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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继春秋，’意在斯乎！'太史公志愿之宏大于此可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班固的这些评价只能说明他和司马迁的差距,很明显现在看来他这些贬低司马迁的缺点反而是司马迁伟大卓绝之处，“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这段评论倒也公允，其《汉书 司马迁传》除了赞语不过集合《太史公自述》和《报任安书》而成，史学之父的传记就是这样堆砌而成实在草率。两汉时《史记》一直被视为谤书，流布不广,评价一般,西汉刘向、扬雄“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至唐韩愈柳宗元发扬古文,始推崇倍加,后世因之推波遂有至高的地位.鲁迅誉其“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却是最为公允.鲁迅这两句评语确实精妙,一方面是赞扬《史记》的文学史学造诣可与《离骚》并列，另一方面是司马迁与屈原一样备受屈辱，怨怼无门，寄予无端，感于臆气，托于文字，所以能成此奇文，.《史记》中这种激愤之气极多，如《汲郑列传》中“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郑庄、汲黯始列为九卿，廉，内行脩絜。此两人中废，家贫，宾客益落。太史公曰：夫以汲、郑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平津侯主父列传》中言主父偃结局,主父方贵幸时，宾客以千数，及其族死，无一人收者，唯独洨孔车收葬之。主父偃当路，诸公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夫！悲郁之气溢于言表.《太史公自述》和《报任安书》中这种情感的宣泄尤其明显, 《太史公自序》作为《史记》的最后一篇，既是司马迁自述家世和著史缘由,更是一部《史记》的纲领提要,规制宏大,文气磅礴,笔势逐次奔流而下,真是瑰伟壮阔.清代牛运震评价：“《自序》高古庄重，其中精理微者，更奥衍宏深，一部《史记》精神命脉，俱见于此太史公出格文字。”最精妙的无疑是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德这六家思想学术异同的比较分析,比起《庄子天下》篇来毫不逊色,《庄子天下》篇中论述最细致详尽的无疑是对道家黄老之学的分析,就其评析的宋銒、尹文,彭蒙、田骈、慎到,关尹、老聃等人的内容来看基本都是战国谡下学宫的黄老之学,除了法家阴阳家没怎么提及,基本可以看做战国思想学术的总结,尤其是对于道家特别是黄老之学不同派别的评析极其精湛.但是若论真正对最能代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思想的阴阳、儒、墨、名、法、道德这六家思想学术做出全面总结比较的只能是《太史公自序》了,虽然倾向于道家,但是对其他学派的优缺点分析不偏不倚,持论公正.“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周易·系辞 下》的这一句可谓总括百家,归于大道,比起《庄子天下》篇主题更为明确.'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彊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这一段比较六家思想学术异同指陈得失可谓言简意赅,极其精辟,即使今天读来依然令人折服.最后总结阴阳儒墨名法于道家未免夸大,但是如果把道作为中国哲学的本源,如开篇《周易·系辞 下》所总括“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那就完全不同了,只可惜司马谈未能更进一层.