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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之鉴：史学
——姚奠中、刘毓庆国学对话录
就中华民族而言，一向是注重历史的，中国文献中有那么多以“鉴”命名的史书，就说明了这一点。可是，在利益的诱惑下，在欲望的驱动下，人们往往会忘记历史，走向自己希望的反面。中国的历史走向，就体现着中国人的价值趋向。历史上对是是非非的判断，所体现的也是价值观问题。
在经书中，在诸子中，我们看到的价值观只是抽象的、概念化的东西，而在历史著作中，则是通过具体的事件以及对具体事件的判断来体现的，因此它更实在，更能把问题说清楚。因此历史对于一个民族价值观的传承、道德的坚持，起到的作用非常大。
——编 者
刘：在国学知识系统中，史学是一大块，比重占得很大。“经学”凸显的是精神，而史学则是实体。它像民族的一面镜子，可以帮助“整容”，使民族群体以及个体从中汲取教训，端正行为，选择正确的前进方向。
姚：其实从本质上讲，“经”也是“史”。故人有“六经皆史”的说法，像明朝的王阳明就说过：从“事”的角度说是 “史”，从
“道”的角度讲就是“经”，“事”也是“道”，“道”也是“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五经》有“记事”和“明道”的双重意义。这一点为后来的史学家继承了，司马迁、班固在这方面都有明确地表述。
刘：梁启超说：中国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史学著作就能占到十之六七。这个说法有点夸张，但也说明了中国史学的发达。黑格尔也曾说过：“中国历史学家层出不穷，继续不断，是任何民族都比不上的。”这个话看来是有根据的。就拿我们的邻居印度来说，他们的文明也很早，甚至早过了我们，可是他们的历史记载却一塌糊涂。连他们一些帝王的统治时间，都记不清楚，有些还得借助中国史书中的记载来确定。比如《西游记》中写到的唐僧取经，关于唐僧取经那个时代的历史，印度文献中就记载得很不像话，许多还要靠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来解决。因此《大唐西域记》就成了研究印度历史、哲学史、宗教史、文学史的必读书。印度学者想重建印度史，依靠的就是中国人的记载。有一位印度历史学家说：“如果没有中国的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对本国历史的记载，还没有中国人顺便记述得丰富。但返回来说，为什么中国人这样重视记载历史呢？
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有这个传统。中国古代史官制度就非常健全，起源也很早。传说在五千年前的黄帝时代就有了史官。像造字的仓颉，还有沮诵，都是黄帝的史官。在文字没有产生之前，先民是用结绳的办法或在木头刻道道的办法记事。大事系大结，小事系小结。也有用图画方式记的。有了文字则用文字记录。像《山海经》看来最早是用图画和文字混合记载的，记载者是史官。在中国的姓氏里有“籍”姓、“史”姓，它们的起源就与掌管历史典籍有关。像“籍”姓，他们的先人最早是为晋国掌管典籍的，后来就以籍为姓了。历史的“史”字，在古文字中上面是个“中”，下面是代表左手的“又”，一只手拿着“中”，许慎说：“中”表示中正。史官记载不能徇私，一定要公正，忠于事实，所以上面是“中”。其实这个解释是错的。当年章太炎先生讲过“史”字，他说：“史”上面的“中”，是册子之类的东西。“中”字的这个意思在《周礼》曾几次出现。“中”和“帐”是一声之转，也写作“账”。古代所说的“中”，就是现在人所说的“账簿”。手持账簿，表示随时记录。这个解释是很有道理的。周代的史官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不同名目。上古时代识字的人很少，史官都是当时的大文化人。各个史官的手里都有一笔图籍法典，国家各类性质的图籍法典，都掌握在史官的手里。夏朝末年，太史令终古携带着图籍投奔了成汤；商朝末年内史向挚带着图籍投奔了周。这可看出，夏商时期的史官，手里都掌握着图书法典。后来文化下移，史官的这个记事传统也就变成了读书人的一个习惯，被继承了下来。这样中国的史籍自然就要多了。
