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外交策略2011-03-31
李鸿章的外交策略 ——读史札记 外交活动是李鸿章一生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的一生参预了清廷很多重大的外交活动，特别是晚年时期，清廷的一些外交活动已经到了非他莫属的地步。 李鸿章长期跻身于晚清的外交领域，有功有过，有得有失，时人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毁誉参半，称之谓“一生功过在和戎”。 应该说李鸿章为了清政府的利益，确实是忠心耿耿，为了挽救大清江山，可谓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李鸿章认为，当时中外实力相距悬殊，列强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中国无法决胜于疆场，即使“暂胜必终败”。他甚至讥讽那些“哗然欲战”的人们不识时务，公然非议林则徐的反侵略斗争是“逞一时之愤，几堕全局”。他否定一切抵御外侮的战争，说“自周秦以后，驭外之法，征战者，后必不继，羁縻者，事后必久长”。由于受这种思想的支配，李鸿章的外交策略始终坚持，对列强不可轻言战争，而应以“羁縻”之策谋求“中外相安”之局，争取并利用和平环境，变法自强。 “羁縻”，就是牵制和笼络。李鸿章的“羁縻”之策，归纳起来，无非以下三条： 一，“柔远”防患。 “柔远”一词出自《尚书.尧典》，意指安抚远人或远方邦国。“柔远”防患，就是通过安抚外来入侵者，借以防患怯灾，化解战争阴霾。 李鸿章认为，外国入侵中国无非是谋求利益，并非是要取代清政府，应以“议和为是”，力主“不开衅端”，和平了结。也就是说，一切争端都应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 “柔远”是李鸿章一贯坚持的外交方针，每遇争端，总是千方百计避战求和，实在无法回避，也是消极防御，保存实力，绝无迎头痛击之决心。甲午战败就是因为初则一意避战求和，继则消极防御，结果导致海陆军均惨败。 李鸿章的“柔远”方略，早在其从政初期就已见端倪。1860年，李鸿章在曾国藩营中当幕僚。这年9月，英法联军攻占天津，直逼北京城下。咸丰在逃往热河途中，命令曾国藩派兵北援。曾国藩召集文武参佐讨论对策，多数人主张立即派兵北援，只有李鸿章力排众议，认为英法联军入侵，无非是“金帛议和，断无他变”，危及大清江山的不是英法联军，而是太平军。他主张借故拖延北援，继续进攻太平军。曾国藩采纳了他的意见，“按兵请旨”，故意拖延，静待时局变化，直致议和成功，无需北援。 1870年，李鸿章在处理天津教案时，就是典型的“柔远”外交。这年六月，天津望海楼天主教育婴堂，涉嫌拐卖幼童，天津绅民聚众到教堂前抗议。法国领事丰大业竟然向天津知县刘杰开枪，击中其随从。群众忍无可忍，当场打死丰大业及20名洋人，救出育婴堂的幼童，并放火烧毁多处教堂。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此案先是曾国藩处理，曾国藩决心“弹压士民，以慰各国之意”，力主拿犯、赔款、道歉。曾的举措受到时论的指责，清廷改派李鸿章处理。李接办后，仍按曾所拟定的方案结案：知县刘杰革职流放黑龙江；判处所谓“凶犯”20名死刑，25名充军流放；赔银497千两；派员前往法国“道歉”，表示与法“实心修好”。李鸿章主张，通过“柔远”，防患怯灾，争取和平环境，变法自强，使国家长治久安。 李鸿章晚年时期，清廷国势日衰，李鸿章在外交活动中更是强调屈辱求和，避免一切争端。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中国，清廷联合义和团对列强宣战。李鸿章坐镇南方，扣押朝廷宣战谕旨，联合东南数省，搞“东南互保”，拒不参战。同时，连续五次冒死电奏，应当“先清内匪，再退外兵”。他一再强调，只有坚决镇压义和团，保护使馆和洋人，才能“徐图挽回，否则大局不堪设想”。他仍然认为“联军不足以亡中国”，无非是割地、赔款、惩凶。剿灭义和团才是当务之急，“内乱”招致“外侮”，“攘外”必先“安内”。 李鸿章的“柔远”方略，虽然在当时平息了纷争，但是列强的欲望是无法满足的，往往是得陇思蜀，得寸进尺。而且一个强盗得到了利益，另一个强盗就会接踵而至，要求“利益均沾”。“柔远”只能暂时化解战争阴霾，绝难长治久安。“柔远”所能争取到的和平环境非常有限，而且付出的成本太高。 二，“以夷制夷”。 以夷制夷，就是利用列强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联合甲国来牵制乙国，或联合甲乙等国来牵制丙国。这种策略源自我国传统的合纵联横理论，如能运用得当，确实非常有效。 李鸿章的以夷制夷之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联日御西。