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毛筆的起源到先秦石鼓文

公望 2014-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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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毛筆的起源到先秦石鼓文

-- 簡析古文字書體演進與毛筆之關係

甄望智

(石古)

(精通中醫、易經、目前專業於石鼓文及三代文字藝術研究與創作)

2007-3

提要

近年來，書法史和書體演進的論述報導不少，導致書體演進的使用工具之一的毛筆，在這一過程中曾扮演過重要角色。

在先秦漫長的書法史中，古文字書體演進到《石鼓文》為止，毛筆的演進及改良已基本定性。

本文試圖從毛筆的產生到春秋時期的這一過程中，再分析解讀一次古文字書體演進與毛筆之間的互動關係，尤其是在先秦書體演進與毛筆的同向共生方面的問題。

在這裏，首先感謝書法界同仁及前輩對本文的指點和意見。

引言

中國書法和國畫最能直接表達中國文化精神，而它們的使用工具的毛筆，也就賦予了它特有的歷史使命。

古代毛筆的稱謂有很多。在《爾雅》、《說文》等書裏有：“吳謂之律，燕謂之弗，秦謂之筆”，“蜀人謂筆為不律”等記述[1]。商朝甲骨文已有象形文字，周期典籍中明確出現了“筆”字。關於筆的起源，史記載不一, 南朝梁周興嗣在《千字文》說：“恬筆倫紙”。西晉崔豹《古今注》也說：“昔蒙恬之作秦筆也…”[2]。明人羅欣在《物原》一書上寫道：“虞舜造筆，有漆書于方簡”。種種說法，不一而是。最早出土與筆有關的用具是在仰韶時期。而最早出土的筆是在春秋戰國時期，而後漢代均有毛筆實物出土。

在原始社會，人類開始學會使用火, 火把樹枝燒成木炭，這就成了人類最原始的筆，即筆墨兼有的“炭筆”。先民們把自己的感情和對大自然的認識，通過“炭筆”塗寫在石頭或其他器物上。

在７千多年前，新石器早期文化遺址上，可以看到繼先民們“結繩而治”之後，圖案和“書契”。

這些令人著迷的圖案，表現了高度美的創造力，已不僅僅是原始美術的萌芽，我們可以從中隱約地看到一絲上古時代毛筆的印記。

一、新石器時代的筆墨藝術

距今７０００——５０００年以前的仰紹文化中的彩陶上的圖案，已明顯有了筆的印記。

仰韶文化出土的大量彩陶，其裝飾花紋豔麗多彩，從魚、鳥、動、植物紋以及用抽象幾何圖案表達的古天文，大地座標及四時氣象，豐富又精美；他們已經會熟練地使用動物的皮或植物的莖來作筆，用天然的礦物，如赭石、朱砂、天然石炭做顏料。

仰韶文化陝西臨潼姜寨遺址出土的繪寫工具中，就出現了一根用以研磨的石磨棒（即研石）及土石硯等美術用品。

在考古現場雖然沒有發現毛筆（可能毛筆早已氧化消失），但我們可以據此推理，我們的祖先早在5000多年以前，已經會把天然石炭等用岩石在硯石上研磨成粉，再摻水調和成墨汁。用原始的毛筆在陶器上繪製成各種圖案了。

圖1彩陶人面魚紋盆仰紹文化半坡類型

1957年在西安半坡出土的彩陶盆上，刻畫著精美的人面、魚紋圖案，還有簡單的刻紋，這些半坡人所刻的符號，還可以看出他們先用硬的“木筆”或“竹筆”畫成的圖案。

1987年在安徽含山凌家灘出土了一個距今約圖2 凌家灘八卦圖玉版

5000年前的玉版。其圖案是一個古八卦圖，是上古人的一個測天地陰陽的天文儀器，這個圖案與崧澤、大汶口、大溪等文化中所見的八卦太陽原始八卦圖完全一樣。在很硬的玉版上要刻出如此複雜的古八卦八角太陽紋，在沒有出現青銅和鐵器的上古時代，是圖3 刻畫陶盆河姆渡文化

