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一家之言

      在《报任安书》中，太史公提出了整本《史记》的历史编纂学的基本立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但对这句话一直以来学界缺乏深究，因此对《史记》历史观念和内容的理解难免不够深入。本讲座通过结合司马迁的人生经历，对这句话的深入剖析，让我们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史记》的历史世界，洞开一些《史记》的细节之谜。

1 知人

在了解《史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要和司马迁的经历紧密联系起来。读《史记》的时候大家会读到一些非常小的细节，作为一个史家为什么这么详细？竟然有的细节描写到了“怒发冲冠、目眦尽裂”。要破解《史记》的一个个细节之谜，就要结合司马迁个人的人生经历，来通观《史记》。

首先，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1]当中讲到了他的神圣家史，他家有源远流长的史学传统。司马迁说，他祖先最早可以追索到颛顼时代，“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这个重、黎一个司天一个司地，应是后世掌天文地理史官最早渊薮，至周“司马氏世典周史”，世以史官为职。这些当然有传说的成分，但司马氏家族有着史官传承应该没什么问题。他的家族一度失守史官，但到了他的父亲司馬谈时又重操旧业。“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 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司马谈得到当时阴阳天文、易学和道家最著名大师的亲授，学问当然是何等了得。所以《六家指要》对先秦诸子概括的可谓精要。司马迁正是在这样一个具有深厚家学传统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就是书香门第。司马迁少年的时候就读了很多的古文，可以说是博览群书，“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有学富五车的父亲，司马迁从小家教良好，加上天资聪明，所以学问当然非等闲之辈。

司马迁说他自己“少负不羁之才”。我们中国人有个传统，大家年轻的时候都充满理想主义，当时司马迁就是这样一个觉得自己有学问、有抱负要施展的人。他在《太史公自序》里面讲：“先人有言曰：‘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 《书》 《礼》 《乐》 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五百年一圣人出，从周公到孔子是五百年，从孔子到我司马迁正好五百年，也就是说我司马迁就是当代的这样一个圣人，他觉得自己当仁不让。

当时，司马迁的父亲也有意培养他。俗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二者结合就是知识与实践的统一，相互促进，司马迁做到了。“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二十岁的时候司马迁开始一次长途旅行，几乎跑遍了当时的大半个中国。司马迁的游历不是漫无目的的游历，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叫田野调查，据他说所到之处遍访当地长老。孔子讲“夏礼吾能言之， 杞不足徵也； 殷礼吾能言之， 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论语·八佾》） 在司马迁之前，历史的流传一个是“文”，即靠文字材料流传下来；一个是“献”，“献者，贤也”，即当地的贤才，也就是到各地去访诸这些懂得历史和传说的人。司马迁有这样一个“行万里路”的经历加上读万卷书，所以他觉得在当时没有人超过他，他就是一代的圣人，一颗冉冉升起的巨星。大家想他当时是多么的心高、多么的气傲。一个人在意气风发的时候看到外面的世界都充满阳光和希望。

但一个不幸的事件对他的人生造成了重大的打击，这就是李陵事件。大家读《史记》 读《汉书》[2]都知道，这是一件令人非常遗憾的事情。李陵当时带着五千步卒去征讨匈奴，这五千步卒，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精锐部队。按照当时汉武帝的部署，是派强弩都尉路博德半道接应，而路博德原是资格比较老的将军（做过伏波将军），所以他不愿意做李陵的接应，要自己带着兵出征。所以给汉武帝上书说：“方秋匈奴马肥，未可与战，臣愿留陵至春，俱将酒泉、张掖骑各五千人并击东西浚稽，可必禽也。”陆博德托辞说其时还不是讨伐匈奴的时机，希望延后到第二年春天再出征。“书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书。”（《汉书·李陵传》） 汉武帝接到奏书后很生气，以为李陵胆怯了而让陆博德上书的托辞，就命令李陵立即出发。这就造成了李陵的孤军深入。

李陵的五千步卒的确相当厉害，匈奴单于把整个国家的精锐都调来了也差点都没有打过。在双方意志较量的最后时刻，李陵队伍中一个士兵投降了，然后告诉单于李陵的真实兵力是孤军深入，后面没有接应的部队。最后，匈奴穷其所有包围李陵部队，并将其基本上全军消灭（逃脱者四百余人），李陵也被俘了。

