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61～721) 人物简介 刘知几唐代史学家。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唐高宗永隆元年（680 ）举进士。曾任定王府仓曹，奉命与李峤、徐彦伯、徐坚、张说等编纂《三教珠英》。长安二年（702 ）开始担任史官，撰起居注，历任著作郎、左史、凤阁舍人、秘书少监、太子左庶子、左散骑常侍等职，兼修国史。长安三年，与李峤、朱敬则、徐彦伯、徐坚、吴兢等撰修唐史，成《唐书》80卷。曾探究本族历史，撰《刘氏家史》及《刘氏谱考》。神龙二年（706 ）与徐坚、吴兢等修成《则天实隶》。玄宗初，与谱学家柳冲等改修《氏族志》，撰成《姓族系录》200 卷。又与吴兢重修《则天实录》30卷，撰成《中宗实录》、《睿宗实录》各20卷。其后又与吴兢续修《高宗实录》，并自撰《睿宗实录》。后被贬为安都督府别驾，死于任所。刘知几一生专攻史学，通览前代各史，明其利弊得失；又屡任修史之职，深感宰相大臣监修，多所干预，不能秉笔直书，遂于景龙二年（708 ）辞去史职，开始私撰《史通》，详论史书之体例及内容，阐述自己对史学的见解。书成于景龙四年，是中国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对后世影响很大。 个人经历 公元661年出生。 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年）举进士。授怀州获嘉主簿，曾多次上书言事。 圣历二年(699年)任定王府仓曹，并奉命与李峤、徐彦伯、徐坚、张说等共同编写《三教珠英》。 长安二年（702年）开始担任史官，撰起居注，历任着作郎、左史、凤阁舍人、秘书少监、太子左庶子、左散骑常侍等职，兼修国史。 长安三年（704年），与李峤等撰修唐史，成《唐书》80卷。曾探究本族历史，撰《刘氏家史》及《刘氏谱考》。 神龙二年（706年）与徐坚、吴兢等修成《则天实隶》。 景龙二年（708）辞去史职，开始私撰《史通》，详论史书之体例及内容，阐述自己对史学的见解。书成于景龙四年。 开元初(714年)，迁左散骑常侍。 开元九年(721年)，儿子刘贶做太乐令犯罪，为之申辩，玄宗怒而贬其为安州别驾。同年卒，追赠为汲郡太守，又追赠工部尚书，赐谥“文”。 思想理论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主张“直书”，反对“曲笔”和“史讳”。他在《史通·直书》篇说：史家要“仗气直书，不避强御”；“肆情奋笔，无所阿容”；“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他要求史家做到“善恶必书”，批评孔子修《春秋》“多为贤者讳”，对所美者“虽有其恶，不加毁也”；对所恶者“虽有其美，不加誉也”。“斯验世人之饰智矜愚，爱憎由己者多矣”。这些论述表现了刘知几对“史讳”的憎恶，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刘知几对“史讳”的批判是有保留的，并不彻底。 事实上，刘知几对“史讳”并非一概反对。他认为史家在编写史书时，在一定条件下对历史的某些方面、某些内容讳而不书是可以的。他在《曲笔》篇中说：“肇有人论，是称家国，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亲疏既辨，等差有别。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之顺也；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自兹以降，率由旧章。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在刘知几看来，“名教”显然比“史讳”重要得多，若为存“名教”而隐讳，则是无可非议的。他的这一观点在《惑经》篇中说得更为清楚：“夫臣子所书，君父是党，虽事乖正直，而理合名教。如鲁之隐、桓戕弑，昭哀放逐，姜氏淫奔，子般夭酷。斯则邦之孔丑，讳之可也。”刘知几甚至认为某些史讳是天经地义的，尤其是关系到史家自身的时候更是这样。他在《序传》篇中说：“然自序之为义也，苟能隐己之短，称其所长，斯言不谬，即为实录。”他批评司马相如不明白这个道理：“相如自序，乃记其客游临邛，窃妻卓氏，以《春秋》所讳，持为美谈。虽事或非虚，而理无可取。载之于传，不其愧乎！”