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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闻小说大名，结果直到出电影了才逼着自己把原著读了。买的是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版本，整个装帧非常符合少儿气质。读完以后深以为这是个老少咸宜的作品：想休闲的，读读热闹；想深挖的，确实有很多供你深挖。 至于本片，只能说改编得还算让人满意：热闹与深意，如果不是恰如其分，至少也都描摹了出来。这就是改变影片的尴尬：如果你是原创的，那么这部影片可能会收获更高的赞誉；可既然你是改编别人的，就免不了要遭受原粉丝的比较乃至口水。很多改编可能局部出彩，但整体上都难以企及原著的高度——或者，令“原教旨主义者”满意——这也是正常现象。我们接下来的探讨，也免不了要在原著和电影间来回切换。 原著至少表达了四个层面的探讨：个体与集体的关系，集团与集团间的关系，由此引出的个体面对母族和异族时的纠结，以及对前三者的历史评价。而电影，我认为，做到了对前三层的充分还原。 首先，个体与集体有着怎样的关系？原著中格拉夫上校说得明白：“我们是工具。”自从人类建立了社会，每个人都必须在这台庞大的机器中各司其职，而且，总有一些职位不那么令人愉快：在古代，有奴隶；在近代，则有生产线上悲惨的工人；直到现在，许许多多的士兵仍旧受着战后创伤的折磨。这些人都是工具。人权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可以反反复复地控诉权威（权威的代表即政府）对人的自由意志、自由精神的束缚、折磨、摧毁，但无可否认的是，如果没有这些束缚、折磨、摧毁——人类可能根本就不会存在并延续至今了。就像刘慈欣在《镜子》中设想的：如果整个人类文明的黑暗面都被暴露并因此而得到“清洁”，那么人类文明的活力便也停止了，就像水至清而无鱼一样。这种设想，正在现实中上演：斯诺登狠狠搞了美国政府一下，奥巴马只好辩解道：“安全与自由只能选一样。”看上去是狡辩，但细想好像也是那么回事。安全与自由就像无差异曲线的两头，极端的安全需要极端的监控而这可能导致独裁；极端的自由则可能导致混乱——唯有在二者中取得平衡，人类社会才可稳定。 无政府主义者的乌托邦，只存在于他们的幻想之中——除非他们认为美漫、美剧《行尸走肉》中的世界要比现在的世界更好。因为，如果一定要弱肉强食，有规则的弱肉强食，似乎要比无规则的来得更好些。 而当这种弱肉强食发展到第二个层面：集团间时（譬如人类与虫族），其本质并没有改变。集体内部个体间的对抗——包括个体对集体的抵触——将被协作以对抗外部集团而取代。这样的情节被很多作品描述过（包括《行尸走肉》、王晋康《与吾同在》、刘慈欣《三体》），因此我还是很快跳到第三个层面的探讨吧。 安德毫无疑问是个被称作“士兵”的工具，他生活在作者和导演构造出的比拥有伊拉克战争和钓鱼岛争端的现实世界更残酷的宇宙中，因为在这个宇宙里，整个人类都面临灭族的危险。与安德处境类似的，还有著名游戏《光晕》系列的士官长约翰。这里约翰（我更喜欢叫他约翰而不是士官长）和人类面临的处境更艰难——艰难到联合国太空司令部（UNSC）不得不去偷偷摸摸绑架小孩子来训练、改造，而不是像安德那样被正儿八经的招募（尽管招募后的训练由于“特殊原因”而不为广大民众所知）。 战争时期，更加极端的、乃至龌龊的手段需要被采取。安德（包括约翰，他们实在太像了）必须被训练成一件完美的武器。因此他的身体属于国际舰队，他的精神属于国际舰队，甚至他的出生都是因为国际舰队点头。他的战略战术是一方面，而格拉夫上校看重的、高于此的是：必须对母族充满热爱，而对异族冷酷无情。 滑稽而讽刺的地方在于，这可能吗？ 安德的哥哥彼得、姐姐华伦蒂，分别由于过于冷酷无情、过于充满母性，而被淘汰。 尽管安德被作者和导演塑造成一个完美的平衡者，我们要再一次问：现实中，这可能吗？ 原著和电影都提到，安德杀死进攻的毒蛇时，看到的是他残暴的哥哥彼得的影子。每个人都是善的，可当士兵面对敌人时，他的恶必须被百分百地激发出来。 柯南里有一集，记得是美术馆杀人事件，讲道，骑士杀死了恶魔，自己的神圣也被恶魔的血玷污。人类的历史（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伊斯兰教与基督教）衍生出的人类的作品，无论是写实派（电影《慕尼黑》？），还是幻想派（《行尸走肉》？《三体》？），都三番五次、甚至乐此不疲告诫它们的听众：不去杀人，就会被杀，这甚至成为了一些作品的卖点。人们热衷于探讨这样的话题。我热衷于听到这样的故事。 可是，当现实照进想象，我们仍要问：真到了这样的时刻，该如何选择？安德真的能平衡这一切吗？ 我认为最体现作者天才的地方在于，他为这个虚构世界中的人类想到了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游戏。 游戏不是使得这部小说和电影显得科幻的噱头。在作者和导演的逻辑框架下，游戏的存在显得很有必要： 一切都是一场游戏。只有把这一切看作游戏，安德的恶才会被最大限度地限制，他的善才会被最大限度地保留。当游戏结束、噩梦终结时，他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十几岁的孩子，天真、无邪。 可惜，事与愿违。真相来临，现实如同电影海报上的宣传语：这不是游戏。当我读原著至此时，仿佛可以听到安德心碎的声音。 当现实成为历史，对它的评价就是必要的。这就来到了我们本次探讨的第四层次。电影提炼了原著中的各方观点，这在我看来是改编很成功的地方。不过，它也就止步于罗列观点了。 格拉夫上校说：“重要的是，我们赢了。” 华伦蒂回答格拉夫上校的话”人类需要他拯救时“说：“谁来拯救他？” 安德说：“我打败敌人，是因为我了解他们。当我了解他们时，我爱他们。” 格拉夫上校说出的是母族的观点，华伦蒂说出的是士兵的观点，安德则说出的是异族的观点——甚至是，超脱了局限，从更大的棋盘上，俯瞰着母族、异族的芸芸众生。 电影中对于原著中明确交代的：虫族进攻人类的原因，交代得含糊其辞。而这是历史评价所不可或缺的。原著说得很清楚：虫族并没有把不能心灵感应的人类当作智慧生物。就像人类不会留心脚下的蚂蚁一样，虫族只想殖民，也没有留心人类的感受。直到双方开战，虫族才发现铸成大祸。 从历史的角度看，这场战争没有正邪，只有误会。这也是为什么在续集小说中，安德被人当成了战争罪犯、凶手。 小说结尾安德开创的一个行业，被阴差阳错地安排在了电影中马泽.雷汉的身上：死者代言人。这也是下一部小说的名字。恐怕，在这场悲剧的、没有胜者的战争中，只有为那些死去的人代言，才是活着的幸存者们的应有之义吧。 讽刺的是，尽管大人们告诉安德这只是一个游戏，但现实却告诉他这不是游戏；然而，在千百年后，这场史诗般的种族对决，却也不过像一场游戏一样简单。当幻想照进现实，人类自己的文明，又何尝不是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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