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太祖十年八月二十八日（1215年9月23日），忽必烈生于漠北草原。忽必烈是成吉思汗之孙，拖雷的第四子，拖雷正妻唆鲁禾帖尼所生的嫡次子（元宪宗蒙哥是嫡长子，旭烈兀是嫡三子，阿里不哥是嫡四子）。忽必烈长大后，“仁明英睿，事太后至孝，尤善抚下。”忽必烈年少有大志，早在1244年，年轻的藩王忽必烈“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
元宪宗元年六月十一日（1251年7月1日），忽必烈长兄蒙哥登基成为大蒙古国皇帝（蒙古帝国大汗），是为元宪宗，因为忽必烈在蒙哥的同母弟中“最长且贤”，蒙哥即位后不久即任命忽必烈负责总领漠南汉地事务。忽必烈在这段时间内任用了大批汉族幕僚和儒士，如刘秉忠、许衡、姚枢、郝经、张文谦、窦默、赵璧等等，并提出了“行汉法”的主张。儒士元好问和张德辉还请求忽必烈接受“儒教大宗师”的称号，忽必烈悦而受之。忽必烈尊崇儒学，“圣度优宏，开白炳烺，好儒术，喜衣冠，崇礼让。”
元宪宗二年（1252年）六月，忽必烈前往草原觐见蒙哥，奉命率军征云南。元宪宗三年（1253年）八月，忽必烈率军从陕西出发，进攻位于今云南等地的大理国，元宪宗三年十二月十二日（1254年1月2日），忽必烈攻克大理城，国王段兴智投降，忽必烈灭大理国。云南地区并入大蒙古国版图。1256年，段兴智前往漠北和林皇宫觐见蒙哥，被蒙哥任命为大理总管，子孙世袭。
从1254年元宪宗的皇弟忽必烈灭大理国，到1382年驻守云南的元朝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兵败自杀，元朝大理总管段世战败归降明军，元朝统治云南地区长达128年。
1256年夏天，以南宋扣押蒙古使者为理由，蒙哥正式宣布了攻击南宋的意向，1258年农历七月，蒙哥率大军攻入四川北部，一路所向披靡，攻克四川北部大部分地区，1259年初，在合州城下攻势受阻。
元宪宗八年十一月三日（1258年11月29日），根据蒙哥的旨意，忽必烈在开平东北行祭旗礼，正式出兵启行南下攻宋，元宪宗九年七月十二日（1259年8月2日），忽必烈率军抵达河南汝南，继续向南宋进发，并派命杨惟中、郝经宣抚江淮。元宪宗九年八月十五日（1259年9月3日），忽必烈统领中路军渡过淮河，攻入南宋境内，随后一路向南，在湖北开辟新的战场，进攻长江中游的鄂州。
元宪宗九年七月二十一日（1259年8月11日），蒙哥在四川合州钓鱼山病逝。元宪宗九年九月初一日（1259年9月19日），在四川的忽必烈异母弟末哥派来的使者向忽必烈宣布蒙哥去世的消息，并请忽必烈北归继承帝位。忽必烈则认为“吾奉命南来，岂可无功遽还？”于是进攻南宋，并多次获胜，后来，忽必烈的正妻察必派使者密报，和林众臣谋立忽必烈之弟阿里不哥，而且阿里不哥已经派阿蓝答儿在开平附近调兵，脱里赤在燕京附近征集民兵，使者催促忽必烈早日北还。元宪宗九年十一月二日（1259年11月17日），儒臣郝经上《班师议》，陈述必须立即退兵的理由，坚定了忽必烈退兵北返的决心。
忽必烈声称要进攻南宋首都临安，留大将继续对鄂州的围攻，增加对南宋的军事压力，元宪宗九年闰十一月二日（1259年12月17日），南宋丞相贾似道派使者请和，约定南宋割地，并且送岁币，忽必烈于是在当日撤兵北返，元宪宗九年闰十一月二十日（1260年1月4日），忽必烈率军抵达燕京（今北京市），解散了脱里赤征集的民兵，“民心大悦”。忽必烈率军在燕京近郊驻扎，度过整个冬天，并积极和诸王联络，准备在1260年春天召开库力台大会，举行登基大典。
两次入侵日本
由于9世纪中叶佛教在中国遭受迫害，日本与中国逐渐疏离，直至最后决定几乎完全切断与中国的贸易和文化联系。对于忽必烈来说，如果能与日本重建朝贡关系，就能在汉人心目中树立自己的高大形象，这将是其他任何方法都无法比拟的。正是这种急于博取汉人赞赏的心态，促使他决定一定要与这个日出之国建立联系。但直到那时为止，蒙古将领还从未参加过海战。而此时忽必烈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要跨海降伏这个岛国。[1]
至元十一年（1274年）元军发动第一次侵日战争，日本史书称之为“文永之役”，以三万二千余人，东征日本。至元十八年（1281年）七月，忽必烈又发动第二次侵日战争，史称“弘安之役”，由范文虎、李庭率江南军十余万人，到达次能、志贺二岛，却碰到台风，溺死近半。通常认为台风（日本人称之为“神风”）是这两次征日造成失败的最大原因。亦有观点认为，忽必烈担心归附军的忠诚，故而借东征日本而一举消除隐患。
二、登基称帝
庚申年三月二十四日（1260年5月5日），忽必烈在部分宗王和大臣拥立下于开平（后称上都，今内蒙古多伦县北石别苏木）自立为大蒙古国皇帝（蒙古帝国大汗），庚申年四月四日（1260年5月15日），忽必烈发布称帝的即位诏书《皇帝登宝位诏》，在诏书中，他自称为“朕”，称他的哥哥元宪宗蒙哥（1251—1259年在位）为“先皇”。
中统元年五月十九日（1260年6月29日），忽必烈发布《中统建元诏》，正式建年号“中统”。
庚申年（1260年）农历四月，其弟阿里不哥在哈拉和林城西按坦河被部分宗王和大臣拥立为大蒙古国皇帝（蒙古帝国大汗）。幼弟阿里不哥与忽必烈为此发动战争争夺帝位，双方战争时断时续，一共持续了四年之久。
中统五年七月二十八日（1264年8月21日），阿里不哥势穷力竭，归降忽必烈，忽必烈赦免了他和跟随的诸王，只是处死了他的众多谋臣。阿里不哥失败后郁郁寡欢，于1266年去世。
至元元年八月十六日（1264年9月7日），忽必烈发布《至元改元诏》，取《易经》“至哉坤元”之义，改“中统五年”为“至元元年”。
1、帝国分裂
趁着忽必烈和阿里不哥的内战，西北地区的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纷纷自立，此时尚在西亚进行西征的旭烈兀也准备自帝一方，不论忽必烈还是阿里不哥都只得到一部分宗王支持，没有召开成吉思汗四子嫡系后裔参加的大忽里台，忽必烈不被广泛承认，于是，忽必烈将大汗在西亚的直辖地（阿姆河以西直到埃及边境）封给旭烈兀换取旭烈兀的支持，旭烈兀建立伊儿汗国（其实旭烈兀留在西亚忽必烈也没办法，但忽必烈给了旭烈兀统治的合法性）。忽必烈将大汗在中亚的直辖地（阿尔泰山以西直到阿姆河的农耕和城郭地区）封给察合台汗阿鲁忽换取阿鲁忽的支持。而钦察汗国早在元定宗贵由和元宪宗蒙哥统治时期已经取得实际上基本独立的地位。
因为1260年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争位导致大蒙古国（蒙古帝国）表面上维持统一，实际上已经分裂，帝国西部为四大汗国实际控制，帝国东部为忽必烈实际控制，忽必烈于庚申年三月二十四日（1260年5月5日）登基称帝，“既以正立，一时豪杰云从景附，全制本国，奄有中夏，挟辅辽右、白霫、乐浪、玄菟、秽貊、朝鲜，面左燕云、常代，控引西夏、秦陇、吐蕃、云南，则玉烛金瓯，未为玷缺。藩墙不穴，根本强固，倍半于金源，五倍于契丹。”
1260年忽必烈登基称帝后，他控制了漠南草原，以及原金朝和西夏故地，吐蕃，云南，西域东部等地区，阿里不哥控制的则是漠北草原和西域西北部地区，1264年忽必烈最终击败阿里不哥，完全控制帝国东部，1264年8月21日阿里不哥兵败投降后，忽必烈实际管辖的政治版图包括（古今地名对照）：中原地区（位于长城以南、秦岭淮河以北）、东北地区（包括整个黑龙江流域）、朝鲜半岛北部、漠南漠北蒙古草原全境（内蒙古和外蒙古地区），西伯利亚南部地区、西域大部分地区（今新疆东部和南部）、吐蕃地区（包括今青海、西藏、四川西部等地）、以及云南地区等地。
2、皇族内战
1264年8月21日，阿里不哥向忽必烈投降。胜利之后忽必烈立即向各系兀鲁思派去急使，召他们东赴蒙古草原，重新召开忽里台大会。世祖重开忽里台的目的，是因为他考虑到中统元年三月二十四日仓促即位于开平，没有四大兀鲁思的代表参加，不符合成吉思汗的扎撒（法律），故而准备依照传统惯例，在祖先发祥地斡难---怯绿涟之域召开由各系宗王参加的忽里台，重新确立自己的大汗地位，并借这次大会扼制帝国分裂的趋势。
钦察汗别儿哥、察合台汗阿鲁忽和伊利汗旭烈兀（忽必烈之弟）一致同意东来赴会。元世祖也向窝阔台汗海都派去了急使，但海都拒绝前来。当然，这次原定于至元四年（1267年）召开的忽里台没能如约举行，主要是因为各汗国之间随后爆发战争，以及在此后一年多时间里阿鲁忽、旭烈兀、别儿哥三位汗王先后去世。（旭烈兀1265年去世，别儿哥、阿鲁忽1266年去世，他们不可能参加1267年的忽里台，否则蒙古帝国皇族之间的内斗也许可以停止）。但窝阔台汗海都的抗命已经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反叛意图。
