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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汉代 汉代是《史记》的传播时期。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将《史记》向社会一公布，立即引起巨大反响，研究者蜂起。汉代研究《史记》的名家当推杨雄和班固，他们都肯定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 杨雄（前58－公元18），西汉文学家、哲学家。他在《法言》一书中写道：“太史迁，曰实录”。“子长多爱，爱奇也。”杨雄是赞扬司马迁实录精神的第一人。他提出的实录与爱奇，为历人者所赞同，直到现在。 班固（32－92），东汉史学家，文学家，《汉书》的作者。班固是汉代系统评论司马迁的第一人。《汉书》中有《司马迁传》。班固在赞语中说：“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状况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说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可谓一语中的，世称其当，后人皆服。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已成为中国史学的传良传统。 二、唐代 唐代《史记》研究的重要贡献在注释。最主要的著作是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加上南朝刘宋年间裴的《史记集解》，被后人称为“史记三家注”，成为史记注释的经典之作。 唐代研究《史记》成就最大者当推散文大家韩愈、柳宗元。韩、柳肯定了《史记》一书的文学价值，奠定了司马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韩愈（768－824），古文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十分推崇司马迁的文学才华。他说：“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杨雄之为最。”他认为司马迁作品的风格是“雄深雅健”。《史记》成为韩愈作文的样本。 柳宗元（773－819），散文学家。柳宗元认为《史记》文章写得朴素凝炼、二次利落，无枝蔓之疾；浑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词造句，煞苦心，减一字不能。 三、宋、元 宋代是《史记》大量刊刻印行，广为流传的时期，官私刻本达数十种之多。现存《史记》最早最好的刻本为南宋黄状况夫刻本。 元代最重要的贡献是将《史记》中的大量故事改编为戏民剧，其剧目之多，剧作者之众，令人叹为观止。如：郑廷玉的《楚昭王》，纪君祥的《赵氏孤儿》，李寿卿的《伍员吹箫》，尚仲贤的《气英布》，狄君厚的《晋文公火烧介子推》，金仁杰的《萧何月夜追韩信》，高文秀的《渑池会》等名剧一直传播至今，计达180多种。《史记》故事改编为戏剧大大促进了《史记》在民间的传播。 宋人赞司马迁，其著名者为马存赞司马迁的壮游和郑樵赞司马迁的五体结构。 马存认为司马迁平生喜游，足迹不肯一日休。司马迁壮游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所以他的文章或为狂澜惊涛，奔放浩荡；或为洞庭之波，深沉含蓄；或春妆如浓，靡蔓绰约；或龙腾虎跃，千军万马。司马迁世家龙门，念神禹立大功；西使巴蜀，跨剑阁之鸟道；彷徨齐鲁，睹天子之遗风。所以，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子长尽取为文章，因而子长的文章变化无穷。 郑樵（1103—1162），福建人，南宋史学家。郑樵认为：诸子百家，空言著书，历代实迹，无所纪系。而司马迁父子世司典籍，工于制作，上自黄帝，下迄秦汉，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蓍人。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易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书。可见郑椎对《史记》评价之高。 四、明、清 时代对《史记》的研究开始兴盛，清代已趋繁荣。明、清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成就卓著的学者，对司马迁的人格和《史记》成就作出了尺世骇俗的赞叹。 金圣叹（1608—1661），明末清初杰出的点评家，一个思想敏锐而多才多艺的知识分子。他把《史记》作为“六才子书”之一，评论《史记》序赞90多篇。他在评《水浒传》、《西厢记》中多次赞扬司马迁，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他说：“隐忍以就功名，为史公一生之心。”在评《屈原贾出列传》中说司马迁“借他二人生平，作我一片眼泪。”金圣叹可谓司马迁的知音。他对《史记》与小说关系的探讨独树一帜。“《水浒传》方法即从《史记》出来”，“《水浒传》一个人出来，分明是一篇列传。”清人张竹波更直言：“《金瓶梅》是一部《史记》。可见《史记》对后世小说写作技巧的广泛影响。” 钱谦益（1582—1664），明末清初江苏常熟人。曾任礼部尚书，诗文甚负盛名。他在《物斋有学集》中说：“司马氏以命世之才、旷代之识、高视千载，创立《史记》。”他认为司马迁创立的五体结构，成为历代史学家编史的样本，发凡起例之功“炳如日星矣”！ 章学诚（1738—1801），清代史学家、思想家。是继唐代刘知几之后又一位杰出的史学评论家。他在史学理论名著《文史通义》中说：“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他认为《史记》一书“范围千古、牢笼百家”，司马迁有卓见绝识之能，《史记》有发凡创例之功。由于司马迁有卓绝千古的识力和笔力，《史记》是“经纬乎天人之际”的一家之言，章学诚俨然比于后无来者。 赵翼（1727—1814），江苏武进人，清代史学家、文学家。长于史学，考据精赅。他在《廿二史札记》中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候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专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司马迁的五体结构史学框架，一经创立，即为经典。纵观廿四史，无一例外。赵翼称为“史家之极则”，可谓精当之至。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改良主义者、学者。梁启超认为：“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梁启超对《史记》评价颇高，认为《史记》实为中国通史之创始者，是一部博谨严著作。他认为：史记之列传，借人以明史；《史记》之行文，叙一人能将其面目活现；《史记》叙事，能剖析条理，缜密而清晰。因此他主张对于《史记》，“凡属学人，必须一读。” 五、现代、当代 建国前《史记》研究收获颇丰，名人迭出。鲁迅、郭沫若等大家的评论惊世骇俗；建国后《史记》研究高潮迭起，人才济济，择其要者，介绍如下：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一生酷爱《史记》，在《汉文学史纳要》一书中有专篇介绍司马迁。鲁迅认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司马迁写文章“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因而《史记》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的评价成为《史记》评论中的不朽名言。 