一件多麼困難的事，因此，必須用硬筆在玉版上先畫出圖案，才能刻出完整的玉版。

山東大汶口陶器刻畫符號，浙江河姆渡黑陶上的刻畫的豬紋，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及二里頭文化等諸多刻紋中，都可以從中看出上古“硬筆”的書寫痕跡。

馬家窯文化出土的大量彩陶，大多用彩色和黑色的天然顏料所畫，它和半坡類型的圖案和符號，都有明顯的毛筆痕跡。

馬家窯文化出現的蛙，龜等圖騰及以雲的勾曲回環為特徵的雲紋圖案,不但看出明顯流暢的毛筆筆法，而且也著眼於對圖案點線的有規律變化。圖案的中心、重心、疏密、對稱、斜正等的章法佈局，已經對書法三個要素有了意識上的追求。

圖4 彩陶面馬家窯類型圖5 彩陶蛙紋翁馬廠類型

在新石器時代，用獸毛捆綁樹枝做成的毛筆已經出現，同時，在玉器和陶器上用“硬筆”做出的刻符和原始文字也很普及；在玉器和陶器上用刀直接刻畫的不在少數。

這對以後商朝在甲骨上契刻文字，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二、商代甲骨文金文書體與毛筆

上古社會，人類最基本，也是首要的精神活動並非鬼神之類的原始宗教，而是人類對宇宙自然孜孜以求的探索和追求。至商代，鬼神世界成了主宰，《左傳·成公十三年》稱：“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人們用甲骨進行占卜，甲骨文出現了，人們又稱之為“殷墟卜辭” [3]。《尚書· 多士》稱“惟殷先人，有冊有典”，從理論上判斷，漢字形成完整體系很可能是在商代，我們從殷墟甲骨文和商代金文中找到的文字資料可以作為根據[4]。近三百年的殷墟甲骨文書法史中，書寫契刻的風格和方式大致有以下幾種：一是在甲骨上直接刻畫，二是用紅色朱或墨寫在玉片、骨片、陶片上後，再進行契刻，也有刻好後再填朱的。一般契刻風格突出的小字，尤其是卜辭中的小字，都是以刀代筆直接刻畫。大字則是先寫後刻，刀附從於筆，大字類字體有被刻成肥碩具有裝飾性，有些字有明顯的繁簡異體，說明了字形再變化的開始，而大字更接近手寫體，也就是從書寫到刻寫的初期，硬筆和毛筆在一定程度上發生了變化，在時間上應該是武丁時代早期。

圖 6此甲骨文為商代（西元前約12—11世紀）遺物，是我國目前發現最早的成熟文字。

到商代，隨著甲骨文的出現，新石器晚期的粗大毛筆開始變小，筆劃圖案也是由大變小，文字筆劃也是由繁到簡，再從簡到繁，而契刻技巧也是由粗狂到精細。用筆也日趨定型，一般是硬筆和毛筆交替使用。

早期甲骨文一般是先書後刻，線條沉穩、渾厚、古拙奔放，用短毫製成的毛筆書寫痕跡明顯。

以後還有一些非王室專用的卜辭，契刻風格明顯。線條修長，字畫轉折處很難見到毛筆的三神采，以及輕重變化和出鋒，線條雖細，但有力度，可以看出殷商時代純熟的硬筆寫法。

商代墨蹟雖不多，但對書法史及毛筆的演變軌跡有著重要意義。出土武丁時期的一片佈滿鑿痕的龜甲反面，中空處有卜辭，在甲橋的位置上留下了數個用毛筆寫過而未契刻的字，用筆的書寫感較差，但是，用毛筆描摹痕跡明顯，線條柔和飽滿，雖然受著圖畫形式的約束，其用筆已變成粗細均勻的柔和線條，開始有了筆劃，筆順的味道。

還有一個無名氏卜辭，甲骨後面有毛筆寫的5個字。可能是當時文字書寫的正體，已具備筆劃,筆順的味道，線條兩頭尖，中間圓曲飽滿，有明顯的粗細變化。體現殷商時期已經用柔軟的獸毛作筆了。筆鋒尖而柔健，經過修飾，筆毛中部飽滿，能寫出圓利的筆劃，觀其筆劃兩頭尖銳，中間圓曲，說明商人捉筆及運筆方法和今人有所不同。

