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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 说：“史， 记事者也。 从又持中， 中， 正也。” 吴大澄（吴大澄[chéng](1835年-1902年)，初名大淳，字止敬，又字清卿，号恒轩，晚号愙斋，江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清代官员、学者、金石学家、书画家，民族英雄 。清同治七年(1868年)进士。善画山水、花卉，精于篆书。皆得力于金石鉴赏修养。）以“中” 为简册，“持中”即持之象(《说文古籀 zhòu补》 )。（古文与籀文的并称。） 江永（江永(1681年8月30日--1762年4月9日) ，字慎修，又字慎斋，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县江湾镇)人。清代著名的经学家、语言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 徽派学术的开创者。他在数学、天文学上受梅文鼎影响很大 。生员出身，晚年入贡。博通古今，尤长于考据之学，深究《三礼》，撰《周礼疑义举要》颇有创见。于音韵、乐律、天文、地理均有研究，著作有《明史历志拟稿》、《历学疑问》、《古今历法通考》、《勿庵历算书目》等，《四库全书》收其所著书至十余部。戴震、程瑶田、金榜等皆其弟子。）说： “凡官府簿书（官署中的文书簿册。）谓之中， 故诸官言治中、 受中， 小司冠断庶民狱之中， 皆谓簿书， 犹今案卷也。 故掌文书者谓之史。” (《殷虚文字》 引) 手持简册，表示是执掌记事之职。 就广义上言， “六经皆史”， 即王阳明所云： “以事言谓之史， 以道言谓之经， 事即道， 道即事， 《春秋》 亦经， 《五经》 亦史。” (《传习录》 上) 。 因为在古人的观念中， 《五经》 具有记事与明道的双重意义， 因而“经” 中的道德精神， 便成了史家们秉承的真血脉。 故刘知几（刘知几(661~721年)，字子玄，徐州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人。唐朝大臣、史学家。出身彭城刘氏。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年)，进士及第，授获嘉主簿，迁定王府仓曹参军。长安二年(702年)，修撰起居注，成为史官，历任著作佐郎、著作郎、秘书少监、太子左庶子、左散骑常侍等职，兼修国史。开元九年(721年)，坐事贬为安州别驾，追赠汲郡太守、工部尚书，谥号为文。武周长安三年，联合朱敬则修撰《唐书》八十卷。神龙年间，联合徐坚撰写《则天实录》。先天元年(712年)，联合家谱学家柳冲等改修《氏族志》，撰成《姓族系录》二百卷，联合吴兢撰成《睿宗实录》二十卷，重修《则天实录》三十卷、《中宗实录》二十卷。）以“三史” 继“五经”， 说：“经犹日也， 史犹星也。” 以为太阳落了，星光才灿烂起来。 特别是《尚书》 与《春秋》，“意指深奥， 诰训成义(《尚书》 ) ； 微显阐幽，婉而成章(《春秋》 ) ”， 可以“师范亿载， 规模万古” (《史通· 叙事》 ) 。《尚书》 记言，《春秋》 记事。 记言则先王诰训， 是堂堂正正的道德文字； 记事则婉曲成章， 寓是非评断于叙事之中。 司马迁作《史记》， 其立志非常明确， 就是要效法《春秋》 (《太史公自序》 ) 。 班固《汉书》 也声称“综其行事， 旁贯五经。” (《汉书叙传》 ) 。 在这个意义上说， 中国史学是在“经典” 的道德精神哺育下生成的一个以记事为主旨的价值判断系统。 第一章 史学概说 就传统四部（经、集、子、史）分类言， 史部是最有份量的一部。 在世界文化比较的视野下则发现， 中国的史官传统最为悠久， 史学典籍最为丰富， 保存了人类最为系统也最有价值的活动资料。 故梁启超说： “试一翻四库之书， 其汗牛充栋、 浩如烟海者， 非史学之书居十六七乎！ 上自太史公、 班孟坚， 下至毕秋帆、 赵瓯北， 以史名家者， 不下数百。 