1269年，钦察汗国、窝阔台汗国与察合台汗国召开塔剌思忽里台会，达成了共同反对拖雷家族控制的大汗直辖地（忽必烈实际控制区）和伊儿汗国（旭烈兀家族控制区），并划分各自在阿姆河以北地区的势力范围的协议。塔剌思大会是大蒙古国分裂解体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从此察合台汗国和窝阔台汗国脱离了大蒙古国皇帝（蒙古大汗）的直接控制，对此后数十年中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窝阔台汗海都一直和忽必烈敌对。企图夺取大汗之位。终元世祖忽必烈一朝，元朝和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征战不休，直到元成宗时期才彻底解决西北问题。
直到1303年，元成宗与西北诸王达成和议，西北诸王承认元朝的宗主地位，彼此之间设驿路，开关塞，四大汗国一致承认元朝皇帝是成吉思汗皇位的合法继承人，是整个大蒙古国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
三、建立太庙
中统四年（1263年）农历三月，忽必烈下诏在燕京（后来改称大都）建立太庙。至元元年（1264年）十月，初定太庙七室神主。
至元二年农历十月十四日（1265年11月23日），忽必烈祭祀太庙，为皇祖成吉思汗上庙号太祖。
至元三年（1266年）九月，太庙始作八室神主。十月，太庙建成。丞相安童、伯颜建议制定尊谥庙号，忽必烈命平章政事赵璧等集议，制尊谥庙号，定为八室，为大蒙古国的前四位帝王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蒙哥上庙号和谥号，为他们的皇后上谥号；并追尊也速该、术赤、察合台三人为皇帝，也为他们上庙号和谥号，并为拖雷（已经于1251年被追尊为皇帝）改谥号为景襄皇帝，并将他们四人的正妻追谥为皇后，也上谥号。太庙八室，这八位和他们的妻子的神主各居一室。
至元八年十一月十五日（1271年12月18日），忽必烈发布《建国号诏》，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将国号由“大蒙古国”改为“大元”，从大蒙古国皇帝变为大元皇帝，大元的国号正式出现。
四、定都大都
中统四年五月九日（1263年6月16日），忽必烈下诏升开平府为上都。
中统五年八月十四日（1264年9月5日），忽必烈发布《建国都诏》，改燕京（今北京市）为中都，定为陪都，两都制正式形成。
至元四年正月三十日（1267年2月25日），忽必烈由上都迁都到中都[33]，定中都为首都，忽必烈迁都中都后，居住于中都城外的金代离宫——大宁宫内，并随即在中都的东北部，以大宁宫所在的琼华岛为中心开始了新宫殿和都城的规划兴建工作，上都成为陪都。
至元九年二月三日（1272年3月4日），忽必烈将中都改名为大都（突厥语称汗八里，帝都之意），元大都包括南城（金中都旧城）和北城（元大都新城），两者的城墙“仅隔一水”。
至元十一年正月初一（1274年2月9日），宫阙告成，元世祖忽必烈首次在大都皇宫正殿大明殿举行朝会，接受皇太子、诸王、百官以及高丽国王王禃所派使节的朝贺。
五、统一天下
1268年秋天，元军开始围困襄阳，将襄阳和樊城分隔开来进行围困，至元十年正月九日（1273年1月29日），在回回炮的助攻下，元军将领阿里海牙攻克樊城，襄阳彻底成为孤城，元世祖降诏谕襄阳守将吕文焕，阿里海牙亲自到城下劝降吕文焕，保证吕文焕和城中军民的安全，吕文焕犹疑未决。于是阿里海牙和吕文焕折箭为誓担保，吕文焕感泣，至元十年二月二十四日（1273年3月14日），吕文焕和儿子出城投降，归顺元朝。元军经过接近五年时间包围，最终取得襄阳。但是以后的进展则相当顺利。 至元十一年六月十五日（1274年7月20日），忽必烈向行中书省及蒙古、汉军万户千户军士发布问罪于宋的诏书《兴师征南诏》。
至元十一年（1274年）农历七月，忽必烈发布《下江南檄》，派伯颜统率大军讨伐南宋，并告诫伯颜要学习曹彬不杀平江南。伯颜后来取临安，的确做到了忽必烈的要求。
至元十三年正月十八日（1276年2月4日），伯颜率领大军攻陷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宋恭帝派遣使者给元军统帅伯颜奉上传国玉玺和降表，在降表中宋恭帝为忽必烈上尊号大元仁明神武皇帝，元军俘虏5岁的宋恭帝和谢太皇太后，以及南宋宗室和大臣，灭南宋，元朝成为全国性政权。
至元十三年二月十一日（1276年2月27日），忽必烈发布《归附安民诏》，诏谕江南一带新附府州司县官吏士民军卒人等，稳定江南社会秩序，安定江南士人和百姓之心。
逃离临安的部分大臣陆秀夫等人，先后扶持宋端宗，宋帝昺，建立海上流亡政权，在东南沿海一带继续和元军对抗。至元十六年二月六日（1279年3月19日），在厓山海战中，元军将领张弘范击败南宋海军，南宋丞相陆秀夫挟8岁的小皇帝“宋帝昺”跳海而死，南宋残余的最后一支抵抗力量被消灭，至此，天下一统，元朝结束了中国自安史之乱以来520多年的分裂局面，全国有一个统一的首都大都（今北京）。
元世祖忽必烈统一天下后，元朝疆域空前辽阔，远超汉唐盛世。“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盖汉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 元朝不仅在疆域面积上远迈汉唐，而且在东北、西北、西南等边疆地区的控制程度上也远超汉唐盛世。“盖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陆；而高丽守东藩，执臣礼惟谨，亦古所未见。”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年）元朝的疆域范围：东北至外兴安岭、鄂霍次克海、日本海，包括库页岛，并到达朝鲜半岛中部的铁岭和慈悲岭一带，北到西伯利亚南部（谭其骧版地图认为北到北冰洋），到达贝加尔湖以北的鄂毕河和叶尼塞河上游地区，西北至今新疆大部分地区，西南包括今西藏、云南、以及缅甸北部，南到南海，东南到达东海中的澎湖列岛。
忽必烈在位时期和中亚的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多次交战，双方互有胜负，1289年，窝阔台汗国夺取元朝控制下的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大部分地区，元朝只控制塔里木盆地东部的且末、焉耆等地区。终忽必烈一朝，元朝始终控制新疆北部的别失八里（今乌鲁木齐东北）一带和新疆东部的吐鲁番、哈密等地。
六、晚年时期
1281年3月20日，忽必烈爱妻察必皇后去世。
至元二十一年正月初六日（1284年1月24日），右丞相和礼霍孙率百官奉玉册玉宝，为元世祖上尊号宪天述道仁文义武大光孝皇帝，诸王百官朝贺如朔旦仪，大赦天下。
1286年1月5日，皇太子真金去世，连续几年的时间里，爱妻和爱子的先后去世，使忽必烈悲痛不已。此外，忽必烈晚年饱受肥胖与痛风病痛之苦。过度饮酒也损害了他的健康。
至元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一日（1291年6月18日），忽必烈下诏颁布元朝第一部全国性的法律典籍《至元新格》。
至元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1294年2月18日），忽必烈于大都皇宫紫檀殿去世，享年80岁，在位35年。忽必烈葬于起辇谷。
忽必烈去世后，在顾命大臣伯颜等人的拥戴下，其孙铁穆耳于1294年5月10日在上都继承皇位，是为元成宗。1303年，元成宗与西北诸王达成和议，西北的四大汗国重新承认元朝的宗主国地位。
七、为政举措
1、 对外战争。 在灭南宋前后，元政府曾要求周边一些国家或地区（包括日本、安南、占城、缅甸、爪哇、琉求国）臣服，接受与元朝的朝贡关系，但遭到拒绝，故派遣军队进攻攻打这些国家或地区，其中以入侵日本国最为著名，也最惨烈。
至元十一年（1274年）元军发动第一次侵日战争，日本史书称之为“文永之役”，以三万二千余人，东征日本。至元十八年（1281年）七月，忽必烈又发动第二次侵日战争，史称“弘安之役”，由范文虎、李庭率江南军十余万人，到达次能、志贺二岛，却碰到台风，溺死近半。通常认为台风（日本人称之为“神风”）是这两次征日造成失败的最大原因。亦有观点认为，忽必烈担心归附军的忠诚，故而借东征日本而一举消除隐患。
