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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水墨写生探索的南北对话

 一个没用的老人 2014-06-17

  自从“笔墨当随时代”这句话被石涛旗帜鲜明地提出以来,在艺术界讨论了不下两百年。也许石涛本人也不曾想到,在二十世纪的历史语境中,“笔墨当随时代”竟然会成为世人皆知的一个宣扬艺术创新的口号,并且历久弥新。它已经打破了地域的界限——无论南北方——成为每个身处“当代”的画家都无法回避的话题。

  时至今日,官方体系与民间团体纷纷组织了一系列对话活动,并形成了一波书画圈跨地域的比对局面, “吾侪所学关天命”的抱负更是每个画人或隐或显的职责。由此,便有了当下南北方针对“当代水墨探索”的对话与交流,而探索过程中很重要的手段便是师法自然——写生。

  “‘易象’——南北写生对话纪实”无疑是众多学术活动中值得剖析的一个范例,具有诸多典型的特色。“易象”活动从南北方众多画家中选择了两位身兼画家、教育家、画院领导于一身、致力于探索当代水墨发展并不断进行艺术题材创新尝试的艺术家——北京的刘进安与南京的周京新。

  南北方画家创新的共性与差异性:

  就展览的初衷与南北方画家共性与差异性问题,本刊记者采访了本次活动的策展人之一刘梓封,他坦率地谈了自己的见解:“很多人都在搞这种展览,而功利性的偏多。我们一开始就确定了自己的学术定位,希望可以提升诸如对写生的认识、水墨的认识、新的笔法与传统笔法的结合、新的画面与传统的思路的对比等方面的认识。共性方面主要是两个人都在水墨领域进行着非常有意义的探索,包括写生方面,都在探索新的形式,既有回归的东西,又有创新的东西,传统不能丢,新东西又要出来。就师承方面,南北方基本都是对各自的阵营和研究方向比较认同。谈到区别,最直观的区别是刘进安老师往抽象里走,周京新老师往具象里走,这是具象与抽象的差别。就观念追求而言,南方更强调学养,讲究传统笔墨的延续性以及文人性的概念;而北方则不排斥东西方融合,在继承传统笔墨的基础上,在笔墨上有新的创新或突破,这点上还是有明显差异的,从图式到面貌完全能够拉开距离。”

  万变不离其宗——坚守传统的阵地

  当笔者提及如何坚守传统精华时,刘进安指出:“就材料而言,宣纸是中国传统的、非常成熟的一个载体,而且这种载体在绘画领域最能代表中国人表达观念的需求,它有自身表达所需要的准确性、合理性,更具有完善性。我们怎么走,能走多远,必须和中国传统一脉相传。但一脉相传并不是回到传统里面去,从正面来讲,我们是要发展中国的文化,用我们的方式,扩大艺术的创作力,使中华传统文化到我们这个世纪,它的空间更大,更能体现中国的精神。”

  周京新从另一个角度谈了他对传统的重视:“我是个‘笔墨派’,一直在努力的,就是借助传统笔墨经典的光芒,探索自己的路,找自己的感觉。如果作为传统中国画经典的笔墨,将来只剩下笔、墨、水、纸这些材料属性,那真是我们这些画中国画的人的悲哀。现在的中国画什么都不缺,就缺对传统经典的准确认识。多元化是好的,但是多元化不等于没有优劣标准。我始终认为在传统经典面前,宁要自惭形秽,也不要无知无畏。”

  和而不同——求新之路

  在本刊记者就“如何面对自然进行创作”这一问题采访刘进安时,画家旗帜鲜明地树立了个人绘画理念,这也是他始终为之不懈努力的创新之路:“作为画家,在‘师法自然’中如果搜索不到更合适于自己的物象以印证画家自己的风格类型,那么就从传统绘画样式中提取局部元素或对某种符号进行强化、罗列表达。从中国绘画健康形态的角度看,这种从传统中提取元素进行改造、强化和罗列是没有任何取向价值的,它只能压缩或限制中国绘画的发展,也可以说曲解了中国绘画那种博大精深的内涵和精神倾向,被认为中国画是一种低能的或效仿的。

  中国传统绘画是一个成熟的体系。我们走到21世纪,走到今天,面对材质不变的情况下,如何体现我们当代人对当代生活的一种关注,能够在形式或者内容上体现我们当代人对艺术的理解方式,这一点还是有区别的。现代水墨的概念不是形式的概念,不是我搞一个现代形式就是现代水墨,必须从更大的范围内,就是从表现领域,强调表现?对现代水墨的理解方式,对生活、对个性、对你自己感触的东西能不能表现出来。”

  刘进安的学生、首都师范大学教师屠鸿辉谈到:“当我们面对自然时,如何去表达我们的‘当代性’呢?我想不论当代还是经典,艺术的好坏高低,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作者感受的深刻程度、表现手段及境界的高低。这就是艺术的魅力所在。”

  相对而言,作为南方画家代表的周京新回答得相对含蓄些。他更强调内心与自然的相望相生:“写生是面对实景的创作。这时候必须体现面对实景的一个重要价值:那就是借助实景修正、清洗、充实、滋养自己平时的习惯。与此同时,怎样利用平时的习惯也是一个大问题。用多了,实景写生没有意义,往往陷于概念;用少了,手头缺少具体办法,往往陷于被动。对实景要有取舍,对自己也要有取舍。创作中养成的笔墨习惯,在写生时往往要主动打一些‘折扣’,要在形式感上收敛一些,为实景入画让出一些空间,否则这方面无法融通。

  当我面对自然实景时,会有意在过去的某些习惯上‘作减法’,舍掉一些形式,让出一些位置,取实景的某些有利因素加进来,使语言呈现具有写生性的特殊创作格局。

  写生就是创作。写生是我的绘画世界生命链接自然世界的一条绿色通道。对我来说,写生是一项有氧运动,自然造化滋养之下,心力精净。”

  显然,两人的观点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就创新而言,南北方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同时更兼具着合理性。社会步入多元化,艺术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部分不可避免地反映了这两条并行不悖的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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