兹学之发达， 二千年于兹矣！”（《饮冰室合集》 文集第四集《新史学》） 黑格尔也曾道： “中国'历史学家’ 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 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历史哲学》， 三联书店 1956 年版第 161 页） 同时值得的关注的是中国史学中的那种道德坚持与价值判断， 像人类行为的一个监督系统与导航系统， 对历史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第一节 史家传统与精神 “史学” 离不开史官， 史官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得特别早， 据许慎《说文叙》、 卫恒《字势》 说， 早在黄帝时就有了史官的建置， 像传说中造字的仓颉、 沮诵（相传为 黄帝 的四个史官之一。宋 王应麟 《小学绀珠·名臣·四史》：“ 沮诵 、 苍頡 、 隶首 、 孔甲 ， 黄帝 四史官。）即黄帝史官。《吕氏春秋· 先识》 篇说， 夏末， 夏桀迷乱暴虐， 太史令终古（ 复姓。相传为 夏桀 内史 终古 之后。见《通志·氏族四》。）携带图法（图录和法典。 《吕氏春秋·先识》：“ 夏 太史令 终古 ，出其图法，执而泣之。” 章炳麟 《秦政记》：“要以著之图法者，庆赏不遗匹夫，诛罚不避肺府，斯为直耳。”）投奔于商。 商末， 内史向挚见纣无道， 载其图法出亡之周， 这可看出， 夏商时期的史官， 手里都掌握着图书法典。《左传·昭公十五年》 说： “且昔而高祖孙伯黡，（杜预注:“孙伯黶,晋正卿,籍谈九世祖。” 孔颖达疏:“九世之祖称高祖者,言是高远之祖也。”） 司晋之典籍， 以为大政， 故曰籍氏， 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晋， 于是乎有董史。”《史记· 老庄申韩列传》 说老子为周守藏室之史，《索隐》 说：“按藏室史乃周藏书室之史也。” 这也证明了“史” 与文献典籍的关系。 据《周礼》、《礼记》 记载，周时有大史、 小史、 内史、 外史、 左史、 右史等不同的名目。 大史是史官之长， 《周礼》 言太史掌国之六典(即治典、 教典、 礼典、 政典、 刑典、 事典。 在甲骨文和金文中都有“大史”，掌管王朝的文书起草， 策命诸侯卿大夫， 记载国家大事， 编著史册， 以及天文、 历法、 祭祀等， 还有管理图书典籍。 是一种兼管神职与人事， 观察记载社会动态与自然现象的职官。（参见张亚初、 刘雨《西周金文官制》 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72 页)。 小史掌邦国之志， 以及贵族世系还有礼仪等事； 内史掌册书王命， 外史掌管宣布京畿以外地区的王令， 左史记言， 右史记事。 总之， 不管是什么史官， 都是以掌管图籍、 记言载事为主要职责的。 各个史官的手里都有一笔图籍法典， 国家各类性质的图籍法典， 都掌握在史官的手里。 因此刘师培说：“则史也者， 掌一代之学者也； 一代之学， 即一国政教之本。” (《刘申叔先生遗书·左盦外集·古学出于史官说》 ) 就古代的政治体制而言， 史官其实是政治体制中的一个执法系统和监督系统。《汉书·艺文志》 说： “古之王者， 世有史官， 君举必书， 所以慎言行， 昭法式也。 左史记言， 右史记事， 事为《春秋》， 言为《尚书》， 帝王靡不同之。” 因为要把君王的言行无论善恶都要记录下来， 因此为君者就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行止。 如言行不慎， 便有可能遗骂名于后世。 故史官“君举必书” 的一个目的， 就是要使君“慎言行”。 据《左传· 庄公二十三年》 记载， 鲁庄公要到齐国观看祭社活动。 这一种活动在古代有男女聚会求爱的性质和性放荡的性质， 庄公的目的就是要去看美女。 曹刿认为庄公的这一行为是“非礼” 举动， 于是谏阻庄公， 其中就提到“君举必书” 的史官职责， 说：“君举必书， 书而不法， 后嗣何观!” 