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车难题诞生于1967年，是道德哲学中一个假想的案例、一个思想实验，也是英语世界哲学史中一个重要的章节。近年来，神经科学家也关心起这个难题来。
| 从电车难题到天桥难题
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在他的“正义”公开课上描述了有轨电车难题，他在注释中说，这个思想实验最初的构想者是菲丽帕·福特和朱迪斯·贾维斯·汤姆森。这条注释稍微有些隐蔽，但会令他免却一些麻烦。近日，“助推”之父卡斯·桑斯坦在《纽约书评》上评论了《你会杀死那个胖子吗？》一书，他在文中说：“牛津大学的菲丽帕·福特是电车学之母。”结果麻省理工的哲学教授朱迪斯·贾维斯·汤姆森致信《纽约书评》说：“很遗憾，错话重复了百遍就成了真相……有轨电车案例首次出现于我1985年发表在《耶鲁法律评论》上的《电车难题》一文中。”桑斯坦回应说：“传统上福特被认为是电车学之母，但确实是汤姆森命名了电车难题，并且把它演绎成了它被广为讨论的形式。”
1967年，菲丽帕·福特在《堕胎问题和双重结果理论》中说：“一个人站在铁轨边，他看到一辆脱轨的列车在向他疾驰而来：显然列车的刹车坏了。列车前方有五个人被绑在铁轨上。如果这个人什么都不做，那五个人将被碾死。幸运的是，他旁边有一个信号开关，扳动这个开关可以把失控的列车转到旁边的支线轨道上去。但是有一个问题：支线的铁轨上绑着一个人：改变方向的话那个人就会被碾死。他该怎么办？”
△ 菲丽帕·福特
1985年，汤姆森在文中把电车难题变换成了天桥难题：一个人站在人行天桥上，他看到一辆列车失控了，列车前方有五个人被绑在铁轨上。这个人旁边站着一个胖子，如果把这个胖子推下去，就能挡住列车，救下那五个人。他该推吗？
牛津大学副研究员大卫·埃德蒙兹在《你会杀死那个胖子吗？》一书中介绍了福特提出电车难题的社会背景，以及后人的各种评论。福特所说的双重结果理论在天主教的思维中非常著名。它区分了故意伤害和仅仅是可预见的伤害，这个理论能够解释为什么在电车难题中拉下开关是对的，因为你并没有想着要杀死谁。但福特认为，最佳的解释不是区分有意的和可预见的伤害，而是区分消极义务和积极义务，不杀人是消极义务，去救人是积极义务。后来福特又强调，在电车难题中，问题在于是转移既有的威胁，还是创造新的威胁。
汤姆森认为，胖子有权不被害死，但不幸被绑在铁轨上的那个人就没有这种权利。一个旁观者不能把一个人推下去摔死，但是他可以合法地把某种威胁造成的死亡降低到最小。汤姆森的态度跟康德一样，认为人不可以被当作手段。福特也说，这样一种道德，“拒绝自动地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一个人，确保了每个人都有不被侵犯的道德空间”。
功利主义者则认为，重要的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在他们看来，电车难题和天桥难题是一样的，都很容易解决。你应该拉动开关，你也应该把胖子推下去，因为救下五个人比救一个人更好。功利主义者也认识到，如果每次要行动时，都要计算怎样做才有利于大多数人的利益，那要花费很多时间。比如，如果支线上被绑的那个人是个发明家，被绑的五个人是普通人，那还要不要计算是不是一个发明家能抵不只五个普通人？这样需要去了解更多的信息。
英国哲学家伯纳德·威廉斯认为，功利主义者的立场是错误的。1973年，他在《功利主义批判》一文中设计了一种跟天桥难题很接近的情境：一个叫吉姆的人在南美的一个镇上，在那里，武装分子正准备枪决20个无辜的印第安人。这帮人的头领对吉姆说，如果他打死那20人中的一个，就可以放掉其他19个人。吉姆该选一个吗？威廉斯说，功利主义者肯定会说，显然吉姆该选择打死一个，救下19个。但大部分人不这么认为。大部分人跟功利主义者的区别是，大部分人认为，我们每个人要尤其对我们自己的行为而不是他人的行为负责。威廉斯还说，功利主义者只关注怎样才能带来最好的结果，而不关心由谁、如何带来这一结果，不关心一个人的完整性。“功利主义者要求一个人脱离他自己的方案和决定，接受功利主义者的计算所要求的决定，这等于脱离他的行动、他自己的信念。”
| 借尸还魂的功利主义
英国哲学家约翰·格雷说，如今功利主义是一种古老的、衰败的、不太受赏识的哲学。哈佛大学心理学家约书亚·格林却在他的新书《道德部落》中提出，功利主义是一种普遍的元道德，它可以管理部落道德之间的交易，他把市场交换当作道德生活的模型，把这种超级道德称为通货，认为它能够解决部落道德之间的冲突。
△ 哈佛大学心理学家约书亚·格林和他的著作《道德部落》
近年来，约书亚·格林研究了人们在回答电车难题时大脑的反应。他说，跟思考电车难题时相比，在思考天桥难题时，人的大脑中跟情绪相关的部分更加积极，这说明，大脑的情绪部分进化得更早，其运作更快、更自动化，更有可能让人感到道德义务，这便是哲学家们所说的道义论的路径，而理性的道德思考只会得出功利主义的结论。
格林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来支持他的结论。比如，他发现，如果有人大脑中负责情绪而非负责认知的部分受伤，这种人比大脑没有受伤的人更有可能把胖子推下去。再比如，有些人的认知风格是视觉的，有些人的认知风格是语言的，前者更有可能喜欢道义论的进路，因而拒绝把胖子推下天桥。视觉图像在触发自动情绪反应、支持道义论判断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格林声称，经过改进的功利主义能够把新的科学的自我认识变成一种帮助我们解决最大问题的实践哲学。约翰·格雷说：“他不是第一个做出了这种宏大主张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机场的书店里充斥着这种兜售用科学解决古老的人类困境的书，每隔几周就会新添一本。过去几年间我们已经看到了《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的《社会动物》、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的《正义之心》。这类迅速增加的书遵循一个共同的配方，它们热衷于最新的进化心理学理论，用这些猜测美化那些早已名誉扫地的哲学。他们对思想史不了解，或者不感兴趣，继续把这些改头换面的哲学当作古老难题的解决之道。《道德部落》也不例外。神经科学和认知心理学确实能提高我们对决策过程中缺陷的理解，但不能说这些新科学能够成为一种功利主义的元道德的基础，从而解决世界的问题。相互冲突的价值观总是伴随着人类。进化使我们成为一种能够以不同方式生活、繁荣的物种。令人高兴的是，这种状态不会因为电车理论的最新进展而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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