司马迁文风浩瀚,笔势雄放,文中自有奇气纵横,难以遏制,而文词之间却又贯若流珠,通篇一气盘旋,婉转而下,错落有致,如果没有壮逸之气,高阔胸怀是不可能写出如此雄奇瑰伟的文字,读其自述'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知其纵横天下,搜奇揽胜,自有非凡胸襟,壮阔气度,如《报任安书》中所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以能成此巨著 《史记》中的五帝本纪从舜开始事迹才开始较为详细，从行文风格来看尧舜的事迹似乎取材于《尚书》为多，往前的黄帝等人事迹司马迁取材还是相当审慎地，这一点从正文下三家注的荒诞离奇就可以看得出来。禹的事迹基本来自于《尚书》中的《禹贡》，简直就是一篇地理志，《夏本纪》的史料以禹为主，之后的就简略多了，明显上古史资料有限，《殷本纪》的资料还没有出土的甲骨文金文详尽，所以王国维依据甲骨文金文来推论殷商谱系如此精确符合《史记》所载也就不奇怪了，同时也说明司马迁治史的严谨，他所处时代历史资料的缺乏，周本纪很明显取材于《左传》《战国策》《国语》较多，司马迁好倜傥奇谋，纵横诡策，《史记》在汉代被禁一方面是其直陈历史不避汉家嫌疑而被班固称为谤书，另一方面就是书中很多纵横诡策，颠诈兵机，二十年前研读《史记》时对这些纵横奇策尤其感兴趣，经常用心揣摩，获益匪浅，其实战国时那些策士合纵连横的方略很多就是今天的地缘战略，钱钟书在《管锥编》中称司马迁取材精审为中国史学之祖还是很有见地的，有意识地从五帝立传系统论述历史，远比《左传》系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不是虚言，史学的真正独立地位从司马迁开始，从班固《汉书》开始囿于儒学附于朝廷，这种独立自由的历史批判精神反而下降 《周本纪》和《秦本纪》很多内容估计取材于《春秋左传》和《战国策》《国语》，越往后越明显，《秦本纪》以前应该都是司马迁编辑以前史料而成，司马迁著史取材相当严谨，从这一点来看司马迁即使身居太史令掌管天下史籍资料，而当时东周以前的古代史料当时也并不多，尤其是《商本纪》，现代考古资料明显比司马迁所记丰富，一方面说明司马迁著史考察资料严谨，另一方面应该是司马迁略古祥今的手法。司马迁著史风格受《左传》影响明显，尤其是周秦本纪，而从《秦始皇本纪》以下就明显是司马迁汪洋恣肆的个人风格了，如韩愈所评雄深雅健，列传这一风格尤其明显。《秦始皇本纪》最后司马迁通篇引用贾谊《过秦论》不过次序打乱，先下篇，次上篇最后才是中篇，通行本依次叙述自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始，如何六世百年一统天下，而又迅速亡国的原因，读来顺理成章，依次而下，而司马迁打乱顺序从秦亡说起附于《秦始皇本纪》之末意在警示醒题，从迅速覆亡到六世取天下的不易，交相对比，最后以秦二世不知守成牧民之术而迅速亡国，颇有实际意义，和贾谊原文顺序的旨趣颇有不同 春秋五霸无疑以齐桓公最强，晋文公次之，秦穆公楚庄王也不错，就是不明白司马迁为什么将宋襄公这个迂腐的草包也算进去，以君主品格才能而言却是沉湎于酒色的齐桓公最差，所以管仲一死，齐国立乱，管仲被称为春秋战国时期第一相并不过分，诸葛亮自比管仲其实不自量力，若论经世之才为政方略的灵活多变他远不如管夷吾，只是清廉贞刚的品格高于管仲。五霸品格以秦穆公最高，秦国霸业也正是得益于他的拓地千里称霸西戎，晋文公中材，只是辅佐他的一群大臣实在太出色，晋国主弱臣强似乎从一开始就有后来的三家分晋之患。无论是春秋五霸还是现代国家必须有战略纵深和依托，才能攻守自如，如《史记》中《十二诸侯年表》所言}“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海迭兴，更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后来的战国七雄中也只有齐秦楚有真正的地利之优。而反观现代也只有美国俄罗斯有着最优越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国比起人家还真要差一些。司马光以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为战国之始，也是《资治通鉴》的开始，这和《剑桥中国秦汉史》的定义一样无疑比司马迁的观点更有说服力。司马迁《六国年表》因秦朝资料而分战国时代，可见当时史料的有限。西周朝国势强盛期也不过百余年，从周穆王之后就江河日下，平王东迁后的东周更是徒有其表而已。