2 、财政问题。1279年被证明是忽必烈统治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以前，他在事业中很少经历失败。他粉碎了包括他弟弟在内的所有的反对者。他和他的幕僚建立了以汉人模式为基础的但不以汉人思想和风格为支配地位的政府。两个都城上都和大都是良好规划、实用和美丽的。他精心制定的政策得到他疆域中大部分宗教领袖的赞同。他的军队占领了中国的其他地区并且维护了蒙古人对高丽和漠北的控制。他鼓励创造性的艺术，他招募国内一些最有才华的工匠，为宫廷和贵族阶层及对外贸易生产精致的工艺品。他的最明显的失败是对日本的半途而废的入侵，但是他可以文过饰非，把这次失败归咎于摧毁他的军队的可怕的自然灾害——风暴。在他统治的前20年中，所有的其他事务似乎都在平稳地发展。
但是，表象是靠不住的。在表象后面隐藏着一些棘手的问题。一些儒家学者不顺从蒙古人的统治，随着南宋合并到元帝国，他们的不满更加明显。南方的学者没有经历过外族人的统治，相当多的人最终拒绝与蒙古人合作。忽必烈本人在1279年后开始迟钝。当时他年近七十岁，受到健康问题的折磨。痛风使他苦恼，令他难以行走。
忽必烈面对的最紧迫问题是财政问题。他的建筑工程、他对公共事务的支持以及他的军事远征需要的巨额消耗。为了得到必要的资金，忽必烈求助于回回理财大臣阿合马。在《元史》中把阿合马划归为“奸臣”中的一个，中国史料和西方史料都责骂他。根据他自己的辩护，我们应该认识到阿合马知道对他的评价是根据为宫廷聚敛的税收额而定。他聚敛的金额越高，他的权力、威信和收入越大。他肯定专权纳贿，但是必须记住，他的指责者（那些书写中国历史的人）是对他的政策反感的官员。
从1262年后在中书省任平章政事到1282年死去，阿合马负责国家的财政管理。他首先把登记交税的户数从1261年的1418499户增加到1274年的1967898户。然后他对商人征收更高的赋税，对新生产的产品实行国家垄断，并禁止私人生产某些商品。总之，阿合马的政策对于国库是有利的。然而中国史料指责他牟取暴利和任人唯亲。他们宣称他利用新的赋税和垄断使自己致富。另外，他们指责他任命回回人为高官显爵，并且试图把自己无经验的、并且可能是不称职的儿子们安插在官僚机构中有权势的位置上。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汉人的责备好像不那么严重。把志趣相投的助手和亲戚安插到政府中完全是合情合理的。如果阿合马要克服反对意见和执行他的政策，他必须把他的支持者安排在重要的位置上。他的确强加沉重的赋税并提高商品的价格，但是他在宫廷中的位置——更不必说到提升和奖励的可能性——取决于他满足蒙古人收入要求的能力。他是蒙古朝廷的一个兢兢业业的代理人，这个朝廷对于收入有着巨大和迫切的需求。
但是，阿合马的政策激起宫廷中一些最重要的汉人的反对。忽必烈的儒家幕僚对阿合马的权力愤恨不满，并且指责他牟取暴利，还指责他是谄媚小人，办事奸诈。13世纪70年代后期，皇太子真金显然加入了反对他的行列。真金反对阿合马的儿子和亲戚得到显赫位置。1282年4月10日，当忽必烈在他的陪都上都时，一个汉人阴谋小集团把阿合马从他的家中诱出并将他刺杀。几天之内，忽必烈返回首都并且处死这个小集团的成员。不过他的汉人幕僚最终使他相信阿合马的奸诈和腐败。尽管他们用来反对阿合马的证据值得怀疑，但是忽必烈确信这位回回大臣有罪，因此将他的尸首掘出吊在一个集市上，然后忽必烈放出自己的狗群去咬阿合马的尸体。
然而除掉阿合马没有解决忽必烈的财政问题。由于他多次发动对日本和东南亚的远征，在阿合马死后税收需求变得更加紧迫。同时，在13世纪80年代初，忽必烈失去一些他最忠诚的汉人幕僚，包括许衡、姚枢和王鹗；他们都在这个阶段去世。他们的去世使得非汉人幕僚有更多的机会影响忽必烈。忽必烈本人的体弱多病与这些麻烦混合在一起，可能是他越来越多地放弃了统治者的责任的一部分原因。
中国史料指责另一位称为奸臣的卢世荣利用忽必烈的困难增大自己的权力。阿合马死后，卢世荣任中书省左丞（译者注：应为右丞），管理财政。和阿合马一样，他试图加大政府的税收来应付朝廷不断增长的费用。他试图以专卖、增加市舶税、发行更多的纸币（一种更容易地偿还政府债务的方法）以及擢用商人为课税官员等措施来增加政府的收入。卢世荣的经济计划与他的前任理财官员阿合马一样引来敌意。汉人指责他牟取暴利、任人唯亲以及剥削他的汉人同胞，还指责他迫害、追捕甚至处死竞争者和对手。这些指责的准确性是令人怀疑的，因为史料中并没有说明卢世荣本人对这些事件的看法。和阿合马一样，卢世荣只是试图提高极度需要的税收，但是他的努力引起他的许多汉人同事的敌视。皇太子又一次成为反对卢世荣的领袖。1285年5月，卢世荣被捕并且在这年年底被处死。卢世荣的死可能除去了一个被汉人视为横征暴敛的人，但是不能缓和朝廷面对的财政问题。
3、经济统一的问题。 除了财政问题之外，忽必烈还面临着南宋与其他疆域的经济统一的困难。如果忽必烈希望实现其他任何经济和政治目的，中国必须是真正统一的和中央集权的。忽必烈首先释放被他的军队俘虏的大批士兵和平民，以争取江南的汉人。接着他发布以恢复中国南方经济为目的的命令，其中包括禁止蒙古人掠夺农田，并建立贮存剩余谷物的常平仓来保证遇到灾害时有足够的供应。朝廷一般不没收南方大地主的土地，也不削弱他们的权利基础，只是在统治集团的上层增加另一个等级——蒙古统治者。征收的农田税并不繁重，而且在灾年会被免除。盐、茶、酒和一些商品实行专卖，但是由专卖导致的价格不足是难以负担的。忽必烈推动南方繁荣的另一个基础是海上贸易。自身利益肯定是这些政策中的动机因素，因为南方的经济恢复最终将意味着更大的利润。
尽管他做出努力，南方一些汉人的敌意没有平息下来，损害着忽必烈的经济计划。有好几次反对蒙古统治的起义，1281年忽必烈的军队粉碎了其中的第一次，这是由陈桂龙率领的起义，如果中国历史学家正确的话，有2万名造反者被斩首。为了制服福建的另一场更严重的造反，朝廷调动了10万蒙古军队。在忽必烈统治结束之前，其他的起义持续不断。但是大部分抵制蒙古人的汉人不采取这种暴力手段。一些人认为“北人”对中国文明和思想不感兴趣，拒绝为蒙古人服务。另一些人找到专门的学术领域追求自己的知识趣味，干脆避免和蒙古人有所牵连。这种反抗使忽必烈和元朝丧失他们急需的专门人才，而连续不断的骚乱迫使他们在南方驻扎军队并造成很大的开销。总而言之，到忽必烈统治的后期，南方并没有完全统一，而且经济问题加上政治分裂在这个地区不断干扰着元廷。
为了巩固都城，大量的粮食由南方运到北方。可台风与恶劣的气候造成大量沉船，给朝廷带来严重的损失。为此，忽必烈决定开辟一条新的运粮通道，这就是会通河。
由于在南方的努力没有全部成功，忽必烈着手实现满足北方核心疆域的需要。因为他把首都建在大都，忽必烈需要保证这个新城市中稳定的粮食供应，这迫使他从中国南方更富庶的地区运入粮食，因为大都附近的区域不能生长足够供给大都的粮食。最初忽必烈依靠两个在征宋战争中协助蒙古将军伯颜的海盗朱清和张瑄沿着中国的东海岸通过海路向北方运送粮食。1282年他们的第一次海运非常成功，超过90%的粮食到达北方，在沿岸的变化莫测的大海中仅损失六条船。大约有四年时间朱清和张瑄独揽运送极端需要的粮食的海运，因此他们变为“中国南方两位最富有和最有权势的人”。但是，13世纪80年代中期，台风和恶劣的气候条件造成大量沉船，使朝廷认识到需要另辟一条替代的运送粮食的途径。
朝廷决定把大运河延伸到以使船运的粮食可以方便地到达大都。这项工程需要在山东省开凿135英里长的从济宁到临清的运河；商品可以从临清通过卫河上转运到离大都不远的直沽。这样，粮食可以从长江直接运送到忽必烈的都城。1289年2月完成了这项扩建，并将这条称为会通河的运河对船运开放。延长这条运河所需费用极大，大约300万劳工参加建设（译者注：实为用工250万），为此政府花费了巨款。维护也是高成本的，这条运河所需的大量开销毫无疑问地是13世纪80年代后期烦扰蒙古朝廷的财政问题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4、桑哥理财和佞教。桑哥是试图解决忽必烈朝财政问题的三个“奸臣”中的最后一位。和阿合马一样，他不是汉人，但他的民族成分颇为模糊。历史学家曾认为他是畏兀儿人，然而近来的研究认为他是吐蕃人。他首先作为八思巴的弟子中的一位而崭露头角。忽必烈对桑哥的能力和足智多谋印象深刻，1275年以前的某一时间他提升这位年轻的佛教徒为主管吐蕃和佛教事务的总制院使。在这个位置上，尤其在粉碎吐蕃1280年的叛乱以及以后的驻守要塞、建立有效的驿站系统并在这个区域安抚不同佛教方面，桑哥非常成功。在1282年阿合马被谋杀和1285年卢世荣被处死之后，桑哥成为政府中最显赫的人物。以这种身份，他受到对他的前任相同的批评。他最终因腐败、窃取忽必烈及国家的财富和令人作呕的色欲而受到控告。一些13世纪80年代最显贵的人，其中包括著名的画家和官员赵孟頫，反对他并且向忽必烈告发他的恶毒意图。但是，有一点似乎是清楚的：忽必烈珍惜桑哥的才智并继续加以重用，而且在1287年12月提升他为右丞相。
