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有位记者盆友突然来询问香港作家董启章的《天工开物·栩栩如真》，这本书早在2010年出版，按说已过“黄金宣传期”。小编忍不住好奇追问，才得知原来董启章先生获得今年香港书展的年度作家。
匆忙找出一本早被翻得旧兮兮的《天工开物·栩栩如真》读一读。本书是 “自然史”三部曲的首部。可仅凭藉这第一部曲，董启章便与贾平凹这样的文坛老将一同站在了目前奖金最高（港币三十万）的华语文学奖——“红楼梦奖”的领奖台上。梁文道曾将这本书作为代表香港文学最高水平之作，毫无保留地向读者推荐。他说：“很多人觉得董启章作品的‘知识分子味道很浓’，那是因为他把小说当成一种探索和开发知识的工具，在理论话语之外别求虚构叙述语言的潜能，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如何将‘人物’辨析为一种‘物’的特殊状态，将书写的过程理解作配置文字的工艺程序。”
《天工开物·栩栩如真》采用二声部的写法，一写“我”受挫于苦恋如真的失败，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藉着一封封书信创造出少女“栩栩”，期望“栩栩=如真”；一以发报机、收音机等过去年代的寻常物事为线索，写香港平凡人家的三代生活，是糅合了个人成长史、家族变迁史和香港百年发展史的一部大书。
一起来阅读一段书摘。
栩栩：
我说到录音带，或者叫做卡式带，我想谈的正是它。直截了当地说，录音带的时代已经过去。不但唱片发行一律以CD的形式，在随身器材方面，现在也已经不再流行那种叫做Walkman的卡式带耳机了，大家只会听Discman或者MD或者MP3。现在成长的孩子大概不会知道，从前如果不是家境富有或者对音响发烧沉迷，一般人听歌不会买黑胶唱片。要不就是买卡式带，或者干脆听收音机。那时候一般唱片店还有一种录歌服务，顾客如果买不起唱片，或者每张唱片只想听一两首主打歌，店员可以代客人翻录歌曲，三元一首。当然空白录音带自付。
另一个常用的办法，就是从收音机节目里翻录，好处是完全免费，坏处当然是音质差劣，歌曲前后不全，和当中夹杂了DJ的废话，而且经常要坐在收音机前老半天才等到自己想录的歌曲。虽说那时的版权观念薄弱，但与后来成行成市的盗版CD或者任意下载复制的MP3相比，三元录歌的侵权程度可谓无伤大雅。我们家就是这样子，录了我们的第一盒流行曲录音带。那是我小三的时候，家里刚刚买了一部手提卡式录放音机，但却一盒可以试播的音带也没有。于是爸爸就买了两盒TDK D60空带，一盒拿去唱片店录歌，一盒给我们玩录音。我们拟了一份歌曲清单，里面主要是郑少秋和罗文主唱的电视剧主题曲，和温拿乐队的名曲。我记得我们买的第一盒正式原装录音带是郑少秋的《楚留香》。我们因为太醉心于欣赏这难得的真品，经过几天不停的播放之后，带子很快就卡坏了，从录音机拆出来的时候，长长牵扯的磁带就像节日抛射的绉纸条。
不过更神奇的体验是自己做的录音。那时候年纪尚小的我根本不明白录音带的原理，第一次从录音带上回放自己的声音，感觉实在不可思议。那是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奇妙声音。和看自己的照片不同，声音比影像更有质感，令人更震撼，更尴尬，更不自然，因为它更赤裸，更直接地暴露了自己平时没法察觉的东西。那是你必须先去除掉视觉的保护或蔽障，才能纯粹地提取和细细体味的东西。但这东西总教你难以下咽。你仿佛不愿意承认，录音机里播出的那个或者吞吐，或者急躁，或者沉闷平板，或者高亢失态的，就是你自己。它就像另一个人在说话，一个无面目的，隐藏的，内在的自己，在无光的暗房中进行的喃喃独语。用卡式机来录下那不自然的，说不到两句就无以为继的人语，结果注定是失败的。我的心思立即转向更宏伟的念头。与其花费金钱和精神去翻录歌曲，为甚么不制作自己的音乐？我的鸿图大计得到弟弟的附和，我们开始着手张罗需要的用具，例如充当鼓的胶桶，充当铜锣的金属锅盖，充当铃铛的水杯，还有可以发出各种怪音的梳子、豆袋、汽水管、锁匙串等等杂物。那时候我刚巧正在学弹钢琴，有一次练琴的时候偷偷把卡式机带去琴行，录下了一首用乱弹法创作的乐曲。再加上在学校里音乐课老师给我们翻录的《胡桃夹子》之类的古典音乐，一切材料也就齐备了。我和弟弟作了详细的编曲，安排了不同曲目的次序和各种乐器的配合，因为人手不够，于是连在我家寄宿的垃圾女孩阿洁也被分派诸如打锣敲鼓之类的简单伴奏工作。我们编的是一首名为《妖怪嘉年华》的组曲，当中包括五个部分，有起有伏，可谓抑扬跌宕，动静皆宜。我们的卡式机只有一个卡带匣，不能进行带过带的转录，所以我们结果没法制成一条完整的声带，而是把段落分别录载在不同的录音带上，按次序轮流插播。《妖怪嘉年华》可以算是一个音乐剧，在播放音乐的同时我们也要作化妆演出，道具包括毛巾被和手电筒之类。我扮演的是骷髅魔，弟弟扮演的是吸血殭尸，而阿洁扮演的是垃圾虫，至于年纪尚小的妹妹，好像也担当了一个小鬼的角色。由于要同时兼顾音乐播放和形体动作，演出常常中断，不太畅顺，可是也算是极尽视听之娱了。