他在批评王充时也说：“王充《论衡》之《自纪》也，述其父祖不肖，为州闾所鄙，而已答以瞽顽舜神，鲧恶禹圣。夫自叙而言家世，固当以扬名显亲为主，苟无其人，阙之可也。至若盛矜于己，而厚辱其先，此何异证父攘羊，学子名母？必责以名教、实三千之罪人也。” 从形式上看，刘知几在一定程度上赞同史讳与他所一贯主张的直书原则相矛盾，但深入分析，我们就会得出相反的答案。刘知几说：“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戒”（《杂说下》）。史家只要不伤褒贬大义，不损劝戒之旨，便是做到“不掩恶，不虚美”了。至于“讳之可也”的那些内容，隐讳不书则无损于直书原则，书之反而有碍直道。刘知几早就说过：“苟能隐己之短，称其所长，斯言不谬，既为实录。”总之，在他看来，必要的“史讳”也是直书的内容之一，这使我们不得不对他的直书精神及其对“史讳”的批判进行重新估价了。 问题在于，刘知几赞同或反对“史讳”的标准是什么呢？他在《惑经》篇中说：“夫非讳而仍讳，谓当耻而无耻。”非所讳者何？在《书事》篇中，他借干宝释五志之言道：“体国经野之言则书之，用兵征伐之权则书之，忠臣烈士孝子贞妇之节则书之，文诰专对之词则书之，才力技艺殊异则书之。”他还补充道：“礼仪用舍，节文升降则书之；君臣邪僻，国家丧乱则书之；幽明感应，祸福萌兆则书之。”他批评孔子“外为贤者，内为本国，事糜洪纤，动皆隐讳”。“国家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厚诬来世。”在此，讳与不讳的标准就是“名教”原则。在他看来，史家著述如有违“名教”，尽管言之有据，史事翔实，议论深刻，也无所取；如有益于维护“名教”，虽言多隐讳，语焉不详，也仍可称为“实录”。刘知几还再三说过：“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虽事乖正直，而理合耻名教”。这简直是把史学当成了“名教”的婢女！从“名教”的原则出发，我们就不会对刘知几既力倡直书、又主张“史讳”的史学观念感到困惑了。 代表作——《史通》 《史通》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史学评论著作。二十卷。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撰，成书于中宗景龙四年(710)。 刘知几不满于当时史馆制度的混乱和监修贵臣对修史工作的横加干涉，于景龙二年(708)辞去史职，“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 《史通》包括内篇三十九篇、外篇十三篇，其中内篇的《体统》﹑《纰缪》﹑《弛张》三篇在北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前已佚，全书今存四十九篇。内篇为全书的主体，着重讲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集﹑表述要点和作史原则，而以评论史书体裁为主；外篇论述史官制度﹑史籍源流并杂评史家得失。《史通》总结了唐初以前编年体史书和纪传体史书在编纂上的特点和得失，认为这两种体裁不可偏废，而在此基础上的断代为史则是今后史书编纂的主要形式。它对纪传体史书的各部分体例，如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题目等，作了全面而详尽的分析，对编写史书的方法和技巧也多有论述，这在中国史学史上还是第一次。它认为，“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主张对当时各种“杂史”应分别其短长而有所选择，对以往各种记载中存在的“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关于作史原则，《史通》鲜明地提出坚持直书，反对曲笔；其《直书》﹑《曲笔》两篇，在认识上把中国史学的直笔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发展了。外篇的《史官建置》是一篇简要的史官制度史；《古今正史》叙述历代史书源流，间或也有一些评论；《疑古》﹑《惑经》承王充《论衡》的《问孔》﹑《刺孟》之余绪，对古代史事和儒家经典提出一些疑问，反映了作者对于历史的严肃态度和批判精神；《杂说》等篇本是读史札记，涉及到以往史家﹑史书的得失，有的地方也反映出作者在哲学思想上的见解和倾向。 