桑哥的哪些政策受到汉族官员的敌视？一个是他积极支持在中国的外族人。他是畏兀儿学者和画家的保护人；他说服忽必烈停止政府支持的反穆斯林运动；他还在1289年赞助建立了回回国子学。他作为外族人的保护者不可能得到汉人的喜爱。桑哥的财政政策也招致敌视。他提高商税并且提高盐、茶和酒的价格。更引起非议的是他对纸币的改革，因为这受到潜在的破坏性通货膨胀威胁。1287年4月，桑哥用称为至元钞的新钞取代旧钞，这种新钞是用忽必烈的年号命名的。要按5比1的比率把旧钞换成至元钞，那些被迫把自己的不太值钱的旧钞按不甚满意的兑换率进行兑换的汉人因为他们的实际财富价值下降而愤慨。
由于他明显地支持一个名为杨琏真加的僧人，桑哥在汉人中的声望受到特别严重的损害。杨琏真加来自中国的西部并且可能是吐蕃人或者是唐兀人。几乎在南宋被推翻的同时，他被任命为中国南部佛教的总管（江南总摄，掌释教）。这个职位实际是在桑哥的管辖之下，因为桑哥负责全中国的佛教事务。杨琏真加建造、恢复和整修了中国南方许多庙宇，但是他还把一些儒教和道教的庙宇改造成佛教的寺庙，这种改变在汉人中造成很大的仇恨。
更使汉人感到厌恶的是杨琏真加为了筹集建造和修缮寺庙所需费用而采取的方法。1285年，他掘开南宋皇陵并洗掠了已故皇帝和皇后的陪葬财宝。他挖劫了101座陵墓，掠走金1700两、银6800两、玉器111个、玉带9条、杂宝贝152个和大珠50两。杨琏真加用这些宝物支付佛教寺庙的建造和修复费用，并且还把一些宫殿建筑改成佛教寺庙。使事态变得更糟的是他强使民力重建或改造寺庙并且将大地主的田地没收变为寺产。南方土地所有者对他们的土地受到专横掠夺而寺庙却免除赋税万分愤怒。这些土地所有者也开始指责杨琏真加牟取暴利、腐化及追求女色。
使杨琏真加受到指责的更为严重的违法行为是对南宋皇族遗骨的亵渎。据说一位皇帝的尸体被从坟墓中掘出，吊在一棵树上，然后加以焚烧，最后的侮辱是将尸骨与马骨、牛骨混在一起重新埋葬。由于这种严重败坏道德的行为使杨琏真加受到谴责，但是官方的历史学家对他如此强烈地充满敌意，以至很难确定这种说法的可信程度有多大。为什么杨琏真加要采取违背和刺激汉人情感的行为，故意地和不必要地激起南方汉人的愤怒呢？这种无缘无故的行为很难讲得通，而且简直不可相信。杨琏真加确实的成就只能进行推断。他是一个虔诚佛教徒，试图提高他的宗教的利益，而且在他的年代佛教的确在南方繁荣发展。到1291年，在这个国家里有213148位和尚和42318座寺庙，至少部分地应归功于他的保护。
杨琏真加滥用职权引起南方汉人的怨恨并终于导致对他的保护者桑哥的指责。按照汉人的观点，他们两个人是剥削者和暴虐者。因为他们的财政及个人不端行为遭到汉人官员攻击，并由攻击变成了行动。1291年3月16日，忽必烈解除了桑哥的职务并且把他监禁起来。8月，作出了处死他的决定。三个奸臣中的最后一个现在也死了，但是这三个人的行为影响着忽必烈，因为是他作为统治者任用了他们。一个接着一个的大臣受到重用，而且他们当中的每一位一段时间内都成为这个国家的实际上的统治者。但是，在几年之内，他们都走向反面并都受到非议，被指责犯有严重罪行并且最终或者被处死或者被谋杀。无疑许多职务较低的官员感到疑惑，中国是否存在领导人物，忽必烈确实在统治国家吗？他了解国家的事务吗？他了解他的下属的行为吗？他开始执行有时和他以前力倡的政策截然相反的政策。宗教上的宽容政策曾经是他各项政策的基石，并且对于蒙古人的成功起过重要作用，现在看起来已被放弃。中国的宗教问题更加突出了。
例如，忽必烈在13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开始颁布反对穆斯林的法规，似乎出人意料，因为在早些时候他在政府中任用了许多回回人，而且直到1282年以前阿合马居于最高的理财大臣的位置。但是忽必烈可能已意识到回回财政官员在中原引起敌对态度，他还可能担心回回人在政府中的权力增长。无论动机是什么，他在1280年1月发布命令，禁止回回人屠宰羊的方法而且对违法者处以死刑。不久之后，他又禁止割礼。
忽必烈的镇压行动更多地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不是对伊斯兰教的憎恨。他担心政府中存在一个权力过大的回回人集团，并且担心他们的勒索可能造成叛乱。他的反穆斯林政策一直持续到1287年。到此时忽必烈明白如果他继续迫害回回人，外国的穆斯林商人将不会再来中国，因此他又变得宽厚起来并且撤销他的反回回人的命令。这种政策上的改变还由于他认识到在他的政府中回回人所占据的重要位置。他自己曾任命那位名叫赛典赤赡思丁的回回人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赡思丁未向该地区的居民强加伊斯兰教，又对这个遥远地区的汉化作出了出色的成绩。像赛典赤·赡思丁这样杰出的回回人的成就在抑制忽必烈的反回回人政策的决策上一定起着重要的作用。
忽必烈对佛教和道教的政策也造成对抗。由忽必烈主持的1258年的佛道辩论没有结束这场宗教之间的冲突，在忽必烈的帝国中敌意依旧。根据汉文史料，1280年一些道士故意放火焚烧大都长春观，并企图把责任归于和尚。朝廷指派几位官员进行调查并且揭露了道士的诡计。两个道士被处死，一个道士被割掉鼻子和耳朵，另外六个道士被流放。
这个事件给忽必烈提供了一个进一步削弱道教的借口。1281年下半年，他命令烧掉除老子的《道德经》之外的所有道教书籍，而且毁掉刻版。同时，他禁止道士出售符咒并强迫一些道士皈依佛教。道教虽保存下来，但是道教的政治和经济影响从根部被切断。取得巨大胜利的佛教徒贪婪地盯着他们宗教对手的失败，并且日益变得过分自信。13世纪80年代佛教得到越来越多的财产、土地和权威，史料中充斥像桑哥和杨琏真加之类的僧人滥用权力的记载。这些佛教徒开始脱离汉人，而作为外来人的蒙古人也由于他们对佛教尤其对来自吐蕃和中国之外的其他地区的佛教徒的保护和支持而使威信大大降低。
八、 宗教问题
忽必烈还在国内宗教政策方面尽力迎合他的中国臣民。尽管他自己继续出席蒙古萨满教的仪式，他母亲的培养已使他牢记对新征服地的主要宗教提供庇护及支持的政治重要性。13世纪60年代忽必烈需要同支持他统治中国的各派宗教发展关系，从而确保蒙古对这个国家的控制。即使在他僭取中国皇帝的名份之前，他已经试图吸引汉地宗教的上层人物，但是现在这种努力更为重要和更加迫切。
忽必烈与儒教
忽必烈力图与儒家保持良好关系。在开始建设大都的1267年，他下令建造太庙并且制作祭奠祖先所需的祖宗牌位，而且他选定了国家的历法，这是农业社会统治者必不可少的工作。他的王朝名称的选择对于儒士将是一个最重要的信号。采纳富有汉地象征的汉语名称将表示忽必烈希望和中国某些传统融为一体。1271年，在刘秉忠的建议下忽必烈从《易经》中选择了“大元”作为国名。元的涵义是“乾元——天地万物的起源”或者“原始力”，但最重要的是，新朝代的名号直接出自汉族传统经典著作之一。
仪式、礼乐、经典，从大元的国号到朝堂的礼仪，无不沁透着儒家文化的味道。忽必烈意识到，统治这个汉地国家，儒教的力量不可或缺。他不仅自己对儒学传播大力支持，而且，还让自己的爱子真金广泛接受儒家的熏陶。
同一年，忽必烈在朝廷中重新实行传统的儒家礼仪以及伴随礼仪的乐舞。如果朝廷想防止导致洪水、干旱或地震的自然灾害，采用相应的礼仪是必不可少的。忽必烈不仅命令重新引入这些礼仪并且让他的儒家幕僚们教授200余名挑选出来的蒙古人演习朝仪，这是他希望迎合汉人的另一种表示。
从忽必烈为最终被指定为继承人的次子所规定的训练和教育中，可以进一步看到他对儒教和汉人价值观的敏感。在佛教僧人海云和尚的帮助下，他为儿子取了一个汉文佛教名字真金。为了使真金接受第一流的汉式教育，他指定姚枢、窦默和王恂——他的最好的儒家幕僚中的三人作为这位年轻人的老师。这些学者向真金讲授汉人经典著作，并向他介绍阐述早期中国各朝代皇帝及大臣的政治观点的文献。
忽必烈还让他年轻的儿子接触中国领土上的其他宗教信仰。这样真金接受佛教喇嘛八思巴的传授，八思巴为他的年轻学生写了一篇题为《彰所知论》的短文，向他说明佛教。一位重要的道教大师向他介绍这门神秘的宗教。忽必烈为汉人对真金的信任不断增加而高兴，所以授予他的儿子更多的责任，并且不断地提升他，1273年达到顶点，指定真金为明确的皇太子。忽必烈这样指定自己的继承者，完全打破了蒙古习惯，因为这样做抛开了正常的选举过程，所遵循的是传统中原王朝的通常做法。
