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云南大理，一直在建设的双廊古镇，建设给洱海海湾也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污染。 文|慈亚圣 双廊，一个让无数人充满幻想的名词，一个3年前北上广的金领们选择避世的渔村，一个被许多人称为桃花源的地方。 在这个被称为“苍海风光第一镇”的身上，可以看到旅游小镇中国式发展的一些规律。度假胜地概念的热炒、客栈爆发式发展、村里环境的商业化、原生态生活的逐渐缺失…… 这里既简单又复杂，既风雅又世俗，既安静又躁动。这里就像一个欲望场，每个人都很得意，每个人又很失意。
从海里走到岸上的原住民 6月16日早上6点半，黄晓丽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她尽力摇醒了同是起床困难户的同伴，“喂，快起床，我们出去兜兜吧，看看双廊的清晨。” 前一天，她们两人拎着行李箱逃离上海，辗转来到双廊，过几天清静舒心的日子，用她们的话说，“上海的空气压的让人喘不过气来。” 从客栈出来，她们走过双廊镇的主干道，向洱海边走去。 镇上，身着白族服装的村民已经开始为一天的生计而忙碌着。有的支起了早餐摊，有的开着电三轮在街边贩卖自家种的新鲜蔬菜。 在海街，细微的鸟鸣声包裹着她们。眼前的白云、蓝天、苍山、洱海是如此的静谧。 一个村民正蹲在洱海边用湖水洗漱。如今，像他这样保持着这种传统生活习惯的人已经凤毛麟角了。 他背后的绝大部分房子都是客栈。这些集中在双廊村和大建旁村沿海一线的客栈看上去像是三层别墅、洋房。从海边向内陆走，房子变得越来越陈旧、简单。当地人笑称“从海上看双廊像欧洲，里面看像非洲”。 村民说，以前沿海一线都是滩涂，后来围海造田才逐渐有了人过去居住。但家境不错的都不会住在海边，因为那里交通不便，盖不了高层房子。客栈刚刚兴起时，那里全是村民自己的二层居所，有的家景不好的，只有个一层小房。 在海边，停靠着不下20艘粉刷过的小船。每个船舱里都放着10几个小板凳。一个站在船上的中年男子向她们喊：“坐不坐小船？”黄晓丽低头看了一下岸边的一块小黑板，“坐小船环洱海游岛一圈，观杨丽萍的太阳宫，月亮宫。看日出，观日落。” 就在小黑板不远的地方竖着一块双廊镇政府插的牌子，“严禁手划船非法载客及皮划艇入湖”。 讨价还价之后，黄晓丽以每人50块的价格上了船。划船的人叫金鹏，今年46岁，以前是岛依旁村的渔民。 从小就在船上生活的金鹏熟练地划着两支船桨，他说，双廊以前就是个偏僻的渔村，村里人生活很封闭、祥和、平静。 在他10来岁时，村里围海造田，政府在海滩批了块宅基地给他们家。但全家人生活都在渔船上，跟陆地几乎没关系。在一条长20米，宽4、5米的船上，全家人生火、做饭、打渔、睡觉。 从15岁起，金鹏开始打渔了。每天吃完晚饭，他把渔船开到湖上，撒网，等到凌晨3、4点，再收网，然后赶到市场去卖鱼。卖完鱼回到船上，金鹏开始睡觉。饿了，他就蒸条鱼吃，如果有客人来，还会一起吹吹牛，喝二两酒，“一顿饭可以吃2、3个小时”。 那时候，每家人都是各打各的渔，能打多少完全靠经验和技术。 这种无忧无虑、与世无争的生活一直持续到1996年，在那之前的几年，金鹏每年能有17万元的收入。1996年，洱海爆发蓝藻，大理州政府展开了“双取消”工作，禁止下海打渔。之后，洱海每年从3月至9月有长达半年的禁捕期。 多年海上的漂泊让金鹏渐渐患上了胃病。从2003年起，他与家人从船上走到了岸上，从此不再下海打渔。而上岸前，他们已在海滩的宅基地上盖起了自己的房子。
