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研究及其作者辨伪综析

聽雨軒sjh 2014-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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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福坛

摘要本文主要综述和分析自1995年以来有人否认《二十四诗品》作者司空图的辨伪争论，认为陈尚君、汪涌豪提出《二十四诗品》作者不是司空图，而是明人怀悦，《诗品》内容出自怀悦的《诗家一指》，证据尚欠充足。张健指出《诗品》出自怀悦的“《诗家一指》是错误的”，言之有据。但他说《二十四诗品》作者可能是元人虞集似乎无充足理由可以肯定，而虞侍所编的《虞侍书诗法》只收《二十四诗品》中的十六品。由此可见，元明有关《诗法》、《一指》之类的书，并非某作者所撰着，而是用以指导学诗的编集。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着录《一鸣集》所说的一段话，可证《二十四诗品》出自司空图之手。

关键词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诗家一指；作者；辨伪；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一鸣集

研究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下简称《诗品》）经久不息，过去对《诗品》的作者毫无怀疑。1995年上海复旦大学陈尚君、汪涌豪二教授因辑唐代诗文检索典籍时发现：自司空图以后到明末长达700多年间，无人提及司空图着《诗品》，故认为《诗品》不是司空图所作，《诗品》的作者是明人怀悦，《诗品》内容出自怀悦的《诗家一指》（下简称《一指》），明末作伪者从《一指》中析出二十四品，托名司空图。

陈、汪教授对《诗品》作者的否定，在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陈尚君教授于1995年8月19日在上海《作家报》发表《〈二十四诗品〉辨伪答客问》，文章否定《诗品》作者不是司空图，而是明人怀悦，《诗品》内容出自怀悦的《一指》。1995年9月，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国际研讨会在江西南昌举行，陈、汪在会上宣读了其论文《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节要，全文3万字），成为大会专题讨论的主要内容。同年，《北京大学学报》发表了张健博士的《诗家一指的产生年代与作者——兼论〈二十四诗品〉作者问题》，并把论文带到江西南昌在大会上发言，指出《诗品》作者怀悦及《诗品》出自《一指》的错误。

1996年3月16日，《文汇报》又披露了陈、汪二人的观点，而且当时又在浙江新昌召开的国际唐代文学年会上展开讨论，不久《人民日报》海外版作了转载，1996年第1期《中国古籍研究》刊载陈、汪合写的《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辨伪》，其观点影响逐日扩大，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关注。

1996年，复旦大学《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发表了汪泓先生的《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真伪辨综述》和汪涌豪先生的《〈二十四诗品〉与司空图诗论的异趣》，前者客观地综述了陈、汪二人的观点及南昌研讨会上各家的看法，后者从司空图的生平思想去否定司空图撰写《二十四诗品》的可能性。

1996年，《安徽大学学报》第2期载祖保泉、陶礼天先生合写的《诗家一指与二十四诗品作者问题》，对陈、汪所论进行反驳。

1997年，《中国诗学》第五辑设“《二十四诗品》真伪问题讨论”专栏：载王运熙《二十四诗品真伪之我见》；张少康《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真伪问题之我见》；王步高《二十四诗品非司空图作质疑》；汪涌豪《司空图论诗主旨新探——兼论其与二十四诗品的区别》；张伯伟《从元代的诗格伪书说到二十四诗品》；张健《从怀悦编集本看诗家一指的版本流传及篡改》；蒋寅《关于诗家一指与二十四诗品》；束景南《王希林湖遗稿序与二十四诗品考辨》；陈尚君《二十四诗品辨伪追记答疑》，这些文章各有见解，各有所据，把辨伪推向深入，无疑是好事。

这些文章的发表，以及研讨会的研究，对《诗品》作者“真伪”的讨论进一步深入，有力地推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深入研究。我们期待这场辨伪早日有个可信的结论。我80年代初曾涉猎过司空图《诗品》，并着有《诗品新释》（1996年花城出版社），后又撰写过几篇论文，但由于地处南方，图书数据欠缺，其研究应是肤浅的。但作为《诗品》的一个忠实的读者，对于《诗品》的内涵及其作者的真伪，这里应说点什么？况又参加过1995年和1997年两届分别在南昌、桂林召开的中国古代文论国际学术研讨会，故为斯文，请教大方之家。

一、关于《二十四诗品》的作者

在陈、汪教授未提出《诗品》作者不是唐代司空图，而是明代怀悦之前，所有研究《诗品》的学者，尚未提及对《诗品》作者的怀疑。香港科技大学中文系陈国球先生所收录的专辑《司空图研究论着目录》（1931—1986），共132项，在132项论着中，标题均以司空图或司空表圣题为《诗品》作者，从未有人对《诗品》作者司空图提出怀疑。这些作者包括大陆、台湾、香港以及海外学者。众所周知1986年以后近10年间对《诗品》的研究，亦未有人提出异议。直到1995年陈、汪二人提出对《诗品》作者的质疑，才引起对司空图《诗品》作者真伪的争论。

陈、汪认为《诗品》作者不是司空图，而是明代的怀悦，《诗品》内容出自怀悦所编的《诗家一指》。他们的立论根据是：

1、司空图传世诗文中，无着此书之迹，今人据其中有诗论赏诗之说，谓《诗品》为其晚年之作，仅属揣度；

2、自五代至元末，司空图传记有7种，如《旧唐书·文苑传》等或不云著作，或仅记文，而《本事诗》、《北梦琐言》等60多种唐宋笔记只载其事，“无及《诗品》者”；

3、今存宋元公私杂志，如《崇文总目》等，均载其文集，“不及是书”。明人编《文渊阁书目》、《国史经籍志》、《百川书志》等，仍无其迹。其见书志着录，始于清中叶《孙氏祠堂书目》、《四库全书总目》等；