吸引儒家学者的另一种方法是为传播他们的观点提供实质性的支持。例如，忽必烈鼓励把汉文著作翻译成蒙古文。诸如儒学经典《孝经》和《书经》，以及真德秀（1178—1235年）所著《大学衍义》等理学著作，也在忽必烈的支持下得到翻译。蒙古精英可以享用这些作品，忽必烈以此告知汉人他尊重儒家思想。他还招聘一些杰出的学者来教育汉人以及蒙古人和中亚人，此事给汉人学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被招聘的杰出人物之一是许衡（1209—1281年），忽必烈在1267年任命他为国子祭酒。许衡被公认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学者之一，因为在讲学中他专心务实而得到他的蒙古保护人的欢悦。他的成功在于“他不涉及纯理论、形而上学的内容或者更高深的内容”。在他给忽必烈的建议中，他强调务实的观点，这是一种肯定会在蒙古宫廷中获得好感的态度。
忽必烈赞同用传统的中国方式记载元朝历史的建议，这也使他得到儒士的称赞。儒学重视过去，强调利用历史经验指导行为，所以它为这种官方认可的编年史工程提供了依据。1261年8月，儒家学者王鹗（1190—1273年）建议收集辽朝、金朝以及早期的蒙古统治者的历史记录。他还建议朝廷在翰林院下建立翰林兼国史院以搜集记录并且撰写辽史和金史。忽必烈表面上没有汉人对编写历史的热情，然而批准建立国史院，这是另一个他希望获得儒士赞同的决定。
忽必烈与伊斯兰教
如果忽必烈希望自己被看作是中国的统治者，他必然要求助于除儒家之外的宗教和信仰。他特别急于想要影响的宗教团体之一是伊斯兰教。早在唐朝伊斯兰教就传到中国，到了忽必烈时代尽管他们正在向西北和东南集中，还是可以在全国各地找到回回商人、工匠和士兵——他们当中的大部分是来自中亚的移民，也有一部分汉人皈依伊斯兰教的教徒。忽必烈对回回人执行一种仁慈的政策，因为他们有助于他在中国的统治。忽必烈把回回人招募到政府中，从而减少自己对汉人幕僚和官员的依赖。他允许回回人组成实际上自治的社团以回回宗师作为领导，由哈的为他们解释穆斯林法律。回回居民区有他们自己的集市、医院和清真寺，不禁止他们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也不禁止他们遵循伊斯兰教意旨。事实上，忽必烈任命回回人在财政机构担任重要职位并给予他们特权。他豁免他们常规的赋税，并且招募他们担任汉人极少能够担任的达鲁花赤。回回人十分感激，并以忠心为宫廷服务作为回报。回回人中最有名的是来自不花剌的赛典赤·赡思丁，在1260年他被任命为中国北方一个地区的宣慰使并且以后提升为西南地区云南行省的平章政事。
忽必烈与佛教
另一个团体是佛教徒众，忽必烈也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早在13世纪40年代他本人就接受过禅宗的僧侣海云的教导，但他很快发现中国禅宗太深奥、太超脱，不符合他的追求。例如，当一位禅宗大师告诉忽必烈“万物皆空惟灵仅存”时，看来他对实际事物毫不关心。但藏传佛教为忽必烈的理想提供一种适用得多的工具。几十年来吐蕃僧侣在世俗的政治事务中起着积极的作用，比起禅宗僧侣，他们在实际事务中提供了更多的经验。
雪域高原上庄严的布达拉宫，一位从高原走出的喇嘛给了忽必烈莫大的帮助。吐蕃僧侣八思巴喇嘛，他被证明是忽必烈在佛教徒中最接近的盟友。
吐蕃僧侣八思巴喇嘛（1235—1280年）证明是忽必烈在佛教徒中最接近的盟友。八思巴的大部分童年是在蒙古宫廷中渡过的，通过长期和蒙古人的联系，他吸收了蒙古的许多价值观。他还是吐蕃佛教萨斯迦派主要领导人的侄子，1253年忽必烈对萨斯迦派作出崇信的表示，因此八思巴在他自己人民中赢得的如果不是崇拜也是尊敬。在汉地和吐蕃他都给予忽必烈宝贵的支持，因此蒙古君主对他特别友善。他家族的成员和蒙古皇室成员通婚。1260年忽必烈任命八思巴担任新职位国师，在第二年初让他掌管所有的佛教事务。
1264年忽必烈建立总制院管理吐蕃并监督政府和佛教僧徒的关系，八思巴成为总制院的第一位行政长官。在敌对的佛教派别必里公派领导的反叛中，八思巴在吐蕃的权威受到挑战，但1267年忽必烈调兵帮助这位年轻的佛教教长恢复了权力。1268年忽必烈的军队打垮了持异议者后，他虽然恢复了八思巴的权力，但又安置了一位蒙古人为吐蕃的宣慰使来帮助控制吐蕃。
忽必烈希望八思巴和他的佛教僧徒能够通过提供他所需要的宗教法令作出回报。八思巴论述了寺院和国家的地位，并得出政教合一的结论，因此这位吐蕃佛教徒的确在这项交易中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八思巴把忽必烈等同于佛教的智慧佛文殊菩萨，并且按佛教传统歌颂他为宇宙之王。为提高他的派别和皇帝的联系，八思巴建议在宫廷仪式开始时采用佛教活动。每年阴历二月十五日组织消灭“恶魔”和保护国家的仪式，并且还在每年的阴历一月和六月安排音乐、典礼和游行。佛教僧侣参加这些庆典，从而使忽必烈在他的帝国里的佛教徒中享有更大的信誉。
反过来，忽必烈给予佛教徒特权和豁免。他在位时，佛教僧侣多年享有免税；朝廷为建设新的寺庙和修复佛道之争中损坏的寺庙提供资金；政府还为寺院拥有的工艺品作坊和土地提供工匠和奴隶。政府的支持、赐赉和豁免使寺庙成为繁荣的经济中心，这有助于确保佛教僧徒对忽必烈的政策的支持。
忽必烈与道教
道教是忽必烈试图从中寻求支持和帮助的另一种宗教。1258年忽必烈在佛道辩论中对佛教的支持使他不为道教所喜爱。然而他为道教驰名的法术所吸引，并承认他们对较低阶层群众有吸引力。因此朝廷为建设道观提供资金，并向他们提供佛教已得到的相同豁免和特权。一些道教领袖意识到需要与佛教和蒙古人相容共处，并且首先寻求儒、佛、道三家的和解。以后他们为忽必烈和他的朝廷演习和道教祭礼有关的祭祀和典礼，尤其是重要的皇家祭礼——祭泰山。他们愿意为忽必烈举行这些典礼是一种支持的信号，这种支持被传递给道教的普通信徒。在忽必烈统治的前20年中道教徒相对地保持沉寂。
忽必烈与西方基督教徒
忽必烈甚至还寻求获得中国数量不多的基督教徒和外国基督教徒的支持和协助。在忽必烈即位以前，基督教使者已经到达蒙古宫廷，例如约翰·普兰诺·加宾尼和鲁不鲁乞，而且几位工匠例如著名的手工艺人威廉·布涉曾为大汗蒙哥服务过。但忽必烈采取更关切的态度邀请和招募外国基督徒。
九、文化问题
作为中国皇帝，忽必烈希望把自己扮演成中国文化的保护人。如果他想被视为汉人的天子，他就不能看起来像一个粗暴简单的“蛮人”。从最初的年代开始，蒙古的统治者都爱好珍藏著名工匠的作品，忽必烈可以利用这种传统对艺术尤其是对手工业进行支持。然而他又不能放弃蒙古式的服饰，以免被蒙古传统的维护者指责为偏爱汉人。此外，作为大汗，他负有在他的领土范围之内促进各民族文化的责任。他不能仅仅和中原文化联系。为了使所有的不同文化保持平衡，既需要在政治上保持经常的警惕又要有间或的变通。
忽必烈对他领土中的文字的政策揭示出他对文化问题所持的态度。需要有适当的文字来记录他的新政府的国库、军事和福利事务。然而蒙古人在收集和保留这些记录上经验不足。有实用性的文字是必不可少的，在成吉思汗统治期间蒙古人创造了一种用畏兀儿字母拼写自己语言的文字。忽必烈最初依靠汉人书记官，他们通常用文言文书写。但是，忽必烈强迫他们用白话书写，因为“采纳文言文意味着文化上对汉人的屈从”，而且还因为对于学习汉语的蒙古人来说白话更容易理解。大部分宫廷文件最初是用蒙古文书写的，其中有许多被费力地翻译成白话汉语。但是畏兀儿体蒙古文不能准确地记录蒙古语言的语音。另外，它难以准确地记录汉语，因而不能实现忽必烈推广官方文字的计划。
忽必烈希望使用他选定的文字帮助统一他的疆域并且确保全面的统治。他希望超过那个时代他能得到的书面语言汉字和畏兀儿体蒙古文。作为一个居住着不同民族并且使用着多种语言的帝国的统治者，忽必烈希望有一种能记录所有这些不同语言的文字。总之，他渴望在短期内研制出一种通用的文字。但是，他没有意识到的是，实施一种不为人知的文字是不会马上被接受的。一种无论多么精确或者多么有效的人工设计的文字，将会遇到过分依恋传统文字的人们的坚决的排斥。
然而忽必烈仍决定创制一种更好更通用的文字。他把创制一种新文字的任务交派给吐蕃人八思巴。1269年八思巴创制了用藏文41个字母拼写的蒙古新字。由于文字的方形形状，八思巴文字有时称为“方形文字”，在对蒙古语语音的表达上它比畏兀儿语更准确。它还更准确地反映忽必烈的帝国中包括汉语在内的其他语言的语音。八思巴文字看来理想地适用于记录忽必烈帝国中的所有语言，适用于作为通用文字，并且有助于统一蒙古统治下经常对抗的各民族。忽必烈自豪地把它叫做蒙古文字（蒙古字），最终称它为国家文字（国字）。他命令用国字书写宫廷文件并且建立加速传播新文字的学校。