毛泽东（1893—1976），湖南汀潭韶山冲人，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他在《为人民服务》文中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毛泽东对司马迁很佩服，认为“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 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中国现代杰出的史学家、文学家、社会活动家。郭沫若特别赞赏司马迁的文学才华。他说：“司马迁这位史学大师实在值得我们夸耀，他的一部《史记》不啻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古代的史诗，或者说它是一部历史小说集也可以。”1958年郭沫若在为司马祠题写的碑文中对司马迁有“文章旷代雄”、“功业追尼父”的赞语。由此可见，郭沫若认为《史记》的文学成就是极高的。 翦伯赞（1898—1968），湖南桃园人，近代史学家。他认为司马迁是中国历史学的开山祖师，《史记》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他说：“中国的历史学之成为一种独立的学问，是从西汉起，这种学问之开山祖师是大史学家司马迁。《史记》是中国历史学出发点上一座不朽的纪念碑。”他还说：“《史记》虽系纪传体，却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司马迁“，几乎注意到历史上社会之每一个阶层，每一个角落，每一方面的动态，而皆予以具体生动的描写。所以我以为，《史记》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社会史。” 郑振铎（1898—1958），现代作家、文学史家，福建长乐人。郑振锋认为：自司马迁以来，便视历史为时代的百科全书，所以司马迁取的材料，范围极广，自政治以至经济，自战争以至学术，无不包括在内，其所网络的范围是极其广大的。所谓“文学史”也常常被网络在这个无所不包的“时代的百科全书”之中。 杜鹏程（1921—1991），陕西省韩城市苏村人。当代著名作家，原陕西作家协会副主席。他在《韩城市志》序中说：“韩城素称文史之乡，是一座历史修久的文化名城，世界历史文化名人司马迁的故里，一向文化较为发达。……历朝各代，名人辈出，其中以西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迁最为著名，其宏伟巨著《史记》闻名中外，影响深远。” 师哲（1905—1998），陕西省韩城市井溢村人。著名翻译家，原任毛泽东俄文翻译、顾问，中央编译局局长。他说：“1940年3月，我从苏联回到延安后的第二天，周恩来领我去见毛主席，他同我亲切握手之后，问我是哪里人，我回答韩城人。司马迁是同乡。”对此我十分惊诧，我想，毛主席说：“喔，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你和司马迁是同乡。”对此我惊诧，我想，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抗日，领导全国人民翻身闹革命，昼夜操劳，日理万机，还不忘读《史记》，而且还能准确记住它的作者的籍贯，真了不起。”“司马迁刚直不阿，秉笔直书，所以封建统治阶级不喜欢他。现在民的天下，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我们应该大鼓地、理直气壮地宣传其人其书其精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给司马迁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像他这样对人类历史文化有贡献的，举世公认的人，历史文化名人，全国有几人？我们应该好好地读其书，学其人，弘扬其精神。”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古代最著名的典籍之一，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被人合称“前四史”。 《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俗称“三家注”的《史记集解》（刘宋·裴骃注）、《史记索隐》（唐·司马贞注）和《史记正义》（唐·张守节注）。 自宋朝以后，研究《史记》的著述增多了，较有代表性的如清朝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崔适的《史记探源》、张森楷的《史记新校注》、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以及清朝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的有关部分，都是重要的参考书籍。 自汉代至清代，《史记》的研究专著达101部，单篇论文1435篇，囊括了名物典章、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韵训诂、版本源流以及疏解、读法、评注等领域。方法是抄摄材料，排比引证，基本是微观的甲说乙说的“文献”研究。 《容斋随笔·史记简妙处》--“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 司马迁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令人称赞。 。《史记》约成书于公元前104年至公元前91年，本来是没有书名的，司马迁完成这部巨著后曾给当时的大学者东方朔看过，东方朔非常钦佩，就在书上加了“太史公”三字。“太史”是司马迁的官职，“公”是美称，“太史公”也只是表明谁的著作而已。 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从分析《史记》体例入手，高度评价《史记》“虽殊古式，而得事序”，反映出其撰史“得事序”的基本要求。 自汉代至清代，《史记》的研究专著达101部,单篇论文1435篇,囊括了名物典章、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韵训诂、版本源流以及疏解、读法、评注等领域,方法是抄摄材料,排比引证,基本是微观的甲说乙说的"文献"研究。 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和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有关前四史部分，清梁玉绳《史记志疑》，清郭嵩焘《史记札记》，清沈家本《史记琐言》，近人陈直《史记新证》。上述诸书中，清人之作以钱大昕、梁玉绳、郭嵩焘之作最为特出。 《史记》作为第一部传记文学的确立，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过去欧洲人以欧洲为中心，他们称古希腊的普鲁塔克为“世界传记之王”。普鲁塔克大约生于公元46年，死于公元120年，著有《列传》（今本译作《希腊罗马名人传》）50篇，是欧洲传记文学的开端。如果我们把普鲁塔克放到中国古代史的长河里来比较一下，可以发现，普鲁塔克比班固（32—92）还要晚生14年，若和司马迁相比，则要晚生191年了。司马迁的《史记》要比普鲁塔克的《列传》早产生几乎两个世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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