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投资中政治风险的防范和应对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企业积极走出国门，以多样化的方式参与国际竞争，国际投资迅速增长，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对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资源优化配置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1096亿美元，同比增长24%，跃居全球第三位，发展势头良好。不过应该注意到，我国的国际投资主要分布在亚非拉地区，这些地区经济发展迅速，但也是政治动荡、暴力冲突、民族矛盾和国际争端频发的地区，国际投资极易因突发的政治风险而遭受巨大的损失，利比亚战争以及近期越南发生的针对中国企业的打砸抢烧事件，频频为我们敲响警钟。如何有效防范和应对国际投资中的政治风险，保护自身的海外利益，成为新形势下我国企业和政府亟待解决的难题。

政治风险，因其内在的政治性和外在的风险性，将作为政治参与主体的政府和风险承受主体的企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应对政治风险，不能单纯地依靠企业或者政府，而是应该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控制作用，大力加强政府的制度支持，形成合力，才能予以有效应对。

国际投资，按照发生时点可以分为投资发生前，投资存续中，投资结束后三个阶段，政治风险，可以类似的划分为风险发生前，风险持续中，风险发生后三个阶段。观察国际投资中的政治风险，需要结合上述两个维度，从投资风险发生前、投资风险持续中、投资风险发生后这种复合维度来综合考虑，并结合其阶段性特点，采取针对性的措施。

首先，投资风险发生前，侧重预防。预防主要包括规避和转移两层要义，规避是对风险的远离，而转移则是增强风险承受能力的重要手段。

企业应充分发挥风险主体作用，通过投资前的实地调研、专家咨询等方法对东道国的政治风险进行评估，并结合企业根据自身情况设定的风险阀值来决定是否投资。如评估结果表明东道国政治风险超出风险阀值，则应选择规避在东道国投资，以免遭受难以承受的损失；如评估结果表明东道国政治风险未超出风险阀值，则应在投资的同时采取有效措施将风险转移，可以通过购买海外投资保险、与东道国本地资本合资经营、在东道国融资等多种方式，将政治风险部分转移给保险人或者当地合资人，从而减少自身承担的风险。

政府应着力提供多样化的风险规避和转移手段。如签订双边和多边的投资保护协定，扩大国际投资的保护范围；完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减少投资者的损失。近年来，我国初步建立了以政策性保险机构为主体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提供包括汇兑限制、征收、战争及政治暴乱、政府违约风险在内的海外投资保险，对我国国际投资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随着我国国际投资的快速增长，其可保范围有限、保险品种单一、覆盖范围偏低、保险费率偏高的局限日益突出，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服务功能的发挥。我国应在单边和双边保险模式相结合的基础上，推动海外投资保险业务的制度化、专业化、规范化、全面化发展，结合国际投资面临的风险情况，不断调整投资保险可保范围，丰富投资保险可选品种，扩大投资保险覆盖范围，降低投资保险适用费率，从而更好地发挥其对国际投资的促进作用。

其次，投资风险持续中，灵活调整。投资存续过程中，实时关注政治风险的变动，并据此调整应对策略。

政府应建立风险预警和紧急撤离制度。政治风险成因复杂，趋势不明，仅凭企业的力量难以有效预测和防范。政府应充分利用其信息优势，对东道国的政治风险予以及时披露和预警，为企业的投资决策提供信息支持；同时，政府应制定紧急撤离的预案，一旦政治风险突发或失控，可以协助企业快速撤离，从而有效地避免混乱和延误。

企业经营过程中，应结合政府披露的东道国政治风险程度，灵活调整经营策略。如果政治风险较低且处于可控范围，企业可以通过缩减投资、减少生产、限制技术转让、加强管理等方式予以积极应对；如果政治风险较高且有失控倾向，企业应通过中止继续投资、提前有序撤资、雇佣当地员工替代外派员工、资产抵押举债、回收货款、清理库存等方式将资本和人员从东道国有序撤离，从而避免重大损失。

再次，投资风险发生后，追索求偿。政治风险失控后，对投资项目的生产经营造成冲击，人员财产造成损害，采取事后追索方式以弥补损失。

企业应在风险发生后，迅速认定人员和财产损失，保全相关的证据，并根据东道国和母国法律的公正程度和保护范围，选择有利于自身的诉讼方式，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政府应建立国际投资外交援助制度，由于国际投资位于东道国内，远离母国，因政治风险引起的诉讼和纠纷中，企业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维权难度较大。这就需要母国政府提供相应的外交援助，以便企业能够进行有力的交涉，从而有效的挽回损失。

国际投资中面临的政治风险及造成的财产损失是在国际投资的实践中产生的，也必须在更深入的国际投资实践中得到解决。只有不断总结国际投资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并据此建立企业的风险防控体系，完善政府的体制机制设计，才能不断提高国际投资的质量，促进我国国际投资更好的走向世界。

（作者单位：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