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闲话春秋】之一：《春秋》,一部命名一个时代的书

春秋，古指史书，但孔子的《春秋》，却命名一个时代，仅此便当得起千古尊崇。上古观象授时，见草木荣枯而知有春秋，遂以“春秋”指称年岁；最晚从西周开始，朝廷设太史专录国事，以“春秋”命名史书。

《春秋》不只鲁国有，东周列国，家家都有，各写《春秋》，惟晋、楚稍异，晋曰《乘》，楚曰《梼táo杌wù》，名虽不同，其实如一。可惜，当时的诸侯为利益而争霸，根本不在乎史书的存亡，在几百年的连绵战火中，列国的《春秋》散失殆尽。

鲁国小邦，偏处东隅，虽有野心，但无实力，只好标榜礼乐，祈求大国们看在先祖周公生猛的份儿上，莫来骚扰，以此为愿。国弱愿微，鲁国得以相对远离争霸旋涡，不求闻达于诸侯，苟全性命于乱世，直到秦统一天下前36年，鲁国才被楚所灭，在春秋战国的诸侯国中，算得上很长寿了，当然，鲁国《春秋》也因此得以延续。

鲁国的幸运，不仅是它示弱的生存之道，更幸运的是，鲁国还拥有孔子，这可是一位五百年一遇的圣人。没有此人，鲁《春秋》无从谈起。由此可见，人才，才是一个国家、民族、单位、家庭最重要、最根本的因素。

鲁哀公11年，被排挤出国，在外漂泊十四年之久的孔子，终于回归故士鲁国。他深感周道衰微，自己壮志难酬，便将满腔心血都倾注在教育文化事业中，整理“六经”，删《诗》《书》，正《礼》《乐》，序《周易》，作《春秋》，以寄托理想壮。

鲁国《春秋》应早已有这这，只是比较散乱而已。孔子根据已有的鲁国《春秋》修订出一个全新的《春秋》，可谓居功至伟，因为他在为鲁国拍照摄影的同时，镜头中还摄入了其他各国的身影，这就为后世留下了一个以鲁国视角看当世之事的难得角度和机会。因此，后世之人，以“春秋”命名这个时代，是非常恰当的。

《春秋》，中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记载了上起鲁隐公元年，下迄鲁哀公十四年，历鲁国十二君，共二百四十二年的当世史事。故名思意，编年体者，按照年、月、日之次序来梳理安排历史事件，一件一件挂在时间的钩子上。

《春秋》记载的历史事件，以征伐、朝聘、会盟之事最多。春秋战国之际，大小诸侯国之间战争不断，大国侵伐小国以求利，小国朝聘大国以求安，霸主为炫耀武功，频繁召集会盟，这是五百年的主流。

元代有个叫陈则通的人，对春秋事件作过统计，他的《春秋提纲》记载，春秋有“征伐”272例，“朝聘”154例，“盟会”198例；另有“杂例”217例，包括婚姻、祭祀、蒐狩、城筑、土田、宫室、灾异等，尤以灾异最详，星变、日食、水旱、霜雹、地震、山崩，虫患、无不备载。人类最早确切记录哈雷彗星，便出自《春秋》。鲁文公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春秋》记载每一件事，不过片言只语，只注重结果，不注重过程，文字极为精炼，甚至可以说是简略。这给今天的人读《春秋》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在宋朝时，因变法而闻名于史、闻名于世的王安石就评价说《春秋》是“烂断朝报”。

如《郑伯克段于鄢》，讲的是郑庄公因出生时难产，遭母亲厌弃，而他的弟弟公叔段则倍受宠，因此变得骄横放肆，最终酿成兄弟反目、母子失和的人伦悲剧，最后留下了“黄泉相见”的典故。这个故事，婉转曲折、惊心动魄，但孔的《春秋》，仅有“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一句话，可算是当今新闻标题党的鼻祖了。

更有甚者，此句几乎字字隐含褒贬，大有讲究：将郑庄“公”屈尊降爵为“伯”，是讥刺他有失兄范；对公叔段直呼其名绝口不称“弟”，是批评其有失弟道；兄恶弟逆，相斗如仇，曰“克”俨然二君争国；公叔段叛逃不称“出奔”，暗示受郑庄公有意纵容；郑庄公讨伐其“于鄢”，说明非寻常叛臣，而指公叔段僭越之甚。

“郑伯克段于鄢”短短六字，被解读出来时，居然如此复杂，可见孔子的九曲回肠，令人叹为观止，由此便被称为后世影响深远的“春秋笔法”，根本上讲，就是指“微言大义，一字褒贬”，《春秋左氏传》的作者左丘明概括道：“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

