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学者论及孔子，多由哲学一面立论，较少有人论及孔子的史学观念。又学者所据以讨论的文献，主要限于《论语》一书。钱玄同先生曾说：“我们要考孔子底学说和事迹，我以为只有《论语》比较的最可信据。”[1]（P70）此语虽然是在古史辨派兴起之际说出的，但是影响一直存在。周予同先生曾说：“孔子的真相，到现在还在学者间研究而没有完全解决”，进而提出“描画出一个真的孔子的轮廓”的问题[2]（P338－339）。金景芳先生也提出：“孔子给我们留下了哪些遗产呢？……有人说，真正可以称为孔子的遗产的，只有《论语》一书。……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把孔夫子变成‘空夫子’。”[3]《汉书·艺文志》称《论语》是“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所以最能代表孔子自己的思想。除此之外，当属《六经》（实际为《五经》）。其实在《六经》之外，如孙星衍所辑《孔子集语》，引用《六经》以外现存书目在220种以上，直接或间接涉及孔子的学说与形象，未必不含有珍贵的历史资料。 作为一个学者、思想家，他的思想自然会因其一生所处的阶段不同而有所变化。孔子一生经历有宦游与讲学二大主题，二者有时交叉错落，有时也有明显的划分，如司马迁所说，曾有一个时期，“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随着宦游与讲学阶段的不同，孔子的思想旨趣也有不同。特别是在春秋战国之际，孔子是以“多闻”、“多能”和“博学”而著称于世的。《庄子·秋水》：“河伯曰：‘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所谓“少仲尼之闻”，意谓当时学者以孔子为闻见最广。故儒家《六经》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的建立，并非由孔子独创，而是孔子对于以往知识综合选择的一个结果。《六经》是经过选择以后的“百科全书”。孔子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 深切著明也。”[4]（《史记·太史公自序》）这种寄托于前代典章的做法，使得孔子的思想伴随着以往的历史而长存，但是客观上也更加分化了孔子的形象。“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4]（《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当时已能明此。 《春秋》旧以为孔子所删定。孔子与《春秋》及鲁史的关系，最初的一个说法是“修”《春秋》，《左传》成公十四年：“故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由现代著作观念来说，“修史”一语是最为切实的，因为古代史学为专门之业，世官史职，编年载籍陈陈相因，诸子之学可以是“空言”，史学则本非一人可以杜撰。但是到孟子时，则不言“修”而言“作”。《孟子·滕文公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至司马迁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4]（《史记·孔子世家》） ，班固说“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5]（《汉书·司马迁传赞》），都使用了“作”字。司马迁的本意，是指孔子曾做修《春秋》之事，但是后人理解转生误会，如张载说：“《春秋》之书，在古无有，乃仲尼自作，惟孟子为能知之。”所以学者不得不再加分辨。杜预认为《春秋》是据鲁史而成，鲁史是据诸侯之赴告而成，说：“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仲尼因鲁史册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在典礼。……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其余则皆即用旧史。”[6]（《春秋左传集解·序》）朱熹说：“圣人作《春秋》，不过直书其事，善恶自见。”[7]（《朱子语类》）顾炎武说：“《春秋》因鲁史而修者也，《左氏传》采列国之史而作者也。”[8]（《日知录·卷四·春秋阙疑之书条》）现代学者杨伯峻先生提出：“《春秋》本是鲁史本文，孔丘不曾修改。