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文研读　相关读物 3

课文研读　相关读物

文化背景

 

当代史学家蒙文通先生说，中国历史上史学发达有三个时期，“曰晚周，曰六朝，曰两宋”，“体例革新，陈义深远，宏文迭出，名家踵武，虽汉唐盛世，未足比隆”。也就是说，中国史学的两个高峰都出现在唐以前。尤其是从东汉至隋末，史学逐渐从经学的附庸成长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总结前代史书，写出了我国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史通》。

 

刘知几（661—721），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20岁考中进士，任获嘉县主簿19年。长安二年(702)，开始担任史官，先后任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秘书少监等史职，撰修国史。刘知几长期在史馆供职，能够看到大量的史书，形成了自己的史学观点，再加上与史馆中同人观点不同，遂发愤著书，于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写成《史通》。

 

《史通》分为内外篇，共20卷。其中内篇39篇，主要阐述史书的体裁体例和编撰方法。外篇13篇，论述史官的建置沿革、史书的源流和古人著述的得失。内篇中的《体统》《纰缪》《弛张》三篇早已亡佚，因此现在见到的《史通》只有49篇，共八万余字。其中，内篇的《六家》《二体》和外篇的《史官建置》《古今正史》是全书的纲领。

 

《史通》是中国史学史的奠基之作，建立了很多史学理论。一是对唐以前的史书体例和编纂方法做了全面总结，提出了“六家”“二体”说，并对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等各种体例，以及序例、题目、断限、编次等各种编纂方法做了专篇论述。二是力主直书实录，反对曲笔诬书。刘知几认为，史书应起到“申以劝诫，树之风声”的作用，不能“曲笔阿时”“谀言媚主”。这种观点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代史学的实录传统，并将之提高到自觉的高度。三是提出“史才三长”的理论。刘知几认为，一个史学家应具备三种才能，即史才、史学和史识。史才，指驾驭史料、撰著史书的能力；史学，指掌握丰富的历史知识；史识，指良好的史学见解和秉笔直书的品德与精神。其中，史识最为重要。“三长”之说对后世史学有很大的影响。

 

由于刘知几专攻史学，且长期在史馆供职，所以《史通》中的见解“贯穿今古，洞悉利病，实非后人之所及”。当然，《史通》也有不足之处。书中对前代史书的评判过于严苛，有些评论有失公允，有时“诋诃太甚，或悍然不顾其安”。此外，刘知几认为史书应以褒贬为宗，反对为史书加注，主张删去史注，也删去天文、艺文、表历等内容，这也是不妥当的。

 

《史通》最为通行的注本是清浦起龙的《史通通释》。今人张振珮著有《史通笺注》，对典故解释非常详细，便于使用。

 

内容理解

 

《直书》选自《史通》。“直书”就是不隐讳事实真相，不饰恶虚美，如实记载历史事实。

 

全文分为四段，主要说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提出自己的主张，说明直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二是列举历代史家的各种情况，说明直书之难。

 

文章从人的本性谈起，认为世人为了生存，都选择了明哲保身，“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修史却有自己的要求，要“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即史书以劝惩为目的，好事则褒之，坏事则贬之，以此来树立好的风气，惩恶扬善，使那些乱臣贼子不敢轻易做坏事。这是本篇的中心论点。在这一段中，作者引用了东汉末年流行于京都洛阳的童谣：“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以此来说明行君子之德的不易。

 