八思巴创制的文字，忽必烈对这种文字大加赞赏，自豪地称之为“蒙古字”，并满怀期待地要把这种文字推行到帝国的每个角落。他能够成功吗？
然而忽必烈的期待未能实现，因为这种文字不很容易被接纳。甚至他自己的官员都违反必须在宫廷文件中采用这种文字的规定。1269年建立的各个学校同样也不是像所希望那样有效。1272年一位官员的报告表明汉人官僚的孩子和亲戚都不学习这种文字。尽管他不断努力和反复劝告，八思巴字从未取代畏兀儿体蒙古文或汉字。保存下来的八思巴文字实物是很少的，只在一些印章、铜钱、纸币、瓷器上和一些敕令及佛经中发现这种文字，②而汉字和畏兀儿体蒙古文还保持着优势。元朝灭亡后这种文字也随之消失了。
忽必烈和蒙古朝廷都促进了戏剧。他们很少进行干预，剧作者可以设计各种主题不用担心政府的审查。一种更积极的趋势是忽必烈和其他官员曾命令在宫廷进行一些剧目的演出。他们看来还充当了一些剧作家的庇护人，他们对白话文的支持方便了剧作家的写作，因此对元剧的发展作出贡献。汉人剧作家对自己的艺术创作是负责的。然而，这种鼓励（至少不扼杀）元代戏剧的环境，都应归功于忽必烈和他的蒙古下属。忽必烈知道在汉人眼中一位好皇帝应该是国家文化的支持者，而戏剧作为一种正在中国发展的艺术形式应该得到支持。
在小说的发展以及使大批读物在中国流传方面，忽必烈没起什么作用，但他的文化和文学政策提供了有利的发展环境。忽必烈强调白话文对于经常描写低层人物的小说家很有益处。采用白话允许小说家再造普通百姓的语言模式并表现更大范围的人物。
朝廷还促进书籍的更广泛传播，因此元朝的印刷术保持了宋朝所达到的高水准。1269年忽必烈建立专门机构，印刷得到了官方资助，又在1286年向学校分配土地，以让学校利用土地的收入印刷书本。印刷业的发展使得书籍更容易得到并且开始形成明清的文学特点。
绘画是另一种受到宫廷影响的文化形式。忽必烈和他的蒙古同伴发现绘画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欣赏绘画时他们不必去克服难以应付的语言障碍。这位大汗个人的虚荣也使得他的蒙古同伴要对视觉表现有所反应。忽必烈有一张自己的正式肖像，他又委托画家刘贯道画出他在狩猎中的形象。他下令把南宋的皇家绘画收藏运送到大都，在大都几位汉人鉴定家对这些画进行分类。宋朝的绘画是他自己的收藏的基础，随着他庇护一些画家并且得到这些画家的一些作品，他的收藏不断增加。一些艺术史学家强调忽必烈和蒙古统治者在中国绘画上的负面影响或者缺少影响，但是最近的研究已对元朝作出某些肯定。
忽必烈在画家中最有名的支持者是赵孟頫（1254—1322年）。因为赵孟頫是宋朝宗室后裔，他对蒙古人态度的转变提高了忽必烈在汉人中的威望和合法性。对于那些批评他背弃宋朝而为“北人”服务的人，赵孟頫回答说：每个人根据他所处的时代在世上生活。尽管许多蒙古人怀疑赵孟頫的忠诚，忽必烈任命这位画家为兵部郎中，赵孟頫以诚心诚意地完成工作对此做出回报。他建议改革驿站服务并且减少汉人的赋税。在艺术上，他发现在蒙古人的统治下比以前的宋朝有更大的自由。他论证说，宋朝宫廷画院的建立使画家变得毫无价值，而元朝统治者不干扰画家的艺术创造并且让他们接触新的主题和新的旋律——例如，画马。 名扬四海的青花瓷源于蒙古人时代，忽必烈对手工业者的大力扶持使得他们创造出了工艺上的奇迹。
忽必烈和蒙古人对手工艺的影响甚至更大。当忽必烈取得中国政权时，他遵循他的蒙古先辈的政策，确保对手工业者提供良好的支持，使之能够生产他和他的人民珍视并需要的商品。他在工部下建立监视和控制中国手工业者的机构（诸色人匠总管府），并且向手工业者提供包括豁免大部分赋税在内的许多特权，但是对他们的时间或者他们的产品要有相应的征用。毫不奇怪，在忽必烈统治时期技术和美学都取得了进步。因为认识到陶瓷的潜在利润，朝廷特别促进陶瓷生产。这样朝廷既可以得到它所需的瓷器，又能将剩余产品与东南亚及中亚进行贸易以得到可观的利润。德兴、安福、德化、龙泉和景德镇的窑场位于中国东南并且很容易从这个地区的大港口把瓷器运送到外国。元朝的工匠从蒙古人那里得到很大的灵活性并且不受宋朝审美准则的约束，可以进行创新，并且试验生产美丽的陶瓷产品。青花瓷源于蒙古人时代，白瓷和一些青瓷也源于这个时代。
对中国建筑，忽必烈也有间接的影响。他的吐蕃帝师八思巴对吐蕃一座新建的黄金塔有着极深的印象并且得知该建筑是由尼波罗国（今尼泊尔）工匠阿尼哥（1244—1306年）设计的。1265年八思巴带着这位尼波罗国工匠回到内陆并且把他介绍给忽必烈，忽必烈对这位年轻的外国人也颇有良好印象。忽必烈分配给阿尼哥几项工程。阿尼哥设计了一座佛庙（今白塔寺）、大都一个公园里的一座亭子、涿州的一座庙宇和上都的寺庙，作为对他的庇护人的回报。显然对阿尼哥感到满意，1273年忽必烈提升他为管理手工业者的诸色人匠总管，使他成为中国所有手工业匠人的主管。忽必烈的妻子察必同样为这位外国建筑家所陶醉，她为阿尼哥安排了与一位出身显贵的宋朝皇族后代女性的婚姻。这样忽必烈和他的家庭认可了一位伟大的匠人并对他的努力表示了欢迎和奖掖。
忽必烈本人以及作为整体的蒙古人都没有直接为中国的艺术和手工业做出贡献。然而他们对艺术的保护是不容置疑的，并且这样的支持促进了艺术的发展。同样，通过使艺人和手工业者得到较大自由和灵活性，从而激励了他们的创新和试验。他们本身是外族人，愿意为汉人艺术引入非汉人的风格和思想。例如，忽必烈对阿尼哥的支持导致在汉地建筑中出现西藏和尼泊尔风格。当然忽必烈对汉人和非汉人的一视同仁有助于他的一统天下的主张。
保存蒙古旧俗
忽必烈需要被承认为中国的君主，但他同时还必须表明自己是蒙古人的大汗以及蒙古统治下的非汉人疆域的统治者。过分强调汉人的特点会减损他作为辽阔蒙古疆域的统治者的形象。忽必烈不能让人觉得他认为汉族文明比他自己民族的文明更有吸引力，并且必须避免被中国文化所吞没。最终他制定了用来保护蒙古特性和内部统一的政策。总的来讲他不鼓励蒙古人和汉人之间的亲善关系。
在忽必烈的政策下，汉地的艺术繁荣昌盛。可忽必烈没有忘记，他不仅是汉人的天子，更是蒙古帝国的大汗。他又将如何对待蒙古民族的文化传统呢？
忽必烈没有将自己的政治倾向和汉人的政治倾向混为一谈。直到1315年即他去世20年后才重新恢复科举考试，一度使受过教育的汉人失掉一种过去最普遍最传统进入官僚阶层的途径。财政管理落入到非汉人手中。整个帝国安置了对官员进行暗中监视的御史，显示出比以前的任何一个朝代更注重控制。同样，军队的地位仿佛要比在传统的中国朝代中更为重要。一些学者认为蒙古人开创了一个在宫廷增加暴力和野蛮行为的时代，但是这种责备难以证明是有根据的。看来不能说中国传统中的暴政少于蒙古传统。鞭笞和酷吏不是在蒙古人的时代中突然出现的。
忽必烈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保留蒙古人的仪式和习惯。他继续举行一些传统的蒙古庆典，并且按照蒙古风俗祭山、祭水和祭树，用萨满教士表演传统的仪式。每年8月，在他离开上都到大都渡过秋天和冬天之前，他举行洒马乳的祭祀仪式，据说这样会保证一年的好运气。这项祭礼包括奉献一匹马和一些羊，向上天祈祷，呼唤成吉思汗的名字，然后挥洒专门喂养的牝马的乳汁。以这种方式，忽必烈向祖先表示敬意，祈求他们保佑即将来临的冬天。如果皇族中的一位成员得病，忽必烈命令把他或她移到帐幕里并且每天祭供两头羊，直到病人康复。在忽必烈参加战斗之前，他倾倒马奶酿成的奠酒，祈求上天帮助他打败敌人。
忽必烈同样赞成世俗的蒙古习俗。不像汉人妇女，蒙古妇女没有缠足的习惯，忽必烈不把这条强迫汉人妇女遵守的限制强加给蒙古妇女。大部分蒙古人继续穿着他们的民族服装，并且在忽必烈的生日和新年那一天举行精心安排的奢侈盛宴，无节制地豪吃狂饮，这使人想起游牧部落的庆典。在这些盛宴上，宾客大量饮酒。酗酒就是早期蒙古历史的一部分，并且的确是所有北方民族的生活方式，被明显地在忽必烈的统治中继承下来。
大汗对打猎的迷恋可能是保留蒙古方式的最有力证明。根据马可·波罗的记载，忽必烈带着驯化的狮子、豹和山猫打猎，它们追逐并且经常捕获野猪、野牛、熊和野驴。他还带着大约500只大雕（猎隼）捕捉天上其他的鸟类。打猎中，由驯鹰人、猎人和士兵组成的大批随从陪伴着忽必烈。
忽必烈在制订一项坚持蒙古传统、接受汉人习惯和力求广泛性的文化政策上令人钦佩地获得成功。他希望以不同的姿态出现在他所面对的不同人面前。对于蒙古人，他仿佛是民族传统的一位坚定捍卫者。他参加打猎，和蒙古妇女结婚，并且自觉保护她们的权力。对于汉人，他承担起艺术的保护人的角色，他资助汉人画家、制瓷工匠和其他手工业者，并且允许汉人剧作家和小说家自由创作。在其他的领域里，他对通用文字的支持和对在中国的外国工匠的鼓励和支持，产生了元代文化中的世界主义；作为一名疆域超出中国的统治者，这一点毫无疑问地为他增添了光辉。
十、家庭成员
1、 父母
