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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锺士垿，在我们村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人。 小时候，我觉得父亲好像满腹心事似的，整天板着脸，很少看见他笑。我对母亲很亲，可以趴在她的怀里撒娇，但见到父亲却避而远之。他对我很和气，并不凶，但我总有点怕他。 在母亲与别人的谈话中我得知，当我母亲在数九寒天好不容易生下我，接生婆说是个女孩时，我母亲大哭，父亲气得看都不看我一眼，母亲与父亲原来以为我是个男孩。 “不知好歹的囡啊！你跑那么快干什么？”我略懂事一点后，我周围的一些奶奶婶婶们老这样逗我。 说我的腿太快了。当城隍老爷给小鬼们发“投生命令”的时候，我这个丫头小鬼撒腿就跑，跑得很快，跑到我母亲的肚子中来，把原要来投胎的男小鬼抛在后面，进不了我母亲的肚子，使得我的父母失去了一个“儿子”。 “我跑得不快啊！”我想。我小时候有点螺圈腿，按我们老家的话来说，走路有点‘斗鸡鸡’，这是长得太快，而钙又跟不上的原因，与小朋友们赛跑都是我在最后；那个男小鬼怎么会跑不过我呢？ 但我却也相信了是我挤走了男小鬼的话，我想，这个男小鬼可以再跑到我母亲肚子里来啊！来做我的弟弟。我很希望有个弟弟，我们这个大家庭中，也都希望我有个弟弟。但是想尽各种办法，这个男小鬼就是不来投胎。 当我上了小学后，我对教我很多知识的老师很尊敬，但我却认为我父亲什么也不会。其实父亲能写很好的字，会打一手好算盘，曾在金陵兵工厂任出纳科少尉司书，广东第一兵工厂庶务课课长。有一次，我拿着算盘正在向我母亲炫耀我会用珠算计算加减时，我父亲突然来了兴趣，对我说：“来，我教你用算盘做除法。” “用算盘做除法？怎么做？”我很奇怪地问我父亲。 “做除法，先要记住口诀。记住！二一添作五，三一三十一，跟着念！”我父亲认真地说。 “什么呀！你错了，二一就是一二，三一就是一三，一二得二，一三得三，我们老师教过，我早会背了。”我对我父亲完全不信任，因此我就失去了向我父亲学习一手好珠算的机会。  过春节是孩子们最开心的日子，从正月初十开始到正月十五元宵节，我们村都要迎灯。迎灯首先要有一个灯头，所谓灯头，就是一块长约两米的木板，上面用竹片扎了一条蜿蜒舞爪的龙，糊上纸画上鳞，龙的眼睛圆溜溜，张开个大嘴，形象非常可爱。每年腊月里村里就有专人准备灯头了，我们锺村，是个大村，灯头有两个，一大一小，孩子们认为大的是龙爸爸，小的是龙儿子。龙儿子比龙爸爸更可爱，笑得更开心，形象更活泼。灯身子是一节一节连起来的，每节灯都用一块长一米多的木板中间扎一个半米见方的灯作成，木板两端都有一个洞，两节灯的洞一对准，用一根木头往洞里一插，栓子一拴，两节灯就连好了。凡是家有青壮年男子的几乎都有一节灯，晚饭后，两人（大灯头有时用三人）把灯头扛出来，当然里面都已点好了很多蜡烛，再有一人挑着两面音色不同的铜锣，自己拿着锣锤打前面的一面，后面跟着个十来岁的男孩敲后面的一面，“咣铛，咣铛”地一敲，各家各户的青壮年就扛了灯出来，大家一连，很快就连成了一条长龙。于是龙头就在“咣铛，咣铛”的锣声中在晒谷场上顺时针走三圈，掉过头来逆时针走三圈，再“咣铛，咣铛”地到另一个晒谷场去。  迎灯实际上是桩体育运动，在龙头向上一翘准备掉头的时候，组成龙身的每一盏灯，都从灯主人肩上被放下来，主人右手揽着灯板，左手握着从洞里伸下来的接头棍，开始跑起来；在从顺时针转向逆时针的拐弯处，每个人都拼命向外拱，圈子越拱越大，跑的速度越到尾部越快，龙尾的灯是特殊的，板上绕着一根长绳子，龙尾的人若实在受不了跑的速度，他只好放掉龙尾，手拿着绳子；但这是很丢人的，说明他失败了。一般作龙尾的人都是村里相当强壮的小伙子，轻易不肯放手，他要作龙尾，需要有几个同伴帮他忙，这几个同伴的灯都连在尾部。当龙头翘起来，预示要跑的时候，尾部的人都做成开始拔河的姿势，当中间部分的人跑的速度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尾部的人一声喊，大家齐心向后使劲墩，墩成功了，中间的人可以倒下一大片，墩不成功，尾部的人倒下一大片。看灯的人就是等着看这个较量，其兴趣比之于球迷们看足球，有过之无不及。 晚上看了迎灯，白天小朋友们聚在一起，都要回忆昨晚迎灯的盛况，笑话那些跌倒的失败者，佩服力大的尾灯人。有一次，我正在与小朋友谈得很开心时，我父亲突然插话了，说他那时候，只要他的灯连在尾部，那准是尾部赢；要是他的灯连在中间，那尾灯肯定吃亏。 