由此可以看出， 史官在政治体制中实起着政治监督作用， 因此古籍每要谈到史之察过功能。 如《大戴礼记· 保傅》 篇说： “及太子既冠成人， 免于保傅之严， 则有司过之史。”《新序》 卷一说： 周舍事赵简子， 在赵简子门前站立了三日三夜， 赵简子问他有什么事， 他的回答是：“愿为谔谔之臣，墨笔操牍， 随君之后， 司君之过而书之。 日有记也， 月有效也， 岁有得也。” 意思就是要做他身边的史官。《诗经· 邶风· 静女》 传说： “古者后夫人， 必有女史彤管（古代女史用以记事的杆身漆朱的笔。彤管有炜，说怿女美。）之法， 史不记过，其罪杀之。” 这里也特别提到了“司过” 的问题。 从这些记载可以知道， 君王或后妃， 其左右都有史官记其言行。 后世名之曰《起居注》 的史籍， 应该就是左右史官所记。《国语· 晋语》 中提到优施（春秋晋国优人。曾助晋献公夫人骊姬杀害太子申生。事见《国语．晋语一》﹑《韩非子．备内》。 2.春秋齐国优人。）教骊姬夜半而泣向献公进谗言的事， 按说这些隐密之事， 特别是骊姬与献公床笫之言， 人何能知呢？ 有人认为这是作者的想象之词， 其实这正出自女史之手。 君王或后妃左右史官， 只有严守法规， 才能保持记载的可靠性。 这中间自然有权力干扰。但由于史官有“据法守职” 的传统， 故能够有效地抗拒干扰。《说文》 说“史” 从又持中，中是中正的意思。 这个解释虽然不合于“史” 的构意(甲骨文中的“中” 字与“史” 字所从之“中”， 迥然不同)， 但却反映了古人对史官“据法守职” 的认识。 饶炯《说文部首订》 说：“史者， 记事之官。《礼记》 云'言则左史书之， 行则右史书之’ 是也。 从又持中者， 犹云持正也。 盖史之所记， 如其事而实书之， 不参己见， 亦无偏倚， 故从又持中， 为人记事之称。因其记事不虚伪， 遂名其记事之书为史。”《吕氏春秋· 先识》 称史官为“守法之臣”，《韩诗外传》 说： “据法守职而不敢为非者， 太史也。” (《太平御览》 二三五引， 今本异)这都反映了史官职责的神圣。 同时制度上也保证了史官这一传统的延续。《贞观政要》 卷七载：“贞观十三年， 禇遂良为谏议大夫， 兼知《起居注》。 太宗问曰：'卿比知《起居》 书， 何等事， 大抵于人君得观见否？ 朕欲见此注记者， 将却观所为得失， 以自警戒耳。’ 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 以记人君言行， 善恶毕书， 庶几人主不为非法， 不闻帝王躬自观史。’ 太宗曰：'朕有不善， 卿必记耶？ ’ 遂良曰： '臣闻守道不如守官， 臣职当载， 笔何不书之？ ’ 黄门侍郎刘洎进曰：'人君有过失， 如日月之蚀， 人皆见之。 设令遂良不记， 天下之人皆记之矣。’”又说：“贞观十四年， 太宗谓房玄龄曰：'朕每观前代史书， 彰善瘅恶， 足为将来规诫， 不知自古当代国史， 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 ’ 对曰： '国史既善恶必书， 庶几人主不为非法， 止应畏有忤旨， 故不得见也。” 《新唐书· 儒学· 朱子奢传》 载： 唐太宗想看《起居注》， 朱子奢说： “陛下所举无过事， 虽见无嫌。 然以此开后世史官之祸， 可惧也。 史官全身畏死，则悠悠千载， 尚有闻乎？ ”《新唐书· 郑朗传》 说： 文宗想看自己议事的记录， 郑朗引朱子奢事说： “史不隐善， 不讳恶， 自中主而下， 或饰非护失， 见之则史官无以自免， 且不敢直笔。”《魏謩传》 也曾言及文宗想看《起居注》， 遭魏謩拒绝的事。 有这样的制度和传统做保障， 才有可能一定程度的保证历史记载的真实性， 也才能形成“史” 字从“又” 持“中” 的概念。（采用“手”做字的主要偏旁，写历史的人，手中始终坚持以不偏不倚为原则，才能还原历史。这就是“史”字的会意。）