李陵以五千步卒深入匈奴的心脏，捷报频传，当时大家都山呼万岁，整个汉朝都非常兴奋。但最后战况急转直下，汉武帝非常恼火，群臣上下也开始落井下石，各种对李陵的不利评价接踵而至。这时候司马迁说了一些公道话。但司马迁说得很不艺术，他说我看李陵是一位壮士，他不会轻易投降，他将来肯定是要抓住机会报汉，并盛赞李陵的勇武和功绩，爱惜士卒。然后汉武帝听了很不高兴。汉武帝有一个小舅子叫李广利，先后带十多万兵出征大宛，最后只有一万多人回来：“军还，入玉门者万余人，马千余匹。后行，非乏食，战死不甚多，而将吏贪，不爱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众”。（《汉书·李广利传》） 仅因军纪混乱，士兵被虐待而死的十不存一。也就是李陵出征这次，李广利又作为主帅带数万兵征匈奴，虽然取得了點胜利，但最后“汉兵物故什六七”。（《汉书·匈奴传》）两次出征造成的重大损失，汉武帝都没有给予应有的惩罚。李陵的英勇，对士卒的爱惜，五千步卒即使全军覆灭也杀伤敌人过倍于己，论功比李广利要大，论损失也比李广利要小。因此，司马迁在武帝前面讲到李陵的英勇，这样好像有点暗讽李广利，让汉武帝感到在指责自己不公正，偏袒自己的小舅子。汉武帝一生气把他下到监狱当中。最后汉武帝可能也比较爱惜人才，没有处死司马迁，司马迁最后就被下了蚕室，被阉割成为了一个太监。

大家想，从一个要做圣人的人，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宦官，这是多么大的屈辱。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讲到了他当时的状况，他说“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抑郁而无谁语”“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想一下，这种话一点都不夸张。司马迁遭受这种重创带来的耻辱感，让他感觉他的存在已经没有意义，所以半夜醒来想到这个事情都是汗流浃背。在这种情况下，他对世界就有不一样的看法了，这个世界就不再是充满阳光，不再是一个希望的原野了。

我们读《史记》的时候要注意，他开始写的时候比较早，这些本色也保留下来了，那么到后来呢，发生这样一个重大事件之后，文字又有了变化。所以在早期的《史记》中，我们看到的是这种激昂的文字，但是后来就不一样了。司马迁遭遇这样一个祸患屈辱之后，作为一个士人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了结自己，免得在世上蒙羞。他多次都想到了死的问题，“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我死了又怎么样呢，就像鸿毛一样，被风轻轻地吹走。如何让自己的价值有所显现呢？

这个时候司马迁正好继承父亲太史的职务，其父临终交代他一定要完成这样一部记述英雄功业的著作。他早已开始做了。七年后，遭遇李陵之祸。这个时候让他人生能够活下去的唯一的精神支柱就是完成《史记》。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他个人世界观的变化就淋漓尽致地显露在《史记》 中，所以我们在读《史记》 的时候，要注意到这样的一个变化。那么早年他做《史记》 是要把这些历史英雄的功业记录下来，就是说“废明圣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到后来他就表述成了“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所以他自己就说一切诗书隐约的地方，就是要把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东西表达出来。“诗三百，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述往事思来者”，往事当中就是把他的郁结的东西表达出来，就是来成他的一家之言。所以在这里面，这样一个变化，集中体现在了《史记》历史编纂的史观上，这就是他在《报仁安书》中提出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2 解题

2.1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究天人之际”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司马迁的原话是“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司马迁很诚实，他讲三代的历史是用略推，而最能保证的、可靠的历史就是秦汉这一段的历史。北大教授陈苏镇对此解读得很仔细，“‘天人之际谓《天官书》，‘承敝通变谓《平准书》也。”陈教授这样的解释有他的道理，也给我们一个启发。但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讲到“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这里讲得很清楚“凡百三十篇”，然后说“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也就是说，整本《史记》的成败兴坏之理相联系。在当时汉人提到“天人之际”基本上都会跟成败兴坏之理相联系，天和人相互的作用相联系起来，天道和人事相联系起来。因此我认为这样可能更符合《史记》的本意。