孔子晚年时，儒道未行，仁政未张。作为最佳传人的颜回，也英年早逝。孔子如何甘心？如何不神伤？对孔子感同身受，说“仲尼厄而作《春秋》”，这的确是由衷感慨之语，因为司马迁自己就是忍辱含垢而著《史记》。人争一口气，著《史记》为的是争一口气，作《春秋》又何尝不是为了争一口气呢？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但孔子却偏偏要代胜利者天子而为，自有其意。《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孔子俯仰古今，毫不留情，笔则笔，削则削，寓褒贬于直叙之中，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故孔子自叹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

司马迁堪称孔子的隔世知音。他赞道：“《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不但效法孔子而著《史记》，对孔子作《春秋》的良苦用心，亦是剖析得淋漓尽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春秋》结束于鲁哀公14年春，其时孔子已七十一岁，当年仅记一事：“西狩获麟”，便戛然而止。孔子大限将至，心境沧桑，又刚刚失去了最钟爱的弟子颜回，后继堪忧。

这一日，鲁国三大族之一叔孙氏的车仆鉏商，到曲阜西边的大野中打猎，捕获一只怪兽。叔孙氏见到，认为不祥，便抛弃道旁。孔子听闻后，前往观之，悲伤不自胜，掩面大哭，涕泪沾襟道：“麟也！胡为乎来哉！胡为乎来哉！”　（骐麟啊，你跑来做什么，你跑来做什么！）

孔子为什么这样失态呢？相传孔子降生时，有麟吐玉书而来；岂料孔子临终之前，又见麟死，冥冥中似有天意。乱世不治，吉兆不再，孔子不无预感地叹道：“吾道穷矣！”并写下一首挽歌：“唐虞世兮麟凤游，今非其时来何求？麟兮麟兮我心忧。”自此绝笔，不再著书。

自古至今，中国文化中麟是仁兽，遇盛世方出，和龙、凤、龟并称“四灵”。而当时恰逢乱世，麟出现的不是时候，反而被伤害，这是孔子哀恸之处。因以上缘故，《春秋》又被称为《麟经》。孔子之挽歌，为麟而唱，亦为自己而唱，更是为他无法实现的理想而唱。

《春秋》极简至上，摒弃浮辞，少一字觉阙，多一字嫌烦，或许太过执着于微言大义，因此从古至今天，读《春秋》不易。如隐公八年（前715年）只用一个“螟”字，记述了螟虫之灾，但灾情发生于何时、何地，严重与否，灾害范围一概不提。梁启超评价《春秋》为“流水账簿”，虽不免有些刻薄，却也不无道理。

有困难，就有办法。正因《春秋》难读，战国时，诠释之作便相继出现。到汉代时，已有《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夹氏传》和《邹氏传》五种之多。《夹氏传》和《邹氏传》后来散佚不存，只有《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流传至今，合称“春秋三传”。

粗笔勾勒的《春秋》，加上工笔细描的“春秋三传”，春秋历史才算有骨有架，有血有肉，四者参读，裨益良多。。“春秋三传”中，《春秋左氏传》是写实派，重在补充史料，详述史实；而《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是写意派，重在抉隐探幽，阐发微言大义。

如果不求全责备，《春秋》的开创之功，无论从哪方面考量，都是无可争辩的。它采用的编年体例，为史学三大体例之一，“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垂范千秋，继之者众，后世的《资治通鉴》，最称出类拔萃。

《春秋》的私修性质，打破了官方对史学的垄断，这说明民间文化思想的发展，成为诸子百家争鸣的先声。如果史皆由官修，成功者书写历史，将掩埋多少历史真实！此后的中国，“二十六史”中，私修者多达三分之一，亦可说是受其引领所致。

孔子开创的“春秋笔法”，虽然为后人留下了穿凿附会之机伎，但“微言大义”所彰显的史学精神却毋庸置疑，那便是刚直无私、勇敢无畏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让中国史脉能绵延至今而不断，这与孔子当初所赋予《春秋》的那股坚韧之气息息相关。

圣人已逝，而《春秋》不老。爱读《春秋》者，代不乏人。最为民间所熟悉的，恐怕就是三国那位与孔圣人齐名的关圣人关羽了。君不闻一副对联有云：

　　“孔夫子，关夫子，万世两夫子；

　　修春秋，读春秋，千古一春秋。”

　　何妨一学关帝，挑灯清夜读《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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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于道，自觉于法，自在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