据法守职， 秉笔直书， 这是史家的一个传统， 同时也是一种精神。 据《左传》 记载， 鲁宣公二年， 晋灵公因昏庸无道被人所杀。 当时执政大臣赵盾正在逃亡途中， 听说灵公被杀，马上返回。 晋国大史董狐于是书曰：“赵盾弑其君。” 并把这记录公示于朝堂。 赵盾感到冤屈。董狐说：“子为正卿， 亡不越境， 反不讨贼， 非子而谁!” 赵盾无奈， 只好接受这现实。 鲁襄公二十五年， 齐国权臣崔杼杀死的（了） 齐庄公。 齐国的太史于史册上记了一笔： “崔杼弑其君。” 崔杼一怒之下， 杀了太史， 毁了记录。 太史的弟弟继承其兄， 仍书作“崔杼弑其君”。又被崔杼杀掉。 这样连续杀了史官兄弟三人。 史官的又一个弟弟继续把“崔杼弑其君” 书在史册上。 崔杼无奈， 只好做罢。 另一位史官南史氏听说太史兄弟几人连续被杀， 于是拿着竹简前来准备接力， 听说已经记下， 方才返回。 晋董狐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捍卫历史的真实， 齐太史兄弟则为捍卫历史的真实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这之间一是体现着历史的神圣不可沾污，二是体现出了史家的精神。 忠实历史是史家的灵魂和品格， 一旦失去忠实， 其笔下的历史便变得一文不值。 因此史官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就在于他们在笔下的记载浸入了自己的生命。 正因为如此， 他们才把历史的真实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故晋国太史蔡墨曾说： “一日失职， 则死及之。” (《左传· 昭公二十九年》 )春秋史官的这种精神， 为后世史家继承。 司马迁写《史记》， 把刘邦的对头项羽列入《本纪》， 把刘邦当年酒色、 无赖之徒的生活， 活脱脱的（地） 展示出来。 把汉武荒唐的求仙之举， 也如实的书之于册。 这一行为不为常人所理解， 故后汉王允称《史记》 为“谤书”， 并以武帝不杀司马迁为失策。 但司马迁的行为却得到了史学家的高度赞扬。 如班固父子尽管对司马迁有看法， 但不得不承认《史记》“其文直， 其事核， 不虚美， 不隐善， 故谓之实录（录）。”(《汉书· 司马迁传》 )， 章怀太子《后汉书· 蔡邕传》 注说： “凡史官记事， 善恶必书。 谓迁所著《史记》， 但是汉家不善之事， 皆为谤也。 非独指武帝之身， 即髙祖善家令之言，（犹家规。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礼。太公家令说太公日：“天无二日，土无二王①。今高祖虽子，人主也；太公虽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②！如此，则威重不行③。”后高祖朝，太公拥篲迎门却行④。高祖大掠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乱天下法！”于是高祖乃尊太为太上皇。心善家令言⑤，赐金五百斤。） 武帝筭缗（古时税收的一种。唐 杜甫 《和严中丞西城晚眺》：“帝念深分閫，军须远算緡。” 清 黄宗羲 《田制一》：“ 汉 之 武帝 ，度支不足，至於买爵、贷假、榷酤、算緡、盐铁之事无所不举。” 清 王式丹 《南中书事》诗：“ 孔仅 算緡原始旤（祸）， 卢循 入海岂能军。”参见“ 算緡钱 ”。）榷酤（亦作“榷沽”。汉 以后历代政府所实行的酒专卖制度；也泛指一切管制酒业取得酒利的措施。天汉 三年（公元前98年），始榷酒酤，垄断酒的产销。后历代沿之，或由政府设店专卖；或对酤户及酤肆加征酒税；或将榷酒钱匀配，按亩征收，等等，用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宋 周煇《清波杂志》卷六：“榷酤创始於 汉，至今赖以佐国用。”《元典章·户部八·私造酒曲依匿税科断》：“榷沽之法既已废，酒醋课程散入民间。）之类是也。” 班固虽对于司马迁博物洽闻而不能自免其身， 略有微词， 但他在《汉书》 中， 仍然坚持了史学家实事求是的传统精神， 如对于武帝， 曾借夏侯胜之口说： “武帝虽有攘四夷、 广土斥境之功， 然多杀士众， 竭民财力， 奢泰亡度， 天下虚耗， 百姓流离物故者半。 蝗虫大起， 赤地数千里， 或人民相食。 