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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柱命理学的形成——从理论到实践完善 蔡斐鹏（福建省易学研究会会员、厦门市易学研究会会员） 另外，《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中的“冬之水气，东加于春而木生，乘其泰也。春之生，西至金而死，厌于胜也。生于木者，至金而死；生于金者，至火而死。春之所生，而不得过秋，秋之所生，不得过夏，天之数也。”及同处西汉时期的《淮南子*时则训》中的“孟春之月，招摇指寅……其位东方，其日甲乙，盛德在木……仲春之月，招摇指卯……其位东方，其日甲乙……季春之月，招摇指辰……其位东方，其日甲乙……孟夏之月，招摇指巳……其位南方，其日丙丁，盛德在火……孟秋之月，招摇指申……其位西方，其日庚辛，盛德在金……孟冬之月，招摇指亥……其位北方，其日壬癸，盛德在水……”；也是西汉时期的戴氏叔侄所著的《礼记*月令》中也有相似的描述；《淮南子*坠形训》“木壮，水老火生金囚土死；火壮，木老土生水囚金死；土壮，火老金生木囚水死；金壮，土老水生火囚木死；水壮，金老木生土囚火死”及《淮南子*天文训》“日冬至则水从之，日夏至则火从之，故五月火正而水漏，十一月水正而阴胜。阳气为火，阴气为水。”东汉时期班固所著《白虎通*五行》也有类似的说法如：“木王所以七十二日何？土王四季，各十八日，合九十日为一时，王九十日。土所以王四季何？木非土不生，火非土不荣，金非土不成，水无土不高。土扶微助衰，历成其道，故五行更王，亦须土也。王四季，居中央不名时。”“夏至阴气始动。冬至阳气始萌……夏至阴始起，反大热何。阴气始起，阳气推而上。故大热也。冬至阳始起阴气推而上。故大寒也。”“少阳见寅，寅者，演也……卯者，茂也……衰于辰……其日甲乙……时为春……位在东方……太阳见于巳，巳者物必起……壮盛于午……衰于未……其日丙丁……时为夏……位在南方……少阴见于申，申者，身也……壮于酉……于戌……其日庚辛……时为秋……其位西方……太阴见于亥，亥者，仰也……壮于子……衰于丑……其日壬癸……时为冬……其位在北方。土为中宫。其日戊己”。 所有这些均与命理学基础理论一致，如《三命通会》在论五行旺相休囚死并寄生十二宫中这样写到：“盛德乘时曰旺。如春木旺，旺则生火，火乃木之子，子乘父业，故火相；木用水生，生我者父母，今子嗣得时，登高明显赫之地，而生我者当知退矣，故水休。休者，美之无极，休然无事之义。火能克金，金乃木之鬼，被火克制，不能施设，故金囚；火能生土，土为木之财，财为隐藏之物，草木发生，土散气尘，所以春木克土则死。夏火旺火，生土则土相，木生火则木休，水克火则水囚，火克金则金死。六月土旺，土生金则金相，火生土则火休，木克土则木囚，土克水则水死。秋金旺，金生水则水相，土生金则土休，火克金则火囚，金克木则木死。冬水旺，水生木则木相，金生水则金休，土克水则土囚，水克火则火死。”《渊海子平》卷一详解定真论中：“春之气温，木旺七十二日；夏之气炎，火旺七十二日；秋之气凉，金旺七十二日；冬之气寒，水旺七十二日；四季月土各旺一十八日，具计三百六十日以成岁功”；《渊海子平》二至阴阳相生之理：“一年之内细分五行，配合气候于十二个月之中，各主旺相，以定用神。其中五行又分阴阳两股，于之生年之中各主生旺之气。如冬至一阳生，则有木火生旺之理，何则？试以甲、乙日干生人，在冬至之前，阳气未动，木方死绝，其木不甚吉利。若甲、乙日生人，在冬至之后，阳气已生，木乘暖气，其命寿禄皆全，只要用神入格。又如丙丁日干生人，在冬至之前，遇水即灭，若在冬至之后，不甚忌水，盖丙丁乘木之生也。夏至一阴生，则有金生水用之理。如官历所书，夏至之后逢庚为三伏，盖谓一阴生后，金生而火因明乎，此则庚辛生于夏至之后，金略有气，不甚忌火，其理尤明，学者不可不知矣。”《子平真诠》论十干十二支中：“水者，太阴也；火者，太阳也；木者，少阳也；金者，少阴也；土者，阴阳老少、木火金水冲气所结也。”《白虎通》还有：“法木须金以正，须水以润也”与《穷通宝鉴》：“木性腾上而无所止，气重则欲金任使，有金则有惟高惟敛之德。……木赖水生，少则滋润，多则漂流。”对照上述两汉与宋明清几部书中的描述，我们很难找出它们其中有什么差异。 以上是董仲舒《春秋繁露》及《淮南训》、《白虎通》等部分有关命理方面的论述与命理典籍的比较。东汉时期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学者叫王充，他在《论衡》中有关命运的论述也对推命术的形成起到很大的作用。 如《论衡*命禄篇》：“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死生寿夭之命，亦有贵贱贫富之命。