4、因辑唐代诗文，于宋元类书、地志、诗话、笔记等曾予通检，“未见引录之迹”。近年苏州、河南编纂《全唐五代诗》，检宋元旧籍逾千种，凡引唐诗制卡，“仍未见此书片言只语”；

5、明高木秉《唐诗品汇》和胡震亨《唐音戊签》司空图小传，“仍不及《诗品》”，后者及秀振宜《全唐诗稿本》，“均不载此书”。杨慎《升庵诗话》有司空图论书一节，所举仅其论诗二书及《诗赋》，胡应麟《诗薮》和胡震亨《唐人葵签》均曾列所知全部“唐人诗话”，自李嗣真《诗品》，李山乔《评诗格》以降，逾20种，“均不及司空图《诗品》”，《葵签》及许学夷《诗源辨体》均述及司空图诗说，“亦不涉《诗品》”，明代典籍浩瀚，无以通检，然以上诸位皆博洽之士，于唐诗研究颇深，“足证其时《诗品》尚未出世”。

6，苏拭所说：“唐末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而诗文高雅，犹有承平之遗风。其论诗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盖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恨当时不识其妙，予三复其言而悲之。”陈、汪认为：这里所说“二十四韵” 是指《与李生论诗书》中所举的二十四联诗，而不是指“二十四诗品。

（以上六点均摘引自陈、汪先生提交1995年南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大会论文《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节要）》，因篇幅关系摘引时稍加删减，致歉）

从上面陈、汪先生否定《诗品》作者司空图的六点依据看，二人的确做了大量的考检工作，其得出的结果应是有充分的依据的。将这六点概括起来一句话是：从晚唐至明的大量的有关记载司空图及其作品的史籍中，均未见有记载司空图《诗品》的文字，或者说“均不及司空图《诗品》”。因此，可断《诗品》在司空图死后700多年间尚未出世，因而《诗品》不是司空图所著；而最早刊载《诗品》是明人怀悦的《诗家一指》，因而《诗品》作者是怀悦。

从上述检索看，这些检索有些是作者因辑唐代诗文而亲自检索的，有些是借助他人检索的结果来作左证的，我认为这都有相当充足的根据的，但问题是这些检索是否齐全？是否有千检之一漏之嫌呢？对此，似乎难于回答。如果单从史籍无及《诗品》，就把《诗品》从司空图手中分出来，这未免有点过急或武断。因此，在南昌的学术讨论会上，南京大学中文系张伯伟教授就提出异议，他说：“《魏文帝诗格》书名是伪的，材料是唐代的。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因为宋元没有人提及是否就一定是伪书，这个结论不是唯一的。”（转引自汪泓《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真伪辨综述》下同）江西师范大学陈良运教授亦举出论据说：“有些书，如汉代的《焦氏易林》、班固的《汉书》及隋唐以前的文献都无记载的，但在《隋书经籍志》上又出现，这部书一直流传至今。而另一部《崔氏易林》在旧、新《唐书》和《宋史》都有书目，与《崔氏易林》并存，但到元代又不见了。《诗品》的左证，很可能成为又一个中国文化之迷。（同上引）北京大学张少康教授提出另一疑点，“明末清初各大家，如钱谦益、王夫之、王士祯、袁枚等均不怀疑《诗品》为司空图所作，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认为‘唐人诗格于世者，王昌龄、杜甫、贾岛诸书，率皆依托，即皎然抒山《诗式》，亦在疑似之间；唯此一编真出图手。’他们是否都是对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的误解所致，也值得怀疑。《诗家一指》有很多版本，并被收入《格致丛书》不是难见之书，他们不会都没有看见”。

我认为这三位教授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他们觉得在所检索的史籍中均不及司空图《诗品》，就不等于没有此书，这个结论难于肯定。陈、汪教授用反推理方法来否定《诗品》作者，若在绝对的大前提下是可以的，但在尚未确定，甚至有疏漏的前提下就不一定准确了。比如说，他们所检索过的史籍是否齐全？即使自认齐全，是否有失佚呢？或者说，除了与司空图《诗品》有关的典籍外，其它非有关的典籍，是否有记载的版本也已失传而“未见引录”呢？这种种可能是存在的。这些前提还未弄明白之前，而单凭“不及是书”，就等于没有此书，这个结论为时尚早。历史古远，很多典籍在流传过程散失或版本失传，这是常有之事，一些典籍在其它版本中能找到，但在一些版本也永远找不到了，这也是事实。陈良运教授所举的例子，就是个说明。张少康教授提出的，钱、王诸学者确认《诗品》作者是司空图，不会因看了苏轼的话而误导，而恰恰相反，他们不会不见《一指》的。只因为《一指》这一类的书是编集，是教人学写诗的，属于教材，编集者很多，所收集的材料有些标明来源，有些则不标出处，这样你引我引，你编我编，广泛流传，作者就不为人注目了。钱、王诸学者只标司空图是《诗品》作者而无视《一指》中的《诗品》著作权，不无道理的。