畜积至今未复， 亡徳泽于民， 不宜为立庙。”(《夏侯胜传》 )《三国志· 吴志· 韦曜传》 载， 吴主孙晧即位， 想为他的父亲孙和作“纪”， 在古史中， 只有皇帝才作“纪”， 普通人只能立“传”。 史学家韦昭坚持： 孙和没有即帝位， 应当立“传”， 不应作“纪”， 否则， 破坏史家规矩。 如此者非一， 最终招致杀身之祸。 他虽然被杀， 但史家的精神与传统却获得了保留。 当然我们必须看到， 政治强权力量对于历史记载的干预。历史上毕竟是圣主少而庸君多。如遇暴君要想坚持史家秉笔直书的原则， 那是非常之难的。 故刘知几《史通· 直笔》 篇说： 夫为于可为之时则从， 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 如董狐之书法不隐， 赵盾之为法受屈，彼我无忤， 行之不疑， 然后能成其良直， 擅名今古。 至若齐史之书崔弑， 马迁之述汉非，韦昭仗正于吴朝， 崔浩犯讳于魏国， 或身膏斧钺， 取笑于当时； 或书填坑窖， 无闻于后代。 夫世事如此， 而责史臣不能申其强项之风， 励其匪躬之节， 盖亦难矣!是以张俨（张俨(?-266年)，字子节。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三国时吴国学者。弱冠时即知名，历任显职。以博学多识，拜大鸿胪。宝鼎元年(266年)，奉命与丁忠出使西晋，吊祭晋文帝司马昭。在洛阳，不辱君命。于归途中病逝。其子为文学家张翰。）发愤， 私存《嘿记》 之文； 孙盛不平， 窃撰辽东之本。 以兹避祸， 幸而获全。 是以验世途之多隘， 知实录之难遇耳。 然则历考前史， 征诸直词， 虽古人糟粕， 真伪相乱， 而披沙拣金， 有时获宝。 但是为了坚持史家传统与精神， 不少史学家在各种压力之下， 既要保证历史记载真实性的最少丧失， 又要全身自保， 为此而采取了多种手段。 或曲笔达意， 或示疑于后人， 或转载权贵劣迹于他人之传。 如《左传》“郑伯克段于鄢”， 把段叔写成一个贪得无厌之徒， 似乎他是玩火自焚， 咎由自取。《诗经· 郑风· 大叔于田》 篇， 据诗序说是写段叔田猎的， 但诗中却写出了一位英雄少年的风姿， 显然是赞美的。《诗经》 与《左传》 记载出现了矛盾。 今仔细寻绎， 似《左传》 记载可疑， 可能是一桩冤假错案。《左传》 云： “大叔完聚， 缮甲兵，具乘卒， 将袭郑。 夫人将启之。 公闻其期， 曰： 可矣！ 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 这里连用了 两个“将” 字， 一个“闻” 字。“将” 者未然之辞， 既然事没有发生， 何以知其袭郑?既然是“袭”， 当然是秘密行事， 庄公为何能得“闻” ?（？ ） 这个疑案被细心的清代散文批评家们发现。 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 于“具卒乘” 下批曰：“诗有两《叔于田》， 则此篇自为田猎， 未可知。” 又于“夫人将启之” 后批曰：“此二'将’ 字， 明明疑案， 连坐姜氏。”又于“可矣” 后批曰： “仲祭不闻， 子封不闻， 偏是公闻。” 林云铭《古文析义》 则云： “毋论袭郑不袭， 有期无期， 只消用两个'将’ 字， 一个'闻’ 字， 便把夫人一齐拖入浑水中，无可解救， 此公之志也。 夫以段之骄蹇无状， 全无国体， 紾臂之谋， 不必深辩。 乃夫人处深宫严密之地， 且当庄公刻刻提防之际， 安能与外邑订期， 向国门作内应耶？ ” 并于“可矣”下批曰：“他人不闻而公独闻， 其为疑案可知。” 不难看出， 庄公因与段及母有争位之隙， 特设机关， 立假案， 置母、 弟于死地。 在伐段之前， 庄公就屡次与臣下谓段曰： “多行不义，必自毙， 子姑待之”，“将自及”，“不义不昵， 厚将崩”。 显然庄公是有预谋的。 所谓段之“不义”， 也是他有意制造的。“京叛大叔段”， 便是阴谋的完成。 郑之史官， 为避杀身之祸， 故用这种巧妙的方式， 似是而非之词， 瞒过庄公， 示疑于后人。 而诗人则以自已的认识写大叔段。 所以写得风姿飒爽， 才力过人。 并写到了他对“公” 之忠诚， 如云： “襢裼tǎn tì（脱去上衣，裸露肢体的意思。）