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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文学之南方气候 杨青雲（旧作） 本人结合“深圳母土性”与“深圳学派”，谈了深圳文化30年里，包括学派存在所必须的特定学术环境，学术方法和学术精神，彼此产生深圳学派的优势可能成为贯通内陆与海外中华文化的“桥头堡”。这正如深圳“新民俗文化”，“特区文化”,“打工文学”等文化现象，将逐渐形成一种以深圳、广州、东莞、佛山、惠州等珠江文化的南方气候。 在本文中，我将“打工文学”这一文化现象逐渐所形成的“南方气候”，将谈谈深圳30年来已经没有多少人质疑设立这个改革开放窗口的“实验田”，它的探索与突破，它的成就与梦想已被铁的实事证明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传奇性文化现象。然而，深圳作为“打工文学”的南方气候，它的价值不止于表现在它的传奇性文化现象，重要的是在经济上取得的瞩目成就，就是当年那些最积极推动改革巨轮滚滚向前的先驱者也始料未及。特别是作为深圳现象的打工文学，它的文化意义更深更远地存在于它的精神内核——对传统文化的摒弃，对新移民文化的探索，以及对现代文明的重塑。与这些宏大的文化视角相比，我们更愿意客观细致地揭示这片神奇土地上的“母土性”文化现象。作为一种新移民文化的打工文学，它被学界及社会所引起关注，还是缘于2004年，《天涯》杂志刊发一组“底层与底层表述”的文章。随即《北京文学》《小说选刊》《上海文学》《深圳特区报》等文学报刊反响强烈。当时，《文学理论与批评》《文艺报》《中国学术》《当代文学评论》《文学自由谈》《文艺与争鸣》以及《广州文艺家》等，他们分别以各自不同的热烈讲座为打工文学在云诡波澜的经济大潮中劈波斩浪，保驾护航，或是把引领风气之先的深圳拓荒者演驿成一股学术思潮。无论是探本溯源或是质疑解惑，这股学术之风对打工文学的刮骨疗伤，或是对生命个体的体恤都尚处萌芽初发之期。在当时的底层精神层面与文化诉求的欲望生存，打工文学讨论的理论焦点主要体现在当代文化所炮制一系列如体味苦难，因痛而呼。他们用自己的青春热血和苦难经历对社会发出震人心魄的呐喊。尽管最初的声音很是微弱，然而，时间会证明这群肩负使命的农民工与命运抗争的勇气，会唤醒多少沉睡的灵魂，复苏多少人性中尘封已久的美好情愫，并引起疗救的血性与悲壮——用苦难的青春写下真实的梦想，为我们漂泊的人生作证。从而让我们感受到打工文学不仅仅是一种人文情怀的历史见证，更是一种纯粹意义上底层写作的边缘呐喊。它主要是凸显一种改革开放历程中文化心理意识层面上存在的底层意识。实际上，还在学界关注之初的打工文学更多是缘于不同范畴所推动和影响的深圳现象。 从改革开放30年来，这片土地上崛起夕日的“小渔村”，已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这里经济快速发展，这里社会文明和谐，这里每天都发生着“深圳速度”的精神壮举。所有这些深圳奇迹都是得益于百万劳务工——打工一族默默无闻的奉献。农民工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他们还创造了今天丰富多彩的“打工文学”，这个文学现象发源地的深圳——一直把反映和表达时代心声，高举文学大旗为已任。2001年一批打工青年在深圳、东莞和广州创刊《打工诗人》报，他们把自己定为“时代的特殊歌者”。他们把自己的底层写作凸显出永远的痛感与焦虑。正如本人在《疼痛》长诗中写到：“在南方我像一行站不稳的句子/被揉进暴雨/又被暴雨所摧残/想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缝起伤痛的裂痕/向自己疼痛的内部深处窥探/除了汩汩流淌的血污还是血污/只是一滴血奋力从焚烧的火焰中/飞起一个清醒的尖叫/深陷在一个深不可测的孤独里/散发浓烈的痛苦与呻吟”。(杨青雲：《疼痛》长诗刊《超然》诗刊2005年4期)。 