刘：中国的史学典籍超常的丰富，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把它分成了十五类，什么正史、杂史、别史、编年史、纪事本末史等等，分类很杂。我觉得从内容、性质上考虑，可以分为三种，一是国史，如“二十五史”及《通典》《通考》之类，它记的是一个国家的历史及典章制度；二是方史，如地方志之类，它记述的是一个地方的历史、风物及民众生活等；三是野史，它是黑暗中的眼睛，朝野事物都在它的监视之下。这三种历史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层次，对中国历史作了记述。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国史”。“国史”中最重的是“二十五史”，也就是所谓“正史”，因此它记载的最系统、最全面。有人说，中国的“二十五史”，是帝王将相的历史。像梁启超就说得很绝对，说“二十四史”并不是历史，而是二十四姓的家谱，都是帝王作的，没有一部是为国民作的。是死人的纪念碑，对活人没有意义。鲁迅也说过相类似的话，老师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姚：这样的评价都是有政治原因的。客观来讲，历史记载就应该把那些在历史上有影响的重要人物、重要事件记录下来。从这个角度来看，帝王将相都是对历史产生过影响的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的核心人物，自然应该用重笔记载了。至于说是
“死人的纪念碑，对活人没有意义”，这个理解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因为古代的史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司过”。历史记载不是为了死去的人，而是为了活着的人和将来的人。唐代著名的史学家刘知几曾用八个字来概括历史籍典的意义，即：“记事载言，劝善惩恶”。把历史上发生的事情记载下来，把历史人物的语言记录下来，目的在于“劝善惩恶”，“劝善”是要激励人们的善行，“惩恶”是要对恶的行为进行口诛笔伐，让后来的人引以为戒。无论“劝善”还是“惩恶”，对于死去的人是没有意义的，而对活着的人，对于未来的人，则能起到借鉴的作用。
刘：我有一个认识，不知是不是对？史学是国学中的一大块，它在国学这个价值系统中，主要起着价值判断与道德坚持的作用。所谓“价值判断”是因为它是以传统道德为价值核心，对历史上人物和事件进行是非判断的。比如“二十五史”中有政绩的好官被列在了《循吏传》中，残暴的官员被列在了《酷吏传》中，其它像《佞幸传》《奸臣传》《忠义传》《列女传》《孝义传》等等，根据不同情况给予分传，这就是一个历史评断。而这种评断又是在坚持道德原则下进行的。这对于未来的历史所起到的劝善惩恶作用，可以使历史在道德精神的坚持下健康发展，因此说是“道德坚持”。关于价值判断与道德坚持的问题，在《春秋》中就开始了。后来的史学著作，其实都是在用不同方式落实经学的思想，特别是《春秋》的精神和思想。中国史学像是中华民族行为的一个监督系统与导航系统，对历史的健康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
姚：这样认识是可以的。从古代的史官制度看，史官其实就是政治体制中的一个执法系统和监督系统。上古时有左史、右史，他们就是帝王身边的秘书，把帝王的言行要记下来。“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帝王的言行不管好坏，不管对还是错，都要记录下来，这样对帝王自然是一个提醒，帝王在行事中会特别小心。因为一不小心，就可能做出糊涂事来，导致千古骂名。因此史官“君举必书”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使君“慎言行”。这种制度到后来就变成了起居注制度，掌管起居注的官员，专门负责记录皇帝的言行。有一个故事：宋太祖有一天散朝后，独自一人坐在便殿，低着脑袋，闷闷不乐。有个大臣问他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不说话？太祖回答说：“早来指挥错了一件事，史官一定把它记下了。”原来他是担心自己的错误被后人知晓。这反映了史官对皇帝带来的警惕，也说明了史官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作用。
