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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最值得尊敬的史学家，相信很多人都会想到司马迁，不畏汉武帝的强权，敢于秉笔直书皇帝之过，写下千古绝唱《史记》，被后人称颂几千年。鲁迅称史记是“史家之绝唱”，可见对司马迁评价之高。 然而，司马迁真是最值得尊敬的史学家吗？其实也未必，至少与本文讲述的这两人相比，司马迁还略逊一筹，文天祥还写诗赞扬他们，可惜鲜为人知。 所谓秉笔直书，笔者认为至少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字面上的意思，有一说一，敢于记载恶行；二者不会因为好恶的选择性的记载，不会根据自己价值观进行选材，而是有什么说什么，进行事实记载，这一点极为关键，下面会涉及到。 董狐董狐是春秋晋国太史（史官），这个人的具体情况，如今已经不可考，主要事迹来自《左传》的记载。在《左传》中，记载了一件事，足以让后世史官无言以对。 晋灵公（前624年―前607年）残害臣民，荒淫无道，当时执政大臣赵盾，多次劝告不果，晋灵公反而变本加厉。于是，赵盾先后两次派人刺杀晋灵公，但都没有成功。赵盾被逼无奈，只好出逃。但逃到晋国边境时，听说晋灵公被堂弟赵穿杀死，就又返回晋国执政。 对于这一段历史，董狐记载的很直接：“赵盾弑其君”！赵盾不高兴了，说这是赵穿所杀，跟我没关系。董狐直言：“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就是说，你是执政大臣，逃亡又没有出境，回来后又没有讨逆，这个罪行就该你来承担。 需要说明的是，春秋史官与后世还不一样，还兼有协助国君治国、维护君臣大义等的职责。因此，以周朝礼制来看，赵盾这一行为就是“弑君”（赵盾有没有暗中指使弑君不重要）。所以，董狐直笔记载此事，也被孔子称赞，认为他是“书法不隐”的“古之良史”。 在中国史书记载上，董狐秉不畏生死笔直书的事迹意义重大，因为这是开了我国史学直笔传统的先河。 齐太史齐太史是指齐国的“太史”，不是一个人，但历史上的齐太史，往往特指兄弟四人。从齐太史这四个兄弟举动来看，足以震撼古今中外的史官！ 公元前548年，齐庄公与大臣崔杼之妻通奸，不仅多次跑到崔杼家里，而且还把崔杼的冠赏给别人。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崔杼就想弄死齐庄公，多次策划没能成功。有一天，庄公来到崔杼家中潇洒，结果被崔杼抓住。先是庄公求和，被崔杼拒绝；庄公请求盟誓定约，也被拒绝；庄公再求到宗庙自杀，还被拒绝。最终，崔杼杀了庄公。 对于这一段历史，齐太史秉笔直书如实记载。显然，崔杼勃然大怒，就杀了太史。随后，太史二个弟弟还是如实记载，又被崔杼杀了。崔杼对太史第三个弟弟说：“汝三兄皆亡，汝若想活命，则书国君暴病而薨，何如？”得到的回复是：以据事直书是史官的职责，失职求生，不如去死！ 最终，崔杼也被史官们的硬骨头给震撼了，无奈之下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他们秉笔直书了。太史四弟出来之后，正好遇到南史氏执简而来。原来，南史氏以为他又被杀了，准备哪怕被崔杼杀头，也要继续据实而写。 齐太史兄弟4人，和南史氏的举动，才是史家真正的骨气！所以，文天祥在《正气歌》里赞扬他们，将“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作为天地间正气的表现之一。 看完这两人的经历，再看司马迁，就会发现司马迁真的略逊一筹。原因很简单，司马迁在《史记》中，夹杂了不少个人喜好，比如对卫青、霍去病记载的很少，称霍去病为“幸臣”，但对李广记载的很多，对汉武帝只记载穷兵黩武、耗费民脂、迷信方士，却几乎不提汉武帝的功绩等。显然，司马迁根据个人喜好选择性的一些记载，违背了史家的秉笔直书。 然而，如果说司马迁刻意这么做，也的确不符合司马迁的性格。既然如此，司马迁为何会这么写史呢？其实，这和孔子有关，司马迁在治史观点上受到了孔子影响！ 孔子修《春秋》所采用的方法是“笔”和“削”，即为“春秋笔法”，本质就是在宣传材料的选择上注意褒贬。后人评价，“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改写的就写，该删的就删，即使是子夏之流的高足弟子也不能建议一字一句。 用现在举例来说，比如一旦出现了重大灾难，在新闻报道时，为什么出现灾难不报道或少报道，但重点报道各方救灾的表现，这叫做寻找闪光点。对于被定性的坏人，自然就是好的一面要不说或少说，但重点要放大恶的一面。说到底，就是选择性的报道。 司马迁是受孔子影响，所以《史记》中存在大量有选择的褒贬。毫无疑问，从历史记载的角度来看，孔子的这一行为遗祸千年。如果没有春秋笔法，历史就会变得更清晰。 正因如此，董狐和齐太史才是史上最值得尊敬的史学家，可惜鲜为人知。当然，历史上可能还有其他更壮烈更耿直的史官，但史书没有记载，所以后人也无法知道。 让人遗憾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史官的节操好像越来越少，越来越屈从于皇权，最典型的是清朝史官，表面是史官，实则是奴隶。本应是一个最有风骨的职业，后世却变成了最没节操的小丑！胡适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其实，至少在董狐和齐太史时不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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