《史通》对史学工作也有一些论述。如它把史学家的工作分为三个等第：一是敢于奋笔直书，彰善贬恶，如董狐﹑南史；二是善于编次史书，传为不朽，如左丘明﹑司马迁；三是具有高才博学，名重一时，如周代的史佚﹑楚国的倚相。刘知几第一次提出了史学家必须具备史才﹑史学﹑史识“三长”的论点。史学，是历史知识；史识，是历史见解；史才，是研究能力和表述技巧。“三长”必须兼备，而史识又是最重要的。史识的核心是忠于历史事实，秉笔直书。史有“三长”之说，被时人称为笃论，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 《史通》是中国史学史上最早的从理论上和方法上着重阐述史书编纂体裁体例的专书，是对中国唐初以前的史学编纂的概括和总结，是中国史学家从撰述历史发展到评论史家﹑史书和史学工作的开创性著作。唐人徐坚认为，为史者应将《史通》置于座右。明﹑清以来，《史通》流传渐广，注﹑释﹑评﹑续者往往有之，现代史学家亦有不少研究《史通》的论著。它是8世纪初中国史坛和世界史坛上的一部重要的史学评论著作。《史通》也是有缺点的。它对史书体裁的看法，仅仅局限于对过往的总结，未能提出新的设想；它说的史书编纂超不出编年﹑纪传二途，亦不够全面。它过分强调史书体例的整齐划一，以致要求以生动的客观历史去适应体例的模式，因而对已往史书的批评亦往往失于偏颇。 唐末柳璨着有《史通析微》，说明《史通》在唐代已经流传。《史通》之宋刻本已不可见，流传至今的最早本子系明刻宋本，如万历五年(1577)的张之象刻本。万历三十年的张鼎思刻本，源于嘉靖十四年(1535)的陆深刻本，也是较早的本子。李维桢在张鼎思刻本的基础上进行评论，乃有《史通评释》刻本。此后续有郭孔延《史通评释》﹑王维俭《史通训诂》﹑清朝黄叔琳《史通训诂补》等。浦起龙将明清各种版本疏而汇之，予以互正，撰《史通通释》，刻于乾隆十七年(1752)，此即求放心斋刻本，流传较广。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王煦华校点《史通通释》，有详细校勘，并改正许多引书上的错误，书末附录陈汉章《史通补释》﹑杨明照《史通通释补》﹑罗常培《史通增释序》，是为目前之通行本。 刘知几的史学观 刘知几的史学观体现在他的《史通》中。书中既分析史书源流、体例和编纂方法，也阐述史馆建置、沿革和评价史书得失。从《史通》所评史籍看，范围很广。既有历代正史，即编年和纪传体史书，对其他“绩述”也多所涉及，并专设《杂述》篇，共列偏记、小录、逸事、别事等10 种。即使对不被一般史家所看重的宋孝王的《关东风俗传》和王劭的《齐志》也备加赞誉。特别是对儒家经典著作《春秋》和《论语》等的批判，更表现出他不同于流俗的史识。在《惑经》篇中指出，因《春秋》为本国讳，为贤者讳，从而导致“真伪莫分，是非相乱”；在叙事上也“巨细不均，繁省失中”。在《疑古》篇中也指出了《尚书》和《论语》有悖于史实的地方，认为“远古之书，其妄甚矣”，告诫人们不要轻信。这样，就剥去了儒家经典神圣的外衣，而把它们与其他史籍等同看待。 对于唐代以前的史籍，刘知几追根溯源，分别流品，归纳为六家：“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并指出唐以前的史籍主要编纂形式为左传和汉书二家，其他四家则不可“祖述”。因此，又特设《二体》篇，着重对汉书和左传二家进行评论，指出编年、纪传作为正史二体，“考兹胜负，互有得失”，“各行其美”， 并行于世，并进而对世家、列传、志、表等诸篇也加以评判。刘知几六家和二体的归纳是有见地的，而且详略得体，简繁适中。当然其评论也有错误之处，如重断代而轻通史，反对设《艺文志》、《天文志》等，因推崇班固，对司马迁也难免有过激之辞。 刘知几正是以批判的精神、以发展的眼光、以渊博的学识在对众家史籍得失进行评判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正确的史学主张和见解，这突出表现在史才三长论的提出。据《旧唐书·刘子玄传》载，礼部尚书郑惟忠曾问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的原因，刘知几回答说：“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苦公输，而家无楩柟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也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 在这段对话中，刘知几的史学思想表露无遗。