父亲：拖雷，1227年—1229年帝位空缺时担任大蒙古国监国，1232年去世。1251年元宪宗蒙哥登基后追尊拖雷为皇帝，为拖雷上庙号睿宗，谥号英武皇帝，1266年元世祖忽必烈改谥为景襄皇帝，1310年元武宗海山加谥为仁圣景襄皇帝。
母亲：唆鲁禾帖尼，是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四人的生母，1251年元宪宗蒙哥登基后尊为皇太后，1252年去世。1266年元世祖上谥号庄圣皇后，1310年元武宗海山加谥为显懿庄圣皇后。她的四个儿子皆曾称帝，被后世史学家尊称为“四帝之母”。
2 、兄弟：大哥：蒙哥，唆鲁禾帖尼所生，元宪宗，1251年—1259年为第四位大蒙古国皇帝（蒙古帝国大汗）。1266年元世祖忽必烈为蒙哥上庙号宪宗，谥号桓肃皇帝。二哥：忽睹都。三哥和五弟失其名。六弟：旭烈兀，唆鲁禾帖尼所生，奉蒙哥之命统率大军进行第三次蒙古西征，远征西亚，战功卓著，伊儿汗国建立者。七弟：阿里不哥，唆鲁禾帖尼所生，1260年—1264年和忽必烈争位，1264年归降忽必烈。八弟：拨绰（不者克）。九弟：末哥。十弟：岁哥都。十一弟：雪别台
3、 姐妹：赵国公主 薛不罕下嫁聂古得、察忽。鲁国公主 也速不花下嫁斡陈。鲁国公主 薛只干下嫁纳陈（斡陈的弟弟）
4 、妻妾：大皇后帖古伦。右大斡耳朵。察必皇后，弘吉列氏，1260年立为皇后，1281年去世。南必皇后，弘吉列氏，1283年立为皇后。右第二斡耳朵 。塔剌海皇后 。奴罕皇后 。右第三斡耳朵。伯要兀真皇后。阔阔伦皇后 。右第四斡耳朵。八八罕妃子 。撒不忽妃子。
5 、儿子：长子：朵儿只，早逝，生母察必皇后。 次子皇太子：真金，生母察必皇后，1261年封为燕王，1273年立为皇太子，1286年病逝。三子安西王：忙哥剌，生母察必皇后。四子北安王：那木罕，生母察必皇后。五子云南王：忽哥赤，生母不详。六子大王：爱牙赤，生母不详。七子西平王：奥都赤，生母不详。八子宁王：阔阔出，生母不详。九子镇南王：脱欢，生母不详。十子：忽都鲁帖木儿，生母不详。十一子：铁蔑赤，生母南必皇后。
6 、女儿：赵国大长公主 月烈 下嫁赵武襄王爱不花。昌国公主 吾鲁真 下嫁孛花。昌国大长公主 茶伦 下嫁帖监干。 鲁国长公主 完泽 下嫁斡罗真。鲁国大长公主 囊家真 下嫁铁木儿蛮子。齐国大长公主 忽都鲁坚迷失 下嫁高丽忠烈王王昛。公主，名字史书无记载，亦可能是宗室女，下嫁宋恭帝赵?（1276年降元后被封为瀛国公）。
十一、灭宋之战
铁马冰河入梦来，忽必烈灭南宋王朝的战略可称旷古未有。其行军用兵路线是从宁夏入甘肃，翻越六盘山， 由甘肃入四川松潘，然后兵分三路入滇。忽必烈亲统中路大军，跨革囊，渡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从丽江直逼洱海，一举荡灭大理国。行经之地，纵横万里，多属不毛，天堑布途，非天才大略者不敢为。扫平云南后，元军分兵由四川、湖北、广西几路进逼南宋京都杭州，形成长达数万里的大迂回包围圈，从而一举灭宋。这一战略的艰险与成功，证明忽必烈是一位胆识过人的统帅。
1 、突破襄樊
襄阳、樊城地处南阳盆地南端，居汉水上流，三面环水，一面傍山，西临关陕，东达江淮，跨连荆豫，是控扼南北之要冲。南宋视其为朝廷根本，关系国家存亡的重地，遂开府筑城，储粮屯军，经多年经理，建成为城高池深、兵精粮足的军事重镇。忽必烈早在开庆元年攻宋时，就知襄樊地位重要，后经商挺、郝经、郭侃等谋臣建策，逐渐形成了先取襄樊的方略。忽必烈平定内乱后，经过五年的战争准备，具备了进行大规模战争的条件。当宋降将刘整进献攻宋方略，宜先从事襄阳时，即下决心，实施中间突破。至元五年，忽必烈命都元帅阿术、刘整率师攻襄樊，旋遣枢密副使史天泽、驸马忽剌出督师襄樊。史天泽、阿术、刘整针对襄阳、樊城城防坚固，宋军长于守城隘和水战的情况，采取筑堡连城、长期围困、水陆阻援、待机破城的战法，集兵10万围城，同时在万山(今襄樊西)西训练水军7万人，造战船5000艘，以增强蒙古水军力量。在蒙古军严密包围下，宋军七次援襄樊均被击败，守城军多次出击未胜。经五年围困，襄阳、樊城外援已绝，仅靠水上浮桥互相联系。至元十年，河南行省史天泽、参政阿里海牙等采纳万户张弘范、水军总管张禧建策，水陆夹击，先破樊城，置襄阳于内无力自守，外无援兵的境地，在诱降和军事压力下，吕文焕以城降。元军突破襄樊，宋廷朝野大为震动，急忙调整部署，把战略防御重点退移至长江一线(参见襄樊之战)。
2、 浮汉入江
忽必烈采纳将、臣建策，增兵10万，乘胜大举攻宋。命驻蜀元军进攻两川要地，以阻宋军东援；命合丹、刘整行淮西枢密院，博罗欢为淮东都元帅，分别进攻两淮，牵制宋军，配合主力攻宋(参见淮西之战)；命荆湖行省左丞相伯颜、平章政事阿术率军20万，自襄阳顺汉水入长江，直取临安。并告诫伯颜勿妄杀，以争取人心。十一年九月，伯颜与阿术率军进至郢州(今湖北钟祥)，遭宋黄州武定诸军都统制张世杰顽强阻截，为减少损失，早日入江，伯颜令军舍郢经黄家湾、藤湖(今湖北钟祥东、东南)迂回而进(参见郢州之战)。十月，元军集兵强攻破沙洋、新城(今湖北钟祥南)(参见沙洋、新城之战)。十一月，进至蔡店(今武汉汉阳西)，欲渡江攻取鄂州(今武汉武昌)。鄂州地处汉水入江口，为长江咽喉，南北要冲，是南宋的江防重镇。宋廷为阻止元军浮汉入江，命淮西安抚制置使夏贵率战船万艘，控扼汉水入江口，权知汉阳军王仪守汉阳，权知鄂州张晏然守鄂州，都统王达守阳逻堡，荆湖宣抚使朱祀孙以游击军扼大江中流。十二月，伯颜以声东击西之策，使元军进占沙芜口(今武汉汉阳东)，屯驻江边。继而避实击虚，强渡长江成功。遂分割包围破阳逻堡、汉阳军，攻占鄂州，完成了灭宋战争的重大转折。(参见鄂州之战) ，
3、 进占建康
十二年正月，伯颜鉴于四川、湖南、江陵(今属湖北)等地未下，为保障后方安全，命右丞阿里海牙领兵4万镇守鄂州。自率10余万大军，令降将吕文焕为先锋，以战抚兼施之策，沿江东进。因沿江诸郡多系吕氏旧部，元军所至皆纷纷归降。二月，宋贾似道奉命督师13万，战舰2500艘，于丁家洲(今安徽铜陵北)至鲁港(今安徽芜湖西南)进行阻击。因将帅各怀异志，临阵先遁，诸军一触即溃，致使宋军精锐损失殆尽(参见丁家洲之战)。元军东进至太平州(今安徽当涂)，江东运判孟之缙以城降。三月，元军至建康(今南京)，宋沿江制置使赵溍弃城遁，都统徐王荣等以城降。镇江知府洪起畏遁，总管石祖忠以城降。偏师取饶州(今江西波阳)、宁国府(今安徽宣城)。广德军(今属安徽)、溧阳、常州(均属江苏)等地相继归降。忽必烈命伯颜行省于建康，阿剌罕为参知政事；阿塔海、董文炳以行枢密院驻镇江(今属江苏)，令其各守营垒勿进。命阿术率军攻扬州(今属江苏)，阻其南援。
宋廷为挽救危局，相继发兵戍银树、东坝(今江苏高淳东)、四安镇(今安徽广德东)、独松关(今浙江安吉南)、吴江(今属江苏)等要地。命保康军承宣使、总都督府诸军张世杰自临安发兵三路北进抗元，先后收复广德、溧阳、常州等地。
阿里海牙率军于荆江口败宋湖北安抚副使兼知岳州高世杰，占领岳州(今属湖南)(参见岳州之战)。旋破沙市镇(今江陵东南)，屠其城，征降江陵(今属湖北)，招降澧州(今湖南澧县)、常德(今属湖南)、峡、复(今湖北宜昌、天门)、郢等州。阿里海牙用兵荆湖的胜利，为伯颜进军临安解除了后顾之忧。
七月，张世杰与平江都统刘师勇、知泰州孙虎臣率战舰万艘，以十舟为一舫，连以铁索，碇于江中，横列焦山江面，欲与元军决战，被阿术以水陆协同进击，配以火攻击败，损失惨重(参见焦山之战)。长江防线彻底崩溃，临安危在旦夕。
4 、会攻临安
忽必烈纳建康行省右丞相伯颜建策，乘胜灭宋。命右丞阿里海牙攻湖南，都元帅宋都带、左副都元帅李恒、汉军万户武秀、张荣实取江西，以切断南宋东西联系；命行省左丞相阿术率军攻扬州，阻淮东宋军南援；命伯颜率主力直取临安。十月，伯颜于镇江分兵三路南攻；参政阿剌罕、四万户总管奥鲁赤等为右路军，率步骑自建康经溧阳、广德攻独松关；同行中书省事董文炳、万户张弘范、两浙大都督范文虎等为左路军，率舟师经江阴军(今江苏江阴)、许浦(今江苏常熟东北)，由海路趋澉浦(今浙江海盐南)；伯颜与右丞阿塔海率中路军向常州、平江(今江苏苏州)进发，并节制诸军，会师临安。十三年正月，三路大军会师皋亭山(今杭州北)。宋摄政太皇太后谢道清拒绝张世杰、文天祥背城一战，以图求存建策，一面送益王赵昰、广王赵昺南逃，一面遣使赴元请降。丞相陈宜中遁温州(今属浙江)，张世杰、苏刘义等各率所部离去。二月初五，宋恭宗赵显率百官于临安降元。伯颜取谢道清手诏，招降未附州县(参见临安之战)。淮西制置使夏贵以淮西降元。淮东制置使李庭芝坚持抗元至七月，应流亡政权之召，欲讯海南归，副将朱焕以城降元，李庭芝、姜才等被俘杀，淮东尽为元军占领(参见扬州之战)。江西战场，宋都带、李恒等破隆兴府(今南昌)后，招降十一城。旋于团湖坪(今江西万年西南团湖山下)、龙马坪(今江西进贤北军山湖畔)击败宋军抵抗。十三年二月，破建昌军(今江西南城)、临江军(今江西清江西南)。吉、袁(今江西吉安、宜春)、赣(今属江西)等州相继降，江西平。湖南战场，阿里海牙于十三年正月攻破潭州(今长沙)(参见潭州之战)，旋招降湖南未附州县及韶州(今广东韶关)、南雄(今属广东)等州，湖南平。即便有文天祥这样的忠臣，依然不能挽救大宋灭亡的命运。在蒙古大军的弯刀面前，这个王朝显得太过脆弱了。