秦国基业始于秦穆公，秦孝公以商鞅变法后百余年而成其大业。司马迁在《六国年表》中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验之于近现代，很有些一语成谶的感觉 司马迁崇尚气节，推崇品德高贵之士。世家以让国南下的吴太伯居首，列传则以志行高洁的伯夷叔齐最先，他的这一次序编排无疑是有深意的。为了让位周文王而南下荆蛮，断发文身开创吴国的吴太伯兄弟无疑是高风亮节，同时对于其后人同样让位不居的季札司马迁也不惜笔墨大加赞扬，但是把伯夷叔齐居于列传之首就有些迷惑不解了，这兄弟俩礼让王位不屑荣华确实令人钦佩，但是明知商纣暴虐还要以所谓的父子君臣之道来劝阻周武王不要灭商就是相当地迂腐了，所以，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历史上歌颂这两个人物，那是颂错了，他们不值得歌颂。至于不食周粟采薇而食更是好笑，粟米是周朝的难道薇草不是吗。所谓以暴易暴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司马迁感慨善者未必善报，恶这未必恶报，只能用孔子的“道不同，不相为谋。”各从其类来无奈地纾解，其实这一问题无论东西方从来就没有人能真正解决，宗教的麻醉就不用提了，似乎“道不同，不相为谋。”比起西方哲学来解释的更为简洁明了，'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周易》不愧为群经之首 .寓意深远，《伯夷列传》倒是《史记》中罕见的夹述夹议的文章，名为传纪，实则传论，所谓笔端常挟风雷之势，太史公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司马迁对商鞅的生平叙述比较全面，但是评价却比较偏颇，文词之间颇有鄙薄之意，重在揭露其刻薄寡恩，行事狠辣，品行凉薄的一面，这一点司马光倒是比他客观冷静，虽然他著《资治通鉴》时正处于王安石变法时期，但是叙述评论商鞅变法倒是相当公允，还是贾谊对商鞅变法的重要性有着理性认识，这一点基本和现代史学观点相去不远。《管晏列传》突出管仲的经世霸才，晏婴则推崇其贤明的品格。《老子韩非列传》对于老子行迹并举两种说法，对其事迹存疑。对于韩非则引用其《说难》颇有惜才之意，但是我读《说难》后却感到人性的险恶，韩非法学的刻薄惨忍，控御人心比商鞅有过之而无不及，难怪秦始皇会欣赏不已，相反读《仲尼弟子列传》中所引用《论语》的篇章时就明显有一种人性的温润良善感，令人心胸舒畅，儒法两家可谓截然相反针锋相对，法家在乱世富国强兵效果明显，但是儒家稳定社会的作用确实无可比拟，所以诸葛亮治蜀虽然严刑峻法，但是怀以信义，赏罚公平，厚德安民，所以人受其罚而不怨，死后仍念其厚德，可谓儒法并用的典范。司马迁将老子韩非列于一传，称誉老子因应变化于无为，微妙难识。论韩非则称其其极惨礉少恩。但是法家原于道德之意，不过走向偏激刻薄的极端一面，庄子则散道德，放论，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要亦归之自然，而老子深远矣。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馀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钱钟书《管锥编》称司马迁值汉武帝崇儒之时，又私心向往，故称之为至圣，只是尊之而尚未亲之，这一评析倒是很精辟，接着讥讽班固《典引》顺应东汉谶纬之学吹捧孔子为玄圣，以此逢迎崇儒的汉明帝，其人格与司马迁高下立见，从此孔子形象逐渐被儒生所神话。《史记 孔子世家》中叙述孔子生平还是相当理性客观，据实而写，言辞形象和《论语》中那个充满智慧进取心而又极富人性化的孔子非常吻合，非常朴素自然不像后来儒家那样捧得过于神圣了，言其热衷仕进，勇于用世但是持之有道，不屑小术，自负学识才器而极其自信虽然被困于匡，宋却以文王之后，文在于兹这样的天命自信而根本不在乎眼前的危险，这种虽然颠沛流离依然自信满满实在很有些自大了，不过司马迁自己也一样在《史记 太史公自序》自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俨然以继孔子之学自任，《报任安书》中则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壮志，中国史学和儒学的开创者都如此自负，不过两千五百年后的今天从学术造诣来看确实是完全有资格如此自负的。