199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宋蜀刻本唐人集丛刊”三十二种，其中有《司空表圣文集》（十卷本）。在出版说明中该社特别说明出版“宋蜀刻本唐人集”，所据为原书，由北京图书馆古籍特藏部和上海图书馆古籍部提供底本。同时又说明宋蜀唐人集丛刊是四川成都、眉山地区的刻本。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有“蜀刻本六十家”之说，认为此与北图藏本为同一刻本。可证明，这个版本是宋人刻本，也是至今流传下来的较早版本。但这个版本只有十卷，有文无诗，标《一鸣集》并有司空图自序。序说：“因据拾诗笔，残缺亡几，乃以中条别业一鸣总以目前集，庶警子孙耳。”司空图序中说得清清楚楚，集中有诗，而为什么只有文无诗呢？显然是“序”不对“文”的。为此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出版宋蜀唐人刻本《司空表圣文集》时已注意到这个问题，故在跋中加以说明之。为了让大家方便阅读这段文字，我把它抄录下来，供参考。其原文如下：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着录《一鸣集》说：“蜀本有杂着，无诗。自有诗十卷，别行。诗格尤非晚唐诸子所可望也。”所说蜀本当即为此《司空表圣文集》。全书计收杂着八卷，碑二卷，内容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录相同。但四库馆臣误以为此书即是《新唐书·艺文志》着录的《一鸣集》，实际上二书有所不同。《四库表圣文集》前有司空图自序，其云：“因据拾诗笔，残缺亡几，乃以中条别业一鸣总以目其前集，庶警子孙耳。”然而本书所收皆文，并无诗论，故序言显然非为此书而作。由此可见《司空表圣文集》并非出自唐时的旧本，而是宋人编辑而成。《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记录的《一鸣集》，内容均为三十卷，乃是司空图诗文的合集。《司空表圣文集》的序文，即或取自这个旧本。可是三十集的旧本流传绝少，宋代就已罕见。元代辛文房所编《唐才子传》说“今有《一鸣集》三十卷行于世”，似乎他当时还曾见过全本。至明代以后，三十卷《一鸣集》再不见有人提及，恐怕早已湮没不存了。《直斋诗论解题》还记有《司空表圣文集》诗集十卷，可惜也未见流传下来。

这段跋文说得很清楚，《一鸣集》有宋蜀刻本《司空表圣文集》十卷，还有宋以前的唐编《司空表圣文集》三十卷本。《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和《郡斋当时志》记录的《一鸣集》三十卷诗文合集，就是全本。

又据史载，雕版印刷术始于唐，盛于宋，到了宋代雕版印刷已很发达，以浙本、蜀本、建本为最佳。宋蜀刻本是指成都、眉山地区之刻本。宋蜀刻本唐人集有60家之说。宋人陈振孙《直斋诗论解题》记有“蜀刻六十家”。但现传至今只有23家。这23家是宋蜀所刻，由北宋起至南宋止，所刻唐人文、诗集有：骆宾王、李白、王维、孟浩然、孟东野、刘子房、刘梦得……李长吉、司空图、韩愈、柳宗元等。已散佚了不少，60家只剩下23家。在这宋蜀刻本中《司空表圣文集》十卷，只有文而无诗。而且所用的序言是《一鸣集》三十卷的序。这样，我们不得不思考：是否宋蜀人刻《司空表圣文集》十卷本时，已找不到《司空表圣文集》三十卷全本，或已散佚部分，而采用三十卷本的序言，抑或有意将三十卷本文、诗和诗格分开刊行而采用同一序言呢？从陈振孙着录看，后者是有可能的，因为他看到“自有诗十卷，别行。”即有《司空表圣诗集》十卷，另刊行于世。那么诗格虽然没有说怎么行世，但其分别刊刻可见。

明人胡震亨《唐音统签》收《司空表圣文集》十卷，作者小传谓“有《一鸣集》三十卷，内诗十卷，今存五卷。”说明胡氏还见到《一鸣集》三十卷本，但已残缺不全，诗集已散佚，只残留五卷了。诗格部分他没有提及，但不等于没有存在，正如他没有提及诗论文，但不等于没有诗论文一样。而且诗格已为人袭用成习，提与不提并不说明什么问题。

张少康教授在前文中认为：“（《诗品》）作为二十四首四言诗存在于诗集中的话，那书志中没有着录，有关司空图传记中没有提及，也是并不奇怪的。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司空图诗文集今存已不全，《一鸣集》的真实面貌已见不到了。（此点我在《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上卷第449页已说到）。早在宋代就已经有三十卷本《一鸣集》和十卷本《文集》（蜀本无诗）、十卷本《诗集》并存。三十卷本《一鸣集》明代尚见着录，但是否还存全本，则目前尚无法断定。诗集至明胡震亨编《唐音统签》为五卷本已是残存之本，散佚了近半，文集恐怕也难有完壁。明代前期是否还有十卷本诗集也已不可考。因此我们不能排除三十卷本《一鸣集》原本或十卷本《诗集》中有《二十四诗品》的可能性。”

以上引述和意见，我只提醒读者，研究司空图著作，首先要研究其行世版本，不能因为别人没有说及就等于其作品不存在。

二、关于《二十四诗品》与《诗家一指》和《虞侍书诗法》

陈、汪二教授通检有关司空图典籍后发现《二十四诗品》最早见于明怀悦的《诗家一指》，而把《诗品》的著作权从司空图手中交给怀悦。这个推断很快就引起北京大学张健博士的共鸣。他考察大量典籍后撰文《〈诗家一指〉的产生年代与作者——兼论〈二十四诗品〉作者问题》，指出明人怀悦作《诗家一指》，包括《二十四诗品》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说：

“明初赵撝谦《学范》引《一指》，较怀悦的时代早70余年。《天一阁书目》着录怀悦编集《诗家一指》，并录怀叙，可证《诗家一指》非其所作。本文考察了《诗家一指》的不同版本系统，认为史潜刊《新编应贤诗法》本题名为《虞侍书诗法》的本子更接近原貌，从而根据版本及有关材料认为《诗家一指》，包括《二十四诗品》的作者可能是元代的虞集。”