父亲的话使我大吃了一惊！我出生时，我父亲已经将近50岁，父亲在我的眼中，是一个只会拿着小茶壶坐在大门外石凳上喝茶的老头儿，他会参加迎灯？还会有那么大的力量？我觉得他在吹牛。 我小学毕业了，小学毕业也许相当于科举时代中了秀才，学校里要摆酒请老师喝酒，家长做陪。那天晚上，我父亲喝得酩酊大醉。母亲把他扶到床上躺下，让我坐在床前小板凳上看着，防止他吐。 父亲在醉中喃喃地在说着什么，一睁眼睛，看见我坐在床边，忽然拉着我的手对我说：“你知道小学里操场的围墙是谁为头砌的吗？” 我们的小学名叫“集贤小学”，就办在我们锺村的祠堂中，最后的一个教室就是摆祖宗牌位的“寝室”（门上就有一块门匾写着寝室两字），“寝室”前面两边是一溜三个小房间，里面也供着祖宗牌位。东面保留着三间小房间，西面的小房间却只剩两个，中间的一间改成了一个圆洞门，门外就是学校的操场。操场有一围墙围住，围墙是用大块的石头砌成的。原来应该是封闭的，但是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围墙已经有了缺口，放学的时候可以从操场离开学校。 “是谁为头砌的？”我很奇怪地问。 “是我。我认为祠堂里的院子太小了，一定要给小学建个操场。那时我力气大，最大的石头都是我抱上墙的。”父亲喘着气停了一会儿，好像他还在努力抱大块石头砌墙；“那时有人说，树（垿）木头为什么那么努力为小学建操场，就因为他的儿子要上小学了。” 树（垿）木头是我父亲的绰号，在我们家乡的发音中，树与垿是一样的，我父亲名士垿，士表示辈分，是同辈人名字中共有的，属于我父亲专有的名字就是‘垿’。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父亲会有这样一个绰号，他自己好像习惯成自然，已经完全默认了这个名字。 “你儿子？”我非常吃惊怎么父亲还有个儿子。 “没有想到，你哥哥没能上学，就走了。”他老泪纵横，抽泣不止。 我真想不到我父亲竟蕴藏着那么深的感情，我一直以为他就是一段‘树木头’。 原来我父亲年轻时，有一个原配妻子黄氏，黄氏出身浦江的名门“长芝地”。夫妻感情很好，不久就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在我的堂哥哥的排行中为第三。我父亲辈亲兄弟五个，我父亲排行第四，但他的儿子却在堂兄弟中排行第三，也就是说我大伯生了两个儿子后，我二伯、三伯生的全是一连串的女儿，我父亲却一生就生了一个儿子。在这个儿子快六岁，正当我父亲满心要让自己的儿子上小学时，一场急病夺去了他小小的生命。在巨大的悲痛下，黄氏与出生不久的小女儿也一起跟着下了黄泉。  父亲受此打击，一蹶不振，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我大伯为了使这个四弟振作起来，让他学做生意，在家里开了作火腿的作坊。金华火腿是世界闻名的，别以为金华火腿是金华县做的，金华火腿就是我们浦江县的特产！我们村就有很好的火腿师傅。 火腿在腌制前，必须进行一番修理，也就是要把猪腿边上多余的肉割下来，使火腿成型。这些割下来的碎肉，一般可以用来做香肠之类的填充物。但我父亲却不是那样，碎肉都堆在案子上，家里厨房以及邻居们要吃肉都随手到火腿工场来抓两把去。 我懂事后，还常常听到大家回忆那时候吃肉的容易：“那时候，想吃肉，谁也不到黄宅市去买，到‘树木头’作坊去抓两把来就是了。”黄宅市是与我们锺村很近的一个市镇。 父亲做火腿生意虽然大大咧咧，但也很辛苦，做好的火腿要运到杭州去推销，他亲自押着装满火腿的竹排从浦阳江运到杭州，路上要走好几天。他有胃痛病，一发作痛得满地打滚。（其实那是胆结石，那时候不知道有胆结石这种病，以为是胃痛。）由于时发胃痛，又在竹排上非常无聊，因而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 大伯见这个四弟做火腿不但蚀了本，还弄了个抽鸦片的恶习。就停止了我们家的火腿作坊，千方百计给父亲说个续弦。大约是1922年，我母亲19岁，父亲38岁，他们成了亲。母亲与父亲感情不好，母亲常常哭着说父亲骗了她。媒人说亲时说我父亲只比母亲大9岁，实际上却大了19岁。按理说“男人40一枝花”，现代40岁的成功男士多么受妙龄少女的青睐。可是我父亲不行，因为他情绪不好。又抽鸦片，结婚时完全像个老头儿，我母亲常常哭着几乎要去寻死。 在南京金陵兵工厂做工程师的我的大堂哥哥钟道錩来干涉了。