钱越来越多，幸福感却降低了 上岸后，金鹏成为了一名建筑工。他跟着本地的建筑师赵八旬盖房子，近10年间，他参与建设的双廊客栈有十多家。 玉几岛这个昔日的小渔村，如今只有赵福堂一户人家还靠打渔为生了。本地人已被裹挟进躁动的新生活里。他们放下渔网，走下渔船，跑起了营运车，做起了工匠，支起了小摊，开起了客栈、小店、饭馆。 3年前，金鹏也把宅基地的一部分以每年6万多元租金租给外来人开客栈。 2个月前，金鹏发现有村民在洱海划小船拉客，每天有几百块收入，于是他也加入进来。根据《洱海保护管理条例》规定，在禁捕期，渔民是不能下海打渔的。但并没有规定不能驾驶小船在洱海穿行。对此，政府一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大约40分钟后，小船回到了起点。金鹏上岸后，帮着老婆把桌子和伞从家里搬出来，除了划小船，他们还在海街摆摊卖纪念品。 6月初，城管前来下达过禁止摆摊的通知，但没有采取强制措施。过了两天，这些小摊点又陆续出来了。 金鹏说，如果城管强制不让摆摊，他可以执行，但要保证其他人也不再摆摊，如果有人违法规定，政府就应该赔偿他的损失。 每天中午，金鹏两口子吃饭都很紧张，如果生意好，就只好把饭从家里拿到摊位吃。再也不能蒸条鱼、喝二两小酒了。 而每天的生意，不仅要看当天的客流量，还存在与其他村民之间的竞争。虽然，资产越来越多，但金鹏觉得幸福指数反而降低了。
从“小渔村”到“大工地”
吃完早饭，黄晓丽在一家小卖部买了一瓶“城市记忆”酸奶，价格与上海一样都是8元。习惯了钱包里放着几枚硬币的她递给老板3个一块硬币，老板却说，“给我纸币吧，我们不收硬币。”，“为啥？”，“这里没人花硬币”。说着老板从柜子下面拉出一个塑料桶，里面塞满了硬币，“我家里有20多公斤硬币，银行都不给换。” 上午9点，黄晓丽两人回到客栈，这时客人们陆续起床了。有点困意的她们，决定躺下睡一会。但窗外越来越大的拖拉机“突突突”的声音和隔壁工人建房子的声音让人欲睡不能。 其实，这种大兴土木的声音自从2010年开始就没有停止过。随着本地艺术家赵青、舞蹈家杨丽萍的别墅先后在玉几岛上建成后，双廊逐渐走入了大众的视野。 2009年，沧海一粟、水时光、晴天等客栈沿海而起。2010 年起，更多的外地人涌入，租地、建房、开店。双廊火起来了，开始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期，尤其是在高端客栈领域，甚至达到了白热化程度。 慢慢的，前来双廊开客栈的外地人也越来越复杂。最初像丁磊、陈阵那样从“北上广”逃离到双廊的，首先是为慢生活而来，到后来投资客的比重越来越高。 玉几岛上一家临海的客栈，老板称2010年的租金是每年3.5万元，而现在最起码要每年20万元。而在岛依旁村的临海位置，一个2011年筹建的客栈，当时租金大约每年6万多，如今至少要16万。 现在双廊临海的位置已经没有闲置地皮可供出租开客栈。4月份，最后一块300多平米的地也以每年22万元的价格租出去了。熟悉双廊的人说，这里投资回报率还是很高的，比较好赚钱。 许多村民看见外地人开客栈赚钱又觉得轻松，也纷纷效仿，但却门可罗雀。这些客栈在设计、管理、服务、营销上都无法与外地人开的客栈相媲美。 根据镇政府统计的数字，截止到2013年6月，登记在册的客栈餐馆为207家。而据客栈主们估算，目前双廊客栈数量已接近300家。 客栈井喷式发展的同时带来的是房价的节节攀升。但凡临海的客栈基本都要每晚500元以上。有些不靠海、生意不好的客栈已经打起了价格战，最便宜的已经低至每天50元。