张先生认为陈、汪二先生提出《诗家一指》为明景泰间人怀悦所不能成立。因为明初人赵撝谦《学范》已引用过《诗家一指》，而赵撝谦比怀悦早生70余年，故《一指》不可能是怀悦所作。又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学范》版本有三个，永乐二年（1440年）王惠刻本题：“余姚，赵撝谦编集”，有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郑真序。可据郑真序确定此书成于洪武二十二年前。三个版本相同，均引自《一指》。可证，怀悦不可能作《一指》。他还考证最早收编《诗家一指》是明成化年间杨成校刊《诗法》本（原刻已佚），但佚名氏《群公诗法》、嘉乐间《诗法源流》合刻的《诗法》以及万历间谢天瑞《诗法大成》都收录杨成《重刊诗法序》。其序说：

唐宋以来诗人所书诗法非一家，近世行版者，范德机《木天禁语》，杨仲宏《古今诗法》二集，人皆言之，不啻拱碧。余承乏维杨之明年，偶得写本《诗法》一部，不知何人所编，如德机、仲宏之集，亦皆载之，中间略有隐括，其后又有《金针集》、《诗学禁脔》、《沙中金》等，皆人所罕见者。

杨成序中说：“偶得写本《诗法》一部，不知何人所编。”这部写本《诗法》是否有可能出自怀悦呢？张先生认为：杨成与怀悦同时而略晚，其得写本《诗法》上距怀悦序刊《诗法源流》仅14年，此时怀悦可能还在世。若《诗法》为怀悦所作，杨成不会不知道的。而且怀悦为“景泰十子”之流，说他“积而能散，尤崇礼义，为一时士君子所推重”，又曾纳粟入官，这样的社会名流，其作《诗法》时人不知，连名字都不署，实在说不过去。

张先生还列举从杨成刊《诗法》至万历间，依杨成本翻刻或重新编校刊行的有六个版本，其为，佚名氏《群公诗法》本、黄省曾《名家书法》、《书法》与《书法源流》合刊本，朱绂《名家书法汇编》本、谢天瑞《诗法大成》本和《格致丛书》本。从成化到万历近百年间，说怀悦作《诗家一指》而无人知道这是不可置信的，可见《一指》不是怀悦所作。

张先生又从正面考证怀悦是否编集《诗家一指》。他考察大量版本均不说怀悦作，而只有少数版本说他是编集者。例如，明嘉靖间高儒《百川书志》卷端有着录云：“《诗家一指》一卷，皇明嘉禾怀悦用和编集。”清阮元文选楼刻《天一阁书目》着此书云：“《诗家一指》一卷、刊本、明怀悦编集。”而其它版本中，都不标其撰编，由此可知“怀悦实未作《一指》，所谓‘编集’也是名不符其实，其实就是出资刻之而已。”

以上综述，可见张先生否认《诗家一指》作者是怀悦，同时否认《二十四诗品》出自《一指》是有充足的根据的。

然而，张先生否认《诗家一指》之后，却又把《二十四诗品》的著作权移交给元人虞集。他认为：《一指》比《虞侍书诗法》后，在众多学者引用《一指》的编集中，除赵撝谦所引《一指》的文字外，《虞侍书诗法》是所见最早的版本。他还把《虞侍书诗法》与《诗家一指》作了细致的比较，发现《虞侍书诗法》结构比较系统，没有《一指》那样前后矛盾。而且《虞侍书诗法》中“道统”部分有“集之《一指》，诗也”的记叙，并认为，“集”是指虞集，是虞集的自称。因为这样自称在虞集的其它著作中比比皆是。这与史潜本题编《虞侍书诗法》相吻合。张先生作了大量考证，这些推断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张先生终于发现，在虞集所有著作中，如《道国学古录》、《道中遗移》、《翰林珠玉》等都找不到虞集撰《诗家一指》直接证据，因而他把《一指》包括《二十四诗品》的著作权交给虞集时，口气是不那么肯定的，最后只能说出“可能”二字。

其实，从张先生所引述的比较和着录看，如赵扌为谦之《学范》，佚名氏之《群公诗法》，黄省曾之《名家书法》，朱绂之《名家书法汇编》，谢天瑞之《诗法大成》，杨仲宏之《古今诗法》，怀悦范德机等人之《诗家一指》，《格致丛书》以及史潜之《新编名贤诗法》等等，都是编集一类的书目，这些书是用以指导学者写诗的，而不是著述之作。正因为如此，谁都不能在这些编集中找到真正的作者，而只是编着，其被收编的作品很难见到原作者的名字。

唐宋以来，编集“诗法”风气甚盛，编集者根据自己的学识收编别人的作品，或将别人的编集再加重编，汇成一集，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这都可从编集者序跋见到，例如，谢天瑞《诗法大成》等在收录杨成《重刊诗法序》说：

唐宋以来诗人所书“诗法”外一家，近世行板者，范德机《木天禁语》、杨仲宏《古今诗法》二集，人皆宝之，不啻拱碧，余承乏维扬之明年，偶得写本《诗法》一部，不知何人所编，如德机、仲宏之集皆载之，中间略亦隐括，其后又有《金针集》、《写诗禁脔》、《沙中金》等，皆人所罕见者。余反复再四深喜，以为诗之为法，莫有备于此矣。奈何传写，字样讹甚多，用是不自量，粗加考订，别写通，以使观览。然又自思，以其私诸己，孰若公诸人，乃捐奉秀梓，以与诗学者共之……

