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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薛立若 同样是水。2010年11月，来自一个高峰论坛上的“引渤入疆”工程设想引发各方热议，时隔三年半，北京社科院关于开凿“京津陆海运河”的报告又再次成为焦点。 该报告提出开凿“京津陆海运河”，其总体设想的运河线路是：西起北京通州宋庄，东至天津滨海新区蔡家堡，全长约160公里，运河平均宽度1公里，通航船只吃水深度达到30米，可以通航30万吨级轮船。 这段描述令笔者眼前浮现出古时京城水运的热闹景象。元世祖忽必烈时期，郭守敬主持新河工程，引白浮泉、玉泉诸水注于积水潭，令积水潭“汪洋如海”“水天一色”，从京杭大运河南来的粮船，经过北运河、通惠河直达积水潭。漕运终点码头积水潭，“舳舻蔽水”，航运繁忙。如今，元代水闸遗址仍位于通惠河上高碑店水库，其旁伫立着水利先驱郭守敬的雕像。 既如此，水运对于北京而言，就并非天方夜谭。古人能够做到，今人反而不成？但这项水利工程必将引发质疑和反对，正如三年多以前的“引渤入疆”。 当时，首先是专家表述了“引渤入疆”的问题所在，集中在几个方面：巨大的能源消耗、海水淡化的世界难题、盐碱化的潜在危险，以及长达2800公里的沿途生态环境破坏。民间的反对则更不客气，如“用脚后跟想想都不可能”的声音，轻易占据了舆论制高点。基于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认为大自然的一切安排都是合理的，不可轻易改变。 潜台词是：改变必遭“天谴”。 于是“罗布泊的消亡”“咸海干涸”等因人力干预自然而导致环境恶化的典型案例被举出，作为前车之鉴警告世人。比如罗布泊，1959年大跃进，对塔里木河和孔雀河上游进行大面积开垦，没有水再流入罗布泊，导致1962年罗布泊完全干涸。 但是这样的对比缺乏了一个重要的背景，那就是时代。 那是一个盲目追求“人定胜天”的时代，除了精神头，其余条件都不具备或不充分。逆势而为，何来不亡？但若是“顺势而为”就不同了，因为这正如水向低处流一般自然而然。世界上最著名的两条运河，都是如此。 京杭大运河。隋朝结束了从东汉末年黄巾之乱开始，三国、两晋、南北朝，长达四百年的分裂局面，开创了一个新的统一国家的雏形，但分裂的惯性依然存在，沟通南北是大势所趋，隋炀帝正是通过开凿大运河等事业，为后来的唐朝三百年奠定了基业。 巴拿马运河。早在15世纪，征服墨西哥的西班牙人瓦斯科·科尔特斯就提出过修建运河的主张，但直到四百年后的19世纪，因加利福利亚发现金矿，经济飞速发展，才直接引发了巴拿马运河的开凿。1883年正式动工，建成后被誉为世界七大工程奇迹之一。下令开凿巴拿马运河的是美国第二十六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这是其在任内的主要功绩，他也因此被美国人民雕入总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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