史学家最重要的无疑是史识了，司马迁身处西汉初年战国百家争鸣自由主义风气犹存的时代，所以能独开史学，《左传》比较倾向于儒学，司马迁虽然钦佩孔子，但《史记》思想却是自由主义的，这一点正是儒学兴盛期的司马光所欠缺的，时代使然。同样修昔底德的理性主义精神无疑是古希腊哲学黄金时期最典型的体现，这就是他远胜于希罗多德的地方，所以后人评论他是西方史学史上第一位真正具有批判精神和求实态度的历史学家，尽管修昔底德比希罗多德只晚生了25年，但他们两人对历史的理解却大不相同；从希罗多德到修昔底德，史学几乎要进步一个世纪。
《平准书》无疑是非常系统的西汉百年经济史资料，司马迁非常详尽地记叙了当时的通货膨胀，尤其是汉武帝穷兵黩武，大兴土木，奢侈享受所带来的经济危机，文景之治四十年修养生息的成果挥霍殆尽，“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无疑是非常准确的早期货币数量论，汉武帝时不断改变的币制变革和当时的军事扩张所造成的经济危机说明了经济是基础而币制只能为辅的正确观点，同样文帝时宽松的货币制度和武帝时混乱的金融策略也反证了经济稳定的重要性，司马迁不是一个重农主义者，从他对桑弘羊国家资本主义倾向明显的均输法盐铁专营的认可看得出司马迁的对商业不排斥的自由主义市场倾向。所谓平准也就是稳定物价的意思，后来的经济改革者王莽，唐代刘晏，宋代王安石莫不受其影响，这个名称就有典型的市场经济倾向，不过国家中央政府垄断干预的倾向也同样明显，典型的中国式经济，直到现代依然有这种影响，其源头可以追溯到《管子》，后来班固的《汉书食货志》资料体例更详尽规范了，但是保守主义倾向明显，失去了司马迁这种自由主义精神，后来的断代史无不以《汉书》为标准，思想水准也就逐次而下了。从食货二字就明显看得出来和平准的倾向性不同。《封禅书》的历史资料颇为详尽，尤其是用来解释关于朝代转换的五行说很有意思，“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夏得木德，青龙止於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这是五行相胜说，到西汉以后逐渐转化为五行相生之说，《史记·天官书》基本就是结合天文学的占星术，班固《汉书》十志基本都是因袭《史记》八书所作，不过更加完备和系统规范化，后世志书以其为准则，《艺文志》非原创，《五行志》是迎合当时崇尚谶纬的风气宣扬阴阳五行灾异之说就是垃圾糟粕，《地理志》却是原创而且最佳。《河渠书》“太史公曰：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记得十几岁时读到《河渠书》结尾司马迁这段总结其平生游踪的概论，不禁悠然神往，慨然有周游天下之志，像太史公这样的游踪才是不愧平生。司马迁雄放奔逸，奇气纵横的文章无疑得益于其遍游天下的经历，山川钟灵毓秀之气自然助人神思 《史记》从我十几岁初读算起，这次至少应该是第六次通读吧，以前读的都是三家注，这次本打算读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很可惜新浪搜书五月关了，没来得及下载，真是后悔不及。这是第一次读电子版不过还是中华书局的顾颉刚主持点校的老版，估计顶多两三个月能读完，有了上半年四个半月读完《资治通鉴》的经验，应该没问题。中国史书最喜爱的还是《史记》，文笔优美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史记》中的主导思想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依然很有价值毫不过时，真正的历史学家的观点应该契合人性因而经得起时代的检验，早于他三百年的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也是一样，不过司马迁的文笔太过杰出了，后来史家无人能及.不过读《史记》要找参考书不容易，《中国历史地图集》还是最好的地图资料，其他附属资料像清人考证《史记》著作大都以书证书，即使近代吕思勉的读史笔记也一样，都不能服人心。