这个序言道出了编集者收录材料的来源，以及编集的目的。因此，在浩如烟海的名家编集中，只见编者，而无法见到原作者。

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被诗家作为指导学者写诗的诗格之一，所以和其它《三选》、《十科》、《四则》一样，均被编集者收编，这样你收我编，有些全部被收录，有些略加删改，文字大同小异。如“《三选》可以发学者之关钥，《十科》所以别武库之名件，《四则》要达规律，指述践履，《二十四诗品》合摄大道，如载经图”这段话，在虞集《虞侍书诗法》和杨成《诗法》等编集中所引均同，凡此种种差异不大。而且，这些编集者还可以随意增减或删改，如《二十四诗品》在怀悦编集的《一指》中全被收录，而在虞集的《虞侍书诗法》中则只收十六品，删掉八品。而且不少编集者因为凭着自己的名气编书，东抄西抄，不注作品的出处，这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祖保泉、陶礼天先生在他们的《〈诗家一指〉与〈二十四诗品〉作者问题》的文章里，对《诗家一指》抄录行为作了统计说：

《一指》这二十六段文章，正如陈、汪两先生所说《三造》为摘录前人语录（所录《沧浪诗话》、《白石诗说》最多，另有《六一诗话》、《后山诗话》、《蔡宽夫诗话》等十余种）。《一指》，除《三造》部分外，其它部分（引言、十科、四则、二十四品，普说外篇）是不是某作者自撰呢？有人说：除《三造》外，“其余均自撰”。事实如何呢？应该说《一指》抄录《诗法》，自“小引”第二字开始，抄至《道统》末一字为止，约3500字。只余《诗遇》部约360字，在《一指》被删掉。如果我们把事实说得简明些，那就是：6000字的《一指》，抄自《诗法》的约3500字，抄自十余种“诗话”的约2500字。这里，说明一点，抄录、编排时有极少差异，说“抄录”定性准确。

这个统计说明《一指》内容不是怀悦自撰，绝大部分是收录他人作品的，研究者若想在胡抄乱编的书中找到原作者是很难的。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被抄录到他人编集里已成熟习，想在这些编集中找到司空图表圣的名字也是很难的。

三、关于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陈、汪二先生否认《二十四诗品》作者司空图的另一依据是：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所说的“二十四韵”是指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中所列举的二十四联诗例，而不是指《二十四诗品》。这样就把司空图从他的《诗品》中开除出去了！

现在让我们再来分析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这段赞赏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话，苏轼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云：

唐末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而诗文高雅，犹有承平之遗风。其论诗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盖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恨当时不识其妙，予三复其言而悲之。

陈、汪二先生认为：这里所说“二十四韵”上指《与李生论诗书》中所举的二十四联诗，“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为“其诗”之修饰语，因为唐宋人习称近体诗一联为一韵，不以一首为一韵。其句可简为“自列其诗，二十四韵”，“有得于文字之表者”即其例句“有得于早春，则有‘草嫩侵沙短，冰轻着雨销’”之类，恰为二十四联。甚至连“得于文字之表”的句式，也从“得于早春”之类所出。由此“中证苏轼此语，与《诗品》无关……牵合于《诗品》始于明末。”

祖保泉、陶礼天二先生对此颇有看法，他们合撰文《〈诗家一指〉与〈二十四诗品〉作者问题》发表在《安徽大学学报》上（1996年第2期）。他们说，把“二十四韵”解作实指《二十四诗品》是正常的，如解作《与李生论诗书》中的“二十四”联，那是“经不住推敲，站不住脚的。”他们列举大量例子说明古体诗有韵脚和韵部韵之别，“二十四韵”就是代表韵部，即指《二十四诗品》。他们还说：《书黄子思诗集后》中的“盖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实指二十四首诗，是每首从一个韵部中选字押韵的诗，这是极为正常的。“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定语，修饰“二十四韵”。又说“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这一定语，它限定了“二十四韵”的特征，即对“品韵”或“味外之旨”的体会。“根据这一要求，在司空图名下，要找出这二十四首诗，只有《二十四诗品》足以当之。”

他们还认为，《与李生论诗书》中的“二十四联”就是《书黄子思诗集后》中所谓“二十四韵”是站不住脚的。原因有二：（1）我国古诗，无论古体到近体乃至上溯到古乐府、“三百篇”，没有不押韵的，联与联之间，“一联为一韵”，如果联与联之间不押韵，那就不成其为诗，也便不能说“一联为一韵”。《与李生论诗书》中的“二十四联”不是押同一韵部的韵，联与联之间无什么联系，若看作联句，任凭什么高手，也无法把《与李生论诗书》中“二十四联”凑成一首押韵（准许转韵）的诗；（2）《与李生论诗书》中所列举的联数，随版本不同而不同，见之于《文苑英华》本的作二十三联（修订本作二十五联），见之于《唐文粹》本的作二十四联，见之于《唐诗纪事》本的作二十五联，而《后村诗话》却说表圣尝“自摘其警联二十六。”他们还质问“为什么只取二十四联而舍弃其它三种说法”；（3）若把司空图所写的二十首诗看作是“二十四韵”也不成的。因为二十四首诗其内容是写“早春”、“秋思”、“塞上”、“中山”、“江行”、“迟栖”、“独望”、“元旦”等等，还有全篇已失，只剩一联的七题。“这些诗是由五律十一首、七律三首、五绝二首，七绝一首、再加上七联凑成二十四首诗的，在表现形式上毫无组诗那种整齐、统一的外在特征”。“这二十四首诗原是散乱排列的、毫无组诗迹象”。根据这三点理由，他们郑重地说：“《与李生论诗书》中的‘二十四联’就是《书黄子思诗集后》中所说的‘二十四韵’是经不住推敲的。”我认为这个分析有一定的说服力，他们的立论有一定的道理。

