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辞比事 惩恶劝善

　　《春秋》是中国现存最早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史学著作。它的体裁是编年体，以鲁国纪年为纲，按时间顺序记载东周前期的历史大事。历史学家习惯上把东周分为两个时期，前期称为春秋，后期称为战国。所谓春秋时期，实际上就得名于《春秋》这部史书。

　　《春秋》的成书

　　《春秋》的叙事范围，起始年代为鲁隐公元年（前722），终止年代因版本而异，或终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或终止于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其时间跨度涵盖了12位鲁国国君，共240多年。记载这么长时间的历史，篇幅却很短，只有大约16500字，平均每年不到70字，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实际上是一部简明的大事记。全书不载对话，不加解释，也没有分析和评论。每条不过寥寥数语，仅记大概，不详细节。整部《春秋》记事最长的一条，仅仅47字，大部分文字用来列举参与其事的人物。记事最短时，每条只有一两字。例如记蝗灾只用一个字“螽”，记酷热只用一个字“烝”，记丰收用两个字“有年”，少得不能再少。另一方面，由于记述简明，《春秋》能够用很少的篇幅容纳比较丰富的历史信息。就地域范围而言，它的记载遍及周王室和各主要诸侯国，是当时的一部“世界史”。就具体内容而言，涵盖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天文气象、社会生活诸多方面。就时间坐标而言，定位相当准确。例如书中一共记载了36次日食，其中绝大部分与现代天文学的推算结果相符。从这些角度看，《春秋》已经具备了史学著作的基本要素。

　　上面提到春秋时期得名于《春秋》一书。那《春秋》的书名又因何而来？通常认为，是来自春、秋两个季节名称，用春秋两季代表一年，进而代表一年一年过去的历史。战国时期的墨子曾经自称“吾见百国《春秋》”。《墨子》一书的《明鬼》篇还具体引用了周、燕、宋、齐4种《春秋》。如此，则《春秋》是当时史书通用的名称。另一方面，孟子在列举不同诸侯国的史书时又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似乎除去上述泛指史书的含义外，《春秋》又是鲁国史书的专用名称。事实上，我们今天见到的这部《春秋》，也正与鲁国史书有着密切关系。

　　从种种迹象推测，今本《春秋》与鲁国史书《春秋》原本（简称《鲁春秋》）并非一书，前者是在后者基础上加工、剪裁而成的。因为今本《春秋》实在是太简明了，平均每年不到70字，很难想象鲁国史官一年当中只记载这么一点内容。根据《墨子·明鬼》引用的内容来看，周、燕、宋、齐4种《春秋》都是有具体情节的，《鲁春秋》应当也不例外，而今本《春秋》并无情节描写。以常理而论，《鲁春秋》应以记载本国史事为主，他国史事只是附带述及。但在今本《春秋》当中，鲁国史事的字数仅占全书1/4弱，比重并不突出。另外，今本《春秋》庄公七年（前687）夏四月辛卯有这样一条记载：“夜中，星陨如雨”。这里记载的是公元前687年3月16日发生的天琴座流星雨。为今本《春秋》作解释的《公羊传》在此附加说明称：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陨如雨。”

　　大部分学者认为，《公羊传》提到的“不修《春秋》”，实即《鲁春秋》原书。《鲁春秋》对于这场流星雨的记载本来是“雨星，不及地尺而复”，经过“君子修之”，才变成了今本《春秋》中的“星陨如雨”。因此，大体可以判断，今本《春秋》是剪裁《鲁春秋》形成的一部大事记。

　　著作人的争议

　　那么，这项剪裁工作是谁做的呢？按照传统说法，是孔子。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称孔子“因史记作《春秋》”。所谓“史记”，就是指《鲁春秋》。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更直接地表述说，由于鲁国是“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因此孔子“观其史记”编纂了《春秋》。还有更笼统的说法，就是不提取材《鲁春秋》一事，直接说孔子撰写了《春秋》。例如孟子就声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这样讲，只是约略言之，强调孔子的主要著作权，与司马迁、班固等人的记载总体来说是一致的。

　　不过，关于孔子编纂《春秋》的说法，也存在一定的争议。通观《春秋》全书，个别地方有明显的阙文，前后记述体例也不完全一致，与司马迁等人所称孔子曾经予以认真“笔削”的说法似乎有矛盾。专门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一书，对于编纂《春秋》一事没有提及。因此又有学者主张，今本《春秋》总体上仍然属于“鲁史旧文”，出自鲁国史官之手，孔子只是用它来教授学生而已。总之，《春秋》与孔子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孔子曾在讲学时使用《春秋》充当教材，对此基本没有异议。至于今本《春秋》在多大程度上被孔子加工过，则看法并不一致。

　　“书法”的考究

　　《春秋》一书总体而言，体现出贯穿全书的编纂原则，背后往往隐含着编者的价值评判，这也就是古人常常提到的《春秋》“书法”。为《春秋》作解释的《左传》总结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这里对《春秋》的编纂风格进行了归纳，说它用词细密而态度鲜明，记载确切而含意深远，文笔婉转，顺理成章，叙事穷尽，无所歪曲，在此基础上达到惩恶劝善的目的。这些“书法”即使并非出自孔子，也基本符合孔子的思想倾向，应当是孔子在教授学生时予以特别提示的内容。

　　关于《春秋》“书法”，可以用《礼记》中的“属辞比事”一语加以归纳。属辞就是遣词用字十分讲究，比事就是排比史事时有所筛选，这两方面都体现出一定的编纂技巧。《春秋》属辞之复杂是有名的。例如描写战争，根据情况分别使用伐、侵、战、入、灭、败、取、袭等多个不同动词，各自都有不同的寓意。又如杀人，杀无罪者称为“杀”，杀有罪者称为“诛”，臣杀君称为“弑”。同样是臣杀君的“弑”，如果只泛言某国人弑其君某某，就表示责任主要在君而不在臣，如果点出某国某某人弑其君某某，则表示责任主要在臣而不在君。从这一角度说，虽然《春秋》总的原则是强调“名分”，但并不是无条件地支持君主，而是会根据实际情况表达自己的倾向性。

　　大体而言，《春秋》是追求“直笔”即如实记述的，但受时代局限，其中也颇有“曲笔”的地方。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鲁僖公二十八年（前632），刚刚成为霸主的晋文公在温（今河南温县西）召集诸侯开会，身为天子的周襄王在晋文公要求下亲临会场，会后进行狩猎。《春秋》即将这件事表述为“天王狩于河阳”，看上去周襄王只是前去打了一次猎，并非出席诸侯会议。之所以如此处理，是因为“以臣召君，不可以训”，需要替周襄王保留体面。还有，《春秋》在记述别国弑君事件时能够直书其事，唯独涉及本国国君被弑，却隐约其辞，仅言“公薨”。《公羊传》将《春秋》的类似曲笔归纳为“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这样在特定场合下的曲笔隐讳表达方式，也是《春秋》“书法”的一部分，并且对后世的史学著作有很大影响。

　　总之，虽然篇幅简短，但《春秋》作为现存的第一部中国古代史学著作，在史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而在古代，它被视为孔子作品，置于儒家五经之列，地位更是远远超越了一般的史书。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