自王公逮庶人，圣贤及下愚，凡有首目之类，含血之属，莫不有命。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矣。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福善矣。故命贵，从贱地自达；命贱，从富位自危。故夫富贵若有神助，贫贱若有鬼祸。命贵之人，俱学独达，并仕独迁；命富之人，俱求独得，并为独成，贫贱反此，难达，难迁，难成，获过受罪，疾病亡遗，失其富贵，贫贱矣。是故才高行厚，未必保其必富贵；智寡德薄，未可信其必贫贱。或时才高行厚，命恶，废而不进；知寡德薄，命善，兴而超逾。故夫临事知愚，操行清浊，性与才也；仕宦贵贱，治产贫富，命与时也。命则不可勉，时则不可力，知者归之于天，故坦荡恬忽。虽其贫贱，使富贵若凿沟伐薪，加勉力之趋，致强健之势，凿不休则沟深，斧不止则薪多，无命之人，皆得所愿，安得贫贱凶危之患哉？然则或时沟未通而遇湛，薪未多而遇虎。仕宦不贵，治产不富，凿沟遇湛、伐薪逢虎之类也。”《论衡*命义篇》：“人有命，有禄，有遭遇，有幸偶。命者，贫富贵贱也；禄者，盛衰兴废也。以命当富贵，遭当盛之禄，常安不危；以命当贫贱，遇当衰之禄，则祸殃乃至，常苦不乐。”这两段话讲的就是不管你是王公大臣还是平民百姓，只要你是有血有肉的人就有“命”，而且，这个“命”的运行也是有一定规律的。如果你是“好命”，但现在不尽人意，命运也会使富贵让你“俱求独得，并为独成”；反之，“贫贱反此，难达，难迁，难成”。这与推命术在推命时还要考虑大运、流年有的人还要参考小运，并不考虑命主的智与德，这样的一个思路是一致的。 再如《论衡*命义篇》：“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气之时，已得吉凶矣。”《论衡*初禀篇》：“人生性命当富贵者，初禀自然之气，养育长大，富贵之命效矣。……文王在母身之中已受命也。”这两段话讲的都是，人的命好坏，在父母受孕之时就已经定格。父母受孕之时，就是命理学中所说的胎元，在早期的命理著作是这样看待胎元的：《渊海子平》之“胎元，受胎之月也。子平有曰：先推胎息之位，次断变息之理，精命者，不可不用此例也。”《三命通会》之“古以胎生旺库为四贵，死绝病败为四忌，余为四平”、“夫胎者，受形之始，故易乾知太始，以形言也；月者，成气之时，故传曰积日以为月，以气言也。今谈命或不以胎月为重，殊不思胎月是四柱之根苗，日时虽为紧，若不犯破胎月，或乘旺气禄马之处则为福尤多，或日时之吉而为胎月所犯，则吉亦归无用。是胎月最为枢要。”从这两本书的论述中，不难看出胎元在早期论命中的重要性，追根溯源，《论衡》谁能说他不是这一论点的重要根源呢？《论衡》中“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气之时，已得吉凶矣。”认定注定人们一生强弱寿夭的命，早在父母交合得孕之时就已定格下来。这一说法为推算怀孕日期来论命提供原始理论依据，并为后来的李虚中的“四柱者胎月日时”和“子平术”即用年、月、日、时论命起到了一定的启发作用。 洪丕谟在《中国古代算命术》这本书中，对王充的理论思想在命理学上起的作用给予很高评价，认为“王充所论，不但提出了五行论命的依据，并且还进一步触及到了生肖生克和夫妻贼害都是命理学的理论实践，从而成了我国算命发展史中实际上的先驱。”不过笔者认为，王充在《论衡*物势篇》中有关五行的论述，是不认为五行相贼害的：“一人之身，胸怀五藏，自相贼也？一人之操，行义之心自相害也？且五行之气相贼害，含血之虫相胜服，其验何在？”在《论衡*偶会》中也是不认为有夫妻贼害的：“世曰：‘男女早死者，夫贼妻，妻害夫。’非相贼害，命自然也。”即便王充有“五行论命”，也应是在董仲舒“天有十端”的基础上形成的；即便王充有“生肖生克和夫妻贼害”，但该理论实践在命理学也是属于论命体系中的枝节。董仲舒的“天有十端”、“天道之大者在阴阳”及“中和养其身”的论述，才是构成命理学的核心体系，奠定了中国算命发展史最坚实的基石。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早在西汉时期，已经蕴育了命理学的指导理论，东汉时期又得到补充完善。但在如何寻找切入点使之与具体的人的有机结合，从而真正实现董仲舒的“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九，与人而十者，天之数毕也”的“天人合一”的论命体系，在这方面裹足不前，导致“天命难知，人不耐审”。（《论衡*命禄篇》）（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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