暴虎， 献于公所”。 正是由于史家的传统与道德精神， 才使得中国历史在强大政治力量的干扰下， 最大限度地保持了真实性， 使得暴君、 昏君、 庸君、 佞相、 权臣等一个个丑恶形象被载入史册。 比如朱元璋， 这是明朝的开国之君， 在明朝皇帝心目中自然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对于他的那种暴烈行为， 他的子孙不可能心甘情愿让留于史册。 但是我们从《明史》 及明朝人的记载中，却看到了惊人的一幕。 洪武九年（1376 年） 发生的“空印案”， 有数以百计的官员被处死。洪武十三年（1380 年） 胡惟庸一案， 有几千人被处死。 而党狱株连前后长达十四年， 一时功臣宿将诛夷殆尽， 共有四万余人被卷了进去， 或被杀或被罚。 为朱元璋长期担任文官工作的李善长， 因侄儿娶了胡惟庸的姐姐， 也受到了株连， 在人诬陷之下， 被迫自杀， 妻儿亲属70 余口， 残遭杀害。 洪武二十六年（1393 年） 发生的蓝玉一案， 株连被处死的也有一两万人。 朱元璋的残酷行为， 造成了士大夫人人当求自保、 不谋进取的恐惧心理。 据明焦竑（焦竑(1540年-1620年)，字弱侯，号漪园、澹园，生于江宁(今南京)，祖籍山东日照(今日照市东港区西湖镇大花崖村)，祖上寓居南京。关于迁到南京的事，焦竑在《与日照宗人书》中说道:"我祖武略公自国初以官游留南京，二百余年矣!德、靖间，饥疫相仍，一门凋谢，只余吾父骑都尉一人耳。"他父亲焦文杰，号后渠，活到82岁。兄伯贤，曾做过广东灵已知县。明神宗万历十七年(1589年)会试北京，得中一甲第一名进士(状元)，官翰林院修撰，后曾任南京司业。明代著名学者，著作甚丰，著有《澹园集》(正、续编)《焦氏笔乘》《焦氏类林》《国朝献徵录》《国史经籍志》《老子翼》《庄子翼》等。）《玉堂丛话》（亦作《玉堂丛话》8卷,明焦竑撰。焦竑平生著述宏富,此书是其最后一部著作,他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为本书作序,第2年即谢世。此书是他死后由其门人编辑行世的。“玉堂”是翰林院的别称,此书因专记翰林故事,故称《玉堂丛语》。《玉堂丛语》实则是明代万历以前的翰林人物言行录,顾起元序称:“《玉堂丛语》若干卷,太史澹园先生以其腹笥所储词林往哲之行实,仿临川《世说》而记之者也。此书系仿《世说新语》体例,专记明初以来翰林诸臣遗言往行,分“行谊”、 “文学”、 “惑溺”、 “仇隙”等五十四类,体例简净。谢国桢谓此书实较何良俊《何氏语林》、梁维枢《玉剑尊闻》等书为善。） 说， 当时有位文士叫唐之淳， 他在军中作文书工作， 草的一手好露布。 朱元璋见了，大为赞赏。 正好此时朱元璋写完了分封十王的册文草稿， 想让他给润色一下， 于是飞骑召唐入京。 唐不知究里， 吓得浑身哆嗦。 到了京城， 过其姑家门， 与其姑大哭一场， 并要其姑好好收敛他的尸体。 到了东华门， 门已闭， 又被人用布裹起来， 从墙上递了进去。 这样折腾了几次， 生望已消， 到皇帝殿前， 才知道是为了修改几篇册文。 但无论如何， 权力是不能掩盖历史的。 官方的史官与民间的史学家， 秉持史家不蔽美不隐恶的文化精神， 总会用各种方式来记载并保存历史的。 传统史官有一种宏大的志向。 荀悦(荀悦(148-209年)，字仲豫，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东汉史学家、政论家，思想家。名士荀淑之孙，司空荀爽之侄，其父荀俭早卒。汉灵帝时期宦官专权，荀悦隐居不出。献帝时，应曹操之召，任黄门侍郎，累迁至秘书监、侍中。侍讲于献帝左右，日夕谈论，深为献帝嘉许。后奉汉献帝命以《左传》体裁为班固《汉书》作《汉纪》，写成《汉纪》30篇。建安十四年(209年)逝世，年六十二。荀悦另著有《申鉴》5篇，抨击谶纬符瑞，反对土地兼并，主张为政者要兴农桑以养其性，审好恶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备以秉其威，明赏罚以统其法，表现了他的社会政治思想。还著有《崇德》。)