……孔丘实未尝修《春秋》，更不曾作《春秋》。”[9]（《前言》P13－15）都认为《春秋》与鲁史有关，甚至是直接抄录了鲁史。但是杨伯峻先生也承认孔子与《春秋》有关，说：“那么《春秋》和孔丘究竟有什么关系呢？我认为孔丘曾经用《春秋》作过教本，传授弟子。”[3]金景芳先生也说：“六经亦称六艺，实际上它是当时孔子为了教学所编的教科书。”[3]本文同意选编教科书的说法。 据《史记·孔子世家》所载，“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后二年，孔子卒。同时，《孔子世家》中还说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而《韩非子》也有“子夏之说《春秋》也：‘善持势者，蚤绝其奸萌。’”、“子夏曰：‘《春秋》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十数矣’”[10]（《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的记载，子夏为孔子晚年弟子，小孔子四十四岁。则知孔子确实是在晚年“退而不仕”的情况下，整理了《春秋》。刘知幾说：“《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11]（《史通·六家》）这种文体，特别是二百余年中史官所作的持续的记载，不是孔子所能够“独创”的，这与以思想见长的诸子不同，刘勰说：“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12]（《文心雕龙·诸子》）诸子可以议论见志、空言游说，而史家不能。所以旧史所说的孔子“著作”《春秋》，不可能是现代意义上“拥有著作权”的“著作”。杨伯峻先生曾举出例证，在今文家认为寓含一字之褒贬的地方，其实《春秋》与《汲冢竹书纪年》完全是一样的[9]（《前言》P12－13）。但是孔子仍然有可能“删削”过鲁史，因为为《春秋》作传的《左传》所增加的大量史料，同样应该源自鲁史，而孔子将其省略掉了。匡亚明先生说：“孔子是把《春秋》作为现代史教材进行教学的，这只是一部分教学大纲；作为教学大纲，也只能是提纲挈领，不能过分铺张繁复。”[13]（第九章，P363）本文同意这一说法。 《左传》旧以为《春秋》三传之一。班固说：“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5]（《汉书·司马迁传赞》）刘知幾说：“《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经作传。盖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后人；或曰传者，传也，所以传示来世。”[11]（《史通·六家》）关于左丘明的身份，《论语·公冶长》：“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司马迁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4]（《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何晏《集解》引孔安国曰，及《汉书·艺文志》《春秋》家班固自注，都说：“左丘明，鲁太史。”《史记·裴骃集解序》司马贞《索隐》说：“仲尼作《春秋经》，鲁史左丘明作传，合三十篇，故曰《左氏传》。”刘知幾说：“丘明既躬为太史，博总群书，至如《檮杌》《纪年》之流，《郑书》《晋志》之类，凡此诸籍，莫不毕睹，其《传》广包他国，每事皆详。”[11（《史通·申左》）以上数家都认为左丘明的身份是太史。由《论语》孔子尊重其德行来看，他的年寿应该大过孔子。他不是孔子的弟子，所以司马迁要称之为鲁君子。然而由于孔子弟子众多，影响巨大，又是删削鲁史，所以即使不为弟子，左丘明还是有可能为孔子所删削的《春秋》作传。近代以来学者多怀疑左丘明其人，如杨伯峻先生说：“无论左丘明的姓氏如何，无论左丘明是孔子以前或同时人，但《左传》作者不可能是《论语》中的左丘明”[9]（《前言》P32）。本文认为，近代以来的怀疑并不足以否定旧说，左丘明以鲁太史、鲁君子的身份，“以同圣之才，同在一国”[11]（《史通·申左》），从而为《春秋》补充大量史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关于《左传》的真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证说：“经止获麟，而弟子续至孔子卒；传载智伯之亡，殆亦后人所续。