王步高先生对此也颇有见地，他在他的《二十四诗品非司空图作质疑》一文中提的四个问题，即：（1）唐宋人是否都称“习称近体诗中一联为一韵，不以一首为一韵”？（2）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所列举诗例“恰为二十四联”是否可靠？（3）“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一语是否只是“其诗”的修饰语，而不是另有其意？（4）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中的所谓“二十四联”是否值得苏轼“恨当时不识其妙”，并“三复而悲之”？对这四个问题，王先生作深入细致的分析，他说，唐宋时期适应近体诗的产生，人们逐步将近体诗中的两句称为一联，但从未将一联称为一韵，“韵”，这个词在任何辞书里均不具有“联”的含义。他同样列举大量的诗作为例证，说近体诗的“韵”与“联”似乎更一致，但两者毕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联”是诗中的两句，而“韵”只是指韵脚一个字。古体诗也不乏称“XX韵”的，但无论古风还是近体，“韵”和“联”一致处（仅指其数量恰好相等，一韵脚正好一联）也仅限于一首诗中，不能将分燕于20多首诗中的二十四联诗合在一起称“二十四韵”。王先生还说：“陈、汪文中称不以一首诗为一韵，这一说法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唐宋人诗中称法相当乱，有称“首”、“篇”、“阕”、“章”者，也有称“短韵”、“长韵”、“短歌”、“长句”，也有以“韵”代“诗”者。在诗中“韵”的含义均可以释作“诗”或“一首诗”。但“韵”不同于“首”，数首诗不宜作数韵诗。等等。至于说到“恰好二十四联”、“二十五联”、“二十六联”甚至有“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八、九联”不等。王先生特别引用刘克庄《后村诗话》中（表圣尝）“自摘其警句二十六”为例证，并非“恰为二十四联”。

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所说“二十四韵”究竟指什么？张少康先生提出这个问题。他说，把“二十四韵”看作是《与李生论诗书》中的二十四联诗，并非是陈、汪两位先生提出，早在1980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文论选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选）已经指出，并引明代洪迈《容斋随笔》卷十所说为证。他认为是有说服力的。但他始终认为：目前似乎还不能绝对排斥苏轼“二十四韵”有指《二十四诗品》可能性。因为还有三个疑问没有解决，这三个疑问是：（1）苏轼所引司空图“二十四韵”并未直接说出是根据《与李生论诗书》，若确指“二十四联”就必先有个准确的例数，而且他所引司空图“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这段话也同原文不尽相同，如“梅”原为“酰”，当是苏轼误记。由此推断苏轼所引并未核对原文，所举诗例也不可能提出“二十四联”这个准确数字。苏轼所以专门提出“二十四韵”就是他对《二十四诗品》有深刻印象。为此依常规来推测，“二十四韵”指《二十四诗品》可能性是比较大。（2）《与李生论诗书》这所引诗例是不是确为二十四联？他考证了不同版本，所举联数各不相同，如《文苑英华》为二十一联，与本集（《唐文粹》同）相比，少四联。南宋周必大《文苑英华》校本据本集补入四联，为二十五联，《全唐文》所收按周必大校本，亦为二十五联。明代胡震亨《唐音统签》注引说二十五联，与现存本集二十四联不同等等。这与诸家所释基本一致。但张教授在经过深入研究后，发现各家所引有加有减，有的减为二十一联，有的增至二十八、九联，这就不能不令人深思：是不是《司空表圣文集》本二十四联就一定可靠？如果象所释那样把“绿树”一联也算作是司空图自己所举有味外味的诗例，那就最少也是二十五联了，若把注中的四联都加进去，则就有二十八、九联了。可见现存《司空表圣文集》中的二十四联诗并非苏轼所说的“二十四韵”。张教授认为：《文苑英华》编定于雍熙四年（公元987年），在苏轼出生前大约50年，是一部影响很大的官方组织编辑的书。《唐文粹》编成于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是以《文苑英华》为基础的。这两本书苏轼应该是见过的，那么苏轼所见的《与李生论诗书》是哪个本子，究竟是几联？这需要认真地加以研究与考定，但是至少我们现在还不能认定苏轼所见《与李生论诗书》一定是二十四联。（3）苏轼所说的“恨当时不识其妙”怎么理解，“其”指什么？张教授认为“其”可从三方面去理解：一指味在咸酸之外的一段话，二指司空图所列举的二十四联诗，三指苏轼当时所看到的《二十四诗品》。张教授说：“三者相比，则以第三条为妥善。因为味在咸酸之外的道理，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已经说得很清楚，苏轼这样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不可能体会不到。司空图所列举的二十四联诗之味外味，他自己也已经分析得很清楚，苏轼在上引题跋中也曾指出过。可见，第一、第二两条应该说都不存在‘不识其妙’的问题，而《二十四诗品》则是描绘诗境，并说明其艺术特征，所以不容易‘识其妙’，可是它的妙外却正在象外有象、景外有景，故而具有味在咸酸这外的‘醇美’特征。所以，从苏轼原文来看，似乎以‘二十四韵’指《二十四诗品》较为自然。”张教授分析得十分中肯。

我认为“二十四韵”与“二十四联”之间，不但存在版本所载联数多少问题，而且有“联”与“韵”的称谓问题，钉就是钉，铆就是铆，在称谓上苏轼和后人应有其自己的鉴别和习惯的，例如，刘克庄在《后村诗话》所提到的“表圣自摘其警‘联’二十六”和胡震亨在《唐音统签》所注的“见图与人论诗书，得意者几二十二‘联’，除有全什处，重记于此。”大家都把这些例句称作‘联’而不称‘韵’的。这也值得注意的。

