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qzcyx的博客先秦史学及其特点 两汉时期的历史理论与史学实践 魏晋至隋唐时期的史学发展 宋元明时期的史学 明清之际到鸦片战争时期的史学 中国自古就有极其浓厚的历史意识。春秋时期，孔子整理、修订鲁国史官所记述的历史，创作《春秋》，标志中国史学的正式开端。中国古代史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战国至两汉是其定型期，魏晋至明末是它的发展和鼎盛时期，明末清初至鸦片战争前是它的总结和转化时期。综观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历程，它体现出三个鲜明特点：它重视社会历史，又重视自然历史，重视对二者之间相互关系的哲学思考；它形成了一套与中国古代思维方式有密切联系的方法体系；它特别强调史学的经世功能和史学家的品德修养与技能训练。中国古代史学是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 先秦史学及其特点中国史学，渊源甚远。传说黄帝时期设立了史官。夏商两代，史官分左右史，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商朝还有典与册的历史典籍。西周时，史官分工更细，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侍史、御史、女史之称。这些史官有的掌管国家的典章，有的负责起草政治命令，有的负责保存各侯国的政治文件，在长期的实践中，已经摸索出一套记叙历史和保存文献的固定的方法。这些方法在殷墟卜辞及西周彝器铭文中有所反映。 真正的史学撰著是从孔子整理、修订鲁史创作《春秋》而开始的。孔子对历史有浓厚的兴趣，他通过修史来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他认为历史是继承和发展的统一，社会进步的标志是看人的情性是否得到合理地表现，是否变得越来越文明。他认为史学家应该富有敏锐的社会批判力，他自己特别注重对历史人物和事件作道德和价值判断。孟子曾经叙述《春秋}的写作目的，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比较明确地区别了历史与史学。 历史到底应该如何认识?它背后的根据到底是什么?这一问题在春秋战国时期引起了广泛讨论。老子和庄子认为，历史应该是自然和人类社会相互统一的过程。衡量历史是否进步，关键是要看社会是否变得更加自然。道家的历史观把社会历史明确地置于自然历史之中，把二者看做是统一的整体，提出了历史发展的终极合理性问题，引发人们对社会历史进行更高层次的探索。 战国中期，邹衍通过对自然历史的具体研究，提出了五德终始说。他认为历史是变化的，但历史变化又是有规则的，它取决于自然运行的法则。自然界五种基本要素金、木、水、火、土存在相克的原理，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这种程序借助于自然现象有规则地体现出来。人们可以从所表现的自然现象中得到启示，从而制定相应的措施。如果不遵循自然运行的演变规则，就不可能建设合理的政治秩序。邹衍的历史观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春秋战国时期，历史记述方法也有很大进步。孔子修《春秋》，用鲁君在位的时间编年，按周历记时记月，初步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四个要素结合起来记述历史，从而确立了按年、时、月、日记事的方法。《国语》全书21篇，由8个部分组成，即：《周语》3篇、《鲁语》2篇，《齐语》1篇，《晋语》9篇，《郑语》l篇，《楚语》2篇，《吴语》1篇，《越语》2篇，记载了上起周穆王征大戎 (约公元前967年)下迄智伯灭亡(公元前453年)前后约500年间周、鲁、齐、晋、郑、楚、吴、越等八国君臣的谋议得失，开创了国别史的体例。特别是《左传》叙述历史活动有概述、有直述，对于主要历史事件必叙述其前因后果，给人以完整清晰的印象，其中描写战争有声有色，雄壮激烈，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写历史人物，能用简练的文字形象刻画人物性格，写得栩栩如生，对后世历史创作影响深远。 二 两汉时期的历史理论与史学实践 在秦汉之际，邹衍所提出的五德终始说是最有影响的历史观念。五德终始说在秦代政治生活中产生了重要作用。秦始皇代周，就认为是水德代替了火德，并为此改正朔，易服色，将夏历十月定为正月，衣服旌旗都尚黑色，同时又在旧都雍(今陕西风翔县南)郊祀白帝、青帝、黄帝、赤帝，表示自己要继承历代帝王的传统。 在邹衍五德终始说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历史观念，这就是儒家《春秋公羊传》所提出的三统观念。《公羊传》是传注《春秋》的一种，据说源于子夏，后由公羊高子孙历代相传，到汉景帝时，才由公羊寿与胡母生将这一系列师说著于竹帛，遂有《公羊传》的定本。《公羊传》认为，《春秋》在总结鲁隐公到鲁哀公十四年共242年的历史时，包含了对历史发展的一些基本认识，其中有黑统、白统、赤统三统相循环的思想。最明显的证据就是《春秋》在上有周天子的情况下，以鲁国作为历史记叙的核心，有很多事例都是以对鲁国的向背来决定是非标准，可见《春秋》实质上是以鲁国作为基点来表达一种新的政治理想，而这种理想又不是与以往历史发展阶段毫无联系，而是通过对夏的后裔杞、商的后裔宋以及周代政教制度的描述来说明新的政治对以往历史传统的取舍。 以邹衍为代表的“五德终始说”和以《公羊春秋》为代表的“三统说”流行开来以后，如何调和二者的关系，就成为历史理论的重要问题。五德终始说按五行相克的关系，所排列的历史系统将秦包括在内，认为周为火德，水克火，故秦为水德，土克水，故汉应为土德。贾谊就认为汉承秦后，应当为土德，并制订了一个方案，色尚黄，数用五，改正朔，定官名。汉文帝时，鲁人公孙臣又预言有黄龙出现，不久黄龙果然出现在成纪县，一时人们纷纷认为汉当为土德。公元前104年，汉武帝正式宣布改制，定历法，以正月为岁首，服色尚黄，数用五，官名的印章改为五字，并改元太初，从而宣告了五德终始说成为西汉官方所认定的历史理论。对三统说加以发展最突出的人物就是董仲舒。他认为周为赤统，秦在三统之中附属于周的赤统，秦继周而不复始，不在三统之内，汉应为黑统。董仲舒认为，每一朝代新建以后，必须封以前两个朝代的后裔为王，在其受封范围之内，继承前朝各代的正朔、服色。凡新王即位，必须“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在旗帜、居处等方面应该有所变革，对于社会的基本制度则不可能有所改变。“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春秋繁露·楚庄王》)。 刘向、刘歆父子在重新认定汉为火德的基础上，变邹衍五行相胜的循环系统为五行相生的循环系统，同时又以《易传》“帝出乎震”作为历史发生的起点，对历史系统作了新的排列。按照刘向父子的排列，周为木德，木生火，故汉为火德，秦以水德介于周、汉的木火之间，错失五行次序，所以享国不永，只得列为闰统(《汉书·郊祀志》)。这一调整，从五行方面来说，它吸取了三统说的某些观点，与三统说摒秦的论调相一致；从三统的角度来看，又使三统得到了比较合理的解释，即周为黑统，汉为赤统，为汉代社会所接受。 汉代历史学的发展不仅表现为出现了上述历史理论，更重要的是出现了司马迁和班固，他们充分吸取了这一时期的历史理论成果，并分别从通史和断代史的角度，对史学自身的理论作了丰富和发展。 