刘：这可以说是一种很好的监督制度。从古书记载上来看，虽然帝王左右的史官好事坏事都要记，但史官的政治作用看来主要还在
“司过”上。在《大戴礼记·保傅》中，就谈到太子成人之后，虽然免去严师的呵责，但却有“司过之史”在左右监督他。刘向在《新序》里曾讲过一个故事，有个叫周舍的人，他想投靠当时势力强大的赵简子，就在赵简子门前站立了三日三夜，赵简子问他有什么事，他的回答是：“我愿意跟从在您的左右，做一名犯颜直谏的跟班，拿着笔，操着牍，把您每天的错误都给记下来。”赵简子听了就把他收留下来。这说明古代的君王普遍有改过的意识，所以才出现了“司过之史”。还有一个记载说，古代宫里有女史之官，如果这些女史光记好事不记坏事、错事，就有被杀头的危险。看来古代史官的“司过”制度还是很严格的。
姚：从这个角度来看，古书中一些关于帝王隐秘之事的记述，并不见得都是虚构，可能很多都是当时史官给记下来的。
刘：我曾怀疑《国语·晋语》中“优施教骊姬夜半而泣”的记载，出自女史之手。骊姬为了向献公进谗言，陷害太子申生，半夜里哭哭啼啼起来，用一种非常巧妙的言辞，扇动起了献公伤害儿子的心。有人说：“两口子半夜说的话，别人怎么能知道？这分明是虚构。这应该是最早的小说。”但如果从古代的史官制度的角度考虑，事情就好理解了。
姚：也不能说没有虚构。因为现在存下的一些史书，并不全出自史官实录，有一部分是根据传闻记述的。“传闻”自然就有些虚夸的因素加入其中了。比如《国语》中“鉏麑触槐”的故事，写到鉏麑在行刺时，从门中看到了赵宣子和衣打盹儿，感到他是一位能为民做主的好人，不应该刺杀。于是叹息，自言自语了一番，随后在两难之中触槐而死。像这就有点虚构了。因为鉏麑说黎明行刺，跟前并没有人，他说那番话，有谁听见了？这有可能是故事传播者的想象之辞，也有可能是作者的虚构。
刘：这种可能是存在的。但就总体来说，史官记事还是严肃的。中国史官有一个“据法守职”的传统，这对历史记载真实性的保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许慎解释“史”字，说上面的“中”是中正的意思，这个解释虽然不正确，但也反映了古人对史的认识。《吕氏春秋·先识》篇称史官为“守法之臣”，《韩诗外传》也说：“据法守职而不敢为非者，太史也。”这都反映了史官职责的神圣。
姚：据法守职，这是史官的一个传统，同时也是史家的一种精神。先秦时代，晋国的史官就很出色。像《左传》《国语》先秦两部最重要的史书，《国语》记列国事共21卷，晋国就占了8卷。《左传》中的记事，与晋国有关的文字也几乎占到了三分之一。这些关于晋国的内容应该都出自晋国史官，只是《国语》《左传》的作者将它编了进去罢了。后来晋国分裂为三家，但重视史学的传统仍然存在，魏襄王墓中大批古史书的发现，就说明了这一点。晋国太史董狐，就是当时史官的代表，孔子盛称他是“古之良史，书法不隐”。晋灵公因昏庸无道被人所杀，当时的执政大臣赵盾正在逃亡途中，听说灵公被杀了，就马上返了回来。董狐于是在史册上写下了“赵盾弑其君”几个字，并把这个记录公示于朝堂。赵盾感到冤屈，董狐就质问他：“您是执政大臣，逃亡没有逃出国境，返回国后又不讨伐乱贼，这难道还不算是您干的吗!”赵盾无可奈何，只好接受这现实。董狐不畏权势，秉笔直书，这是史官据法守职精神的体现。晋国太史蔡墨说：“一日失职，则死及之。”可见他们是有一种以身殉职精神的。
刘：史官的以身殉职，看来在先秦时代是比较突出的。《左传》记载，鲁襄公二十五年，齐国权臣崔杼杀死了齐庄公。齐国的太史便把这件事记在了史册上，说：“崔杼弑其君。”这个“弑”字是专用于乱臣贼子以下犯上的，因此崔杼非常恼火，一怒之下杀了太史，毁了记录。结果太史的弟弟又把这件事记下，用的语言仍然是“崔杼弑其君”。崔杼又杀了太史的弟弟。这样连续杀了史官兄弟三人，史官的又一个弟弟继续把“崔杼弑其君”书在史册上。崔杼无奈，只好做罢。另一位史官南史氏听说太史兄弟连续被杀，于是拿着竹简前来准备接力。听说已经记下，方才返回。