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容皝

咸康六年(340年)九月，后赵天王石虎征兵造船，在边城乐安(今河北昌黎西南)积草屯粮，准备击前燕。十月，慕容皝得知，对诸将说：“石季龙自以安乐诸城守防严重，城之南北必不设备，今若诡路出其不意，冀之北土尽可破也”(《晋书·慕容皝载记》)。遂自率军自西道入蠮螉塞(今北京西北居庸关)袭赵。沿途后赵守将均被擒获，燕军直抵蓟城(今北京城西南一带)。后赵幽州(治蓟城)刺史石光拥兵数万不敢出战。燕军进克武遂津(今河北徐水附近)，入高阳(今河北蠡县南)，所到之处焚烧后赵积聚，掠3万余户而还。

咸康七年(341年)正月，慕容皝使唐国内史阳裕等筑城于柳城之北、龙山之西，命名为龙城(今辽宁朝阳)。

时慕容皝虽称燕王，但未得到晋廷的认可，便派刘翔至建康。二月，刘翔至建康，为慕容皝求大将军、燕王章玺。但晋廷久谋未决。时东晋权臣庾亮已死，其弟庾冰、庾翼继为将相，便上表庾氏兄弟“擅权召乱，宜加斥退，以安社稷”(《资治通鉴·卷第九十六》)。表曰：

“臣究观前代昏明之主，若能亲贤并建，则功致升平；若亲党后族，必有倾辱之祸。是以周之申伯号称贤舅，以其身籓于外，不握朝权。降及秦昭，足为令主，委信二舅，几至乱国。逮于汉武，推重田蚡，万机之要，无不决之。及蚡死后，切齿追恨。成帝暗弱，不能自立，内惑艳妻，外恣五舅，卒令王莽坐取帝位。每览斯事，孰不痛惋！设使舅氏贤若穰侯、王凤，则但闻有二臣，不闻有二主。若其不才，则有窦宪、梁冀之祸。凡此成败，亦既然矣。苟能易轨，可无覆坠。

陛下命世天挺，当隆晋道，而遭国多难，殷忧备婴，追述往事，至今楚灼。迹其所由，实因故司空亮居元舅之尊，势业之重，执政裁下，轻侮边将，故令苏峻、祖约不胜其忿，遂致败国。至今太后发愤，一旦升遐。若社稷不灵，人神无助，豺狼之心当可极邪！前事不忘，后事之表，而中书监、左将军冰等内执枢机，外拥上将，昆弟并列，人臣莫畴。陛下深敦渭阳，冰等自宜引领。臣常谓世主若欲崇显舅氏，何不封以籓国，丰其禄赐，限其势利，使上无偏优，下无私论。如此，荣辱何从而生！噂沓何辞而起！往者惟亮一人，宿有名望，尚致世变，况今居之者素无闻焉！且人情易惑，难以户告，纵今陛下无私于彼，天下之人谁谓不私乎！

臣与冰等名位殊班，出处悬邈，又国之戚昵，理应降悦，以适事会。臣独矫抗此言者，上为陛下，退为冰计，疾苟容之臣，坐鉴得失。颠而不扶，焉用彼相！昔徐福陈霍氏之戒，宣帝不从，至令忠臣更为逆族，良由察之不审，防之无渐。臣今所陈，可谓防渐矣。但恐陛下不明臣之忠，不用臣之计，事过之日，更处焦烂之后耳。昔王章、刘向每上封事，未尝不指斥王氏，故令二子或死或刑。谷永、张禹依违不对，故容身苟免，取讥于世。臣被发殊俗，位为上将，夙夜惟忧，罔知所报，惟当外殄寇仇，内尽忠规，陈力输诚，以答国恩。臣若不言，谁当言者”(《晋书·慕容皝载记》)！

慕容皝又给庾冰写信：“君以椒房之亲，舅氏之昵，总据枢机，出内王命，兼拥列将州司之位，昆弟网罗，显布畿甸。自秦、汉以来，隆赫之极，岂有若此者乎！以吾观之，若功就事举，必享申伯之名；如或不立，将不免梁窦之迹矣。

