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边远确实有边远的好处。魏晋时期，当内陆以二王为代表的典雅清丽书风开始风行的时候，远在东北边陲的高句丽地区，似乎丝毫未受时风影响，横空出世了一件亦篆亦隶、亦楷亦隶的书法作品——《好大王碑》，令后来见到它的文人墨客，激动不已，羡慕不已…… 也许这就是边远的魅力，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不受世风浸淫，以一颗质朴的心直面苍穹，直面大地，感受造物主那恢宏而又神秘的昭示，将生命中最原初、最美好的情感和感受鎔铸在汉字的横竖撇捺中，成为艺术史和书法史上不朽的经典。 也许这就是质朴的魅力。一整块当地的柱形天然角砾凝灰岩石料，石质粗砺，碑面不平，上细下粗，宽幅不等，稍加修琢后，便在四面环刻文字。我曾对着好大王碑的图片细细端详，这样的文字配上这块石料，真是绝了！ 当然，这稚拙古朴的碑刻本不是要成为书法史上的经典的。像所有的树碑立传者一样，它最初的动机是要为统治者歌功颂德，使之流芳百世、永垂千古的。碑文的主人公是高句丽十九代王谈德。他“生而雄伟，有倜傥之志”，十八岁继承王位，三十九岁“宴驾弃国”。谈德在位22年，凭借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东讨西征，占辽东、驱倭寇，侵汉江、降扶余，使高句丽疆域空前扩大，并获得了繁荣和发展。“弃国”两年，他的儿子长寿王将其迁就山陵，谥号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大王。“建陵安固愿山岳，史臣铺叙成文章。纪功刊石字如手，琅玡刻画追秦皇”（王志修：《高句丽永乐太王古碑歌试院示诸生》）。一个民族地方政权的寻常举动，成就了书法史上的一段佳话。 前年秋天，我去东北旅游和访友，到达延吉后，很想到集安去看看这块我暗恋了多年的石碑，因为行程紧，又因为一些节外生枝的事情，所以终未去成，至今引以为憾。 
  
 
 其实我们还是幸运的，因为毕竟曾经走近过她，因为毕竟现代精湛的印刷术可以将清代人裹粮挟纸，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捶拓出来的所有精拓本毕肖地展现出来。所以遗憾之余不免心存感激。这块建于北魏明元帝拓跋神瑞元年(公元414年)的石碑，在高句丽王朝迁都后，便长期湮没在这北国边陲的荒凉山丘之中达千年之久。清光绪六年，这块曾傲然挺立、万人瞻仰的石碑被人发现时，由于风侵雨蚀、日晒雪欺，加上碑石粗劣，碑体严重风化，碑文已剥蚀不清。当研究者拂去岁月的尘埃，在苔藓斑驳的石碑上读到那些古朴端庄又妙趣横生的文字时，都惊讶地发现这白山黑水间，这沉默良久的“蛮荒”之地，竟演绎过如此冠盖如云、钟鸣鼎食的一段繁华岁月，并且多次历史风暴和旋涡也策源于此。
我迷恋好大王碑，不是因为它恢宏的记述。我对一个边远王朝君王的丰功伟绩不感兴趣，我甚至对所有统治者征伐杀戮，扩疆封地的丰功伟绩都兴趣不大。我之所以钟情此碑，缘于我多年对汉隶的临习而不得门径。但当我见到《好大王碑》时，却有一种他乡遇故知般的欣喜。那质朴的线条、憨憨的神态、拙拙的结体，曾令我留恋往返。她的字里行间有浑茫、有旷达、有简洁、有单纯、有天趣，就是没有花哨、没有做作，没有媚态、没有俗姿。她的质朴和厚重成就了她的庄严气象，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稀缺的。 其实，我们稀缺的何止是庄严。伟大的艺术，从来不是仅仅因为笔墨精良、技法精堪。而别开生面，意境独到、气韵生动，风格独具，情绪、精神或思想卓越却是所有伟大艺术的共同品格。懒汉主义书法沉湎于对传统经典书法和当代流行书法物质文本的抄袭描摹，并纠缠在传统和创新的话语陷阱里不能自拨，而一直对书法艺术的非物质属性视而不见。书法传统长河的流淌路径，从来都是，用书法独特的美学元素，最富有表现力地抒发个人的生命情怀，表达书法特有的意境和格调。 面对越来越花样百出的当代书法创作，《好大王碑》以它的质朴昭示了一切艺术的至高准则：大道至简，大巧若拙。 寓绚烂于平淡，寓丰富于简约。好大王碑的临习常常使我忘却眼前的荣辱得失，而思接大荒，情系浩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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