晋董狐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捍卫历史的真实，齐太史兄弟则为捍卫历史的真实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一方面表示历史的神圣性不可歪曲，另一方面则体现出了史家的精神。忠实历史是史家的灵魂和品格，一旦失去忠实，笔下的历史便变得一文不值。因此史官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就在于他们在笔下的记载浸入了自己的生命。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把历史的真实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姚：史官的这种精神，不只是表现在春秋时代，后世的史学家也不同程度的继承了这一传统精神。像司马迁父子、班固父子等，他们坚持史学家的传统精神，秉笔直书，不为权势所屈，就是很好的榜样。司马迁写《史记》，把刘邦的对头项羽列入《本纪》，等于是与帝王一同看待了。写出刘邦一身的无赖气，写汉武帝荒唐的求仙故事。如果没有史家秉笔直书的传统，这些内容在《史记》中是不会出现的。班固父子尽管对司马迁有看法，但也不得不承认“不虚美，不隐善”的品格。班固著《汉书》也是这样。
刘：史官要坚持据法守职、秉笔直书的精神，是需要有勇气的，搞不好就会掉脑袋。
姚：在古代有个不成文的规定，皇帝不杀史官。要杀也需要找其它的借口。
刘：不过对皇帝来说，要想找大臣的茬儿太容易了。比如三国时候，吴国的皇帝孙晧即位，想为他的父亲孙和作“纪”。在古史中，只有皇帝才作“纪”，普通人只能立“传”。孙和没有即帝位，应当立“传”，不应该作“纪”。如果根据孙晧的要求，就破坏了史家的规矩。因此史学家韦昭就坚持不能作“纪”。结果激怒了孙晧，于是有机会便给他小鞋穿。弄得韦昭想退休都退不了，最终还是找茬儿把他杀掉了。
姚：权力干扰历史记载的事是常有的，东魏时候权臣高欢就威胁史官魏收说：“我在后世的名声就掌握在你手里，你不要瞒着我记事。”后半句话没有说出来，意思是：“你要瞎胡记，就小心脑袋。”因此史家要坚持原则，确实有难度，也需要有勇气。
刘：所以有人说：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也是胜利者写的，都是为胜利者唱赞歌的，真实性靠不住。这种观点在现在很普遍。
姚：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他们忽略了古代在制度方面给予史官的保护。像天子不观《起居注》、不看当代史等，都是对史官的保护。这虽然不是形成文字的规定，但已成了一个传统。《起居注》是专记皇帝言行的，唐太宗李世民就曾几次想看，都未能看上。有一次他向褚遂良提出了这个要求，褚遂良的回答是：现在的起居官职，就是古代的左右史，是专门记人君言行的，是善恶必书的，目的是要对人君起到警戒作用。我们没有听说让帝王看的。李世民担心地说：那我有什么不好的事，你也要记吗？遂良说：守道不如守官，我当这个差，怎么敢不记呢？从这里可以看出，历史记载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糟糕，它的真实在史官制度的保护下，一定程度上得以保证。
刘：有一定的制度保证，有史官的据法守职的精神，这样才使得历史上的暴君、昏君、庸君、佞相、权臣一个个被载入史册。像朱元璋，这是明朝的开国之君，在明朝皇帝心目中自然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对于他的那种暴烈行为，他的子孙不可能心甘情愿让留于史册。但是我们从《明史》及明朝人的记载中，却看到了惊人的一幕。洪武九年（1376年）发生的“空印案”，有数以百计的官员被处死。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一案，有几千人被处死。而党狱株连前后长达十四年，一时功臣宿将诛夷殆尽，共有四万余人被卷了进去，或被杀或被罚。为朱元璋长期担任文官工作的李善长，因侄儿娶了胡惟庸的姐姐，也受到了株连，在人诬陷之下，被迫自杀，妻儿亲属70余口，惨遭杀害。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发生的蓝玉一案，株连被处死的也有一两万人。当然《明史》是清人编的，但资料是明代人记下的，要不是明代的史官记录，我们可能对此会一无所知。