在第二段里，作者列举了历代很多史家的例子。这一段里，全是正面的人物，都是秉笔直书的典型，但其命运却各有不同。其中在生前身后都独擅令名的是董狐。他受到了孔子的赞扬，而且，也显然未受到赵盾的刁难。赵盾虽然不同意董狐的记载，但除了为自己辩解，认为是自己太留恋祖国了，才给自己招来了忧愁外，并没有做别的什么举动。但是，其他的史家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齐太史记载“崔杼弑其君”，结果被崔杼杀害。他的两个弟弟先后做史官，也都这样写，也同样被杀。直到他最小的一个弟弟仍坚持记载这件事，才终于没有被杀。南史氏听说几位太史都为此事被杀，便带着写好“崔杼弑其君”的简策前往，听说此事已写入史册，这才回去。司马迁记载汉朝皇帝的事情，并不因为当时是大汉天子的天下就有所隐晦，而是善恶皆书，结果《史记》被诬为“谤书”。韦昭是三国吴的史官，并不因为孙皓是皇帝，就屈从于其淫威，为孙皓的父亲孙和做纪，而是坚持认为孙和不是皇帝，只能做传。崔浩是北魏人，历仕道武帝拓跋跬、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焘三朝，官至司徒。太武帝时奉命监修国史，成《国书》30卷。因内容详备，且据事直书，遭到一些鲜卑贵族的怨恨，于450年被灭族。这些史官，都秉笔直书，最终却都因书获罪。世事如此，所以要求史臣刚直不屈、秉笔直书，实在是太难了。于是，有人就想出变通的办法。三国时吴国张俨著《嘿记》三卷，秘藏不宣；东晋孙盛著《晋阳秋》，写了两个不同的版本，以此来逃避灾祸。上述的这些事例，都是用来说明直书之难的。

 

第三段，具体评说六朝史书，作者列举了用直书和曲笔两种不同的笔法编撰史书的具体事例来说明直书之难。六朝是我国史学的发达期，不仅史书数量空前，而且史学已经从经学的附庸发展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然而，史书的写法并不因史学的发展而有所改观，曲笔或隐晦事实真相的例子比比皆是。也许因为六朝时政权更迭太过频繁，史学家有些也无所适从，乱世中只能苟全性命了。对“死诸葛气走活仲达”、司马昭派成济杀死魏帝曹髦这些事情，陈寿、王隐、陆机、虞预等人都是三缄其口，在他们各自的著作《三国志》《晋史》《晋纪》《晋书》中都没有记载。到了东晋的习凿齿，才在自己的著作《汉晋春秋》中如实地记载了这些事情，使后人得见历史真相。北魏宋孝王的《风俗传》、隋王邵的《齐志》也都是秉笔直书之作。在这一段中，作者一方面用各种事例说明直书之难，另一方面也用丑行最终都会大白于天下的史实来晓谕那些用曲笔写作的史家。

 

第四段是总结。著史不易，直书更难。晚周的南史、董狐，六朝的韦昭、崔浩都是不避强御、秉笔直书的典型，他们的光辉事迹至今为人传诵。而王沈写《魏书》，董统写《燕史》，都是献媚统治者的伪史，其高下相差甚远。作者从传统道德人格角度赞扬了正直史家的秉笔直书精神，谴责了“曲笔阿时”“谀言媚主”的卑劣史家，并希望史家都能效法古代良史。

 

从文体上说，本篇是骈文。骈文的两大特点──互文和用典，在本篇表现得都很突出。尤其是用典，本篇不仅用了大量事典，还有很多语典。比如第一段的童谣出自《后汉书·五行志》，第二段的“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出自扬雄《解嘲》，第三段的“刚亦不吐”出自《诗经·大雅·烝民》，第四段的“宁为兰摧玉折”出自《世说新语·语言》，等等。用典的好处，是用极省俭的语言表述极丰富的内容。从本篇的大量用典，不难看出刘知几对前代书籍特别是史书的熟悉。可以说，正是由于博览各种史书，再加上独立思考，刘知几才最终写出了《史通》这部中国史学史的奠基之作。

 

刘知几的《史通》纵横捭阖，征引弘富，在我国古代史学研究领域占有重要地位。但是也要看到，《史通》作为一部早期史学论著，在理论架构和逻辑论证等方面，都很不完备。以《直书》为例，作者虽然提出了“直书”这一概念，也列举了大量事例说明直书的难能可贵，但对于直书的基本内涵、原则标准、学术价值等等都未加探讨，对于直书“申以劝诫，树之风声”的社会功用也是点到为止，未作深入的分析。钱穆先生认为，《史通》只是一部议论史书的著作，称不上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史学理论著作，这种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