在众多的解释中，徐复观的解释最能给我们启发。徐复观认为，据《说文解字》：“际，壁会也”，即如“两壁相合之缝也”，徐复观认为，“天人之际”就是“天与人的交界线”，而“究天人之际”就是“要穷究历史上的现象，何者是属于天的范围，何者是属于人的范围。天与人的交界线是在什么地方。”[3]对我有很大启发。“天人之际”就是“天与人的交界线”，如果天代表一种规律，代表一种历史变迁的话，它一定是借着人事来呈现的，所以是天和人际会的地方。这就切题了，切到“幽隐”，即在天和人的交会处有一条非常细微的线，是一个非常幽隐的地方。对司马迁来说，实际上他要穷察的就是历史变迁当中这个幽隐的地方。

2.2 “成一家之言”

陈苏镇先生认为：“司马迁用来‘成一家之言的序略，系指《自序》后半部的内容，即《史记》百三十篇的内容提要。这些提要集中表达了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是非褒贬。司马迁深受当时盛行的《春秋》 公羊学影响，他对历史人物进行褒贬的依据，便是《公羊》 家所阐释的用以‘别嫌疑，明是非的‘《春秋》 之义。” [4]关于司马迁是否受《春秋》 的影响，以及司马迁个人学术倾向是学术史上的一个大事情。从康有为开始就认为太史公实际上是尊儒家的。细读历史，我觉得班固讲得非常有道理，班固认为司马迁“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汉书·司马迁传》）从司马迁的家学来讲，儒家占得位置不是很重要，虽然他受董仲舒公羊学影响，但司马迁的整个人生价值观和儒家是有很大差距的。

实际上司马迁对儒家的态度，在《太史公自序》当中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刻薄，“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然后说“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如今看来，这么说是有问题的，功利主义太强。为什么大学里要读各种各样的书，怎可用有用没用衡量？很多理科生来学《史记》，能讲《史记》 没有用吗，大学要读各种各样的书，这些都是作为一个大学生应有的基本史书修养。这也是儒家所强调的。儒家后来能够在诸子当中立于不败之地，就是对文献的至重。在后来国家需要文献的时候只有儒家能提供。这也是儒家最后淘汰了诸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但司马迁就讲得刻薄了，“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读了那么多，那么辛苦实际上很少是有用的。因此，我们认为，这里“成一家之言”主要是个人对历史的领悟可能更符合司马迁的原意。

了解了司马迁的整个史观，问题就清楚了。如果说天代表人间历史嬗变的规律，那么史公这里最关切的就是这个天与人的交界线之处，即在这一规律与人事际会的交界线上何以实现的。如徐复观所注意到的，史公之所谓“天为人类理性照射所不及的幽暗面”。实际上，经历李陵之祸的打击后，在史公看来，所谓天，不過是在与人际会的界线处呈现，因此天的幽暗不过是人的幽暗的呈现。在史公看来他的任务就是穷察这一幽暗以揭示古今之变的真相，这也是其所说“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即在关键的事件中考察其成败兴坏的理路，这就是司马迁编纂历史的任务，即其所谓的“成一家之言”。

3 观史

一言以敝之，“天人之际”是天和人际会、历史变迁的关键节点，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再来看《史记》中对一些细节揭示，一目了然。司马迁在《史记》当中穷察天和人际会的隐幽的节点，即司马迁的史观。在这样一种史观下，他看到人类的历史不是我们说的那样冠冕堂皇的天道苍苍，而是存在幽隐和幽暗力量。