姚：不过皇帝总是想最大限度地使用自己的权力，史官制度与皇权之间的冲突自然会有。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皇权高度膨胀，皇帝不愿意受到制约，就要对史官制度进行改变。因此明朝曾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设专记皇帝言行的起居注官职。有很多大臣上疏，要求恢复这种古老的传统，但皇帝还是不情愿。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万历时复过一段时间，可是后来又废除了。清朝康熙时虽恢复了起居注制度，可是又不放心，常生疑虑，只怕有劣迹传于后世，因此对史官不时的采取震慑方式，让他们心生违忌。
刘：明清时虽然史官制度受到了冲击，可是另一股保护历史真实性的力量却出现了。这就是野史。明清大量野史的产生，对史官制度可以说是一种补充。因为野史是私人秘密记述的，它对官方的记载起着补充和监督的作用。
姚：鲁迅就有类似的看法，他曾把正史与野史区别开来，认为正史里不敢说什么，野史敢说话。他曾说过：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但如果看野史和杂记，就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这些问题确实也存在，不过是有点绝对了。
刘：野史记述因为不受限制，所以很自由。确实可以补充正史的不足，把正史中不好记、不敢记的东西记下来。如明焦竑《玉堂丛话》中有一则记载说，有位文士叫唐之淳，他在军中是文书工作，写的一手好文章。朱元璋见了，大为赞赏。正好此时朱元璋写完了分封十王的册文草稿，想让他给润色一下，于是飞骑召他入京。他不知究里，吓得浑身哆嗦。到了京城，路过姑姑家，给姑姑见了面，先是大哭一场，还嘱咐姑姑好好收敛他的尸体。到了东华门，门已经关闭了，又被人用布裹起来，从墙上递了进去。这样折腾了几次，他求生的欲望已经没有了，到了皇帝殿前，才知道是为了修改几篇册文。王圻《稗史汇编》还记朱元璋剥人皮的事。当时的官员上朝，先要给家人诀别，晚上回家，则全家庆幸。像这样的记述，在正史里是找不到的，但它却真实地反映了朱元璋的残酷行为对当时士大夫造成的心理恐惧。
姚：研究明清以来的历史，确实不读野史不行。但野史中巷谈街议的传说太多，毕竟没有正史可信程度高。中国古代的史官在长期的史学活动中，他们也总结出了很好的抗权力干扰的经验。或曲笔达意，或示疑于后人，或转载权贵劣迹于他人之传等等，总之是要最大限度的传出历史的信息。
刘：说到这里，我想起了《左传》“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在《左传》中把段叔写成一个贪得无厌之徒，似乎他是玩火自焚，咎由自取。《诗经》中的《大叔于田》，据《诗序》说是写段叔田猎的，但诗中却写出了一位英雄少年的风姿，显然是赞美的。《诗经》与《左传》记载出现了矛盾。细细琢磨一下，就会发现《左传》记载是可疑的。很可能这是一桩冤假错案。《左传》说：“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这里连用了两个“将”字，一个“闻”字。“将”是表示未然之词，既然事没有发生，怎么能知道段叔不是出去打猎而要偷袭郑国呢？既然是“袭”，当然是秘密行事，庄公怎么知道的？从哪里“闻”来的？这个疑案被细心的清代散文批评家们发现了。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在“具卒乘”一句下批注说：“诗有两《叔于田》，则此篇自为田猎，未可知。”又于“夫人将启之”一句下批注说：“此二‘将’字，明明疑案，连坐姜氏。”又于“可矣”后批注说：“祭仲不闻，子封不闻，偏是公闻。”林云铭《古文析义》也说：“毋论袭郑不袭，有期无期，只消用两个‘将’字，一个‘闻’字，便把夫人一齐拖入浑水中。”又说：“夫人处深宫严密之地，且当庄公刻刻提防之际，安能与外邑订期，开国门作内应耶？”并于“可矣”下批注说：“他人不闻而公独闻，其为疑案可知。”不难看出，庄公因与弟弟段叔还有母亲有矛盾，便特地设了圈套，立起了假案，置母、弟于死地。在伐段叔之前，庄公就多次与臣下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将自及”“不义不昵，厚将崩”。显然庄公是有预谋的。所谓叔段的“不义”，也是他有意制造的。“京叛大叔段”，便是阴谋的完成。郑国的史官，为了避杀身之祸，故意用这种巧妙的方式，似是而非的用词，瞒过庄公，示疑于后人。而诗人则以自己的认识写大叔段。所以写得风姿飒爽，才力过人。并写到了他对“公”之忠诚。