在说到洪迈那段话，张教授也觉得它不符合苏轼原意的，所以他再提出第二种理解，即把洪迈所说的“予读表圣《一鸣集》，又《与李生论诗书》一书，乃正坡公所言者”，仅指上文又云：“表圣论其诗，以为得于味外味……”一段，而非指“又云”前“东坡说司空表圣诗文高雅，有承平之遗风，盖尝自列其诗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恨当时不识其妙”一段。王步高先生对洪迈所说的那段话也颇有见地，他说：“洪迈谓‘予读表圣《一鸣集》，又《与李生论诗书》一书，乃正坡公所言者’云云，应指《东坡题跋》中所引的那段文字，并不能概括《书黄子思诗集后》的‘二十四韵’一句。”他觉得陈、汪先生引洪迈此语误解他的意思。而张教授则始终认为：“如果对苏轼说的‘二十四韵’之所指不能确定，那么就不能否定司空图作《二十四诗品》的可能性，也不能说司空图作《二十四诗品》是明末人的牵合了。”我认为两位先生的分析是有深度的，其结论是有说服力的。

年代久远，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许多典籍被流传下来，也有不少已散佚了，但有名的著作不会默默无闻。正如陈、汪二先生所引梁启超所云：

古书流传有绪，其有名的著作，在各史经籍志中都有着录，或从别书记载他们的渊源。若突然发现一部书，向来无人经见，其中必有蹊跷。

我认为梁启超先生的话千真万确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可以肯定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向来无人经见”或“突然发现”呢？在本文的前面，我已提示过，陈、汪二先生是否真的通检过所有“史经籍志”呢？这个前提若敢肯定，我敢说，陈、汪二先生否定《二十四诗品》是司空图所作是正确的。但事实却不然，当他们把《二十四诗品》的著作权轻易地交给明人怀悦后，很快就被北京大学张健先生否定了，张先生考察了大量版本后，指出他们的错误。这说明他们在检索史经籍志中还有漏失，而且，他们把苏轼至怀悦这段历史看作是空白的惟一准则，说“无涉《诗品》”，就把苏轼与明清毛晋等许多名家以及《四库全书总目》所有记载《诗品》的典籍全都抹杀或废止了。以某段历史为依据，而不是看历史的全部，显然是不符合梁启超先生的观点的。因为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不是“突然发现”，也不是“向来无人经见”，从苏轼以后，尤其是明清的典籍中记载《诗品》，学习《诗品》不计其数。若以历史中的某一段时间“未见引录之迹”就把它否定，不能排除三十卷《一鸣集》原本或十卷本《诗集》中有《二十四诗品》的可能性。

其实，陈、汪二先生尽管通检大量典籍，但还有许多书尚未检到的。这里我不妨把一条重要的记载摘抄下来，供大家参考，这段记载是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着录《一鸣集》说的，其云：

蜀本但有杂着，无诗。自有诗十卷，别行。诗格尤非晚唐诸子所可望也。

这个记载很重要，陈振孙是南宋人，比苏轼稍后，说明宋代人所见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不止苏轼，赞赏《诗品》不止苏轼。从这段着录我们至少可以知道，司空表圣《一鸣集》（三十卷本）其内容原有三个部分：一是杂着（文），二是诗，三是诗格。而他所见到这个蜀本《一鸣集》已是残本了。“蜀本但有杂着，无诗。”指的是宋蜀刻本《司空表圣文集》，根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司空表圣文集》跋说，这里所说的《司空表圣文集》，全书十卷计收杂着八卷，碑二卷。是个单刊印文而无诗的文集本。“自有诗十卷，别行”，即《司空表圣文集》十卷，诗集十卷，不少典籍已着录，说明他当时见到的宋蜀刻本诗十卷还是完好的。“别行”，就单独刊行。“诗格尤非晚唐诸子所望也”，此是赞美司空图诗格的话，对他的诗格评价很高，是晚唐诸子所不能相比的。这话同苏轼的“恨当时不识其妙”和《四库全书总目》馆臣说的《二十四诗品》“深解诗理”是一致的，甚至《诗法》以至《诗家一指》等所引的“含摄大道，如载经图”也是一致的。

这里的“诗格”是指什么呢？无疑是《诗品》的同名，即指《二十四诗品》，也是苏轼说的“盖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张伯伟教授在《全唐五代诗格校考》“诗格论”（代前言）中开宗明义，头一句就给“诗格”下了定义：“诗格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某一类书的名称。”诗格是作为某一类书的专有名词，而不是虚指的风格，这是十分明确的。“诗格”一词最早见于《颜氏家训·文章篇》：“挽歌辞者，或云古者《虞殡》之歌，或云出自田横之客，皆为生看悼往告哀之意。陆平原多为死人自叹之言，诗格既无此例，又乖制作本意。”他又依《礼记·缁衣》云：“言有物而行有格。”郑玄注：“格，旧法也。”故把“诗格”与“诗法”“诗式”一类的书等同，指的是作诗法式、规则或标准。张伯伟教授又在《从元代的诗格伪书说到二十四诗品》这篇论文中，对“诗格”与《二十四诗品》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明显的解释，他说：“目前可以知道《二十四诗品》最早出现在元人的《诗家一指》中。在明末以前，这二十四则韵语都是在诗法类的书中出现的。如史潜《新编名贤诗法》、杨成《诗法》（成化十六年）、黄省曾《名家诗法》、朱绂《名家诗法汇编》等。而朱之蕃《诗法要标》卷三所收录者，更明确标以‘诗法二十四品’之目。”可见时人视《二十四诗品》就是诗格一类的书。诗品也就是诗格。他还说，“这类书，都是引导初学的诗学启蒙读物，可概称为诗格。”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把司空图《诗品》与诗格相提并论：