首先来看一下几个典型的例子。田氏代齐，这是春秋向战国转变的重大历史事件。那么田氏何以代齐呢？被司马迁描述得细致入微。从田氏在大斗借给齐国人粮食，只要用小斗来归还，以笼络齐国人心，到通过不断挑起齐国贵族之间的斗争，渐渐把对手消灭掉。在史公的笔下清晰地呈现了田氏如何通过各种阴谋从兴起到代齐的过程，仁义不过是掩盖阴暗的幌子。司马迁还描述了一件非常幽隐龌龊的事情，他说“田常乃选齐国中女子长七尺以上为後宫，后宫以百数，而使宾客舍人出入后宫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馀男。田常卒，子襄子盘代立……使其兄弟宗人尽为齐都邑大夫，与三晋通使，且以有齐国”。（《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我们知道，传说齐国有七十多个都邑，也就是一个子嗣一个都邑大夫，不管这些人血统是不是田氏的，这就控制了整个齐国的地方。以前的政治斗争都在中央都城，一个家族搞不好就被消灭了。田氏通过控制齐国所有地方都邑，使中央没人敢对田氏宗主动手。所以太史公说，且以有齐。有齐之后自然代齐。这里司马迁所揭示出来的决定历史变迁的正是一种幽暗的力量。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鸿门宴》。在读《史记》的时候要注意，司马迁并不在场，为什么像樊哙怒发冲冠、目眦尽裂这样的细节都描述出来了呢？这是因为他认为这个鸿门宴就是楚汉战争的关键历史节点。在这个历史节点当中，我们看到他对刘邦的描述，最后从厕所中逃掉，刘邦阴险使诈，项羽的君子形象在这里被刻画地淋漓尽致。我们看《史记》，以此视角去看，凡是成功人物在司马迁的笔下，一定会有一些幽暗的事情被呈现出来。凡是失败者，在司马迁的笔下一定是充满唏嘘哀叹，一个令人惋惜的形象。项羽就是典型。

司马迁将孔子写到《世家》里，他描述孔子有两件事情非常重要，一个是他少年时代母亲刚刚去世，腰上扎着孝带就去参加宴席。我们正常人谁也不会做得，但是孔子做出来了。按照后来的史家为尊者讳都不该写出来的，但是司马迁一定要写出来。这些非常小的事情，司马迁也写出来了。大家没有注意的另一件事情，就是在《仲尼弟子列传》当中讲到孔子在春秋向战国演变当中扮演一个主要角色。当时一个重大的事件就是吴越更替，是春秋霸政崩解，东方世界由文明开始走向战争野蛮的关键事件。但是这个事件在司马迁的笔下是由孔子来策划挑起的，孔子要保存鲁国，派子贡连环游说，引发的战争造成血流成河、黎民肝脑涂地。但整个策动者是谁呢，司马迁所揭示的是孔子。所以司马迁也有对孔子暗含的批评，一个光辉的圣人后面的不为人知的事情。

《伯夷叔齐列传》中，司马迁直接讲明他对天道、人事的思考，把这些幽暗事件呈现出来。当时的人都认为“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他说“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他对天人之际、对历史的嬗变有这样一个看法、观点。

4 困境

有这样一个经历，那么司马迁的理想何在呢？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司马迁对现实是非常绝望了，在他看来几乎没有所谓的圣王。（《史记·封禅书》）把汉武帝做得一些荒唐的事情揭露得淋漓尽致。“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然后怎么说呢，又“颇采儒术以文之”。实际尽干一些不上台面的事，却又用儒家的话说得冠冕堂皇。在当时的历史局限性下，司马迁已经对圣人、圣王有所怀疑，有了平等思想、庶民思想。他给陈胜立传，且归入世家，通过平民之口提出“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史记·陈涉世家》），揭示出一个平民的抱负。

司马迁把他的政治理想寄托在哪里呢？是在五帝传说当中，特别是五帝。在司马迁笔下所有的成功人物基本上都有黑点，唯独对五帝基本上都是溢美之词。五帝时代就成了司马迁寄寓的理想时代，而五帝在司马迁的笔下显然充满了传说性。当然三王那种光辉的形象也是历史积淀下来的，在司马迁这里也是基本上没有污点。五帝三王形象有着很浓厚的传说色彩，因此司马迁饱含着理想去描绘那个时代，只有那样的人才会真正地实现太平盛世，创造一个好的政治，现实当中几乎是没有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史记》对后世的影响是深刻的，是对中国历史影响最大的一本书，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离不开圣王的历史，尤其是宋代一谈到政治就回归三代，而这恰恰是司马迁建构的。我们中国人的思维基本上都是在司马迁建构的历史当中，一直到今天他都深刻地影响了我们。我们今天读《史记》， 一是要了解，二是要反思，为什么司马迁是这样一个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