姚：这个分析很有趣。史官给历史上留下的疑案是很多的。只要仔细琢磨，就能发现。这是史官机智的反映，也是史官坚持原则的一种方式。正是因为这样，历史的真实性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保证，历史才能起到“记事载言，劝善惩恶”的作用。
刘：人是有记忆的灵物，对于自己的、种族的过去，有一种晓知、把握的欲望。而晓知历史，除了满足精神的需求之外，就是从历史中认识自己，把握并不断调整人类未来的方向。从历史中汲取经验与教训，是后人阅读历史的一个重要目的。以历史为鉴，无论个人还是人类，都会少犯错误。
姚：历史最主要的作用恐怕就是
“龟鉴”。《诗经》中就说夏的灭亡是殷的一面镜子，殷人本可以从中汲取教训的。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从命名上就可以看出，他是把历史作为一面为政的镜子来对待的。元代的苏天爵采宋以前善政嘉言，撰成了《治世龟鉴》一书，也是要人以历史为鉴的。像宋人编《册府元龟》，元人编《言行龟鉴》，以“鉴”为名，都是要突出历史的经验、教训，作为镜子，确立人行为规则的。
刘：人类总是不断在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来调整自己的发展方向的。有些因为历史过于久远，未能得到详细的记述，但教训却留了下来。比如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写到了黄帝时就提倡“节用水火材物”的事情，这让人很不好理解。在现代人的想象中，五千年前的黄帝时代，那时人口稀少，草木昌茂，水源充足，物材富足，怎么会出现“节用水火材物”的概念呢？再结合先秦文献中频繁出现的斧斤以时入山林、数罟不入洿池、昆虫未蛰不火田之类的记载来看，敢肯定地说，人类在远古时代一定因为过度开发，出现过重大的影响人类生存的生态大危机，才使人类记下了这样的教训，要子孙后代记住保护好生态，节用能源。这一教训人类遵循了五千年，到我们的时代被打破了。人类过于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科学技术的创造力，于是忘记了远古人类的教训，开始对自然宣战，战天斗地，结果在21世纪使人类再一次面临生态危机。大规模的现代建筑，使森林耗竭，土地沙漠化，地球的耕地面积日益缩小。工业与大城市的发展，造成了地球的严重污染。大量工业废弃物与市民浪费物，不仅污染水源，污染空气，而且也造成了气候的异变。在高消费高生产的热潮中，人类可利用的热能源，如石油、天然气、煤炭等等，都面临着枯竭的危机。生态带来的危机，使明智的科学家发出了“人类如何才能继续生存一百年”的忧叹。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我们忘记了历史。忘记历史，就意味着灾难！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教训。
姚：就中国民族而言，一向是注重历史的。中国文献中有那么多以“鉴”命名的史书，就说明了这一点。可是在利益的诱惑下，在欲望的驱动下，人们往往会忘记历史，走向自己希望的反面。我们常会看到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事情，在历史上却一再的重演，原因就在这里。比如中国古代的王朝周期的兴亡变化，后面王朝灭亡的原因往往与前面的王朝非常相似，难道说他们就不能汲取前代的教训吗？理论上能，实际上却很难。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眼前的利益使他们迷失了方向。