倒是王国维以当时刚出土的甲骨文金文来证明《史记》三代史的可靠，如王氏所说以地下之文物和史籍资料相互考证，这种两重证据法来确定历史更为可靠，倒是愿意看到像《剑桥中国史》那样的具有现代史学思想的著作，就像上半年以《剑桥中国秦汉史》《剑桥中国隋唐史》那样来参读《资治通鉴》一样古今相证收获不小 《史记》世家司马迁以避位让贤的吴太伯一系居首，而吴国世系中所占篇幅最多的却是避位轻王座的被称为南方第一圣人的延陵季子——季札。《吴太伯世家》称誉礼让避王位有高逸之行的吴太伯兄弟和季札“孔子言“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呜呼，又何其闳览博物君子也！”如果说他的高祖吴太伯让位周文王，是因为季历有圣才，而季札有贤才却连连避位，终至阖闾有刺王僚之举，吴国也骤强而亡，以季札之贤居王位的话，断不至于有后来勾践灭吴之举。通观《史记》司马迁最钦佩的不过数人，吴国季札，郑国子产，魏国信陵君，孔子老子而已。 延 陵 季 子 君问延陵子, 季札名千秋. 听音明世变, 挂剑辞徐丘. 避位轻王座, 才名冠诸侯. 休言勾践业, 明月落常州 敢于为游侠刺客立传的也只有司马迁了，而且写的意气风发，笔力纵横，着力突出其重义轻生，不屑回报的高贵品行“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 戹困，”梁启超说中国历史基本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司马迁之后都是这样，但是司马迁却绝对不是，《史记》中的《游侠列传》《刺客列传》今天读来依然令人感奋，尤其是《游侠列传》开篇的序论真是痛快淋漓，激荡人心，敢于歌颂那些义气任侠的江湖豪杰，字里行间自有一股兀傲不平之气，《游侠列传》篇末以郭解之死来反讽公孙弘那样的专以缘饰儒术来阿谀人主从而位居卿相的儒生的极度虚伪，却也是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读《游侠列传》《刺客列传》可知太史公为人. 誓将孤剑刺秦政，不负千秋万世名 司马迁将屈原贾谊合为一传,欣赏二人高才,文学成就极高,且都是少年得志,但可惜都是政治上不得意结局凄凉,相比于贾谊屈原更为悲慨,刚直高洁,忠心而不容于世,终至自沉汨罗,遗恨千古.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可谓感怀切骨
何必汨罗轻赴水，男儿落拓志犹高 北望长安志未酬，长沙魂断贾生愁。 怜君最是湘江水，从此无言向北流 汨罗江畔吊屈原，岳麓城中策治安。 读《史记》苏秦张仪，陈轸苏代甘茂等纵横家列传，未尝不服其奇谋诡辩，这些战国纵横家的策论无疑是最早的地缘政治战略，今天依然有值得借鉴之处，司马迁评论苏秦张仪纵横术长于权变，感慨此两人真倾危之士倒也不假。汉代《史记》列为禁书传播受限，一方面是班固所称的谤书，直言汉家史事，另一方面就是这众多的兵略权谋，纵横长短之术，以前读《史记》时揣摩最多的就属苏秦张仪等人的纵横家列传了，也确实受益匪浅，后读《战国策》，也是高谈阔论，纵横捭阖，只是不如司马迁取舍精当，切合实际更富于谋略，能益人思致。苏张之辈，无疑也是一时英杰 《史记 苏秦列传》开篇叙述苏秦出游数岁，大困而归。兄弟嫂妹妻妾窃皆笑之，。。之后合纵成功，为从约长，并相六国，行过雒阳，车骑辎重，诸侯各发使送之甚众，疑於王者。昆弟妻嫂侧目不敢仰视，俯伏侍取食。苏秦笑谓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蒲服，以面掩地而谢曰：“见季子位高金多也。”苏秦喟然叹曰：“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且使我有雒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世态炎凉司马迁感同身受，熙熙攘攘，利来利往，也只有豪杰之士才能卓然自立，之后借《孟尝君列传》中冯驩之口劝慰孟尝君“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贵多士，贫贱寡友，事之固然也。“太史公对于人世冷暖可谓有切肤之痛，否则也不会有《报任安书》那样的激越千古的悲慨奇文了
