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传文学的萌生与形成，与史传文学的本体—史籍(即历史著作)的形成是紧密相连的。以史官簿录为记载形式的史书，就形式上说，从萌生到成熟，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史官簿录形式的书籍产生之前，对于人类自身的远古历史，有一个口头传说的阶段。人们以口耳相传的形式，流播祖先的功绩、氏族部落的滋生繁衍以及与大自然做斗争的种种传说。这些历史传说与后来的史书还有很大的距离，然而它已经孕育了史传和史传文学的因子。我们从后来的史书中还能看到远古历史传说的吉光片羽。作为史学意义上的史籍，则应出现于文字产生之后。有了文字，才有可能将历史传说和历史记忆物化为物质形态——史籍。推论古代史籍，应以《尚书》、《春秋》为最早。 《尚书》和《春秋》，一为记言，一为记事。言事分记的原因是什么呢？一是古代史官分工之细。史官不同，职责各异。其二，与当时的书写工具有关。在书写工具还相当简陋的情况下，只能以简要为主。其三，更重要的是，与史学发展的自身规律有关。在《尚书》和《春秋》的时代，尽管人们已意识到社会历史的变化，然而，像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那样纵览古今、包举宇内的宏阔壮伟的历史观还未形成，因此，它局限了史家审视历史的广度和深度，结果只能是“各照隅隙，鲜观衢路”，出现了言事分记的现象。无论是《尚书》或《春秋》，单一的记言或记事，二者共同的缺陷就是忽视了历史发展的主体——人。 然而历史是在不断发展的。用刘知几的话说，即所谓“时移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前史之所未安，后史之所宜革”，随着历史的发展与进步，吸收记言与记事两种体制之特长，而又可以克服二者之不足的“言事相兼”的历史著作必然出现，这就是成书于战国初年的历史杰作《左传》。《史通·载言》篇说:“左氏为书，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古法”即指言、事分记的原则。《左传》作者摒弃了单一的记言或记事的成法，博考旧史，广采佚闻，集记言与记事于一身，展现了春秋时期240多年的历史，以“言事相兼”的崭新面貌呈现于世人面前。 “言事相兼”的记史叙事方法，与以往的历史著作有完全不同的特点，正如梁启超所指出的: “第一，不以一国为中心点，而将当时数个主要的文化圈，平均叙述。第二，其叙述不局于政治，当涉及全社会之各方面。对于一事典章与大事，固多详叙;而所谓琐语之一类，亦采集不遗。故能写出当时社会之活态，予吾侪以颇明了之印象。第三，其叙事有系统，有别裁，确成为一种组织体的著述，对于重大问题，时复溯源竟委，前后照应，能使读者相悦以解。”(《中国历史研究法》) 这不但是《左传》的叙事特色，也说明其作者已经有意识地从某种历史联系的角度来统筹规划，取舍剪裁以编撰成书。这一点，不但是史家在著史方法论上的一次质的飞跃，也是史家在审视历史与把握认识历史上的一次重大的进步。《左传》这一历史巨著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史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也标志着史传文学的真正形成。 在记事方面，《左传》记载了春秋时期大量的历史事实，作者将这些历史事件具体化，不但增加了事件情节，甚至丰富了许多细节描写。在《春秋》中寥寥几个字的事件，在《左传》作者的笔下，常演绎成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如《春秋》中的“郑伯克段于鄢”(隐公元年)、“齐崔杼弑其君光”(襄公二十五年)、“楚子麇卒”(昭公元年)这些简略记载，在《左传》中却是一篇篇内容充实、结构完整的诸侯宗室内部斗争故事。在记言方面，《左传》保存了大量的各国史书留传下来的文告、训辞，有的变成了历史人物的语言。此外，作者还增加了许多绘声绘色、声口毕肖的人物口语描写。《左传》是一部记载“君国大事”的史书，“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但是其中却记载了众多的家庭轶事，还有数量不少的神怪灵异之事。所以，左氏的叙事最富特色。刘知几说是“左氏之书，叙事之最”。(《史通·模拟》)刘熙载也说:“左氏叙事，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枯者腴之，剪裁运化之方，斯为大备。”(《艺概》) 《左传》“言事相兼”的另一鲜明特点是善于写人，善于生动地描绘历史人物，并在一定程度上写出人物性格。这在史传文学的发展上是一次质的飞跃。像子产这样杰出的政治家，在《春秋》中几乎不著一字。而《左传》对子产的思想、道德、学识、行事、辞令乃至才情风貌，都有细致生动的描述。作者通过子产这一历史人物具现了春秋中期郑国与诸侯国的历史，子产这一人物形象也栩栩如生。《左传》作者总是尽量避免简单平板地记载历史事件而采用故事化的手法，从言论和行动的立体把握中去描写人物。这样，不但写出历史运动过程中的各个细部，也写出了历史的深度。 西方一些历史学家反对采用自然科学或社会学、经济学那种“科学式”的或“法则归纳式”的表达方法，而提倡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个别描述”的方式，并且强调运用修辞学的艺术和叙事性的体裁，写出具有艺术感染力的历史著作。他们甚至认为历史学应该是一门艺术而不是科学。其实，中国文学强调文史结合，与西方学者的主张正不谋而合。我国的历史著作《左传》、《战国策》、《史记》，何尝不是具有巨大艺术感染力的作品。即以《左传》一书而论，它创造了多样的精密的篇章结构，创造了富于魅力的精练流畅的语言，又善于渲染故事情节，善于对人物作细致入微的描绘，还能揭示出人物的复杂的内心世界，对于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包括战争，都能曲尽其详，写得引人入胜，无疑是史学与文学相结合的典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