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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1908—1966)，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文艺评论家。一生译著宏富，译文以传神为特色，更兼行文流畅，用字丰富，工于色彩变化。作为翻译家，他向国人译介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曾深深影响了不止一代人；作为文学评论家，他对张爱玲小说的精湛点评，为学界作出了文本批评深入浅出的典范；作为音乐鉴赏家，他写下了优美的对贝多芬、莫扎特和肖邦的赏析。傅雷先生为人坦荡，禀性刚毅，“文革”之初即受迫害，傅雷的悲壮弃世，不但是对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那场荒谬绝伦的“文化大革命”的最强烈的控诉，同时也充分显示了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人文知识分子的尊严。
傅雷是一位严慈的父亲，他为国人培养出第一位获得国际声誉的钢琴家——傅聪。他写给儿子傅聪、傅敏的家书集——《傅雷家书》更是脍炙人口，从八十年代至今，这部家书已感动了数百万国内读者。在傅雷的教子经历中，有太多值得后人学习的地方。
傅雷的家中常常是高朋满座，朋友们聚在一起谈文学艺术，论人生哲理。开始，傅雷认为傅聪和他的弟弟傅敏年纪小，不懂事，不让他们在场，更不让他们插嘴。而小孩子呢，天性好奇，总想挤在大人中间表现自己。大人越是不让听，小孩就越是想来听。有一次，画家刘海粟到傅家做客，与傅雷在书房内鉴赏藏画，两人之间免不了一番高谈阔论。说话间，傅雷忽然要去外间取东西，打开门竟看见傅聪带着傅敏正偷听得入神。孩子的好奇心让傅雷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意识到，接纳孩子参与大人谈话，有弊但更有利，让小孩听大人论事，可以让孩子早涉人生，促使孩子早慧。于是，等孩子们稍稍长大一些，傅雷就允许傅聪和傅敏旁听大人的谈话了。
傅雷的朋友大都是社会名流贤达，有高尚的人品素养，所以傅聪从其孩提时代的“旁听”中，学到了许许多多在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傅雷对教育子女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在孩提时期，父母要善于发现孩子的天赋，并进行正确引导，如果逆天赋而行，那是无法取得成功的。傅雷在给周宗荷的信中写道:“天生吾人，才之大小不一，方向各殊；长于理工者未必长于文史，反之亦然；选择不当，遗憾一生。爱好文艺者未必真有文艺之能力，从事文艺者又未必真有对文艺之热爱；故真正成功之艺术家，往往较他种学者为尤少。凡此种种，皆宜平心静气，长期反省，终期用吾所长，舍吾所短。若蔽于热情，以为既然热爱，必然成功，即难免误入歧途。”基于这样的想法，当傅聪还在三四岁时，傅雷就在他稚嫩的心灵活动中寻找他天赋的闪光点，开始为博聪铺筑人生之路了。
起先，傅雷曾让傅聪学习美术，因为傅雷觉得自己精通美术理论，又有许多朋友是中国画坛巨匠，如果傅聪能拜他们为师，博采百家之长，定会在绘画上大有作为。
谁知傅聪不是绘画的料，他在学画时心不在焉，那些习作几乎都是鬼画桃符，乱笔涂鸦，丝毫没有显露出预期的那种美术天赋。而与此同时，傅聪的一些细微爱好则引起了傅雷的注意。他发现儿子钟情于家里的那架手摇（发条动力）留声机，每当留声机在放音乐唱片时，儿子总是一动不动地依靠在它旁边静静地听，而每当此时小男孩那固有的调皮好动的天性立即一扫而光。于是傅雷果断地让傅聪放弃学画而改学钢琴，此时傅聪已7岁半了。但傅聪的每一个细胞好像都是为音乐而存在的，他学琴仅几个月，就能背对钢琴听出每个琴键的绝对音高。启蒙老师雷垣教授肯定傅聪“有一对音乐的耳朵”，之后，傅雷最终认定，自己确实发现了傅聪的音乐天赋。
傅雷为傅聪买回一架钢琴，傅聪每天放学回家做完功课就全身心地扑在钢琴上。在规定的弹琴时间里，傅聪没有活动自由，傅雷在楼上工作，傅聪在楼下弹琴，一听楼下琴声停止了，傅雷就用准备好的木棍敲击地板，有时还免不了痛打傅聪一顿。傅聪学琴也十分刻苦，就是酷暑天气，衣裤湿透，也不休息；而他对音乐的理解也有独到之处。
傅雷立身处世的原则就是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他也用这一原则教育儿子。他时时嘱告儿子，你要永远记住这四句话:“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第三，做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
在父亲的教育下，傅聪脱颖而出。1953年夏天，经过选拔，傅聪前往罗马尼亚，参加第四届国际青年学生和平友好联欢节钢琴比赛。在联欢节上，傅聪演奏了斯克里亚宾，效果极佳。联欢会后，国家又派遣傅聪到波兰学习钢琴，导师是“肖邦权威”杰维茨基教授。半年后，傅聪经过一个月的紧张角逐，摘取了第五届国际肖邦钢琴比赛的“玛祖卡”奖，震惊了中外乐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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