司马迁(公元前135一公元前86年)，西汉夏阳县(今陕西省韩城)人，其父司马谈，于武帝建元、元封之间为太史令，好天文历算和黄老之学。司马迁幼年耕牧于故乡，10岁起学习古文，20岁开始游历天下，后来仕为郎中，又曾奉使西征。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他继其父为太史令，掇集国家秘府的藏书，为写史做准备。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他参加了制订太初历的工作，并开始撰写《史记》。六年以后，因为替李陵辩护而下狱，受宫刑。他忍辱创作了千古名著《史记》（图19）。 《史记》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计130卷。记事上起传说时代的黄帝，下迄汉武帝，约有三千年历史。它既记录了人类社会的变化，又记录了自然界的变化。它所记载的地理范围，西至中亚，北到大漠，南迄越南，展开了博极天地、囊括古今的完整的历史画卷。人类社会各方面，如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交通、民族、宗教、民风，构成社会的各个阶层，如帝王、将相、官吏、学者，游侠、卜者以至农工、商贾，都有较全面的反映。司马迁重视道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无论君臣、无论贵贱均应遵守道义。君主要以身作则，以德化民。他通过秦皇、汉武的比较，揭示了人君之道，又通过循吏与酷吏的比较，揭示了人臣之道。他赞扬像周公、萧何这样有自知之明，能为民造福，并勇于自我牺牲的政治家。他也颂扬下层社会的游侠，认为这些人物：“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史记·游侠列传》）他们重友谊，讲信义，助人为乐，舍己为人，说到做到，济人困危，刚强正直，伸张正义，不自夸，不图报，这些人虽然身份低贱，多是乡曲布衣，但他们的行动却有益于社会，值得肯定。 《史记》还试图分析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规则。《史记》的《平准书》记述了汉初百余年间财政经济发展的过程，着重阐述了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和财政经济政策的变化得失。《货殖列传》讲述工商业者发财致富的事迹。《河渠书》记载了与农业生产关系极为密切的水利发展史，把自夏禹以来的全国水利工程作了系统叙述。司马迁指出，农业、矿业、手工业、商业都是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生产和经济活动，它们有其自身演变的规则。《史记）还分析了人类社会的礼乐文化，认为人的精神面貌与经济状况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肯定“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司马迁继承和发展了春秋战国以来人们关于自然界的认识成果，对自然历史和人类历史的关系作了研究，用他的话说，就是“究天人之际”。《史记》专门辟有《天官书》、《律书》、《历书》、《河渠书》、《日者列传》、《龟策列传》等，记载了重要的天象变化和地理状况。他认为自初生民以来，各朝君主都十分关注日月星辰和历数的变化，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天象与政治的良恶、朝代的更替、社会的兴衰有密切关系。特别是日月恒星及五大行星的运行，与人事有紧密的联系。他试图通过研究自古以来天人相互感应的规则，深观时变，为现实生活提供更加有效的指导。 司马迁研究历史，倡导历史研究的求实精神。他指出，战国秦汉以来，学者往往凭自己对《春秋》一书的臆断，著书立说，他对此表示异议。他在史事的选取，人物的论断方面都采取谨慎的态度，贯串着“择其言尤雅者”的原则。为了“网罗天下放失旧闻”，他从20岁开始，到全国作实地考察。他到过江淮，从江陵渡江到长沙，凭吊屈原。又经沅湘，到九嶷考察舜的葬地和事迹。北上庐山，了解禹疏九江的传说。又由越至吴，登姑苏、望五湖，参观春申君的故城宫室。又渡江至淮阴，采集有关韩信的史实与传闻。停留时间最长的是曲阜、临淄，他在这里“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史记·孔子世家》），又曾“适故大梁之墟”（《史记·魏世家》）。这些都使他加深了对于历史的了解。《史记》所记述的材料，有许多是他亲自搜集而来。 《史记》为后世创立了“本纪”、“世家”、“列传”、“书”的史学体例。其中本纪统理众事，按年系录帝王行事和诏诰号令、三公拜罢、宰臣登黜，薨卒刑杀、外交朝贡、灾祥变异，务主简严，对历史起提纲挈领的作用。表则或年经而国纬，或主事、或主时，年代久远则用世表，年代近则用年表、月表。书则记国家大政大法，凡郡县之设置更异、官制兴废、刑法之轻重、户口之登耗、经济之盛衰、礼乐风俗之丕变、兵卫之兴革、河渠之通塞、日食星变等事，类序罗列，始末俱呈。世家和列传则分别记载诸侯国以及在历史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的人物。清代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曾说：“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廿二史札记·各史例目异同》）《史记》成为后代正史之楷模。 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今陕西省咸阳市东）人。其父班彪（3—54年），字叔皮，是光武时著名的儒学大师，他专心于史籍，作《太史公书后传》数十篇。班彪去世后，班固以为其父所续前史未详，遂着手完成他父亲的事业。永平五年，有人上书明帝，说他私改国史，被捕下狱，明帝看了他家的书稿，任命他为兰台令史，参与写作《世祖本纪》，典校秘书。后奉诏继续完成他的《汉书》。他从此潜心著述，历经二十多年，至建初（76—84年）中，才初步完成。和帝永元元年（89年），班固以中护军随车骑将军窦宪出征北匈奴。永元四年，窦宪因以外戚专权被和帝迫令自杀，班固也被捕，死于狱中。《汉书》史稿散乱，尚有八表及《天文志》未完成，后由班昭、马续补作。 《汉书》共一百篇，包括本纪12篇，表8篇，志10篇，列传70篇。后人把篇幅长的划分为上下卷或上中下卷，共成120卷，80余万言。记事始于汉高祖刘邦元年（公元前206年），止于王莽地皇四年（23年），共历时230年，包举西汉一代和短促的王莽政权，首创纪传体断代为史的先例。 《汉书》开辟了一些新的领域，扩大了史学范围。特别是《汉书》十志，在《史记》八书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班固合并《史记》的《律书》与《历书》为《律历志》，合《礼书》与《乐书》为《礼乐志》，又改《平准书》为《食货志》，改《封禅书》为《郊祀志》，改《天官书》为《天文志》，改《河渠书》为《沟洫志》。另外又新创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比如《地理志》，它是我国第一部以疆域政区为主体的地理专著。它叙述了汉以前的地理沿革，着重写了《禹贡》九州、《周官》九州，又写了西汉地理，以郡国为纲，用本文加注的形式叙述了西汉行政区统辖的范围、山川名胜、户口物产、风俗习惯。《艺文志》据刘歆《七略》，将汉以前的图书加以编纂，是一部有极高学术价值的初具规模的学术史。 