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纲要（一）：史学史意识的产生和发展

一、“史”的含义的演变: 史官、史书、史事

“史”的含义不断发生演变，它被人们不断赋予史书、史事、史学等含义。

1、史官

金毓黻撰《中国史学史》时，则对“史字之义”，详为考证，认为古代史官“左史”即是“内史”，“右史”即是“大史”，以证《汉书·艺文志》所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刘节专有《释史》一章，在金著的基础上进而对“史”的意义及简册制度的形成，作了考证，认为周代晚期出现正式的简册制度。

朱希祖认为，中国古代史官分为两种，一种是史学官之史，一种是书记官之史。

他们的考证表明，“史”的古义是史官，且职权范围很广。

秦以前，“史”一般还是指史官。

2、史书

秦汉之际，“史记”一词的出现，可能是较早的对于史书的泛称。

三国之后，以“史”称“史书”的情况多了起来。

魏晋以下，称“史”为史书之意或直接称说“史书”的情况越来越多。

3、史事

古人赋予“史”以史事即客观历史的含义，是更加靠后的事情。但是，人们关于史事的观念的产生是很久远的。当在史官、史书产生之前的原始社会时期就已经存在了。

汉晋时期，人们用“事”、“时事”、“行事”、“往事”等概念指史事。

直到盛唐时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是以“史”为客观历史的观念逐渐明确起来；二是以“史事”这个概念泛指客观历史的情况也出现了。

二、“史学”是什么？

中国史学产生于先秦时期。人们关于“史学”这一概念的使用，大致来说，它始于东晋十六国，其内涵显现于唐、宋而丰富于明、清，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史学”这一概念的较早提出，很有可能始于东晋十六国后赵石勒称王之年。石勒置经学祭酒、律学祭酒、史学祭酒，使“史学”成为官学之一。

唐初，史学成为科举考试中的独立科目。

南宋倪思认为，不论是统一时期的历史，还是分裂时期的历史，都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

元胡三省作《资治通鉴注》，里面说的“史学”主要是指编撰学、文献学方面的内容，从而丰富了史学的内涵。

元末明初陶宗仪撰《辍耕录》，说的“专门史学”的含义，既包含了广泛的社会历史，又包含了专精的治学之道，是对于“史学”的极恢弘的理解。

到了乾嘉时期，人们对“史学”的认识又有更大的发展。阮元所认为的“史学”，一是从不同的学问的领域来看待，已带有学科分类思想的含义；二是其研究领域异常辽阔。钱大昕和章学诚，是中国古代赋予“史学”以最丰富的内容和最深刻的含义的史家。如章学诚论述了史学的核心、本质。

三、史学史意识的产生和发展

“史学史”这个概念被明确提出来，是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的功劳。

史学意识的产生，从比较明确的意义上看，班彪当为前驱。他“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

刘勰作《文心雕龙·史传》，是史学史意识发展上的新进展。讨论了历史撰述同政治的关系、史书体裁的创建及演变、撰史的“实录”精神和“信史”原则，以及史家的博识和文采。

《隋书·经籍志二》以分类为基础，考察了历史撰述的源流和存佚，是史学史意识发展上的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

盛唐的刘知几在史学史意识上具有更加突出的自觉性。其《史通》以“史”和“通”连用而名书，其中许多篇目是论述史书的体裁、体例，而这些论述也反映出作者之历史考察的意识与方法。

宋代学人的史学史意识的发展又表现出新的特点，即在认识上的明确和撰述上的丰富。如南宋高似孙撰《史略》一书，其自称此书是仿刘氏（刘向的《七录》、刘歆的《七略》）校书而作，当属历史文献学性质。具体来说，《史略》是一本以分类为基本体例的史学简史。

清人在史学史意识发展上的显著特点是具有鲜明的理论色彩。其中，章学诚、赵翼尤为突出。章学诚以理论分析见长，而他的理论分析往往是同史学史意识结合在一起的。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发展了史学史意识。其对史书编撰历史的考察而兼及到对客观历史的考察对史学社会作用的考察，是一种深层的史学史意识的反映。钱大昕从北宋以前和北宋以后经与史的关系变化上，严厉低批评了重经轻史的倾向。

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了《新史学》，无情剖析“中国旧史”，力倡建立“新史学”。20年后，梁启超作为中国史学上率先提出“史学史”是一种文化专史之观念的史家，就怎样研究和撰写“中国史学史”问题，发表了具体的、创造性的见解，从而为中国史学史意识的发展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