《史记·司马相如传》中有扬雄之语，不能执是一事指司马迁为后汉人也，则载及智伯之说，不足疑也。今仍定为左丘明作，以祛众惑。至其作传之由，则刘知幾‘躬为国史’之言，最为确论。疏称‘大事书于策者，经之所书；小事书于简者，传之所载。……经传同因国史而修，斯为显证。”[1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春秋左传正义》）解释了《春秋》、《左传》二书有经后人所续的可能性，但是维持《左传》为左丘明所作的传统说法，而且论证了《左传》的性质与史料来源。既然《春秋》与《左传》的关系犹如后世史家的“纲目”与“长编”，则二书体例与内容原为历代史官所守所撰，其中言辞间有不甚一致之处的疑问，便也不难理解了。 《春秋》三传比较，刘知幾曾说：“古之人言《春秋》三传者多矣。战国之世，其事罕闻。当前汉，专用《公羊》，宣皇已降，《谷梁》又立于学。至成帝世，刘歆始重《左氏》，而竟不列学官。……必扬榷而论之，言传者固当以《左氏》为首。……盖《左氏》之义有三长，而二传之义有五短。……然自丘明之后，迄及魏灭，年将千祀，其书寝废。之晋太康年中，汲冢获书，全同《左氏》。……由是世称实录，不复言非，其书渐行，物无异议。”[11]（《史通·申左》）所说概述出《左传》与《公》《谷》二传的沉浮互动，同时也揭示出二者在经、史两途上的不同归属。蒋伯潜先生曾概述说：“《左传》不当附《春秋经》，前人已多言之。卢植、王接曰：‘左氏自是一家言，不主为经而发。’高祜、贺循亦皆谓《左传》为史。《大中遗事》及《北梦琐言》并载唐陈商亦称：‘左丘明为鲁史，记述时政，以日繁月，本非扶助圣经，是太史之流。……当与司马迁、班固等列。’……朱子亦言：‘《左传》是史学，《公》、《谷》是经学。’叶梦得曰：‘《左传》传事不传义，是以详于事，而事未必实；《公》、《谷》传义不传事，是以详于经，而义未必当。’吴澄也说：‘载事则《左传》详于《公》、《谷》，释经则《公》、《谷》精于《左氏》。’刘逢禄曰：‘《左传》以良史之材，博闻多识，本未尝求附于《春秋》之义。’”[15]（第十章《〈春秋〉经、传述要P115）杨伯峻先生也说：“《左传》的解《经》，不像《公羊》和《谷梁》。……何休《公羊解诂》和唐人徐彦的《疏》……有所谓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七缺之义，现在看来，不是穿凿附会，便是迂腐迷信。”“总而言之，《公羊传》、《谷梁传》，不是空话，便是怪话，极少具体的有价值的历史资料。”“然而《左传》以具体史实来说明或者补充以至订正经文。行文简劲流畅，自东汉以后更为盛行，自魏晋以后便压倒《公羊》、《谷梁》二传。”[9] （《前言》P24、26、28）所说极有启发。因为三传虽然并称，其实却是二个系统。《公羊》、《谷梁》以弟子的身份传承师学，所以重在“微言大义”的一面，《左传》以史官、君子的身份补充史料，所以重在“良史”、“实录”的一面，二者原则完全不同。 西汉以后儒家有今古文家派之争，古文家长于名物训诂，主于“实事求是”，《左传》为古文，所以杜预说：“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仲尼因鲁史册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在典礼。……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其余则皆即用旧史。”[6]（《春秋左传集解·序》）认为《春秋》是据鲁史而成，鲁史是据诸侯之赴告而成。今文家主于“微言大义”，《公羊》、《谷梁》为今文，所以何休等人重在阐释“三科九旨”。清代今文家皮锡瑞说：“《春秋》，鲁史旧名，止有其事其文而无其义……自孔子加笔削褒贬，为后王立法，而后《春秋》不仅为记事之书。”[16]（《经学历史·一·经学开辟时代》，P19－20）“按《史记》以《春秋》别出于后，而解说独详，盖推重孔子作《春秋》之功比删订诸经为尤大，与孟子称孔子作《春秋》比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相似。其说《春秋》大义，亦与《孟子》、《公羊》相合。则知公羊家三科九旨之说未可非矣。”[16]（《经学历史·一·经学开辟时代》，P45）甚至还认为：“孔子以前，未有经名，而已有经说，具见于《左氏内外传》。”[16]（《经学历史·一·经学开辟时代》，P30）也就是说，由孔子所揭示的“大义”，早在孔子以前《六经》尚没有称为“经”之时，就已经包含在内了。 皮锡瑞此语虽不免具有其今文经学的立场，但并非毫无道理。实际上自秦汉以后，凡史学一系均认同《左传》，而不认同《公羊》、《谷梁》。