在史书体例方面，《汉书》也有杰出的贡献。《汉书》“断代为史”，取消“世家”，并入列传，又改“书”为“志”。全书有5篇本纪、6篇表、3篇志、40篇列传共54篇是在《史记》的基础上写成的，但有补充、有调整，如《汉书·食货志》虽多取法于《史记·平准书》，但《平准书》只叙述了汉初到汉武帝时的经济制度，而《食货志》则叙述了从神农直到王莽末年的历代经济制度，其中有关土地制度的记载，尤为《史记》所缺。《汉书》对边境少数民族和邻国历史的记载，也比《史记》要具体。班固把《史记·大宛列传》改写成《西域传》，叙述了西域几十个国家的历史以及汉朝与西域政治往来、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对安息、大月氏、大夏、条支等中亚、西亚国家的历史也作了记述。他还将《史记》中的附传人物如惠帝、王陵、张骞、董仲舒等独立出来，但又减少了滑稽、日者、龟策三个类传，这些都表现出了班固补充和丰富纪传体史书体例的成就。 在两汉，除《史记》、《汉书》之外，还有东汉政府修撰的纪传体国史《东观汉记》。据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东观汉记》的编写过程是：明帝始诏班固作《世祖本纪》，并撰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在班固等人撰完《世祖本纪》和二十八篇列传载记后，又有刘珍、伏无忌、蔡邕等人相继努力，终于在董卓之乱以前，修撰了上起光武、下迄灵帝的《东观汉记》。《东观汉记》规模庞大，材料丰富，在三国、两晋时期是有关东汉历史的主要著作，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 在汉献帝时代，又出现了一部编年体史书《汉纪》。汉献帝喜好历史典籍，但苦于《汉书》文繁难省，于建安三年（198年）下诏，令荀悦依《左传）体例，改写《汉书》。荀悦（148—209年），用三年时间，即撰成《汉纪》三十卷，约 15万字，仅有《汉书}的五分之一。《汉纪》的主要贡献是丰富了史书的编年体例。编年一体，在《春秋》和《左传》之后，由于荀悦的尝试，而有新的发展。 总之，汉代历史学形成了丰富的历史理论，另一方面，它又按照史学自身的要求，在历史具体研究和史学成果的表述方式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 三 魏晋至隋唐时期的史学发展魏晋隋唐时期，中国史学在以往史学成就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首先，历史观念有了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通过对神学史观的批判，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关系的理解有所进步。隋唐时期，中国古代历法产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刘焯的《皇极历）、张胄玄的《大业历》、僧一行的《大衍历》，不但考虑了岁差，并用数理推出了，比较准确的岁差值，而且还考虑了恒星位置移动的现象。新历的出现使得当时关于年、月、日、时的确定相对准确，而关于天象如日、月蚀的预测也要比以往准确得多。用上述历法去反观古代天文现象，原先以为不正常的天象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在这种背景下，刘知几 （661—721年）在《史通·采撰》篇中对神学史观作了归纳，认为有四种情形：第一，以谶纬迷信入史；第二，以方术家的奇事人史；第三，以神奇故事入史；第四，以阴阳灾异人史。他主张对祥瑞、谶纬采取理性的态度，应该客观地研究自然现象对于人类历史的影响。 柳宗元和刘禹锡还从哲学角度探讨了天人关系。柳宗元（773—819年）指出，自然界没有意志，社会的治乱是人事，天与人“其事各行不相预”，他主张“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柳河东集·时令论》上）。刘禹锡（772—842年）对柳宗元的观点作了补充。他指出天与人在物的基础上是统一的，但自然界和人类各有自己独特的职能和规则。自然界的职能是“生万物”，人类社会则是用礼法制度所规定的是非来维持社会秩序。“天之道在生殖，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刘禹锡集·天论》）因为天人存在差别，故“天人不相预”，“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因为存在相互作用，故天与人又能够“交相胜，还相用”。当社会法制畅行，是非清楚，赏罚严明，人们了解祸福的原因，这时以“是非”为准则的“人理”就能够战胜以“强弱”为准则的“天理”。相反，当法制破坏，是非颠倒，赏罚不明，人们感到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时就容易产生宗教迷信。上述探索对正确理解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相互关系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 这一时期对人类历史的探讨侧重于历史人物的个人命运。早在先秦时期，孟子曾经指出，从人的道德本性和人的道德能力看，人可以不受外界约束而培养出高度的道德境界，这里面没有宿命论的因素，但是人在社会上的际遇，人是否能够把自己的道德理想实现于社会，则有“命”的存在。他认为理想的君子就是要善于看待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境遇。儒家的命运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历史的一个矛盾现象：在一定时期的政治文化生活状况下，往往是那些具有高度道德和理性精神的人们要比常人经受更多的苦难，那些缺乏道德和理性精神的人物却常能享尽殊荣。因此，即使历史的客观本质是理性与道德精神，人所生活的社会之中仍然充满无法理解的偶然性。 魏晋时期，人们关注历史人物命运，认为生命本身最为珍贵，具有比功名利禄和道德追求更高的价值。人的生活境遇以及历史过程有命运的因素存在，关键是要保持一种自由的心境。佛教传人中国，掺杂中国固有的感应学说，提出三世报应论，把传统命运观发展到极端。佛教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且这种报应又是在六道轮回的现象世界中进行，既普及于人的前生、今世、来生，又遍及于人与其他动植物乃至鬼神世界的联系。这种报应论一方面使人的生活境遇得到解释，即凡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遇都是他所造“业”的报应，另一方面又使由个人组成的社会秩序也得到解释，即现实政治秩序是不同个体共同造“业”的报应。佛教报应论表面上解释了历史的偶然性，但实际上是把历史的偶然性发展到极端。它对当时的史学诠释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这一时期，史学开始由经学附庸变为独立的学科。战国以前，史学不曾单独自立成学。秦汉时期，《史记》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史学的初步形成，但《汉书·艺文志》仍然把史学著作附于《六艺略》的“春秋家”之后。