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事宜是中央和中央纪委三令五申严厉禁止的，也是当前大力查处和曝光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之一。那么，怎样算是“大操大办”？哪些人不准“大操大办”？昨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刊发的相关文章中，专家就此给出了基本的判定标准。
“红白事”“大操大办”禁令有出处?廉政准则中对此已有明确规定和解释
一位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专家告诉记者，“严禁大操大办”的法理依据出自《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其第八条第三款明确规定，不准有“大办婚丧喜庆事宜，造成不良影响，或者借机敛财”等行为。
中央纪委法规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释义》提出，这里所称的“婚丧喜庆事宜”，除了包括结婚丧礼外，还包括父母、配偶、子女过生日，子女上大学，乔迁新居等各种与亲朋好友共同庆祝的事宜。所称的“大办”，是指大大超过了当地一般群众举办类似事宜的规模或消费标准。所称的“造成不良影响”，是指在群众中或社会上造成负面影响，损害党员领导干部的形象。所称的“借机敛财”，是指借办理婚丧喜庆事宜，收受各种名义的礼金、红包、贵重礼品等物质性利益。
廉政准则的适用对象
《廉政准则》适用对象为县（处）级以上以及人民团体、事业单位中相当于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而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及其分支机构领导人员中的党员，县（市、区、旗）直属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科级党员负责人，乡镇（街道）党员负责人，基层站所的党员负责人则参照执行。这也可以视作中央法规层面“严禁大操大办”的对象范围。
“大操大办”禁令在地方上有落地？不少地方结合实际，出台了具体的“操作办法”
无论是《廉政准则》，还是后续出台的《坚决制止领导干部借婚丧喜庆事宜大操大办收钱敛财》等规范性文件，均态度坚决、要求明确，但考虑到各地风俗习惯差异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故而都未对“违规行为”列出具体界定标准。这也给地方层面“定标准”留出了空间。
目前，不少地方都结合实际出台了具体的“操作办法”，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限定人数桌数；二是限定礼金金额；三是限定宾客身份。
除要求向纪委报告、限定人数桌数等较为常见的规定外，一些地方还对宴席的档次、标准作了规定。而在适用对象方面，不少地方将范围划定为“党和国家工作人员”，一些地方更是明确将离退休人员、农村“两委”班子成员、社区居委会专职人员等纳入监督范围。
“红白事”怎样办算“大操大办”？结合反腐规定，专家给出六个判定标准
结合反腐相关规定，对于“红白事”怎样办算“大操大办”，有关专家给出了基本判定标准：
一看操办“红白事”是否使用公款；二看是否使用公物，如公车等；三看是否使用公产，如免费使用礼堂等；四看来宾中有无管理和服务对象，是否收其礼金礼品，特别是有无借机敛财；五看来宾中有无使用公物；六看是否影响他人休息、破坏环境等。
“大操大办”禁令该不该管村居干部？专家认为，对其“严格要求”也是应该的
有观点认为，村居干部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有的甚至不是党员，不应对其“严格要求”。对此，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社会发展室主任李炜表示，一方面，对村居干部中的党员，可以用党纪来约束；另一方面，虽然村居干部在法理上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而是受村委会组织法、乡规民约等约束，但实际上一些村居干部也在行使公权力、带有公职人员色彩，有的村委会负责人还是乡镇干部担任，对其“严格要求”也是应该的。
李炜认为，对村居干部操办“红白事”，一是绝不允许借机敛财；二是必须提前申报、过程透明，让群众监督评价；三是提倡新的操办方式，如请客不收礼等；四是可以让社会组织介入，发挥其支撑公共事务、协调群体利益、促进移风易俗的作用。
释疑
该讲原则还是讲人情？
“红白事”相关禁令执行过程中，难免会遇到法治社会与人情社会的矛盾、“法”与“情”的冲突，一些地方在实际操作中也面临问题。
问题1：多出几桌行不行？
有人提出，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情况不一样，习俗不一样，“红白事”操办者家庭情况、经济背景也有区别，有的亲戚朋友确实多，实际桌数比规定标准多出几桌行不行？
中国社科院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认为，在遵守刚性的程序性规定前提下，可以在执行时有一些合理的“救济措施”。如因特殊情况确需增加两三桌的，在向组织如实报告、提出合理申请的基础上，可以视作合规，防止走极端。
问题2：多重身份如何界定？
有人提出，管理服务对象可能是朋友、同学甚至同村的亲戚、族人，如何界定身份，能否宴请、收礼？李炜认为，关键是看其中是否存在利益输送，是否会影响公权力行使。如果影响公权力行使，即使亲戚也不行。
高波建议，可参考香港公职人员《接受利益公告》。《公告》严格限定收礼范围，细致到政府雇员可接受父母、儿女和叔父母、舅父母、表兄妹、堂兄妹等亲属赠礼，但表嫂、表妹夫、堂嫂、堂妹夫、舅母的兄弟等除外；可接受私交友好之礼，但相互之间须无公事来往。
问题3：“份子钱”能否回收？
有人提出，在相关禁令出台前，自己送出去不少“份子钱”，现在自己家有了“红白事”，能否回收允许范围之外的“份子钱”？
在高波看来，如果此前确实送出去不少“份子钱”，可列出“清单”向组织报告，如获准也可视作一种“救济措施”。不过，显然“不太具有操作性”。
李炜表示，既然有禁令，就不应该回收。对干部而言，既然选择了公职，就一定要在利益上作“切割”，放弃一些东西。
问题4：是否小题大做、不近人情?
有人反映，受传统文化和习俗影响，难免有少数干部特别是其家属想不通、不配合，认为禁令小题大做、不近人情。
对此，媒体评论员张枫逸指出，禁令看似无情却有情，既有利于预防腐败、保护干部，也为干部减轻负担，推动社会移风易俗。
“这是国家治理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实践载体，小题必须大做。”高波说。
据中纪委网站、中国纪检监察报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