班固称“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官，……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5]（《汉书·司马迁传赞》），即认为孔子与左丘明皆具史官资格，而《公羊》《谷梁》不与。刘知幾称诸史之作有“六家”“二体”，二曰《春秋》，三曰《左传》，而《公羊》《谷梁》不与。另一方面，战国两汉之际，凡经学一系均认同《公羊》《谷梁》，而不认同《左传》。由孔子自语、子夏说《春秋》、孟子所言及司马迁、班固所论，“微言大义”的阐释，应该更符合孔子的原意。金景芳先生说：“孔子的这一著作，政治性很强。……用今日常用的话来说，就是真正做到为当时的政治服务。”[3]（P25）本文同意这一说法。 总之，《春秋》一书而兼具二种性质。朱熹说：“《春秋》之书，且据《左氏》，当时天下大乱，圣人且据实而书之，其是非得失，付诸后世公论，盖有言外之意。若必于一字一辞之间，求褒贬所在，窃恐不然。”蒋伯潜先生说：“孔子据《鲁春秋》以作《春秋》，其事则无非齐桓晋文之事，其文则多同鲁史之文，故与晋《乘》、楚《檮杌》大致相同。唯其义，则孔子之义，不但为《乘》与《檮杌》所无，亦为《鲁春秋》所无。《春秋》之所以为‘经’者，即在于此。”又评刘知幾说：“刘氏是史学家，不是经学家。他以史学批评《左氏》，是对的；以史学批评《春秋经》，却是错了。”[15]（P116、106－107） 但是，孔子所谓“微言大义”其实也是渊源有自的，它本不是经学所独有，而同样是古代史学的一个传统。如果说“良史”、“实录”代表了古代史学的基本原则，“微言大义”则是代表了古代史学的最高境界。中国史学自上古以来本就是以“实录”与“史鉴”二种传统并行的；或者说，“良史”、“实录”是体，“微言大义”是用。刘知幾在其批评经学的著名的《疑古》篇中，曾经说：“盖古之史氏，区分有二焉，一曰记言，二曰记事。而古人所学，以言为首。至若虞夏之典，商周之诰，仲虺、周任之言，史佚、臧文之说，凡有游谈、专对、献策、上书者，莫不引为端绪，归其准的。其于事也则不然。……《书》之所载，以言为主，至于废兴行事，万不记一。语其缺略，可胜道哉！故令后人有言，唐虞以下帝王之事，未易明也。”又说：“及《左氏》之为传也，虽义释本经，而语杂他事。遂使两汉儒者，疾之若仇。故二传大行，擅名后世。又孔门之著述也，《论语》专述言辞，《家语》兼陈事业，而自古学徒相授，唯称《论语》而已。由斯而谈，并古人轻事重言之明效也。……又按鲁史之有《春秋》也，外为贤者，内为本国，事靡洪纤，动皆隐讳。斯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秋》，在于《六经》，亦皆如此。”[11]（《史通·疑古》）随之列举《尚书》之中隐讳不明的史事十条。在另一批评孔子的著名的《惑经》篇中，又说：“按赵穿杀君，而称宣子之弑；江乙亡布，而称令尹所盗。此则春秋之世有识之士莫不微婉其辞，隐晦其说，斯盖当时之恒事，习俗所常行，而班固云‘仲尼没而微言绝’，观微言之作，岂独宣父者邪？”[11]（《史通·惑经》）随之列举《春秋》之中“未谕”者十二条，“虚美”者五条。其说虽意在批评经学的隐讳、虚美，但亦可以证明在孔子之前，虞夏、周公之时，久已存在“微言”的传统。 “微言”的传统依照皮锡瑞所说，是将其纳入经学之内，区分《春秋》有“事”、“文”、“义”三层含义；依照刘知幾所说，则是将其纳入史学之内，区分史学有“记言”与“记事”二种体裁。依照杜预所说，孔子是“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6]（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即孔子是继承周公一系而来。而依照司马谈、迁父子所说，“为太史，毋忘吾所欲论著矣……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4]（《史记·太史公自序》），以及班固所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5]（《汉书·艺文志》），则孔子整理《春秋》，是自居于史官地位的。细绎杜预之说，其所谓周公，亦是指周公所建立的史官制度，而其整套典礼、王道，亦得由此史官制度而体现。因此，就史官制度与职守而言，也可以说，中国古代史学中崇尚微言大义、重在阐释史鉴的传统，是以孔子为代表并发扬光大的。 参考文献： [1]古史辨·第一册·答顾颉刚先生书[C].北京：朴社，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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