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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昌吉利”钱币，发现数量稀少，且绝大多数没有流通磨损痕迹，制作又极为精整，因此“高昌吉利”钱币在当时并不是在市场上流通的用来交换贸易的货币，而是类似于今天的纪念币性质的货币，用于赏赐或馈赠。 “高昌吉利”钱币是农耕的汉文化与游牧的突厥等文化相互间交汇、融合的结果。同时也向现代人反映出了高昌社会当时以汉胡交融为特色。透过一枚钱币，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民族、地域、文化、政治、语言、婚俗、丧俗、服饰等众多方面的特色。 “高昌吉利”，是用汉字拼写的古突厥语，这是高昌地区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是中原地区农耕的汉文化与西域地区游牧的突厥等文化交融的产物。这与高昌地区特有的民族构成及其地理位置有关。高昌居民主要是来自河西及中原地区的汉族移民，这些移民主要由屯田戍卒及避乱难民构成。据《魏书•高昌传》记载，最早是李广利征大宛时留下的“疲卒”，随后是汉魏的屯田兵卒。十六国时，为避战乱，难民或自发或被裹胁而流入高昌。仅北魏太平真君三年沮渠无讳一次就将敦煌一万余户强行迁至高昌。“彼之氓庶，是汉魏遗黎，自晋世不纲，因难播越，成家立国，世积已久。”（《魏书•高昌传》）直至隋末，仍有内陆民众逃入高昌。统一高昌后，唐太宗曾言“高昌之地，虽居塞表，编户之氓，咸出中国”。这都已被高昌出土的墓表、墓志所证明。 高昌地处“丝绸之路”交通要道。一方面，它是中原通西域的必经之地。往东经伊吾即哈密与河西相通，往西北沿天山北侧可直达伊犁，向西南沿天山南麓可直达轮台、阿克苏。另外，往南穿过沙漠可到楼兰，与丝绸之路“南道”相通直达和田、疏勒即喀什。另一方面，它又处在天山北部游牧的行国通往塔里木盆地诸国交通的必经之地。这一地理位置决定了高昌始终是中原王朝与草原游牧民族政权争夺西域的焦点地区。自魏晋以来，中原陷于内乱，无暇顾及西域时，高昌便被其北部以柔然、高车、铁勒、突厥等为代表的草原游牧民族政权所控制。高昌国内部，以中原地区移民带来的汉文化为主，而环绕王国四周的则是以柔然、高车、铁勒、突厥等为代表的草原民族游牧文化。魏晋以来，高昌又被迫依附于外部的游牧民族政权。在多种完全不同文化的相互影响下，形成了以汉胡交融为特色的高昌文化。 高昌执政者既接受突厥等游牧民族授予的“颉利发”等官衔及称号，同时也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接受册封。如《宁朔将军麴斌造寺碑》所记高昌王麴宝茂的头衔便是北魏封号、突厥封号和自署三种官衔的混合体。高昌王国虽然在政治上接受了突厥授予的官衔及称号，以示臣服，但在语言上却始终使用汉字，未使用过突厥文字，而是用汉字拼写突厥语。高昌对突厥语音的译名与中原文献上所见到的译名用字不尽相同，如突厥语ilik或 ilig，中原音译为“颉利发”，而高昌却音译为“吉利”，这是因为高昌地区的移民主要来自河西，其汉文化是以河西地区的凉州文化为主，即所谓“国人言语与中国略同”所致。 葬俗上，坟墓的样式、出土的墓志铭和文书，都显示了其与中原地区的汉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但也保留有草原游牧民族特有的葬俗。例如，死者的名字和官号都是用汉文记述的，但许多人脸上却盖有覆面，眼睛上盖着被称为“眼罩”的金属制品。类似的东西，亦曾在欧亚草原上的墓葬中被发现过。这显然是草原游牧民族特有的一种葬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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