打工诗人将他们的“疼痛”血淋淋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种充满底层写作的悲壮情怀，比起那些知识分子作家对底层生活现状作表面化的揭示要显得更真实真切。但随着打工诗歌的演化和打工诗人一味倾情悲壮诉苦的市场化，打工诗歌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打工诗人创作的积极关怀。正是这一被陷入苦难写作的极端化，让人突然感受到打工一族精神压抑的尖锐感受。当我们真真陷入到这样同情的误区时，从而也会导致感情的麻木流失。第二代打工作家打工诗人更有着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重要的是他们有着更好的文化修养，他们更应该担当起寻找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穿越流水线的青年在聆听/来自于都市金属的声音/他们如向日葵转动青春的面孔/无论晴天还是雨天/都在咀嚼着深圳的市声和潮汐/在53层国贸大厦放飞新观念/化为都市生命拨节的金属律动/那是饱经忧患的民族先声/那是遵循国际惯例前行的先声……（客人：《穿越流水线的青年》） 有人说，打工诗歌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关怀，它是来自底层本身的孕育。那些来自底层本身又超然底层的打工诗人，他们把“来自于都市金属的声音//如向日葵转动着自己的青春面孔”时，他们时时刻刻遭遇着“饱经忧患”的精神指向，使他们获取奇妙的动力，进入特殊的生命境界。 “荷花开的时候，我就离开”。曾楚桥在他的小说《纤手杨柳》中，那个叫杨柳的女子，在工厂宿舍里画了几年荷花，她有一双美丽白嫩的手。就是这双画荷花的手，把她带到“一个很远的地方，那里的人都很好。不生气不骂人，生活无忧。最重要的是出门就是大片大片好美好美的荷花，荷花的清香十里之外都可以闻得到”。 打工作家曾楚桥怀着梦幻般的痛苦，把一个普通打工妹杨柳的痛苦压抑写出了一种抽象的打工宿命，一种无法忍受也是血淋淋的一种精神无法承受的痛。作家在他的创作谈中这样说：打工文学自从被那些饱食终日的批语家们冠之于底层叙事之后，一切便显得似是而非。我极度讨厌“底层”这个词，但是我无法躲避这个词对我的围攻。生活中以同样底层的姿态向我表示它的不满。 打工文学走过最初的懵懂之后，无时无刻都让我们感受到疼痛之后，更需要寻找一个理性的突破。——突破一个地域文化的母土性。特别是“深圳母土性”，从一开始的打工文学发展到现在，从一颗毫不起眼的幼苗长成一颗枝叶茂盛的参天大树，这个艰难推进的过程，主要是以打工文学的领头“杨”——杨宏海为主的“深圳学派”，一直致力于打工文学现象的研究和评论。并且深圳政府也对打工文学作家的扶持，以及文学奖项的奖励政策都有一系列的详尽施实方案。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变化，打工文学已形成以深圳发源地为龙头的南方气候，构成打工群体与各主要社会群体之间的和谐关系。“如果说职业作家的写作近似于一种美声唱法，那么打工文学就是文学中的原生态”。白烨在谈及打工文学中说，原生态的打工文学通过文学与生活建立了近距离甚至是无距离的接触。打工作家的真正价值在于现场感受和独特体验的精神姿态。 “这静静地楼房使我感到很孤独很恐怖，这种孤独和恐怖感像蜈蚣在黑夜中沙沙地爬行。从黑夜中吹来的风夹着一种美妙的吉他声。来到建筑工地，那吉他声又突然消失了。我好像听到几声呜咽，这哭声是从那凸起的黑影里传来的。我又感到一种恐怖……”（张伟明《我们的INT》） 深圳本土打工作家张伟明在写出处女作《我们的INT》时，那是他在一间不错的日资企业当白领。对于大多数打工人作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然而张伟明却作出一个让人料想不到的事，就是跑回梅州老家写小说。张伟明说：“我如果不把这些小说写出来，我就会突然疯掉的”。可想而知，当时张伟明在写小说《我们的INT》时，他的创作冲动是建立在“不写出来就会疯掉的”——他为什么要疯掉？为什么要急于在他的外女作小说中写出“很孤独很恐怖的细节故事，”并在他的小说中反复写到一种"来日审叛的感觉”，或是“大家不吭一声的态度却有一种沉默愤怒与抗议的效果”。