将略自开秦帝业，三十余载六国残 胆力绝众，才略过人，是谓骁雄，白起、韩信是也。”刘邵《人物志》,韩白并称，二人都长于将略，短于政术，白起抗命伏剑杜邮，至于韩信当楚汉对峙之时，兵势无双，与刘项鼎足而天下，如蒯通所言“刘项两主之命县於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莫若两利而俱存之，参分天下，鼎足而居，”韩信犹豫不决不能用其谋，所以后来被刘邦用陈平之策伪游云梦而擒也是必然，司马迁最后感叹“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於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张良萧何就是功成而不居从而保身最好的例证，“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道德经》所言可谓至理明言。? 所谓战国四公子指的是战国后期魏国信陵君，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楚国春申君。前三人皆为贵介公子，春申君黄歇则为纵横之士，有辩智之才。四人之中我最敬慕的是礼贤下士，高义无双的信陵君公子无忌。世界杯期间时隔近二十年再次通读读《史记 》 ，至此感慨不已，小诗为记 好客孟尝名后世，千秋高义信陵君 '七雄雄雌犹未分，攻城杀将何纷纷。.....非但慷慨献良谋，意气兼将身命酬。向风刎颈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王维这篇慷慨激昂的《夷门歌》写的就是《史记 魏公子列传》中候嬴感信陵君礼贤下士的知遇之恩为其献“窃符救赵”之策却秦存魏，最后刎颈以报知己，司马迁妙笔写来可谓慷慨激昂砥砺千古，战国四公子司马迁也只有信陵君不称其号而尊称魏公子，可见司马迁对于公子无忌极其敬慕，推崇其高贵品格，出众才略。 莫恨秦王天下扫，缘何不用信陵君 下士礼贤博客醉, 千秋高义信陵君
八千子弟过江东， 四面楚歌悲大风。 唯有乌江亭下水， 兴衰成败乱流中
休言鸟尽弓藏恨,更忆卧薪尝胆时
一叶扁舟何处去, 五湖烟树共苍茫 兴汉三杰，韩信被杀，萧何与刘邦最为亲密，还是难逃猜忌，甚至被祸入狱，只有张良深知刘邦为人，辟谷轻身远离名位，祸不及身，举商山四皓安太子之位，所以吕后当政时能安然晚年，其人智略可谓超绝，与范蠡皆为奇逸之人 笑看功名千古意,五湖风月一帆轻 文章西汉两司马,司马相如赋如《子虚》《上林》《长门》之类不过铺陈辞藻，排比气势而已，内蕴不足。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实为千古奇文，雄文浩荡，奇气纵横，郁勃难平之气千载之后读来依然令人激荡不已。司马迁敢于直书武帝之过，刘邦为人，汉家之失，而班孟坚称其书是非谬于圣人之言，谤书之论明显是出于儒家立场，班固人品本来就不如负气尚义的司马迁，史学境界较之太史公差距更远，二千年后再看他批评司马迁的缺点今天看来无一不突出历史之父的识见卓绝之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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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 刺客列传》五组列传中最重要的无疑是荆轲刺秦了,而荆轲刺秦的高潮无疑是易水送别了.'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忼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真是一幅绝美而壮丽的画面,慷慨激烈,悲壮已极.如豫让所称“士为知己者死”太史公在本传的赞语中说：“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张守节《史记正义》引《燕丹子》田光语“血勇之人怒而面赤，脉勇之人，怒而面青，骨勇之人，怒而面白，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变”曹刿，专诸，豫让，聂政，荆轲可谓神勇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