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经学衰微，史学地位提高，成为学术领域的一门独立学科。“史学”一词，最早见于石勒初称赵王时。东晋元帝大兴二年（319年），石勒以任播、崔浚为“史学祭酒”，传授历史知识。刘宋文帝于元嘉十五年（438年）建儒、玄、文、史四学馆，以著作佐郎何承天主持史学。宋末齐初，置总明观，内设玄、儒、文、史四科，每科设学士10人，从事专门研究。史学尽管处于末位，但毕竟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受到重视。从当时的目录学来看，西晋秘书监荀勖所编《中经新簿》以甲乙丙丁四部总括群书，史书单立一部，位居丙部。东晋李充校订群书，分作四部，史部被提到第二位，仅次于经部。 史学的独立特别表现在出现了对于史学自身的反思。唐刘知几的《史通》是其典型代表。刘知几（661—721年），字子玄，唐代彭城（今江苏徐州）人。他幼嗜史书，11岁读完《左传》，17岁前已将《史记》、《汉书》、《三国志》等汉以来各家史书乃至唐历朝实录“窥览略周”。武周长安二年（702年），42岁的刘知几经历了22年的宦海生涯后，正式担任史职，发愤写作《史通》。 {史通}论述范围很广，如史官源流、史书体裁、史书评论、史学方法，史学修养、史料鉴别，都有专门篇章加以讨论。《史通》中曾就各种史书体例乃至每一体例的某些部分都作过评述，概括出六家二体之说。六家指《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二体指纪传、编年。《春秋》、《左传》属于编年，《史记》则开通史规模，《汉书》为断代史之祖，《左传》以年分，《国语》以国别。至于正史各类，一本纪、二世家、三列传、四表历、五书志、六论赞、七序例，刘知几各以一篇加以讨论。故综观《史通》全书，以史官、正史、六家、二体四篇，包含最为丰富。它表明刘知几试图通过对史学体例和方法源流的研究，从而指明各种体裁的利弊。刘知几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具备史学撰述的基本品格。刘知几《史通》还有《识鉴》篇，专门讨论史识。他说：识有通塞，神有晦明，毁誉以之不同，爱憎由其各异。史家的价值标准对历史记叙有十分关键的影响。尽管任何一位史家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局限，但刘知几认为史家起码应该对孔子《六经》的伦理道德精神有所领悟，应该有相对客观的是非标准。他认为对孔子《六经》的道德精神在史学领域的体现，应该像左丘明那样首先征实——保持历史的真实性。他说《春秋》之书，为尊者讳，为亲者讳，去史传信之义较远；而《左传》则详于史事。他有《惑经》、《申左》之作，对史学的真实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刘知几认为，史家必须具备史才、史学、史识三个条件，才能胜任其职。所谓“才”，即搜集、鉴别和组织史料的能力和表达能力；所谓“学”，即渊博的历史知识和对本学术门类的理解；所谓“识”，即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是非曲直的观察、鉴别判断能力。 魏晋隋唐也是中国古代史学方法进一步发展的时期。史学方法的进步表现为： 其一，史官的职责和分工更加细致明确。魏晋开始设置专职史官。据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记载，在晋起居注记与撰述尚未分开，著作郎同时是起居注官，到元魏，始置起居令史，每行幸宴会，则在御左右，录帝言及宾客酬对，后又置修起居注二人，多以余官兼掌。后来虽对记注与撰述的职官称呼有异，但记注者只掌记注，而起居注则由专史撰述，而史官的职责转向著述。这导致官修正史制度产生。继东汉史官撰《东观汉记》之后，沈约、萧子显、魏收均以中奉敕编述。至唐太宗既定天下，乃命史臣编修《晋书》，又敕撰梁、陈、齐、周、隋五书，大开史局，此后历代史官，本其陈法。史官撰述功能的强化，更加要求史料的完整，史官除对以皇帝为中心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活动加以详细记载之外，还依靠政治力量形成制度，提出对各级政府部门的文献汇整和移交的要求。对于史料收集与保管，经过长时期的实践和经验积累，到隋唐时期还形成了若干法律性的规定。 其二，史料的分类更加科学。由于文献收集保存制度的完善，魏晋南北朝至明末，史料的范围越来越广。加之佛教、道教等文化现象日益普及，地下文物资料也不时出土，对于史料如何合理地归类，这一时期的史家提出了许多看法。晋荀勖在魏郑默初《中经簿》的基础上作《新簿》，将群书分为四部。甲部录六艺、小学，乙部录子、兵、术数，丙部录史书、旧事，丁部录诗、赋、图赞。东晋初，李充依此而录图书。宋元嘉（424—453年）中，谢灵运造《四部目录》，元徽（473—477年）中，王俭作《四部书目》，又作《七志》，一曰经典志，二曰诸子志，三曰文翰志，四曰军书，五曰阴阳，六曰术艺，七曰图谱，并附佛、道于书中。梁时阮孝绪将图书分《七录》，一曰经典，二曰纪传，三曰子兵，四曰文集，五曰技术，六曰佛，七曰道。《隋书·经籍志》进而分图书为四部，一曰经部，二曰史部，三曰子部，四曰集部。这一分类法成为后代文献分类的共同标准。其中史部之书又分为十三类：曰正史类，古史类，杂史类，霸史类，起居注类，旧事类，职官类，仪注类，刑法类，杂传类，地理类，谱系类，簿录类。 其三，对于史料的辨伪和鉴别，魏晋隋唐已形成了初步的史料考据法。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一些纠谬订误的考据著作。如三国蜀的史家谯周撰《古史考》，依凭旧典，纠正《史记》之谬误，所考订的史学，涉及文字、氏族、姓氏、人物和历史事件。东晋史学家孙盛著有《异同评》，订正史事年代，辨别史籍记载之误。南朝宋时裴松之撰《三国志注》，征引诸种不同记载辨析《三国志》的纰缪。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更以作者对长城以南、秦岭淮河以北地区山川形势的实地踏访，用社会实践中获得的知识来验证文献记载的正确与否。上述史家及其著作，在文献史料的审核中，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了本证、他证、理证等技巧和方法。考据作为历史研究中的一种必要的方法，在隋唐时期日益引起史家的重视。刘知几的《史通》，就以考据精神对历史记载失实的原因进行归纳。柳宗元也擅长考证工作，他对于《列子》、《文子》、《鹖冠子》、《亢仓子》、《晏子》等典籍的考辨，很注重从思想内容方面寻绎文献产生时代及其作伪踪迹。 其四，在这一时期，史学撰述的体例方法也日益繁复。二十四史中的《后汉书》、《三国志》、《晋书》、《魏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等13种即完成于魏晋隋唐时期。加上五代后晋官修《旧唐书》，共达14种。除历朝纪传体正史外，还有编年体、典志体、会要体等等。总之，凡原有史学记注和撰著方法都得到了充分的实践，并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完善。 四 宋元明时期的史学宋元明时期中国史学又有新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对历史本质的认识方面，通过对玄学和佛学的批评，更加明确地坚持了儒家关于历史本质是人伦道德和理性精神的认识。