而像太阳宫这类高端客栈，价格从2800元至4800元不等。 当地人形容双廊是“街道像伊拉克炸过的一样，消费像上海一样，房价像香港一样”。 正是考虑到动辄每晚上千的房价，黄晓丽才没有选择海街一线的海景房。但吵闹的声音让她们决定换到海街去住。 中午，当黄晓丽重新回到海街时，这里已经无比热闹。街道两旁出现了各种小摊，卖纪念品的，卖炸鱼的，卖饮料的……原本只有5米宽的路，经常会因为游人稍微多了几个而变得堵塞。 黄晓丽匆匆从人群中穿过，寻找她们今晚的留宿之地。走进一家高大上的客栈，老板带她们参观了一间780元的客房。黄晓丽发现床沿有一根长头发，这让她有些不悦。 老板唐瑞也颇为无奈，虽然当地服务员的专业性不够高，但还不能对当地的服务员要求太高，2000多元的月工资还是让服务员的流动性很高。 最终，鉴于独特的设计黄晓丽还是决定住在这里。入住前，唐瑞问她们有没有带牙具，“我们这里建议客人自带牙具，店里也不用塑料袋。”环保是较早一批客栈的共性。 放下行李，她与同伴各花了50元买了一张去对岸的南诏风情岛的门票。在这个所谓国家4A级景区的岛上，除了在海边拍了几张照，黄晓丽觉得无事可做，直呼“坑爹”。 坐船回海街的时候，恰好一艘从下关开来的5层大游船经过双廊。一声长笛瞬间划破了双廊安静的空气。船尾甩下阵阵黑烟后，它缓缓驶离了双廊。
宁静夜晚之下的喧嚣
傍晚，双廊下起了小雨，许多小商贩急忙收摊回家。而一些正要出发摆摊卖小吃、烧烤的摊主也只好作罢。突然间，海街变得很安静。 黄晓丽不愿浪费这个美好安静的夜晚。她选择在客栈喝茶、聊天、看书。 晚上8点，滇西的太阳终于落下了山。酒吧内氛围慢慢开始躁动起来，唐朝酒吧的驻唱歌手和伙计们开始忙碌起来。二楼的几盏射灯开始不停地在安静的海面和两侧的房子上扫过。远远望去唐朝酒吧就像不夜城，与双廊安静地氛围格格不入。 黄晓丽记得前一晚经过停车场时，被酒吧的射灯照的完全睁不开眼睛。路过门口时，她看了一眼，牌子上写着“艳遇秘诀把自己灌醉，给别人机会”、“我在双廊等你，不在唐朝，就在来唐朝的路上…” 当地白族村民称，“这种恶俗的用语与白族内敛的民族性格是相冲突的。” 而透过酒吧的门窗传出来的重重的打击乐的声音让人震耳欲聋。多位当地村民于5月31日对酒吧附近的音量做了测试。分贝最高值达到了110，距离唐朝酒吧30米处的平均值也达到了109分贝。 110分贝相当于螺旋桨飞机起飞声音，人长时间处于100 至120分贝的噪声环境下，会难以忍受、影响健康。 根据《噪音污染防治法》的相关规定，乡村居住环境夜间噪声不得超过45分贝。 6月2日，村民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了上述情况。6月6日，大理市环保局回复村民已建议镇政府和村委会约束酒吧使用射灯的亮度和时间。而针对噪音，已由环境监测站专业人员进行检测，并责成环境监察大队进行了处罚。 唐朝酒吧附近的一位客栈老板说，酒吧随后调整了射灯，略微降低了噪声。但没过两天射灯就又开始乱射了。 2012年，该酒吧就曾因为在深夜播放高分贝因为遭到投诉，后被有关部门要求尽快整改。当地居民说，早在2012年唐朝开业之初，它本是静吧，后因经济状况不佳才改为闹吧。 晚上11时许，曲终人散，有的喝嗨了的男男女女们在回客栈的路上还会大吼几句，一吐胸中不快。在回去的路上，他们只能借着客栈们的灯光前行，不熟悉路的甚至还会迷路，因为海街根本就没有路灯，也没有客栈方位的指示牌。