特别揪心的是在看到小说中写到：“我们的工作太辛苦太紧张太机械太吵杂，天天晚上加班，连星期天也要加班，长时间的工作劳动强度特大的体力支出使我们太疲劳，神经绷得太紧的缘故，我们经常失眠经常做恶梦。我们每天匆匆忙忙地吃饭，匆匆忙忙地大小便，匆匆忙忙地睡觉，我们觉得好像有十年没睡过觉，连做梦都是匆匆忙忙的……”。 张伟明的处女作小说《我们的INT》立刻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从此“打工文学”的诞生因此而在南国猎猎作响。他们生存状态的苦难恐怖，可以说一旦沾染上“打工文学”的烙印，这种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就会上升到道德批判的理性高度，仿佛把写出打工一族的精神压抑或是苦闷迷茫当成判断作品深刻与否的标签。鲁迅在《摩罗诗力说》写到“文人有言，心声也。摄人心者也。”体味苦难，因痛而呼，他们不仅仅为了舔净伤口，渲泄愤懑，更重要的一点我们是把一个时代的良心在个体命运的底层遭遇中，把凝结在心底的血污开始关注人的精神内核，人的终极关杯，以及人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他们的边缘呐喊并不是作为单纯的底层写作写底层，而是深入渗透到当下历史风云的命运对抗中，把连接着的大地，肉身与灵魂几乎完全嫁接各自孤独的精神胎记中，把我们难言的文化警觉在充满矛盾和过渡色彩的书写边缘，带着历史强加于个人不可抹掉的伤痛，迎着都市文明的更多诱惑，以及命运背后存在尴尬身份的处境。都是缘于“我们身份卑微，面对生活的苦难，我们都是默默地承受着，我们缺少自己的声音。”王十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王十月在《人民文学》2008年4期头条位置发表小说《国家订单》，立刻又引起社会较大反响。王十月说他在写《国家订单》时，还是把自己感受到原生态的生活素材，以传统的现实主义方法写出小说的底层生活。王十月在一篇文章中说：“我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普通打工者，我所写的也全部是打工人的底层生活。有批评家把我这样写的小说叫打工文学。打工文学因其粗励的生活原生态和流淌其间的血性而被批评家看好，也一直因为文字上的稚嫩而被批评家们所诟病。” 通过王十月自我分析的自我反省，我们可以看到打工文学种种不尽人意的文化症候，在进行尖锐地文化解剖之后，从打工文学母土性的地域文化中上升到从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冲突，作为关注底层守护苦难的新移民文化，众多打工文学的作品尚未达到文学写作质量的高度。然而他们直面惨痛人生的勇气和对底层写作的感悟，使得他们的作品有着批判现实主议的深刻性和客观性。正是以王十月、安子、张伟明、吴君、戴斌、郭建勋、叶耳、楚中剑、谷雪儿、李春俊等为主的深圳母土性写作，对大多数底层命运的关注，更是我们最基本写作的良知与责任。 应该说具有深圳地域文化写作的打工文学现象，在某种审美层面上是对人性深度的自我审视。同样对打工文学理解的深度也是源于我们对原生态底层群体审视的深度。而这种具有深圳母土性的文学现象，是当代今日中国文化对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真实阐释。并且这一研究的中心是在于“深圳学派”重新出现新一轮学术思潮的精神历险，倾力寻找第一手材料以科学全面客观的学术视觉，把“深圳母土性”写作的内在韧性所彰显的理论体系，最终使“深圳母土性”的命名,以及命名背后的理论解读，最能深味并发现这个移民城市所演化的新奇鲜活，从这些侧面反映了中国当代打工文学的沧桑巨变，与这些写作者的命运一样的痛着或是快乐着打工作家的真实体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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