北宋时期，周敦颐、张载、程颢、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从理论上系统地批评了玄学、佛学学说，得出结论说天道或天理才是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真正本质，天道和天理又是儒家所理想化的伦理道德意识和秩序。理学家们认为历史确实曲折多变，从历史人物的个人遭遇来看，个人的穷达寿夭，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偶然性。他们甚至还用气禀不齐的命分说对此作了进一步论述。说由于人物所禀之气有清有浊，有厚有薄，故个人的生存状态在气化流行过程中已安排好了。个人的际遇以及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位置，都是必然的，不可能有什么改变。至于“性分”，即个人在天理流行中所得到的伦理道德潜力，则不受限制。关键是依靠“性分”而认识“命分”，并能够豁达地理解和超越“命分”的局限。从历史过程来看，政治的良恶完全取决于人的努力与否。区分个人道德能力和理性能力与个人的生存境况，又区别个人命运与整个社会的政治命运，指明社会政治需要立足于人事去加以理解，是这一时期史家对于历史内在规则的思索成果。 由于过分强调道德和人伦在历史中的地位，在这一时期，对道德和人伦产生了一种近乎宗教的信仰。在史学领域的典型表现是正统论被赋予了新的解释。所谓正统，即合理的历史统序。在先秦两汉时期，邹衍五德终始说就代表一种历史统序。认为只有按照五德运转的朝代才是正统，而在五德运转中找不到正确地位的朝代则是“闰位”。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治上的分裂和政治立场的不同，正闰之辩时有表现。沈约著《宋书》，斥北魏为“索虏”，魏收作《魏书》，指南朝为“岛夷”。陈寿作《三国志》，正魏而伪蜀、吴，习凿齿作《汉晋春秋》，正蜀而伪魏。宋代欧阳修、司马光、朱熹等都就历史上的正统论发表言论，虽然个别论点有所不同，但他们都认为不能用机械的五德终始观来讨论正统，历史正统的本质是道德，是理念化的伦理纲常。朱熹将历代王朝划分成正统和僭越二类，他认为凡是正统的王朝一定是顺乎道义，合乎民意，而僭国、篡贼则不合乎道义。根据他的标准，自周以降至五代只有周、秦、汉、西晋、隋、唐是正统。蜀汉、东晋是正统之余，无统可言。吕氏、王莽、武后以及汉之魏、吴，晋之汉、赵、诸燕都是“伪统…‘窃统”。为了更好地体现历史的道德，“《春秋》书法”得到发展和完善。朱熹所撰《资治通鉴纲目》，即将历史事实的表达方法与道德理念有机结合起来，通过“书法” （用字规则）来严篡弑之诛，倡节义，明道德，成为宋代义理史学的典范，对后来的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元明时期，官修史书的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宋代修史机构主要有实录院、起居院、玉牒所、日历所、国史院、会要所和时政纪房等。其中实录所记录朝政大事。宋代自北宋太祖至南宋理宗皆修有实录。起居院记录皇帝起居。玉牒所辨昭穆、明世系。日历所把历史资料整理成日历，为实录和国史编纂提供材料。国史院掌修国史和前朝史。会要所将历史材料分门别类。辽、金、元三朝的修史机构和史官制度与宋朝大体相同。辽朝设有国史馆，又有著作局，起居院。金朝也设有国史院、著作局、记注院。元代修史归翰林国史集贤院，秘书监设有著作郎和著作佐郎、秘书郎、校书郎。修起居注由给事中、左右补阙负责。明代开国之初，即设有起居注、国史院等，后来修史任务划归翰林院，起居院国史院时有兴废，但官修史书仍无间断。自宋迄明，官修正史计有《旧五代史》、《新唐书》、《辽史》、《宋史》、《金史》、《元史》等6种。 宋元明时期，由于雕版印刷术的发展和文化传播方式的进步，过去主要由国家政权支持的修史事业平民百姓也力所能及，私人修史开始成为一种风气。特别是明代晚期，史学家队伍由官员向学者化发展，出现了一批学者型的史家。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私修史书有欧阳修的《新五代史》，谈迁 （1453—1657年）的108卷、500多万字的《国榷》。 这一时期史学的巨大进步是“会通”思想成为史学的主流。中国史学比较重视求通明变。唐代开元年间，刘知几的儿子刘秩依照《周礼》六官的职掌，采经史百家之言，分类经次，著《政典》35卷。唐德宗时，杜佑又著成专叙历代典章制度沿革变迁的《通典》一书。《通典》分九门：食货门、选举门、职官门、礼门、乐门、兵门、刑门、州郡门、边防门，门下分若干目，有的目下还分若干子目，以朝代先后为序，将各种制度的沿革兴废及历代对各种制度的评价归纳汇总，表现出明确的求通意识。但只有到宋代，会通才成为普遍的史学意识。受儒学发展和“会通”思想的影响，宋代史学求通的意识非常浓厚，出现了司马光《资治通鉴》和郑樵《通志》两部代表性的通史著作。 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图20）。他自幼爱好史学。作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兼史学家，他在朝廷支持下，用刘放、范祖禹和刘恕三位史学家作为自己的助手，写成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一书。全书记载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至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共1362年的历史，分294卷。此外还有《资治通鉴》的副产品《目录》30卷、《考异》30卷、《稽古录》20卷、《历年图》5卷、《通鉴举要历》80卷和《通鉴释例》1卷。司马光在“进书表”中说，中国已有的历史书已经不少，一般人很难卒读。“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他写《资治通鉴》旨在“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以便人主“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进资治通鉴表》，《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一七）。《通鉴》注重总结历史的治乱兴衰、是非得失。 郑樵（1104—1162年），字渔仲，号夹漈，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他用毕生心血著成纪传体通史《通志》一书，全书分帝纪18卷、世家3卷、列传108卷、载记8卷、四夷传7卷、年谱4卷、二十略52卷，共计200卷。该书内容广博，除社会历史外，还兼括天文、地理、动物、植物、文学、音韵等。该书记述的历史时间断限，各部分不大一致。本纪部分自三皇五帝至隋，后妃传自汉至隋，列传自周至隋，而二十略则自传说时代至北宋。该书特别重视会通。其总序开篇即说：“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会通思想是郑樵撰史的指导思想，在他所撰述的领域，他都尽可能地探究各类历史事实的源流。 宋代肇兴的求通意识在元明时期得到继承和发展。元代出现了马端临 （约1254—1323年）的典制体通史《文献通考》，明代出现了王圻的《续文献通考》和邵经邦续《通志》性质的《弘简录》。 宋元明时期史学的另一个重要现象是方志增多。宋代特别重视方志的编纂。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神宗、徽宗、宁宗等朝，都曾颁发过关于编纂或征集方志的诏书谕旨。