为他自认为是总揽了百家观点。为了保险起见，他把正书藏于名山，这里的名山是哪里？我没有考证过，网上有人说是泰山？存疑。把副本留在了京师，也就是当时的长安城中。一等待后世的圣贤君子阅读，司马迁详细的想法可以从节选自《报任安书》的下述这段话读出： “我不自量力，也以身残为借口，收集天下散失的历史传闻，粗略地考订其事实，综述其事实的本末，推究其成败盛衰的道理，上自黄帝，下至于当今，写成十篇表，十二篇本纪，八篇书，三十篇世家，七十篇列传，一共一百三十篇，也是想探求天道与人事之间的关系，贯通古往今来变化的脉络，成为一家之言。 初稿尚未完成时，即遭遇到这场灾祸，因痛惜这部书不能完成，才接受了最残酷的刑罚不敢有怒色。现在我写完了这部书，打算把它藏进名山，传给可传的人，让它流传于市井巷陌之中，那么，这样就抵偿了以前所受的侮辱，即便是被千刀万剐又有何悔！但是，这只能向智者诉说，却难给俗人讲明白啊！” 司马迁死后，《太史公书》就向世人公开，真正具有公开出版发行意义的是，他的外孙平通候杨恽把这部书献给汉宣帝后，汉宣帝给予了高度评价，就真正在社会上流传开了。王莽朝时，甚至把司马迁女儿的后人封为“史通子”，足见司马迁在当世的影响之大。 对历史抱有质疑精神是非常好的读史习惯，但一叶障木是否正确，真是值得商榷。这也令我想起，美国托马斯.库恩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四版开首的一句话“历史如果不被我们看成是轶事或年表堆栈的话，那么，它就能对我们现在所深信不疑的科学形象产生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司马迁在一种悲情的人生折磨中，完成了多达50多万字的巨著，把史与文恰到好处的结合在一起，真当得起“史界太祖”之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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