有人逃离，有人坚守 在客栈内，唐瑞与几个朋友正在与黄晓丽她们喝茶。唐瑞说，几年客栈做下来让他产生了逃离双廊的想法。2010年，刚到双廊时，他们那批较早开客栈的外地人到双廊是抱着对自由生活的向往。这批人喜欢双廊，在这里生儿育女，享受这种生活，比较理想化。 唐瑞很怀念以前的生活，那时候客栈老板与老板之间经常围炉夜谈至深夜，有时候还会组织音乐晚会。2012年5月，在杨丽萍、赵八旬等人的组织下，还召开了双廊公益论坛，探讨双廊的发展方向。而现在，这种集体活动基本消失了。 让许多客栈老板忧虑的还有镇政府在客栈办证上设卡。客栈老板小路称，在2013年底政府召集客栈老板开的一次会议上，工作人员说手续基本齐全的有30多家，差2至3个的有60多家，绝大部分都是黑户状态。唐瑞们担心，如果政府强拆将如何是好？而那些办下证来的客栈有时会面临各种各样的罚款。 对一些客栈主来说，这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会因为房东的毁约而加重。虽然合同签得很明白，但现代契约精神尚未完全进入原住民的意识里。有些房东后悔将自己的房子租给外地人后居然会卖那么高的房价，而自己只拿到那么一点租金。他们或者选择毁约或者要求涨租。就算客栈主把与房东对薄公堂，输了官司的房东反而会时常跑到客栈干扰客人。 满街的小摊和晚上并不宁静的氛围让一些客栈主濒临崩溃，一场大雨带来的片刻清静甚至让唐瑞感觉幸福感爆棚。 因此，越来越多的客栈主选择转让或者聘请店长经营，而自己再次逃离到他处。小路不愿选择逃避，“虽然与当初设想的生活产生了距离，但还是割舍不下，有时候只能自己安慰自己。”
迷失的双廊人
媒体人赵一海是土生土长的双廊人。对于双廊的变化与发展他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双廊不是桃花源，它就是一个原住民聚集地。”赵一海说，许多村民拿到一笔租金后不知怎么用，没有方向感。 由于以前精神生活的匮乏，当地有些男人养成了赌博的习惯。据多位双廊本地村民介绍，一个村民把出租土地得来的5年200万元的租金在一年半内就输光了。还有的亲情因商业利益而淡薄，兄弟两人为了分得海边的一块土地而对薄公堂。 一位酒吧老板记得，曾经有一个本地的小伙子在酒吧为了泡妞开了一瓶9800元的红酒。 而村民平时交谈的内容也发生了改变，以前村民们互相问问打了多少鱼，而这几年变成了谁又把地租了，租金多少，或者就是“你那现在还有空房吗？我这有几个客人”。 以前的双廊是个封闭式的渔村，小政府可以保持民间市场的活力，村民们也习惯以自治的方式维系社会的正常运转。但是，随着旅游热潮的到来，自治已经不足以支撑这个洱海边狭小地域的发展。 目前的双廊需要政府的介入，村民和客栈主们说政府采取的是一种近乎无为而治的做法，甚至很多村民和客栈主认为当下是一种近乎“无政府主义”的状态。记者提出就双廊的问题与规划采访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但镇政府拒绝接受采访。 离开双廊前，黄晓丽说，名声在外的双廊其实蛮适合睡睡觉，看看海，听听音乐，看看书，发发呆。在这里是度假，不是旅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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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云南大理双廊镇，随着游客的增多双廊客栈建设随处可见，一名游客从建设的小巷子经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