1870年10月2日，日本外务大臣柳原前光拜访李鸿章，抛出诱饵，声称中日两国均受西方列强欺凌，“实有同心协力的必要”。其实当时日本根本无意联合中国抗拒西方列强。但是，一席话使李鸿章“大为心动”，萌发了联日御西的念头。1871年1月，李鸿章上书清廷，力陈中日立约的必要。李认为只要允许日本立约通商，就能和日本形成东方防线，以抵御西方的侵略。这年，李鸿章和日本代表经过多轮谈判，终于签订了中日《修好条约》和《通商章程》。 李鸿章满以为可以凭此条约和日本共同防御西方入侵中国，谁知仅三年后1874年日本就“违约称兵”，入侵台湾。当时日本还是贫弱小国，它敢于轻率动武，是事先得到美国指使和援助。美国人李仙得替日本参赞军事，美国花旗公司牛也克号轮船替日军运输。这时，李鸿章才如梦初醒，发觉受骗上当，但为时已晚。 （2）“联俄拒日”。日本侵台事件，使李鸿章的联日御西幻想彻底破灭，于是又主张采取中国传统的“远交近攻”策略，“联俄拒日”。他认为日本弱小，俄国强大，联俄拒日，易操胜券。1871年，俄国乘阿古柏侵扰新疆，出兵占领了伊犁。1878年，左宗棠出兵新疆，消灭了阿古柏。这年12月，清廷派崇厚和俄国就收回新疆伊犁问题进行谈判，由于崇厚对伊犁地区形势和俄国情况均茫然无知，完全听俄方摆布。他只顾名义上收回伊犁，而不管实际有什么重大损失。结果是，收回伊犁一座城池，却签订了割让大块土地、赔款280万两及通商通航等十八条款的条约，丧失了巨大权利。崇厚因此受到时论的强烈谴责，纷纷要求诛崇厚，毁条约。李鸿章为了联俄拒日，积极建议清廷宽免崇厚，批准崇约，和平了结中俄争端。他说：“崇厚所订俄约，行之虽有后患，若不允行，后患更极”。主张“稍让于俄”，“借俄以慑倭”。 （3）恃俄制日。朝鲜“甲申事变”后十年间，日本和欧美列强对朝鲜的争夺日趋复杂和激烈，日本的武力派主张尽快与中国一战，夺取朝鲜，李鸿章又产生了恃俄制日的幻想。1894年的甲午之战中，李鸿章消极避战，企图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实行恃俄制日之策，他恳请俄公使致电日本“劝日本与我约期同时撤兵”。直到清军在牙山告急，俄公使通知李鸿章俄国“未便用兵力强勒日人”，李鸿章大惊，仍求俄人力劝日本。在这场战争中，李鸿章“始则假俄人为钳制，继则恃英人调停”一误再误，坐失战机，导致陆海军均惨败，“一生事业扫地无余”。 甲午战败后，李鸿章继续联俄制日。出访欧美时，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使俄国在中俄共同防敌的幌子下，不仅骗取了中国东北建筑过境铁路的特权，而且为其海陆军入侵中国领土开了方便之门。据说在中俄谈判中，李鸿章接受了俄国200万卢布的贿赂。李鸿章真心联俄，结果却是开门揖盗，引狼入室。 三，论“理”论“势”。 所谓“理”是指是非曲直，所谓“势”是指力量强弱。他明知列强们是论势不论理，他仍把论理放在首位，用儒家的道德规范“忠信笃敬”四字方针进行说教，企图以理折之。这种方略，实际是一种与虎谋皮式的道德说教，最终只能屈服于势，李鸿章还要自我安慰地说：“彼虽无礼在先，我未便失礼在后，姑且忍气耐烦，实为保全和局”。 李鸿章在中英马嘉理案交涉中，就是典型的理败于势的外交活动。 1874年，英国军官柏郎率200余人的探路队进入中国云南，引起中国边境居民的极大疑虑。2月21日，探路队翻译马嘉理在中国边境被杀。这本来是英入侵云南所引起的，但英国借题发挥，利用这一事件对中国进行讹诈，以攫取更大的侵华利益。英使威妥玛以撤使、绝交、用兵相威胁，甚至对李鸿章大吼：“中国所办之事越办越不是，就象一个小孩子，活到十几岁，倒变成一岁了。非换总署几个人不可。”李鸿章被他的激愤不平之气势吓倒了，主张委曲求全，和平了结，避免战争。清廷同意了李鸿章的建议。1876年，李鸿章和威妥玛在烟台签订了《烟台条约》，基本上同意了威妥玛的全部要求。 综观以上三策，“柔远”防患，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柔远”不仅不能防患怯灾，而且往往养虎为患，使强盗的胃口越来越大，同时诱使尚未入侵的列强觉得到中国来谋利很容易，从而争先恐后地猛扑过来，要求“利益均沾”。 “以夷制夷”，如能运用得当，确实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的功效。 李鸿章的以夷制夷之策，有得有失，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迫使日本归还辽东半岛，短暂的和平环境，借款等均是所得，但是得少失多，得不偿失。 论“理”论“势”，需看对象，论理如果不看对象，与强盗论理，无疑是与虎谋皮，痴人说梦。各国列强从来是论势不论理，只用枪炮说话，推行强权政治，中国要想“以笔舌胜之”，简直是痴心妄想，结果只能是以论理始，以论势终，自取其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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