《前汉纪》 卷一说：昔在上圣， 唯建皇极， 经纬天地， 观象立法， 乃作书契， 以通宇宙， 扬于王庭。 厥用大焉。 先王以光演大业， 肆于时夏， 亦唯翼翼， 以监厥后， 永世作典。 夫立典有五志焉： 一曰达道义， 二曰彰法式， 三曰通古今， 四曰著功勋， 五曰表贤能。 于是天人之际，事物之宜， 粲然显著， 罔不能备矣。 世济其轨。 不殒其业。 损益盈虚。 与时消息。 虽臧否不同。 其揆一也。 正因如此， 中国史籍对于人类的健康发展才具有了不可或缺的意义。 刘知几曾用八个字概括史之意义， 即： “记事载言， 劝善惩恶” (《史通· 史官建置》 )。“记事载言” 是史的功能，“劝善惩恶” 是史的功用。 人是有记忆的灵物， 对于自己的、 种族的过去， 有一种晓知、把握的欲望。 而晓知历史， 除了满足精神的需求之外， 就是从历史中认识自己， 把握并不断调整人类未来的方向。 因而劝善惩恶也就成为历史记载留示后人的一个非常重要功能， 从历史中汲取经验与教训， 则是后人阅读历史的一个重要目的。《诗经· 大雅· 荡》 篇说：“殷鉴不远， 在夏后之世。” 这是说夏的灭亡是殷的一面镜子， 殷本可以从中汲取教训的。 宋范祖禹《进〈唐鉴〉 原表》 说： “臣窃以自昔下之戒上， 臣之戒君， 必以古验今， 以前示后。 禹益之于舜， 则言其所无于佚于乐， 傲虐之作， 防于未然。 周召之于成王， 则相古先民， 历年坠命， 日陈于前， 皆所以进哲德而养圣功也。” 司马光编《资治通鉴》， 从命名上就可以看出，他是把历史作为一面为政的镜子来对待的， 故他在进表中说：“每患迁、 固以来， 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 读之不徧， 况于人主日有万几， 何暇周览？ 臣常不自揆， 欲衍文削冗长， 举撮机要， 专取关国家兴衰、 系生民休戚、 善可为法、 恶可为戒者， 为编年一书， 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元苏天爵采宋以前善政嘉言成《治世龟鉴》 一书， 林兴祖序称其书“诚前知之龟， 不远之鉴， 有志于治者， 宜无一之可遗。” 像宋王钦若、 杨亿编《册府元龟》， 赵善璙编《自警编》， 朱熹编《通鉴纲目》， 元张光祖编《言行龟鉴》 等， 这些书无不是要以历史为龟鉴、 确立人行为规则的。“二十五史”， 前朝之史， 皆是来者之鉴。 史之所以有龟鉴的意义，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是非评价系统。 英雄豪杰赖此垂芳千古， 大奸大恶由此而遗臭万年。 孔子作《春秋》 之所以乱臣贼子惧， 就是因为《春秋》 会使恶名昭著， 遗羞子孙。 也正是由于这个评价系统的存在， 对于权力拥有者起到了有效的警戒与制约作用， 使他们在清醒的状态下， 始终会感觉到史家椽笔的存在， 而不敢大胆妄为。 同时这个评估体系也激励着无数志士仁人努力奋斗， 以“立德、 立功、 立言” 为目标，以求不朽。 在历史的面前， 任何人都会作出思考， 都会考虑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 一个有历史意识的人， 决不会苟且自己的行为， 而是认真的对待自己的人生， 对待生与死。 死是可怕的， 可有的人在死的面前却跳着、 笑着， 理智的选择死亡。 原因很简单， 是历史唤起了他们捍卫自己名誉的自觉。 屈原恐惧“修名之不立”， 在出国求荣与守道自终二者之间， 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死亡； 文天祥在死亡面前高唱“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同样想到的是自己在历史中的声誉。 而一个丧失了历史意识的人， 一个漠视历史存在的人， 我们则很难想象他们怎样对待历史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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