5 、追歼二王
十三年五月，陈宜中、张世杰、陆秀夫、文天祥等在福州拥立益王赵昰为帝，改元景炎。封广王赵昺为卫王，陈宜中为左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张世杰为枢密副使，陆秀夫为签书枢密院事，文天祥为枢密使、同都督。遣将向江西、两浙南部进兵抗元。六月，元军为追歼南宋残部，于鄂州、临安设尚书省，下设诸路宣慰司。命诸路将帅继续南进。张世杰被迫拥赵昺、赵昺逃往海上。十一月，平章阿里海牙进军广西，于静江(今广西桂林)击败守将马暨，遣将招降广南西路大部州县(参见静江之战)。十四年五月，，文天祥率军进攻江西，各地义军纷起响应，收复除赣州之外所辖九县，吉州八县复其半。后因势孤力单败退广东，旋于五坡岭(今广东海丰北)被俘(参见文天祥反攻江西之战)。十五年二月，元西川行院使不花率重兵围攻重庆，城破，守将张珏被俘(参见重庆之战)。继而征降夔州，八个月后，合州(今四川合川东)守将王立以城降。四川平。四月，宋帝赵昰卒，张世杰、陆秀夫又拥立赵昺为帝，徙至厓山(今广东新会南)。六月，忽必烈为彻底消灭南宋势力，命张弘范为蒙古、汉军都元帅，率水、步骑军2万由海道南下，都元帅李恒率步骑由陆路南下，会歼南宋残部。十一月，张弘范由海道袭漳(今属福建)、潮、惠(均属广东)三州。李恒率步骑越大庾岭入广东，取英德(今属广东)，占领广州。十六年正月，张弘范、李恒率军会至厓山，首先控扼海口，断宋军粮道。二月初，巧妙利用海潮，南北对进，并用遮障防矢石，濒宋舰奋勇拼杀，全歼宋军。宋帝国，这个士大夫的乐园，建立三百二十年，到此灭亡。
十二、人物评价
元大都遗址公园，忽必烈似乎还在那里凝望着曾经的大都。他的一生，究竟是缔造了辉煌，还是埋下了祸根？后人们的评说无穷无尽，可他却再不能听到一句忠言了。 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东北宗王乃颜造反。乃颜乃是成吉思汗弟弟斡赤斤的后代，其祖父乃著名的塔察儿国王也速不花。忽必烈统治后期，为了抑制东北诸王的势力，罢去北辽东道等宣慰司，在东北置行省进行统治。由于利益受损，乃颜大为不满，便勾结以海都为首的西北诸王，发动叛乱。
“时西北诸王多欲从之，帝以为忧”。由于侍臣出主意，忽必烈对骑墙的西北诸王大加赏赐，暂时分化了乃颜的联合阵营。虽如此，依旧有胜纳合儿、也不干等蒙古宗王与乃颜联兵，共同造反。忽必烈军事方面很有一手，他派伯颜先据和林，割断乃颜与海都等人的联系。然后，年逾古稀的老皇帝御驾亲征，从上都出发，往讨乃颜。
同为“黄金家族”，现在成为敌人。双方对阵，“时将校多乃颜部人，或其亲旧，立马相向语，辄释杖不战。”这种战场情景很滑稽，由于元朝蒙古军中高级将领均与乃颜部有关系，交阵之时，不打不杀，双方倒唠嗑叙旧，真是罕见。知此情状后，忽必烈“深以为忧”。最后，还是汉臣叶李出主意，让汉将李庭（其实是女真人）、董士选两个人统率汉军当前，列“汉阵”首先与乃颜部队开战，“而联大军断其后，以示死斗。彼尝玩我，必不设备，我以大众踣之，无不胜矣！”忽必烈从之。
李、董二人汉军百战之余，与乃颜蒙古人没有任何瓜葛，又有皇帝在身后坐阵，故而勇气百倍，无不以一当十，在火炮掩护下，高声呐喊，杀向遍树十字架的乃颜蒙军（乃颜本人信仰景教，是基督教一个分支）。“乃颜败走，追执之”。
忽必烈处死乃颜的方式很特别，由于这位王爷是皇室血统，不能让这么“高贵”的血胤滴沾于地。所以，元世祖给他安排一种“安乐死”——用毛毡装裹起乃颜，派数名壮士猛摇猛抖，活活把乃颜摇抖至死。此等死法，其实远不如一刀痛快。
至元三十年（1293年），蒙古宗王海都又是侵逼和林。已经快八十岁的忽必烈强拖病躯，又一次亲征。海都乖巧，闻讯退走，大有“逗你玩”之意。
当时蒙古诸汗国，实际上都已经处于事实的独立状态，根本再难重新统一。何者，其他蒙国汗国统治者认为忽必烈违背“国俗”，已经不是草原精神的代表。特别是他在汉地施行的那种“定居”政治，与蒙古人的本性格格不入。名义上，忽必烈是伊儿汗国、察合台汗国、钦察汗国、窝阔台汗国的“共主”，实际上，那些“亲戚”们，早与他貌和神离。
对于汉人来讲，“（元）世祖混一区夏，虽以儒术饰治，然帝师佛子，殊宠绝利”。自南宋灭后，忽必烈觉得对汉儒的利用已经完毕，根本就不再重用汉人，所谓“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实则汉儒的白日梦，忽必烈根本没有“以夏变夷”，没有“因俗治用”，反而使汉人成为辽阔帝国的最低等民众，民族岐视极为严重。
统治方面，忽必烈嗜利黩武，宠用阿合马等人二十多年，流毒天下。元朝追歼南宋，两征日本，两征缅甸，三伐安南，又攻占城，攻爪哇，三十年间，兵事无岁不兴，好大喜功，至死不悔。内用聚敛之臣，视民财如粪土；外兴无名之师，戕民命如草芥。所以，忽必烈能避免亡国丧身的下场，实赖蒙古暴力的余威。
忽必烈的时代“辉煌”，其实是下一个动荡时代的暂时休止期。帝国无数灾祸与动乱的祸根，皆于忽必烈时代深深种下。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阴历春正月二十二日，忽必烈崩于上都紫檩殿。在位三十五年，时年八十岁。
无论如何，元朝于中国，其赫赫荣光，不能不令人叹服：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盖汉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帝国的荣耀，虽然已是过眼烟尘。但它的光芒，多少个世纪过去，依然让人慨然仰视。
涮羊肉在中国可是家喻户晓的名吃，据说他的起源还与元世祖忽必烈有关。直到现在在日韩地区，还有人把吃火锅叫做吃“忽必烈”。涮羊肉传说起源于元代。七百多年前， 元世祖忽必烈统帅大军南下远征，经过多次战斗，人困马乏，饥肠辘辘。忽必烈猛地想起家乡的莱肴——清炖羊肉。于是吩咐部下杀羊烧火。正当火夫宰羊割肉时，探马突然气喘吁吁地飞奔进帐禀告敌军大队人马追赶而来，离此仅有十里路。但饥饿难忍的忽必烈一心等着吃羊肉，他一面下令部队开拔，一面喊着：“羊肉!羊肉！清炖羊肉当然是等不及了，可生羊肉不能端上来让主帅吃，怎么办呢?这时只见主帅大步向火灶走来，厨师知道他性情暴躁，于是急中生智，飞快地切了十多片薄肉，放在沸水里搅拌了几下，待肉色一变，马上捞人碗中，撤上细盐、葱花和姜末，双手捧给刚来到灶旁的大帅。忽必烈抓起肉片送进口中，接连几碗之后，他挥手掷碗，翻身上马，英勇地率军迎敌，结果旗开得胜，生擒敌将。 在筹办庆功酒宴时，忽必烈特别点了战前吃的那道羊肉片。这回厨师精选了优质绵羊腿部的“大三叉”和“上脑”嫩肉，切成均匀的薄片，再配上麻酱、腐乳、辣椒、韭菜花等多种佐料，涮后鲜嫩可口，将帅们吃后赞不绝口，忽必烈更是喜笑颜开。厨师忙上前说道：“此莱尚无名称，请帅爷赐名。”忽必烈一边涮着羊肉片，一边笑着答道：“我看就叫涮羊肉吧!众位将军以为如何?”从此，涮羊肉成了宫廷佳肴。但直到光绪年间，涮羊肉才逐渐走向民间。
元世祖平云南碑，这块丰碑记录着元世祖的赫赫军功，却也背负着当时云南人民的一段痛苦回忆。忠诚的石龟一直背负着这些回忆，直至今朝。云南大理城外苍山龙泉峰下，是著名的三月街，在这百代老街的旷坝上，耸立着一块巍峨丰碑，在苍烟落照中显得分外伟岸，这就是有名的《元世祖平云南碑》。 此碑立于巨硕的石龟背上，高达4．5米，宽1．65米，分上下两节，中有石条挡护，边有石框镶砌，碑额为大理石，雕二戏珠，额篆“世祖皇帝平云南碑”。行文50行，上石30行，每行20字，下石28行，每行25 字，共1300字。因岁月摩娑，现存1000余字。
碑立于元大德八年(公元1304年)，撰文者是翰林程文海。元成宗铁木耳时，云南行省平章政事(最高行政长官)也速答儿议立此碑，歌颂元朝开国皇帝世祖忽必烈讨平云南，一统南滇的圣德神功。
云南历史上与中原王朝若即若离，南诏之后，大理国兴，虽与宋王朝保持君臣关系，但地处边疆，宋室势力鞭长莫及，大理国实为地方割据政权。段氏大理国传有22世共315年，此间宋室不向大理派官、派兵、派款，政由段氏出，这一局面到忽必烈亲征讨平云南才告结束，云南自此归入中央王朝的区划与辖治，因而忽必烈是一个对祖国统一大有建树的杰出人物。
（老严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