《诗品》一卷内府藏本。

唐司空图撰，图有文集，已着录。唐人诗格传于世者，王昌龄、杜甫、贾岛诸书，率皆依托。即皎然抒山《诗式》，亦在疑似之间，惟此一编，真出图手。其《一鸣集》中有《与李秀才论诗书》，谓诗贯六义，讽喻抑扬，亭蓄渊雅，皆在其中。惟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言意外之致。有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而味在咸酸之外。”其持论非晚唐所及。故是书深解诗理。几分二十四品，曰雄浑，曰冲淡，……各以韵语十二句貌之，所列诸体毕备，不主一格。王士祯但取其“采采流水，蓬蓬远春”二语，又取其“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二语，以为诗家之极则。其实非图意也。

四库馆臣直接把“诗品”称为“诗格”，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可证，陈振孙说的“诗格”就是直指诗品，即《二十四诗品》。

这里，馆臣们还特别强调《二十四诗品》“真出图手”，《诗品》与《与李生论诗书》中“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言意外之致”和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美常在咸酸之外”是相一致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馆臣所引“梅止于酸，盐止于咸，而美常在咸酸之外”，似出自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其持论非晚唐所及”亦似出自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关于《一鸣集》的着录。可知四库馆臣见过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也见过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着录《一鸣集》。若说明人轻信苏轼的话而将《诗品》“托名司空图”行世，这种说法才属于揣度。

诗格一般兴盛于唐，流行于元明。据张伯伟教授考究，“诗格”在唐代已普遍兴盛，自初盛唐到中晚唐出现“诗格”、“诗式”一类的书已经非常多，如上官仪撰写《笔札华梁》、旧题魏文帝《诗格》、佚名氏的《诗格》和《诗式》、崔融的《唐朝新定诗格》、旧题李峤的《评诗格》、旧题王昌龄的《诗格》、释皎然的《诗仪》和《诗式》、旧题白居易《金针诗格》和《文苑诗格》、旧题贾岛的《二南密旨》、王睿的《灸彧子诗格》、李洪宣的《绿情手鉴诗格》、郑谷、齐己、黄损同写的《新定诗格》、僧齐己的《风骚旨格》以及五代以下徐寅的《雅道机要》、徐衍的《风骚要式》、王梦简的《诗格要律》、僧神的《诗格》等等，都是教人学写诗的法则和技巧，与《二十四诗品》是一类的书。无疑陈振孙说的诗格就是指《二十四诗品》。但《二十四诗品》与其它诗格不同，它是以韵语写成，从诗的意境谈诗的风格和创作，不象别的诗格直截了当地说明写诗的规则和技巧，故前人认为《诗品》“名词高古，托意遥深，不易索解”。苏轼说“恨当时不识其妙”，就是从诗品的高深意境说的。陈振孙所说的“非晚唐诸子所可望也”也是从诗品的高深意境超出其它诗格而说的。

现在我们再来分析苏轼“盖自列其诗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这句话。我很同意陈、汪二先生说“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为“其诗”之修饰语，和“自列其诗，二十四韵”的解释，至少在语法上弄通了。但把“有得于”看作是“有得于‘早春’”句式就不一定准确了。为了说得清楚，我们还得回到原句子上去分析。我认为要读通这个句子要弄明白“列”字，“表”字，以及“自列其诗”和“文字之表”。这很重要，若“列”字解作“列举”，其诗有可能指二十四联诗例，若“列”字解作“序、次”，则“其诗”就指二十四诗品。因为《二十四诗品》是按一定序次规律排列而成的。有清一代不少人研究过《诗品》的排序，笔者曾经发表过研究《诗品》体系的文章（《我对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及其体系研究之点见》），说司空图根据易学，把天地文视为一体，因而把天地作为《诗品》的纲，故开头一品以“雄浑”象征天之刚阳，第二品以“冲淡”象征地之阴柔，其它各品按四时二十四节气序出，排列各有其序。都是依据《易经》以干、坤为开头乃及四时一样。所以“列”不应解作“列举”（因为“列”无举义），而是解作行次或位序。颜延之《曲水诗序》：“婆娑于九列。”“自列其诗，二十四韵”即依次写成二十四品。这样，“其诗”就不可能指二十四联，也不可能指二十四首，而指《二十四品》。我们再来看“文字之表”，先看“表”字这是为大家所忽视的一个字，陈良运教授把“文字之表”理解为“象表之言，言表之意”，意却表像，有合于司空图的“象外之象”或“意象”义，但“表”字无“象”义。“表”应释“外”，《书·立政》云，“方行天下至海表”。海表即海外，如岭表即岭外。又《文心雕龙·神思》说：“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表”指外。“文字之表”就是“文字之外”。这里的“文字”又指什么？古人习把连缀而成的文章称为文字。唐孟郊《孟东野诗集》三《老根》：“无子抄文字，老吟多飘零。”可见文字即文章，指与韵文相对的文章。这里的“文字”是指司空图的论诗的文章，即《与李生论诗书》一类的诗论文字。“文字之表”就是文章之外，即诗论文章之外。这样，全句的意思就显而易见了。“盖自列其诗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恨当时不识其妙”意为，他有得于论诗文章之外，还有依次写成的《二十四诗品》，恨当时不懂它的奥妙。故“二十四韵”的确指《二十四诗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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