我的大堂哥哥是我们家族的翘楚，他是个美国留学生，在我们家族中很有威信。他让我的父亲、也就是他的四叔到南京去戒烟，不戒掉不让回家。我父亲在他侄儿的管辖下，鸦片奇迹般地戒掉了，人也精神了很多，而且显得年轻了。大堂哥哥还把我母亲接到南京去玩了一些时候，上图是我父亲与母亲在南京照相馆拍的照。回老家后别人看了都取笑我母亲：“怎么你嫁了一个和尚！”  母亲很喜欢这张照，并不嫌弃父亲像个和尚。不久，母亲就怀了我，与父亲成亲八年后，才生下了我这个宝贝女儿。 通过横跨浦阳江的大石头桥，就是邻村古塘。有这样的传说，‘锺村’‘古塘’是官岩山的一鐘、一鼓，这两个村都出人才，锺村出文人，古塘出武将。太早的人不说，比较近的我们村就出了三个美国留学生，锺士模、锺道錩、锺道缵，在国家各个不同领域都做了较大贡献。古塘村有陈肇英、印某某（忘了名字了），陈肇英是孙中山先生卫队长，印某某好像是辛亥革命烈士。 1939年，陈肇英董事长联合锺村古塘两村人士，在大石桥边上建立了一座中学——中山中学，造福了浦江县以及邻县的很多少年人，也造福了我。1941年，我父亲毅然把小学毕业的我送进了中山中学。 1942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浙赣战役，占据了我家乡浦江县，中山中学迁到建德去了。学校迁走后，我失学在家，日本鬼子占领了浦江县三年半，我整整在家里休学了三年半。 当时我对父亲不让我去上学很不理解，在家里又哭又闹。我把这一切都归结为父亲的封建头脑。一直到自己成为母亲，对离开我的子女那么耿耿于怀地放不下，我才理解了他。的确，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父亲如何能让自己唯一的宝贝女儿、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靠自己两条腿跋涉那么远去上学呢！那时，从浦江到建德，没有任何交通工具。 抗日胜利了，父亲终于又供我念书。1947年，我离家到杭州‘杭女中’去念高中。碰巧在上海工作的六哥与六嫂回家探亲，回去时路过杭州，父亲让他们带我去杭州。六哥再三向我父亲保证：“四叔！你放心，我一定平安把她送到学校，在杭州我还有我很要好的同学，是一对夫妻，我会托付他们关照我的小妹妹。” 按理说，父亲只要送我到黄宅市的汽车站就行了，因为那汽车直达郑家坞火车站。但不管我六哥如何劝他，我父亲非要上汽车送我到火车站去。到了火车站，六哥劝父亲坐汽车回去，耽误了这趟汽车，就回不了家，只能在火车站过夜。 “没事，没事，我可以找个小旅馆过一夜。”父亲不肯走，非要看着我们上火车。 好不容易火车来了，上了火车后我趴在火车窗户往站台上看，看到父亲呆呆地注视着火车，风吹着满头稀疏的白发，热泪不由自主地在我眼眶中涌出，泣不成声。 父亲没能送自己的爱子上小学，他终于送自己的女儿到大城市上了高中。 我高中毕业后考上了浙江大学，毕业了，结婚了，然后跟着丈夫调到北京大学任教。 1955年，我的第一个孩子——我的大儿子——诞生了，我写信到老家向父亲母亲报喜。父亲拆开信一看，高兴极了，拿着信纸从上半村走到下半村，碰到人就大声说：“我女儿生了个儿子！我女儿生了个儿子！”他要锺村全村人都来分享他的快乐。 为了替我带孩子，我母亲到了北京，把父亲一个人留在老家。本来我母亲准备把我儿子带到可以上幼儿园，她就回锺村；可是我大儿子不到上幼儿园的年龄，我的第二个孩子——我的大女儿——又出世了。母亲不能回老家，又实在不忍心让老父亲孤零零一人留在乡下。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把我父亲也接到了北京来住。 父亲母亲替我管着家务事，母亲主要管着小的两个外孙女，父亲管着他心爱的大外孙。  大儿子该上幼儿园了，但大儿子常常淘气不肯去。每当宝贝外孙赖着不肯走的时候，外公就在门后面取出一条树枝给外孙，再从口袋里摸出一条带子。 “诺！诺！老牛要走了，赶牛的快走啊！”外公一手拉着带子的一头，另一头让外孙拉着，这样外孙就赶着外公这头老牛到了幼儿园。 1962年父亲去世了，那一年我的大儿子刚上小学。父亲没有能看到他心爱的外孙上中学、上大学、出国留学。更没有看到他心爱的外孙在美国定居，并生了两个儿子——他的曾外孙。 愿我父亲的在天之灵，能洞悉这一切，安逸快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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