刘：利益有长远的，有眼前的。“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往往是相矛盾的。当人们过于热衷于“眼前利益”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地放弃“长远利益”，忘记历史。而历史的一个很大作用，就是要我们从历史的教训中看到“长远利益”。比如在汉元帝时，有人发明了温室培养蔬菜的技术，冬天可以吃到新鲜蔬菜。皇帝及皇室成员是这项技术成果的享受者。有个叫召信臣的人给皇帝上书，要求禁止。理由是，这是非时之物，违背自然规律，吃上未必对人有好处。皇帝听了他的话，便禁止了这项技术的发展。现在科学研究也证明，反季节蔬菜，会导致癌症发病率的上升。再如西汉后期，人们为了发横财，大力开采矿产，铸铜钱。有个叫贡禹的大臣给皇帝上书，要求禁止开采。理由是：地藏空虚，山不能含气出云，会导致水旱之灾害的发生。汉代人这两项明智的举措，使中国民族避免了有可能发生的生态危机与现代疾病。可是为什么汉代人就意识到的问题，现代人却会忽略呢？为什么现代人不能听听历史的诉说？显然这是因为价值观的大变化，使当代的中国人过于热衷于“眼前利益”，而忘听了历史的声音。
姚：你说的价值观，确实是个问题。中国的历史走向，就体现着中国人的价值趋向。历史上对是是非非的判断，所体现的也是价值观问题。在经书中，在诸子中，我们看到的价值观只是抽象的、概念化的东西，而在历史著作中，则是通过具体的事件以及对具体事件的判断来体现的，因此它更实在，更能把问题说清楚。因此历史对于一个民族价值观的传承、道德的坚持，起到的作用非常大。
刘：历史的“龟鉴”作用，其实就是价值观传承的最好方式。史学可以说是一个是非评价系统。英雄豪杰依赖它得以千古，大奸大恶的人由于它而遗臭万年。孔子作《春秋》，之所以“乱臣贼子惧”，就是因为《春秋》的褒贬，会让这些人恶名昭著，遗羞子孙。也正是因为有这个评价系统，所以那些权力拥有者才不敢为所欲为，他们在清醒的状态下，始终会感觉到史官就在身边监督着。同时这个评估体系也激励着无数志士仁人努力奋斗，以“立德、立功、立言”为目标，以求不朽。在历史的面前，任何人都会作出思考，都会考虑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一个有历史意识的人，决不会苟且自己的行为，而是认真地对待自己的人生，对待生与死。死是可怕的，可有的人在死的面前却跳着、笑着，理智的选择死亡。原因很简单，是历史唤起了他们捍卫自己名誉的自觉。屈原恐惧“修名之不立”，在出国求荣与守道自终二者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死亡；文天祥在死亡面前高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同样想到的是自己在历史中的声誉。而一个丧失了历史意识的人，一个漠视历史存在的人，我们很难对他们的行为作出预测的。
姚：一个民族也是一样，一旦失去了历史这面镜子，就有可能迷失方向。历史可以唤起我们改革的热情，就像鲁迅说的“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同时也可以使人们接受教训，少走弯路，免复倒辙。这里还应该注意一个问题，中国史学发达，不仅仅在于产生了大量历史著作，同时还在于产生了大量史评著作。史评著作中约有两类，一类是历史事件人物或历史著作的批评，另一类是史学理论研究。特别是后者，它更能体现中国史学的水平。在这方面有两部书最具代表性。一部是唐刘知几的《史通》，另一部是清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前者提出了“六家二体”说，概括了所有的史籍；后者提出了“六经皆史”说，使经史贯通了起来。
刘：这两部著作的确很了不得的，刘知几与章学诚其立足之高，见解之深，在历史上是很少的。特别是章学诚，他的著作把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推上了一个高峰。
来源：山西新闻网 山西日报2009-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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