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帝国统治西域：设立安西和北庭两大都护府

    自秦朝以来，历代王朝最大的威胁是北方民族的骚扰。北方民族的经济形态、社会结构与中原地区完全不同。中原地区是以农耕为主的封建社会。这个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农民依附在土地上，离开了土地，农民就不能生活，整个封建国家也难以存在。而北方民族，大都生活在辽阔干旱的草原上，他们以单纯的畜牧业为生，他们不是人与土地的结合，恰恰相反，他们是脱离了土，逐水草迁移的游牧社会，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他们的经济是单一的，牲畜既是他们的生活资料，又是生产资料。他们的社会经济又是十分脆弱的。一次常发的暴风雪就可导致大范围内牲畜的死亡，从而使社会经济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当他们单靠畜牧业生存不下去的时期，就开始骑上马进行军事征服和掠夺。中原的农业地区，便成为他们掠夺的对象，农业经济虽然较之畜牧经济有许多优越性，但在军事力量上往往难以抗拒机动性很大的北方民族的骑兵。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与掠夺几乎是历代王朝最感头痛的事。春秋战国，正当中原兼并统一的历史时期，北方游牧区，也兴起了东胡与匈奴两个游牧政权，并且成为中原农业区的威胁。边胡各国纷纷修长城以拒胡。秦始皇修万里长城，在当时就是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掠夺和袭扰。这个浩大的军事防御工程，恰好就是沿着北方游牧区与中原农业区的分界而建立起来的。长城也许可以作为防止北方游牧民族南下掠夺的军事屏障，却始终没有也不可能隔断北方游牧区与中原农耕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农耕经济与畜牧经济是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的。民族关系是各民族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首先是经济领域多方面活动的表现。物质生产关系决定着民族关系的结构及进程。而军事活动从根本上仍受到经济力量的制约。匈奴的游牧经济离不开中原的农业经济。中原王朝与匈奴的和亲通使，开市输绢，是这种经济联系的反映，匈奴南下抄掠也是这种经济联系的表现。经济联系的不可分割，既使政治来往与文化交流长存不衰，也使军事冲突连绵不断。

    匈奴的强大的军事优势，始终是汉王朝的心头之患。抵御匈奴成为巩固汉王朝的当务之急。在与匈奴的斗争中，汉王朝发现了西域。西域是中西交通的要道。这里的地理环境、自然景观与干旱的北方草原迥然不同。天山以北是水草丰茂的牧场，宜于畜牧；在天山以南茫茫的戈壁上，分布着大大小小肥沃的绿洲，适于农耕。天山以北的畜牧经济与天山以南的农业经济相互区别又相互渗透，形成互为补充的统一经济区域。匈奴人发现这一地区既可供给他们良马和肉食，又可以得到奴隶与粮米。他们赶走了统治这儿的大月氏，掌握了对西域的统治权，在西域设置了“僮仆都尉”，经常领着数千骑兵，往来焉耆、危须、尉犁等地，向当地居民征收重税。为了抗击匈奴，汉王朝采纳了“断匈奴右臂”的战略，大力经营西域，至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60年）汉王朝设立西域都护，“僮仆都尉由此罢，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当汉王朝控制西域以后，匈奴政权迅速走上衰落崩溃的道路，最后归附了汉王朝，北方游牧区与中原农耕区成为统一的经济体系，在这个体系之中，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疆域统一了，长城依然屹立大地，但已不是军事防御的屏障，而是民族联合，国家统一的象征。

    西汉末年。忙于统治集团内部变乱的汉王朝已无力西顾。王莽政权的倒行逆施，使得西域怨绝，匈奴复卷土重来。东汉初年，匈奴完全控制了西域，并以此作为南侵东汉的基地。明帝时，据有西域的北匈奴，屡寇边境，攻掠河西，河西诸郡城门为之昼闭。于是东汉政府又采取西汉时对付匈奴的战略，打通西域，切断匈奴右臂。

    安帝永初元年（107）东汉放弃西域后，匈奴再次占领伊吾，控制天山以南地区，连兵入寇河西。延光三年敦煌太守张 上书说：“臣在京师时，亦以为西域可放弃，及亲临此地，始知失西域，则河西不能自治”。他指出西域在统一的封建帝国中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于是东汉再次打通西域，巩固了河西。

    唐代经营西部边疆几乎是走着与汉代相同的路子，先是为断突厥右臂，其后则是断吐蕃右臂。只有在西域建立巩固的政权，才能有效地对付突厥与吐蕃，确保河西的安全，从而维护唐帝国的稳定与统一。唐朝在西部边疆设置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设立“安西四镇”，都是为了这一目的。为此，唐王朝不得不动员全国人力物力财力，以开拓并巩固西部边疆，尽管当时已有人不断批评唐王朝的开边政策。这并非唐朝帝王的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也不单纯是为了夺人占地，更不是为取得好马珍宝。至于史籍上曾提到的征收税赋，亦颇可怀疑，为征收微薄的赋税而出师远征，实在是得不偿失。唐人崔融在《拔四镇议》中说：“四镇无守，则狂胡益赡，必加兵西域。诸蕃气赢，恐不能当长蛇之口。西域既动，自然威临南羌，南羌乐祸，必以封 交连则河西危，河西危则不得救”。曾为西州刺史的元载亦指出，控制了安西，便“断西戎之胫，朝廷可高枕矣”。可见，西部边疆对于唐王朝实在是性命攸关的重要地区。西部边疆的开拓，使唐朝不仅有捍卫关中、陇右的屏障，亦有对付吐蕃、大食、东突厥、回纥的前沿阵地。我们不必去为唐代帝王们的贪欲与野心辩护，但唐代西域边疆的开拓与经营并非帝王们喜好边功的结果。事实上，李唐政权最为迫切的任务是维护关中、陇右安全，加强对内附少数民族的统治，只有处理好民族关系，才能使边疆的社会秩序得以安定，才能有巩固的边疆。唐王朝开拓西部边疆的根本原因是发展和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保卫唐王朝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即封建的农业经济，使之不受外来的侵扰掠夺而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