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史学的魅力
□周文玖
史学是真、善、美的统一，这是它的魅力所在。
第一，史学是求真的学问。对于这一点，古今中外的历史学是没有异义的。中国史学的始祖孔子有许多无征不信、阙以存疑的话。如“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司马迁著《史记》，“整齐百家杂语”，对史料进行考辨，“择其言尤雅者”而入史。近代史学家继承古代史学的优秀传统，同样非常强调这一点，如李大钊说：“凡学都所以求真，而历史为尤然”。何炳松说：“学术上最可贵的美德就是‘忠实’两个字。章学诚所说的‘传人适如其人，述事适如其事’，就是这个意思。”古罗马时期的希腊史学家波里比阿对真实与史学的关系说的非常形象：“‘真实’之于历史，犹如双目之于人身，如果挖去某人的双眼，这个人就终身残废了；同样，如果从历史中挖去了‘真实’，所剩下来的岂不是无稽之谈？”要之，“真实”是史学的追求。撰写信史，是中外史学家的共同信条。
人有探知历史之天性和欲望。小孩子有时问自己的父母，自己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老人们常常回忆自己的生活经历，向家人讲述自己的幸福和苦难，经验和教训，以及自己的家族史。一个有影响的扑朔迷离的事件即使过去了很多年，仍然有很多人想探讨它的究竟。20世纪60年代美国有一部作品《根》，讲的是一个黑人根据大量的口头资料、档案资料寻找祖先的真实故事，涉及黑人贩运史、黑人奴隶生活史，在美国乃至世界产生了轰动。这个故事之所以影响这么广，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它与人追溯历史的天性产生了共鸣。个人对历史的需求是这样，社会又何尝不是如此？中国的史官制度起源很早，周代就出现了史官的各种名称。之所以设立史官专门记述历史，就是因为统治者治理国家需要历史，社会得以维系和运行离不开历史。人对历史的求知，想知道的是“真实的过去”。编造出来的历史一旦被戳穿，它就黯然失色，没有吸引力了。
史学的求真属性，使它最能满足人了解过去、认识过去的需求。反映三国时期历史的书，影响最大的有两种：一是陈寿的《三国志》（包括裴松之注），一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前者是严整的历史著作，后者则是根据历史题材而创作的文学著作。要想知道三国时期的历史真相，《三国志》无疑比《三国演义》的价值要大的多。《三国演义》之所以有吸引力，除了它的生动之外，还因为它毕竟是根据历史资料写出来的，部分地符合历史实际，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普通人的历史知识需求。而对于想知道真实的三国史的人来说，在《三国志》和《三国演义》之间，《三国志》显然更具魅力。一个历史事件，出现两个不同的记载文本，姑且不管他们的文字优劣，如果其中一个被证明有虚构的成分，另一个则有充分的史料根据，对于想知道事件真相的人来说，哪一个更有魅力呢？这是不言自明的。
第二，史学是引领世人向善的学问。中国的史学传统与孔子有很大关系。孔子本人撰写《春秋》，意在维护周礼。所谓“孔子撰《春秋》，乱臣贼子惧”，就是说的他撰史的意图；他称赞晋太史董狐“书法不隐”，成为中国史学提倡直书、鞭笞“秽史”的滥觞，对以后中国传统史学批评标准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太宗在《修〈晋书〉诏》中盛赞史学的功用，说历代史书，“莫不彰善瘅恶，激一代之清芬；褒吉惩凶，备百王之令典”。也就是说，史学著作不仅要记载历史史实，还要体现出“史义”，发挥惩恶扬善的作用。
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几反复说：“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史之为务，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他认为“惩恶劝善，永肃将来，激浊扬清”是史学的一项重要职能。不仅如此，他还从理论上说明为什么史书有这样的作用。他说：“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驹之在隙，犹且耻当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闻。上起帝王，下穷匹庶，近则朝廷之士，远则山林之客，谅其于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图不朽之事也。何者而称不朽乎？盖书名竹帛而已”。就是说，人不同于动物，人是爱名的，传名于后世，是每一个人的心愿，所以人看重史书的记载和评价。当然，“善”、“恶”的内涵在不同时代可能不尽相同，但其中却有超越时代的思想内容，是任何时代都不能丢掉的。古代人赞扬的很多品德，今天我们仍要发扬光大。古代史书中的英雄人物及其事迹，今天仍有教育意义。“佞幸传”、“酷吏传”所写的坏官吏，今天依然会受到人们的憎恶。
历史是公正的，它主张正义和善良，一切恶言丑行，都要受到它的谴责；一切嘉言懿行，都会受到它的褒扬。至于那些怀有不端目的的所谓“历史研究”，只是历史学中的逆流，属于“秽史”之类。这种“历史研究”是不配享用“史学”的美名的。
第三，史学是求美的学问。也就是说，历史著作的写作也有美的追求。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司马迁的《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中国的历史编纂学十分发达，创造了众多的史书体裁，如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纲目体、典志体、学案体、图表等等。历史学家可以根据记载的对象以及要达到的效果，选取不同的体裁。这些体裁均能体现撰著历史的秩序之美。
在史学语言上，中国史学崇尚“简洁”。刘知几说：“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尚“简”，并不是说越简越好。欧阳修编撰《新唐书》，因尚简而致文义改变或不通，同样受到后人批评，顾炎武说“辞主乎达”，即历史语言要明白、准确。刘知几还提出“用晦”之道：“显也者，烦词缛说，理尽于篇中。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白寿彝先生认为，顾炎武总结的“于序事中寓论断”最能体现“用晦”的写作特点，即作者并不将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直接表述出来，而是通过叙事的方式把观点传达给读者。这是极其高明的写作手法，司马迁的《史记》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瞿林东先生说，历史写作的用晦之道，体现了历史著作的“含蓄之美”。西方史学在历史的美学表述方面也有很好的论述。公元二世纪，古希腊的文学评论家卢奇安写了一篇《论撰史》，专门讲历史撰述。在历史语言上，他有与中国史家相类似的认识，提出了历史的“真实的美”、“秩序的美”等原则。可见，从表述形式上说，史学亦有它的独特之美。
史学既是真的，又是善的，还是美的。它是真、善、美的统一。孔子撰写《春秋》，提出事、文、义，初步涉及到三者关系。刘知几提出的“才、学、识”史才三长，是从史家的角度谈这三者的相互关系。宋代史家吴缜说的更加明白：“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
史学体现了真、善、美，而真、善、美又辩证地统一于史学中，这岂不正是史学所具有的独特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