从中国史学的发展看，无论对哪一史书的品评都离不开才、学、识三点，但有的史家抓其一点而不能顾及其他；有的虽三者都有所涉及，但论述不深。而只有刘知几博采众家之长，独树一帜，对才、学、识三者综合运用并阐明三者之间的关系，真可谓前无古人。 在才、学、识三者中，刘知几最重史识，强调撰史要以秉笔实录为贵， 并在《史通》一书中专设《直书》篇，指出“盖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催玉折，不为瓦砾长存。”对历史上不畏权贵、秉笔修史者大加褒扬，推崇备至。对文过饰非、任意褒贬，曲意奉迎者大加口诛笔伐，斥之为“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表现出对曲笔诬书者的深恶痛绝。刘知几的史学思想，标志着中国传统史学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对其后的史学家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从而也确立了刘知几在传统史学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人物故事 喜文而好史 刘知几少小时酷爱读书，特别喜欢看文学和历史著作。十二岁时就开始读《左传》。十七岁上，通读了《左传》、《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当时能够见到的史籍。他也喜欢诗文，《诗经》，楚辞、汉赋等前人诗文大体读遍。十几岁时便能做诗文，并享誉一时，人称“少年才俊”。可惜他的诗流传下来的不多，只寥寥几首。他认为“读史可使人明智”，把诗歌和历史结合起来，是为咏史诗。下面介绍一下他的咏史诗： “汉王有天下，欻起布衣中。奋飞出草泽，啸咤驭群雄。淮阴既附凤，鲸彭亦攀龙。一朝逢运会，南面皆王公。鱼得自忘筌，鸟尽必藏弓。咄嗟罹鼎俎，赤族无遗踪。智哉张子房，处世独为工。功成薄受赏，高举追赤松。知止信无辱，身安道亦隆。悠悠千载后，击柝仰遗风。” 此诗有感于西汉开国君臣的历史故事，慨叹封建专制社会里英雄人物功成身退的处世之道。汉高祖刘邦一介布衣，起于草莽之间，竟然亡秦灭楚，夺得天下，凭的是什么？凭的是他能够驾驭群雄，包括淮阴侯韩信，以及鲸布、彭越等。时来运转，这些人也都封王封侯。然而，诚如古语所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飞鸟尽，良弓藏。”夺得了天下，功臣们难免要被猜忌被翦除。惟张良深谙处世之术，大功告成后，远走高飞，隐逸山林，免于横祸。千年之后，人们仍仰慕他的风范。刘知几此诗是读《汉书》后的感慨。是以诗论古，以古鉴今。 再介绍一首： 泛泛水中蓱，离离岸傍草，逐浪高复下，从风起还倒。人生不若兹，处世安可保？遽瑗仕卫国，屈伸随世道；方朔隐汉朝，易农以为宝。饮啄得其性，从容成寿考。南国有狂生，形容独枯槁，作赋刺椒兰，投江溺流潦。达人无不可，委运推苍昊；何为明自销，取讥于楚老？ 此诗集中体现了刘知几怀才不遇，愤世嫉俗，聊以自慰的悲伤无奈之情。唐代之前诗以“咏史”命名且影响最大者是左太冲《咏史》八首，刘知几的诗从风格到词章都与其相近。 刘知几不但形象思维好，能写诗文，逻辑思维也好，能论诗文。他在《史通•叙事》里说：“诗要言近而旨远，辞浅而意深，虽发话已殚，而含意未尽。使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句外。”他还说散文应追求“文约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美的极至，是“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这些论述都是精辟之言。 刘知几的诗有文采也有思想，他的文采和思想也为他写史书打下了基础。 坎坷著汗青 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年）刘知几考中进士。当上获嘉县（今河南获嘉）主簿。获嘉与长安、洛阳相距很近，这两地是当时的首都和东都，文化发达，藏书丰富。刘知几便经常往来于两地，饱览公私藏书，经史百家，无不涉猎。在读书之余，刘知几也关心时事，并对不正之风敢于直谏。在开武则天天授二年（691年）十二月，他上书请淘汰尸位素餐的冗吏。