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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碳排放对人的生活的威胁没有那么直接，不像PM2.5一样让人喘不过气来。您觉得从一个普通人生活的角度，碳排放从长远来讲对我们有多大的威胁？ 齐晔（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二氧化碳在美国是把它定为一个污染物，这个污染物和其他的污染物都不一样，因为它对我们人的健康没有直接的影响，但它有非常明显的间接影响。间接的影响主要在于对全球和区域气侯的影响，刚才说到温度的升高，海平面的上升，生物多样性的下降等等，这是一种间接的影响，所以我们并不是重视，但是碳排放主要的来源是化石特别是煤炭的燃烧，那么煤炭的燃烧过程当中，释放了大量的污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重金属等等，在二氧化碳排放和煤炭的燃烧之间，有非常强烈的正相关关系。如果我们控制碳排放，世界就会对相应减少煤炭的燃烧，甚至在煤炭总使用量上实行一个控制，直接的后果就是直接影响我们人类健康的这些污染物就会大幅度的下降，这也是奥巴马在他的规划当中所提出来的一个所谓的协同效应。 主持人：您提到中国的环境问题是被夸大了的，这怎么说？ 翟勇（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法案室主任）：现在全民都在查环境，每个人都要得出一个环境的结论，但很多环境问题的成因现在都没有弄清楚，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对于环境问题的结论肯定是不对称的。现在我们社会对政府对环境问题是在用情绪，在情绪下，一般来说都有夸大，这是感性的认识。从理性认识来讲，我们对每一项污染，比如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都做过它的成因，了解一些资料，也听很多专家讲过。 前段时间有人跟我们讲，说我们国家野生动物减少的根源是政府设置了一个驯养繁殖制度。我问了一句，恐龙是驯养繁殖死亡灭绝的吗？长江里的白鳍豚，到今天人类也没有掌握它的驯养技术，它的频临灭绝是驯养繁殖造成的吗？所以我说我们在很多问题上都用感性的认识去做结论。 首先我承认我们国家环境问题很严重，因为我们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因为我们人口多，因为我们有些不道德的行为，比如开矿把污水往地下灌，这个非常恶劣，这是每一个人都痛恨的，也是政府非常痛恨的。这些种种原因造成了环境问题，这些并不等于我们整体上的问题像大家讲的那样，甚至难以生存。这个应该从量化来分析，理性来分析。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在有些问题上是夸大的，我有很多具体案例，但今天没有更多时间向大家说明。 主持人：齐教授想回应下这个问题。 齐晔：我觉得夸大或者没有夸大是比较而言，我们也不去做一个定性的评价。我知道有些数据是关于癌症发病率上升的情况，而且是在北京。在中国环保重视程度和努力程度最好的话，那肯定是在北京，但即便如此，北京癌症的发病率还是如此高速地上升。 如果每天起床都要关注一下PM2.5，到底是一百还是两百，买瓶水也要担心，吃饭的时候要想想食物到底从哪里来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今天我们问问空气是比十年前更好了，还是更差了，你喝的水是比十年前更清洁了，还是更差的，食物比十年前更放心了还是更不放心了。我想这答案也变得更清晰了。 主持人：翟主任您说的夸大是在数据上还是个体感觉上？ 翟勇：首先，我说夸大这个目的并不是说我们不受环境影响，我们国家环境形势非常严峻，而且局部非常严重，这点一开始就说。但我们需要考虑几个因素，第一，我们的医疗条件在提高，检查水平在提高，比以前要高很多，以前可能得了癌症不知道。第二，全国各地癌症都到北京来治，所以北京的比例高不代表全国更高。第三，同样在北京这个环境下，有人得了癌症，有人不得癌症，我觉得跟每个人自己的机理因素有关系。有些人没有这些环境可能也要得癌症，当然有些人没有这个环境可能不得癌症，这是具体的因素，要综合分析各种因素来做出结论。 环境监测选点很关键，不能把每个点选起来，要选择，现在大家强调PM2.5严重，我们有关部门选点都是重要的点，选择重要的点就是选择浓度大的点，有的往往就是把最浓的点选清楚了。我们采取的方法还是要全面，不能片面。 我们在立法过程中，一些问题肯定有，但是没有那么严重，但被说得非常大，这里面有利益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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