特别是宋徽宗时，朝廷还设有专门的中央修志机构——九域图志局，主管全国的修志事宜。这是中国最早的由中央政权设立的专门修志机构。据统计，有宋一代，编修志书1016种，其中总志有35种，而汉唐时期，地方志总计不足400种。”）《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河南志》、《吴郡国经续记》、《新安志》等都是宋代名志。元代共有地方志书 190余种，其中成书于大德七年（1303年）的《大元大一统志》1300卷，除文字外，还有彩画地理图。明代官修总志6种，地方官修通志（省志）69种，府志 449种，州志353种，县志1890种。数量之多，超过以往任何朝代。其中官修志书以《大明一统志》最为重要。该书于英宗天顺五年（1461年）全部完成，全书90卷，以京师、南京及各布政使司所统之府作为分卷标准，每府之下设目，对于了解明代政区地理，大有裨益。方志取材广泛，有的是直接调查访问的材料，有相当的可靠性，是研究社会历史不可缺少的重要史籍。 宋元明时期，史学自身的反思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两宋时期，对于历史资料的辨伪意识明显增强。学者们大胆地用义理来省视文献典籍。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郑樵、朱熹、叶适、李心传、陈振孙、晁公武等人，他们的辨伪对象，由一般图书延伸到《尚书》、《周易》、《诗经》、《左传》等儒家经典。明代中期以后，一些学者强调史学的严肃性，也做了一系列辨伪工作。如梅鹜著《尚书考异》，判定古文《尚书》之伪，把此前怀疑古文《尚书》真实性的论述集中起来，提出了一些辨析伪书的普遍原则。王世贞撰《史乘考误》，批评当时“实录”记载不实，野史怪诞虚妄，名状溢美谄谀。胡应麟撰《四部正讹》，在辨析一百多部伪书的基础上，更提出了一整套鉴定文献真伪的具体方法。这些考据意识与方法有助于提高史学著作的科学性、真实性。 这一时期，编年体史书、纪传体史书、典志体史书的著述方法都有较大提高。如司马光《资治通鉴》著述的方法程序是：首先是裁择史实。司马光裁取史实的标准，“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所谓国家盛衰，主要是反映王朝政治清浊的史实，而系生民休戚者，则主要包括食货、刑罚、礼仪、职官、军事等重要政制。司马光围绕上述标准，对历代正史和其他典籍的有关资料进行了大规模收集，并提出了对不同记载“折衷以归一是”、“参考同异”、“择可信者从之”的考证方法。其次是具体编纂。司马光等人首先拟定了编纂的凡例。据南宋王应麟《玉海》卷四七“资治通鉴条”及《宋史·艺文志》，司马光修通鉴前作有《通鉴前例》一卷，定出全书用语、格式等的凡例36条。然后参照北宋历法专家刘羲叟的《长历》辨定旧籍所载史事的朔闰、甲子，以年系君主，以君主系朝代（列国对峙或分裂时期颇长时，只取一国一帝之年号），分别系以史实，作长编，最后进行删修增补而成书。在具体叙事方面，《资治通鉴》主要反映出如下几点：对于某些重要历史事件，采用连贯法，始末贯通，因果彰明。有些事件历经数日，有的历经数月，有的历经数年，司马光都注意到其中的前后呼应。至于那些不宜单立条目，而又值得一提的次要史实，《资治通鉴》采用附叙法，如阮籍居丧饮酒，阮咸迫宠婢累骑而还，刘伶嗜酒，嵇康好锻结怨，都集中在嵇康卒年条下。对于某些起点不明的史事，叙述其主要部分时，《资治通鉴》往往用追叙法，先溯由来，再及本事，补充其发展线索。《资治通鉴》标志着我国古代编年体史著方法的高峰。 宋代史书还出现了一种新的体例——纪事本末体。南宋时期，福建建瓯人袁枢（1131—1205年）著《通鉴纪事本末》。为详明事件之始末，他将《资治通鉴》分年记述之事统一集中起来，不动一字地加以抄录，然后为所录事件标一题目，总共编集了239条，又在各条下附录66事，共计选录305件事，用239个标题标出。全书共成42卷，分量只有《通鉴》的一半。该书巧妙地结合了编年、纪传各自的优点，创立了一种新的史书体裁。明代又有陈邦瞻著《宋史纪事本末》和《元史纪事本末》，逐渐形成一个纪事本末体史书系列［2］。 五 明清之际到鸦片战争时期的史学明清之际，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到它的总结阶段，史家们对于史学基本标准乃至史学方法已经形成了一系列重新认识。 当时，王夫之（1619—1692年）着重阐述了关于历史观的看法。他从哲学角度对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作了极富思辨色彩的剖析。他认为，天道与人道是对自然历史过程和社会历史过程规则的高度概括。天道和人道的关系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天道是人道的前提和基础。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譬如人的道德和理性能力，由自然历史的长期演化过程所产生。另一方面，人道是天道的价值中心。离开了人类历史，自然历史过程也无所谓“道”。人类社会历史有与自然历史不同的特殊性。既不能割裂二者，也不能混淆二者。王夫之还指出，对于任何事物的研究，都应该对其作分门别类的具体研究，然后再从研究中抽象出相应的原理，否则就难免似是而非。天地日月运行“皆有理以成乎事”，但若“谓彼之理即吾宗之秩序者犹之可也，谓彼之事一吾宗之结构运行也，非天下之至诞者孰敢信其然”（《读<春秋左氏传>博议》卷下）。如果生硬地把天地日月的运行模式强加于社会历史，认为社会历史仿生天地日月的运行过程，这就近乎荒谬。 王夫之还对人类历史的具体规则作过深入思考。他曾对历史“命运”论发表过他的独到见解。他认为人类的历史有一种必然之势，从远古到他自己所在的时代，人类历史由野蛮而臻文明，经历了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的具体变化。在《读通鉴论》中他把中国社会在殷末当做一个转折阶段，“至殷之末，殆穷则必变之时”（《读通鉴论·叙论四》）。但无论怎样变化，它都体现着人类道德和理性能力的进步。他反对把三代当成文明极致的说法，他认为人类文明总是处在各种复杂的矛盾状态之中递进，不能因为看到当时某些不合理因素就美化上古，认为历史是江河日下，人心不古。王夫之认为，历史的命运即人类道德和理性精神在矛盾运动中递进，但这种命运还需要历史主体的积极努力。历史理性和道德精神并非是一个纯粹的自然过程，而需要历史人物的参与和创造。历史人物不可能超越当时的历史条件而有所作为，但也不是随顺历史条件而无所作为。他曾提出君相可以造命论，认为历史主要人物的积极努力能使历史条件产生某些变化，而体现历史发展更高的理性。 王夫之还特别阐述了史学的功用。他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师者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读通鉴论》卷六）史学研究不能局限在历史的繁琐记述之上，而应该关注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及其得失经验，以便后人从中得到启发。但他也指出要使史学研究有切实的功效，就必须首先保证史学的真实可靠性。史学的真实可靠，一是指它符合历史的客观真实，二是指它的详略取舍和褒贬抑扬都恰当地体现了它所坚持的价值标准。王夫之认为以往对历史事实和人物的评判有两大弊端：一是“放于道而非道之中，依于法而非法之审”。他说有些史家不是没有是非、价值标准，而是他们在具体运用时把这些标准搞坏了，因而起到不良影响：“褒其所不待褒，而君子不以为荣，贬其所不胜贬，而奸邪顾以为笑，此即浅中无当之失矣；乃其为弊，尚无伤于教、无贼于民也。”