同年，他又上书“刺史非历三岁以上不可迁官”，认为地方官调换频繁对管理不利。主.证圣元年（695年），他又上书“节赦”，提出“赦宥无度”是“小人之幸，君子不幸，”希望皇上“而今而后，颇节于赦。”同年，针对滥赐阶勋的弊端，他又上表建议赐阶勋应以德才为标准，不行私恩，不致过滥。上述所言四事，切中时弊，表明刘知几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强烈的爱国心。 但刘知几的直言，却不受朝廷的重视，反而惹得一些权贵不满，致使刘知几十五年官职不得升迁。 武后圣历二年（699年），三十八岁的刘知几在做获嘉县主簿这个九品芝麻官十九年后，调任京师定王府仓曹。奉旨编撰《三教珠英》这本宣传儒、佛、道三教精华的书籍。他的调任是因为他文华卓著，已负盛名，朝廷要借重他的名声，利用他的文才。 长安元年（701年），《三教珠英》修成，次年刘知几出任著作佐郎（从六品），兼修《唐史》，时年四十二岁。从此他走上专门著史之路。 唐睿宗继位，尊武则天当皇太后。武则天宠信张昌宗、张易之，二人乘机诬告丞相魏元忠阴谋造反，又逼魏元忠部下张说作伪证陷害魏元忠。张说找刘知几商议，刘知几阻止，云：“无污青史，无累子孙。”。张说走后，刘知几仍然难平胸中愤懑，提笔写下《思慎赋》，痛斥奸臣酷吏无耻罪行。刘知几把《思慎赋》呈给武则天，武则天不屑一顾放在一边，说：“爱卿不要妄言干政，老身封爱卿当凤阁舍人，负责编撰老身的《实录》。” 武则天后唐中宗继位。唐中宗封刘知几为秘书少监，编撰《唐中宗实录》，丞相韦巨源与纪处讷、杨再忠、宗楚客、萧至忠等人监督参与编撰。可韦巨源等人不学无术，却勾心斗角，时常干扰刘知几。刘知几无奈给萧至忠写辞职报告。报告写道：“古人编写国史，大多是指定少数专业人员负责。采用丰富可靠文献史料作编史依据，制定严格规章制度，防止溢美、丑化他人，力求体例统一，观点鲜明。只有《东观汉纪》例外，由多人参与编写，书稿质量低劣。如今编写《唐中宗实录》，采用《东观汉记》的编写方法，多人参与其中，体例、观点混乱不清，缺乏必要的文献史料，还有人给史官施加压力，影响公正客观准确完整地记载史实、评价人物，必然影响编写质量。鄙人作为具体负责编撰的史官，无法下笔，只能请求辞职。” 萧至忠看罢，深知没有刘知几，《唐中宗实录》难以编成，便不批准他辞职。刘知几无奈，只好继续写作此书。 数年后，刘知几终于写完《唐中宗实录》二十卷，呈给唐中宗审阅。唐中宗看罢，大喜过望。 712年唐玄宗李隆基登基，封刘知几当左散骑常侍，让他编撰了十卷《唐睿宗实录》。 一天，礼部尚书郑惟忠问刘知几：“自古文人不少，而史官却很少，这是为什么？” 刘知几答道：“史官必须具备史才、史识、史观三大本领，只有史识没有史才，好似笨蛋得到千顷良田和满筐黄金，还是发不了财；只有史才没有史识，好似能人手中缺乏工具，还是干不成活儿；好的史官必须有好的史观，秉笔直书，明辨是非，不丑化溢美，不歪曲事实，这样的史官实在太少了。如果没有史才、史识、史观，就不配当史官。” 郑惟忠听罢，恍然大悟，连连点头称赞道：“这番话真是至理名言呀！对后世史官将有莫大影响！” 刘知几又写出《刘氏家乘》十五卷和《刘氏谱考》三卷。他在这两部书中认为刘姓先祖不是玄嚣、蟜极、帝喾、帝尧、丹朱、刘式、刘累诸人，而是 昌意、颛顼、老童、吴回、陆终、彭祖、大彭诸人。刘知几考证出彭城郡的刘姓豪门大族并不都是汉楚王刘交后裔，也有楚王刘嚣的后裔，确是真知灼见。刘知几常自豪地说：“鄙人是汉楚王刘嚣的后裔，将来鄙人如果封侯拜爵，一定请皇上把鄙人封在祖籍居巢（今安徽桐城）。” 唐玄宗宠幸妃嫔杨玉环，封精通音乐、历法、医学、算术的刘知几之子刘贶当太乐令，让他编制歌颂杨玉环的乐曲。刘贶拒不执行，唐玄宗大怒， 将刘贶贬到安州（今湖北安陆）当县令。刘知几闻讯，出班跪倒启奏道：“刘贶不敢奉诏编曲，是为曲意劝谏陛下，耿耿忠心，望陛下明察。” “大胆！”唐玄宗勃然大怒，训斥刘知几道：“卿包庇儿子，目无君王，且到安州（今湖北安陆）去当别驾，好好教训刘贶。” 刘知几、刘贶父子满含悲愤离开长安，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安州。由于路途劳顿，水土不服，年事已高的刘知几一病不起。唐玄宗听到刘知几病逝，心中有些后悔，派人到刘家中取来刘知几《史通》书稿，亲自审阅。他边看边赞，拍案叫绝，追封刘知几为工部尚书，谥为文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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