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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万年】之一百八拾四:司马迁的《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自然自觉自在 2020-10-14

 

在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中,关于司马迁有这样一段话:“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司马迁写文章“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因而《史记》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的评价成为《史记》评论中的不朽名言。

 

在中国,提起“太史公”司马迁,应该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被誉为“史圣”。这位西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是真正让我们系统地了解西汉之前中国历史的第一人,当然,也是本公从号“长安万年”专题的奠基者,在他之前长安将近8000年的历史,除了考古史实外,有近一半出自他的《史记》。笔者在此拜上一拜!

 

司马迁,字子长,生于公元前145年,左冯翊夏阳人,即今天陕西韩城芝川镇人。夏阳东临黄河,北接黄河龙门,相传大禹治水时,为疏通黄河,就将龙门山辟为两半,河水奔腾而下,岩鸣谷响,非常壮美。每年暮春,游集而来的鲤鱼竟相跳跃,其中若有能跳跃龙门者,便可化龙升天。在这个“鲤鱼跳龙门”的神奇之地,就诞生了司马迁这个神奇之人。

 

司马迁15岁时,父亲司马谈做了京官,被汉武帝任命为管理历史资料和天文星历的太史令。作为京师的长安,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人才荟萃,是西汉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想想今天的北京,就可知当时的长安之盛况。司马迁随父亲来到了京师长安,这为他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也让他的人生增加了不确定性。

 

在长安居住期间,由于父亲的缘故,司马迁有机会向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春秋》,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这为以后《史记》的撰写奠定了坚实的史学和文学基础。没有父亲的京师为官,就很难说会有司马迁的《史记》诞生。

 

司马迁20岁时开始游历全国,足迹遍及长江、黄河流域,不久又以郎中身份出使今天四川、云南地区。后来,司马迁还随着汉武帝刘彻巡视各地,登临名山大川,察风俗,访古迹,“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司马迁青年时期的游历,对形成他豪放激昂的性格和遒劲雄浑的文风起了很大作用。

公元前110年,司马迁的父亲因病去世。三年后,38岁的司马迁接替父亲的职务,正式做了太史令。这一职务,使他有条件接触到皇家石室金匮中丰富的典籍档案,为撰写《史记》做了充分的准备。

 

在汉武帝和司马迁这对君臣之前,中国有历史记载,但都相对分散,支离破碎,源出不一,正如谋求对匈奴的军事胜利一样,“汉武盛世”也在谋求文化领域的辉煌。《史记》,不仅仅是司马迁的人生追求,也是汉武帝刘彻丰功伟绩的体现。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史记》才有可能谋划和实施。

“天有不测风云”。正当司马迁潜心著述《史记》时,巨大的灾难降临到他的身上。公元前99年,即汉武帝天汉二年,汉武帝宠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和飞将军李广的长孙李陵奉旨率军出击匈奴,这两人的出征战果,却与在书房中写作《史记》的太史令司马迁紧密地联系了起来,最终误伤了司马迁。

 

当时,李广利作为主帅,三万大军损兵折将,惨败而归,但因为是汉武帝“大舅子”的原因,并未真正承担败军之责;李陵作为副将,五千人马被匈奴单于八万人重兵包围,兵败投降,后效力于匈奴,这给母亲、妻子、儿女带来了杀身之祸,也让为他出面说情的司马迁蒙受了“宫刑”的惩罚。

 

在汉王朝混得不怎么样的名将李广之后李陵,在匈奴那儿却混得风生水起。李陵被且鞮(dī)侯单于封为坚昆国王,同时是匈奴的右校王。历史是如此具有讽刺意味:爷爷李广为汉王朝效力,让匈奴闻风丧胆;孙子李陵帮助匈奴,使汉王朝再无力征伐。公元前89年,李陵与远征匈奴的主将李广利各为其主,对阵疆场,汉军孤兵深入,导致7万人马有去无回,从此,汉王朝再无人马远征匈奴。从匈奴的角度来讲,永绝了汉王朝的兵患。

在政治斗争中,罚与不罚、奖与不奖,统治者会根据当时的情势做出决择,本来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研究历史的司马迁,没有参破这一秘笈。但自认为忠直的司马迁,却偏颇地认定李陵的投降是出于一时无奈,必将寻找机会报答汉朝,于是上奏汉武帝为李陵辩解。汉武帝刘彻大怒,认为司马迁是在为李陵游说,下令将司马迁治罪。司马迁因为家贫无资,无法交纳赎罪金,最终惨遭宫刑。

 

宫刑是割去生殖器的一种刑罚,对一个男人来说,这是比死还要羞辱和痛苦的事,是对人性的极大摧残。脑子和嘴巴犯的错,让生殖器来背锅,这也是汉武帝刘彻打击司马迁的非常手段。

没有选择自杀,而是苟且偷生,司马迁为了父亲嘱托他撰写一部通史的遗志,为了自己的理想,忍下了这奇耻大辱,从而有了我们今天奉为圭臬的《史记》。

司马迁在给好友任安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思想:“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句话成了千古名言。他从周文王被囚而演《周易》,孔子穷困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明失明而有《国语》,孙子膑脚而修《兵法》,吕不韦迁蜀而传《吕览》,韩非囚秦而著《说难》等先贤事迹中汲取力量和营养,以完成自己的著作《史记》。

遭受宫刑后的司马迁,“三观”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对古代历史和当朝政治有了完全不同的认识和观察角度,正是在这种非常条件下,司马迁忍受着身体和精神的极大痛苦和屈辱,又用了整整4年时间,终于完成了《史记》初稿。如果从担任太史令时算起,至此前后共历16个年头。这是一部耗费司马迁毕生心血的煌煌巨著。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130篇,52万多字。所记载的事情,上至民间传说中的皇帝,下至当朝皇帝汉武帝刘彻,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记载了3000年间的历史大事和众多人物。完全可以说 ,因为有了《史记》,中国古代历史记载得以非常完整地保存,仅此一项功劳,就足以名垂青史,功被后世。

司马迁在《史记》中独创了几个体例,这是历史文化记载的“创新”。“本纪”,记述朝代兴亡及政治演变大势;“表”,探讨天道观和典章制度的演变;“世家”,表彰对促进历史发展、维护王朝统一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物;“列传”,通记述不同时期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反映不同朝代的社会生活。

《史记》的七十列传最为广阔丰富、生动活泼、灿烂夺目,除了记述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以及各类英雄豪杰外,对下层社会的侠客、医卜、商贾、俳优、博徒、猎户、妇女等,也有细腻传神的描写,简真是一部古代社会的“浮世图”,非常珍贵难得。因此,《史记》既是一部史学名著,也是一部文学名著,被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韩愈、柳宗元等高度推崇。

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雄伟气魄,以自己独创的体例,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司马迁的《史记》,开创了中国纪传体史书编纂的体例,并为后世官修“正史”所继承。司马迁本人以他崇高的人格形象和不朽著作《史记》,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中树立了一座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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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于道,自觉于法,自在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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