二是“纤曲嵬琐之说”。还有一些史书没有任何是非标准，“谋尚其诈，谏尚其谲，徼功而行险，干誉而违道，奖诡随为中庸，夸偷生为明哲，以挑达摇人之精爽而使浮，以机巧裂人之名义而使枉；此其于世教与民生也，灾愈于洪水，恶烈于猛兽矣”。因此，王夫之重视史家的自身素质，认为只有对历史本质有高度认识的人才可能写出好的史学著作，才能使历史有益于人生。 王夫之还论述了关于历史经验的借鉴问题。他曾解释“资治”和“通鉴”两词的意义，认为我们研究历史，并不只是快意或伤感于以往王朝之盛衰，历史人物之穷达，而是要从其中得到启示，为自己的社会实践所用。他指出寻求历史经验的吸取，可以通过两个重要环节：一是把个人放置在原有的历史条件之下，设身处地，思考当时若是自己面临那些问题，将采取什么对策，然后比较历史的经验。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真正懂得历史发展的曲折，才能真正有所收获。经过这样的设身处地，我们就会既看到古人成功的一面可以为我所用，也会看到古人失败的一面也可以为我所资，而不会死守某些成例。二是紧紧围绕个人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思考古人的经验在解决现实问题时有无可借鉴因素。王夫之认为借鉴历史就是要思索在条件变化后原有成功的经验还是否有效，要思索在条件变化后原有失败的教训是否可以匡正现在之偏?历史经验并不是不变之成规，借鉴历史经验，贵在因时宜而论得失。 另一位清初思想家黄宗羲（1610—1695年）则重点表达了他的政治批评思想。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中，黄宗羲考察政治的起源，认为自秦汉以来的君臣关系以及法令职官，都已经远离它们的本来意义。如远古设君，是天下为主，君为客，只有使天下受其利，使天下释其害，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人才能为君。故远古还有许多人不愿意接受君位。而后世则君为主，天下为客。国家政治设施以及运行都是为了帝王个人的私利。因此，看待这种异化的政治形态，不能像小儒那样，“规规焉以为君臣之义无所逃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而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使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乎腐鼠”（《明夷待访录·原君》）。黄宗羲主张不但要更新人们的社会道义思想，更要对制度文化的主体——广大官吏进行思想启蒙。他说：“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姓之忧乐。”若“为臣者轻视斯民于水火，即能辅君而兴，从君而亡，其于臣道固未尝不背也。……出而仕于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 （《明夷待访录·原臣》）同时还需要加强制度立法，谋求从制度上制约君权和政治异化的措施。他认为以相权分君权、以学校公是非的办法有一定效应。 黄宗羲个人的史学实践主要表现在对宋元明学术史的整理上。他主持了《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的撰写，两书表现了他的学术研究的特点。在《明儒学案·自序》中，他提出了褒贬学术思想的大前提，那就是作者必须对所论述的学术思想之精华有深刻的理解，深浅各得，不能把别人的糟粕当做精华。黄宗羲的学案在具体撰述方法上也有一些特色。各学案都冠以叙论，作简明扼要的说明，随后分列本案各学者之传略。而传略除介绍学者生平和主要学术观点外，还加以评析，指出他们的学术精髓。然后节录各学者重要著作和语录，其中资料完全取自原著，“皆以全集纂要钩玄，未尝袭前人之旧本也”。 当时在学术史研究中对历史本质和研究学术史的方法的看法与王夫之、黄宗羲相通的还有顾炎武。顾炎武（1613—1682年）认为真正的学术研究必须是“考百王之典”，“综当代之务”，是“修己治人之实学”。他反对对人文道德精神作宗教化的理解，认为人文道德精神必须基于一定的现实，正是现实世界的矛盾状况才反映出历史的这种本质。因此要正确理解历史的本质，就需要对历史现象作规律性的把握。比如中央政权和地方行政的关系，汉唐宋明各不相同，就需要对它进行集中研究，再如宦官现象，汉唐宋明也不一样，也需要对它作专门研究。其他如田赋、学校、边塞、风俗，都是很有代表性的课题，都需要进行专门研究。他所著《日知录》总共约一千多条结论，就是把上述历史现象条举件系，找出最本质的联系，并体现历史本质的矛盾的显露过程。 顾炎武重点从学术研究的方法上论述了如何回复传统学术精神的问题。他指出有两条办法可以扭转时弊，逐渐唤醒学术研究的经世精神。首先是强化学术研究的现实感。他极力反对那些缺乏时代意识的浅陋之学。他自己的学术研究紧密关注时代问题，他的弟子潘耒也说，《日知录》有关国计民生者，必究源索本，讨论其所以然。书中不仅考察了历史上政权组织结构的各种形式及其利弊，考察了官吏选拔的种种办法及其得失，考察了社会风俗的种种时尚和效用，还针对明末的政治问题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和主张。顾炎武十分重视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和历史经验的提示。其次是力避两汉以来那种主观臆断的学术方法，探索一条相对客观的学术方法来扭转学风。顾炎武非常关注学术研究的材料基础和逻辑方法。他说利用第二手资料者如买铜铸钱，他著书立说，引前人之言，必用原文。顾炎武还指出，有了可靠的资料，还需运用一定的方法来研究古人的观点。他自己特别注重音韵、训诂等学问。他也十分重视对经籍所载进行实证研究。他足迹半天下，而每每以书自随，随时对历史地理和典故进行核实。 总之，明清之际的学术思潮由反对空疏无用之学转向经世致用的实学，认为史学的经世意识建立在客观实证性的历史研究的基础之上，它有助于古代史学方法的科学化。 清代继承了官修正史的传统，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修成了二十四史中最后一部断代史《明史》。《明史》取材丰富，文字简练，编纂严谨。 乾嘉朴学是从清初的学术方法中发展起来的。其过渡性人物如阎若璩、胡渭、毛奇龄、万斯大、万斯同、顾祖禹，虽然他们受文字狱的震慑，淡化了清初学者的经世抱负，但他们继承和发展了清初学者的求实精神。如阎若璩提出“一物不知，以为深耻”，并把考据法扩展到历史地理和经史专门著作的辨析，著《古文尚书疏证》，在前人基础上证明古文尚书为伪造。这种学术研究专门化的倾向，导致乾嘉朴学学术研究的专精和深入。 朴学中的史学研究就其大势而言，有校注旧史、重订旧史、重辑旧史诸派。校注旧史派源于顾炎武《日知录》。乾嘉时期采取《日知录》这种史学研究形式的史家有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念孙《读书杂志》、杭世骏《诸史然疑》、洪颐煊《诸史考异》等，惟赵翼《陔余丛考》（四十三卷）、《廿二史札记》（三十六卷）等深得其味。 重订旧史派又可分为多种情况：有的并没有增加内容，不过是改变原史的组织形式。沈炳震认为《新唐书》简严，而《旧唐书》详备，作《新旧唐书合钞》二百六十卷，附《补正》六卷。有的既补充内容，又扩大其组织。有的补撰某史中一部分内容，增补某一形式。如万斯同《历代史表》等。 