每睹史传，未尝不宠恣母族，使执权乱朝，先有殊世之荣，寻有负乘之累，所谓爱之适足以为害。吾常忿历代之主，不尽防萌终宠之术，何不业以一土之封，令籓国相承，如周之齐、陈？如此则永保南面之尊，复何黜辱之忧乎！窦武、何进好善虚己。贤士归心，虽为阉竖所危，天下嗟痛，犹有能履以不骄，图国亡身故也。

方今四海有倒悬之急，中夏逋僭逆之寇，家有漉血之怨，人有复仇之憾，宁得安枕逍遥，雅谈卒岁邪！吾虽寡德，过蒙先帝列将之授，以数郡之人，尚欲并吞强虏，是以自顷迄今，交锋接刃，一时务农，三时用武，而犹师徒不顿，仓有余粟，敌人日畏，我境日广，况乃王者之威，堂堂之势，岂可同年而语哉”(《晋书·慕容皝载记》)！

慕容皝在指责庾冰当国秉权，不能为国雪耻。庾冰心中甚惧，而慕容皝又离东晋太远，难以制约，便与何充上奏，从其所请。晋廷遂封慕容皝为使持节、大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幽州牧、大单于、燕王，备物、典策，皆从殊礼。又以世子慕容俊为假节、安北将军、东夷校尉、左贤王；并赐军资器械无数；又封诸功臣百余人。

咸康八年(342年)十月，慕容皝迁都龙城。

时前燕与高句丽相邻，前燕王慕容皝常惧其乘虚而入，视为心腹之患。十月，建威将军慕容翰(已于340年二月重回燕国)献计说：“宇文强盛日久，屡为国患。今逸豆归篡窃得国，群情不附。加之性识庸暗，将帅非才，国无防卫，军无部伍。臣久在其国，悉其地形；虽远附强羯，声势不接，无益救援；今若击之，百举百克。然高句丽去国密迩，常有闚之志。彼知宇文既亡，祸将及己，必乘虚深入，掩吾不备。若少留兵则不足以守，多留兵则不足以行。此心腹之患也，宜先除之；观其势力，一举可克。宇文自守之虏，必不能远来争利。既取高句丽，还取宇文，如返手耳。二国既平，利尽东海，国富兵强，无返顾之忧，然后中原可图也”(《资治通鉴·卷第九十七》)。慕容皝从其计。时至高句丽有二条路可走，北道平阔，南道险狭，众人都想走北道。慕容翰又说：“虏以常情料之，必谓大军从北道，当重北而轻南。王宜帅锐兵从南道击之，出其不意，丸都不足取也。别遣偏师出北道，纵有蹉跌，其腹心己溃，四支无能为也”(《资治通鉴·卷第九十七》)。

十一月，慕容皝分兵两路进攻高句丽，自率主力精锐4万从南道进攻，以慕容翰及子慕容霸为前锋，另命长史王寓等率兵1.5万从北道进攻。高句丽王高钊闻知，判断燕军主力必从北道而来，乃使其弟高武率精兵5万防守北道，自率弱旅防南道。前燕军在南道大败钊军，乘胜迫入丸都(高句丽都城，今吉林集安西)，高钊只身逃走。于北道前燕军败于高句丽军，故慕容皝不再穷追。慕容皝准备回军，韩寿献计说：“高句丽之地，不可戍守。今其主亡民散，潜伏山谷；大军既去，必复鸠聚，收其馀烬，犹足为患。请载其父尸、囚其生母而归，俟其束身自归，然后返之，抚以恩信，策之上也”(《资治通鉴·卷第九十七》)。慕容皝遂挖高钊父乙弗利墓，载其尸，虏高钊母、妻及男女5万余口，收其府库珍宝，烧宫室，毁丸都而归。
建元元年(343年)二月，高钊遣其弟向前燕称臣，慕容皝乃还其父尸，但仍留其母为人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