录音机带给我们一阵子的兴奋，但热情并不长久。随着阿洁的离去，和我的钢琴学习的终止，我们渐渐失去了录制乐曲的兴趣。《妖怪嘉年华》成为绝响，那些带子后来就用来录别的东西，旧的声音被新的声音覆盖。当新奇变成习惯，录音机就失去了它的神奇力量。它只是日常的，平庸的工具。直至后来出现了那叫做Walkman或者随身听的东西。
也许有人会认为，Walkman是自我封闭的机器，象征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或者可以说，Walkman就是那堵隐形的墙的具体状态。音乐不再是与众共享，而是一个人独乐的游戏。批评者也会说，当人不再向外界张开自己的耳朵，聆听他人的话语，就会变得自私和内向，对身边的人事漠不关心。换句话说，我们把现代社会的人际问题，归咎于科技和工具所营造的新环境和条件。这是老掉了牙的论调。当然，也有人会举出另外的例子，比如说通讯技术的跃进，来说明相反的情况：人与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了。这同样是老掉了牙的论调。关于这些课题，我们无论怎样说也可以是对的，或者是错的。我只是想说，我庆幸人类发明了耳机这种东西。在扭曲人龙金玉的时代，耳机是矿石收音机放大功率不足的妥协性配件，在今天耳机却是对抗冷漠，维护自我完整的必要工具。我这样说，就是确认了隐形的墙的正面意义。至少，对我而言是这样的。所以，栩栩，到了这时候，你应该明白，我一直在说的，是对象的私人用法，或者，是对象的个人意义。我无须假装自己说的是放诸四海皆准的真理。事实上，它可能只不过适用于我自己。在我以外，形同废话。要明白这一点，我才可以继续说明，耳机对我的重要性。
Walkman对于我的男性青春期成长的影响，可能比任何别的东西巨大。这是连我自己也曾经低估了的事情。 关于作者 香港的卡尔维诺：董启章 1967年生于香港。1989年于香港大学英文及比较文学系毕业，1994年获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哲学硕士，同年凭《安卓珍妮——一个不存在的物种进化史》获得台湾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正式步入文坛。十余年来，已出版包括小说、游记、评论集等作品20余部。代表作包括：《安卓珍尼——一个不存在的物种的进化史》、《地图集——一个想象的城市的考古学》、《双身》、《衣鱼简史》、《体育时期》、《天工开物·栩栩如真》、《时间繁史·哑瓷之光》、《同代人》等。
董启章的创作勤奋而自持，很多作品都呈现出都市童话的纯净感与轻逸的特质，因而被评论家与读者称为“香港的卡尔维诺”。先后获得“台湾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香港艺术发展局文学奖新秀奖”、“《联合报》文学奖长篇小说特别奖”、“《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中国时报》开卷好书奖”以及“红楼梦长篇小说奖”第一届与第二届的决审团奖等奖项肯定，可谓将海外华语文坛各大奖项尽收囊中，声名赫赫。
但也因为其在很多作品中以大量的粤语来塑造本土特色、探索方言在表达生活中的可能性与冲击力，而让内陆出版机构犯难，使得内陆读者鲜有机会读到其作品。
2010年，《天工开物·栩栩如真》在内陆上市。有意思的是，同期出版的《体育时期》（作家出版社），其创作灵感竟来源于日本摇滚歌手椎名林檎的音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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