重辑旧史派把过去已经有的书，而唐宋以后亡佚的内容，不论多少，从各方面尤其是从类书里把它们分类纂辑出来。如战国末年出现的《世本》，钱大昭、洪饴孙等人曾作辑补。《竹书纪年》，陈逢衡有《竹书纪年集证》五十卷、雷学淇有《竹书纪年义证》四十卷。《后汉书》有姚之驷《八家后汉书辑本》。《旧五代史》有邵晋涵辑本等。 乾嘉史学家对于经、史文献资料所作的校注、重订和重辑工作，使得传统考据法在继承历代以来、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的考据法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方法论体系。这种方法体系，根据考察对象的不同，可以分为外考证和内考证二端。所谓外考证是以历史文献为考察对象，借助文字、音韵、训诂、版本、校勘、辨伪等学问，校正历史文献本文的错误，鉴定文献史料的真伪及其年代。内考证则以文献记载的历史事实为考察对象，通过分析、比较、归纳和推理等方法，验证、鉴别、评估历史著作中所载历史事件、名物制度的来由和真实性。总之，外考证考证了文献史料的基本前提。而内考证则运用比较、分析、归纳和推理等形式逻辑方法，去考察、证明本文所陈述的历史事实的可信性和可能性，鉴定文献中所记载的历史事件、典章制度、地理沿革是否符合历史实际，揭开历史事实的真实面目。乾嘉考据学建构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程序，对于史学的科学化、客观化起了推动作用。但是，这种考据最大限度也只是在文献史料本身的真实性上得到科学的论证，关于如何诠释文献，理解文献典籍的记载，从中求出因果联系是考据方法所未能涉及的。 值得注意的是，乾嘉学者通过对历史文献的考据性研究，对历代史著体例和方法也有比较客观的了解。如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就有“史记编次”、“史记变体”、“史汉互有得失”，“后汉书三国志书法不同处”、“三国志书法”、“宋书本纪书法”、“宋齐书带叙法”、“齐书书法用意处”、“齐书类叙法最善”、“南史仿陈寿三国志体例”、“南北史子孙附传之例”、“魏书多曲笔”、“北史书法与周隋书不同处”、“欧史书法谨严”、“宋史排次失当处”、“辽史立表最善”、“元史列传详记日月”、“明史立传多存大体”等条目，对廿二史书法体例作了简明扼要的评析。邵晋涵（1743—1796）曾参与《四库总目提要·史部提要》的工作，著有《南江文钞》二十七部史书提要，除《三国志》与《旧五代史》外，二十四部正史中其他史目俱在，此外尚有《史记集解》、《史记正义》、《两朝纲目备要》、《通鉴前编》、《通鉴纲目前编》五部提要，内容与四库存史部提要有同有异。这些提要主要评论史书性质，很注意史法的渊源和特点。 章学诚在对史著义法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创造有个性特色的史学著作的目标。章学诚（1738—1801年），浙江会稽（今绍兴）人，字实斋。乾隆进士，官国子监典籍。曾游学朱筠门下，与戴震、汪中、洪亮吉往还论学，对史学尤有所长。 章学诚特别重视史学的创新。他说：“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本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下，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文史通义·内篇四·答客问上》）。章学诚所谓史学之义，既包括史家的经世目的和经世主张，也包括史家表述历史事实的体裁的独创性。 章学诚对史学的德、才、学、识作了深入的论述。他认为史德即作史者之心术，也就是史家的道德素质和品格，他认为只有那些有严肃使命感和实事求是的求真意识的人，才是史家的代表。“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文史通义》，内篇五《史德》）。史识是史家判断历史事实主次轻重，辨析历史事实源流的敏锐识见。章学诚强调四者的统一，说：“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 由于章学诚在朴学方面有深刻的研究，其方法论的具体论述就显得比以往史家要高明得多。他认为一个史家在史学上的地位，不但取决于他所选择的题材，而且取决于他是否有体例上的创造。他所揭示的史学著述的程序是：首先是搜集资料。章学诚特别重视资料的搜集工作，他把它视为史学著作的必要准备。他曾具体分析编次史料的三种目的：“有及时撰集，以待后人之论定者”，“有有志著述，先猎群书以聚新樵者”，有“陶冶专家，勤成鸿业”者（《文史通义·答客问下》）。他认为凡史料都与著述有关，故不论出于何种目的，都应讲究史料的编次方法，尽量为史学著作提供全面的史料。他还特别论述过地方志的史料价值。其次是裁择史实。章学诚认为史家著史，都有一个中心思想，围绕此中心思想，然后去选择有关的史实。至于写作体例，他认为史学体例贵在圆而神。纪传体与编年体都各有其不足：“纪传之书，类例易求而大势难贯”，“编年之史，能径而不能贡，凡人与事之有年可纪、有事相值者，虽细如芥子必书，其无年可纪与无事相值者，虽巨如泰山，不得载也”（《文史通义·史篇别录例议》）。他认为在纪传和编年前另列别录，可以弥补两种体例缺陷。如就编年内所提及的人物、事件作一大体概述，在编年内见纪传规模；在纪传之纪、表、志、传中事实相连者，各于其类附注篇目，置于全书之首，使纪传体含编年和纪事本末之长。他最推崇的是纪事本末体。在史实的具体表述方面，章学诚认为史实表述不一定要完全照抄史料原型，应根据写作需要，在不违背原意的前提下，加以合理合情的取舍。章学诚认为一部良好的史学著作，史注是不可缺少的辅佐。他主张撰史者自己为自己的史著作注。章学诚所提出的史学著述方法，典型地反映了史学著作体例的进步以及史学著述与考证的有机结合，它标志着古代史学著述方法论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理论水平。 总之，从明末清初到鸦片战争前期，古代史学方法逐渐向科学化方向发展，已经酝酿出近代史学方法论的萌芽。与此时期史学观念的进步现象一样，其中的各种因素也不是同步发展的，如乾嘉学者过于强调史学考证意识，对史学著作方法和史论方法认识不够，也没有出现史学上的鸿篇巨制。各种方法论新要素的结合和系统化，尚需经历二条曲折艰难的发展历程。 [思考题] 1．两汉史学有什么特色? 2．试述《资治通鉴》在中国史学发展中的地位。 3．试列举二十四史的名称。 [参考书目] 1．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 2．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 3．吴泽主编，袁英光、桂遵义著：《中国近代史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4．瞿林东著：《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中华书局1994年。 5．宋衍申主编：《中国史学史纲要》，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6．李炳泉、邸富生主编：《中国史学史纲》，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7．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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