圖7 商代甲骨文

由於當時製筆工藝還比較落後，筆毛極易散，墨也很粗糙，決非像上述手寫甲骨文那樣使筆劃尖圓如人意，因此，筆者斷言，古代“舔筆”之習，恐怕要從殷商開始算起，這種情況，至漢代還可以看到。

如趙壹《非草書》：“領袖如皂，唇齒常黑”的記述，實和商代舔筆以補筆墨之不足同理。

自武丁以降，在商代晚期出土的陶、玉、骨上，均有毛筆寫過的痕跡。雖然它還有上古圖畫仿形圖8商代晚期刻石刻玉書法

的線條特點，但是它的用筆力度、筆劃、筆順更加清楚，其線條頭粗尾細，橫畫時起筆粗圓狀如點漆，頗有力度，已有藏鋒之態式；住筆尖細，轉折處圓潤自然，粗細變化流暢自如，已具有書寫涵義的字形基礎。也可以說，柔毫筆在殷商時期書法領域已經進入了實際應用階段。商代後期金文風格豐富多彩,有不少表現族徽的圖形文字[5]。如《司母戎》，《司母辛》銘文是筆劃呈首尾尖，中間粗的所謂“波磔體”，筆道壯實，兩頭尖中有明顯肥筆，在書法藝術風貌上多呈現毛筆筆意，毛筆書寫的痕跡相當明顯，使人聯想到仰韶文化彩陶上自然流暢的畫紋和刻畫符號，體現了毛筆及書畫文化發展的連續性。

在商代，毛筆已經是主要的書寫工具。但由於甲骨文和金文雖是同一體系，但在用筆和書寫上還是有所區別。金文一般是先在泥，陶胎範上用柔毫寫字。在胎範上寫字刻字比較容易，因此字體有肥厚，雄渾的特點，書寫筆意比較明顯。甲骨文則不同，在甲骨上刻上比較麻煩，契刻者為了提高效率。只好將毛筆字跡的用筆加以改變，把粗大的毛筆該造成細筆，改填實為勾廓，改圓形為方行。有些場合還使用纖細的硬筆去寫小字，因此，不少甲骨文有了瘦硬、勁挺、而轉折處不圓潤，因此，甲骨文保留的筆意也就少於金文。

三、從西周金文到春秋石鼓文

在西周早期的金文書法中,大體上幾乎完全沿襲商代晚期金文[6]。象形程度較高，彎曲線條多，線條圓曲，筆道粗細不均，而且夾雜者有規律的肥筆，還有一種是首尾尖細或頭粗尾細，它們與粗細均一的線條並行，這些形體不便書寫，也就是說，在西周早期書法用筆依然沿襲商朝的用筆方式，毛筆的製作和書寫隨著時代的變化，則需要向規整化發展。

西周武王時期的《大豐簋》、《利簋》，成王時期的《令彝》等銘文，就是以上的寫照。然而，若仔細觀察，則發現周初文字筆道厚重，結體更加謹嚴方整，也有收筆較肥圖10大盂鼎

成垂露狀，也有出鋒時筆劃加肥的，如同早期隸書的波磔；所成筆劃圓轉之勢較商代的更加明顯，說明了西周早期金文用筆並不是一成不變地承襲殷商遺風，而是有了一定的變化。

至康王時期的《大盂鼎》，所出現的粗畫和肥厚點團，都說明了西周早期的毛筆和筆道存在著殷商遺風, 金文書寫筆意躍然可見。其筆道已有改良後毛筆的味道，為中國書界譽為“方筆之祖”云云。

西周自昭王以後，金文進入成熟時期，筆劃開始規整，章法開始求工，筆道已向圓潤，纖瘦靠近。

1977年在陝西出土的恭王時鑄造的《墻盤》是西周書法劃時代的作品之一，在周人的整個精神世界裏，禮樂文化使周文化及其藝術精神已遠遠與商人不同，因而，文筆的改革，書法的變遷也在所難免。這時的西周文風書法中，粗畫和團塊已經消失，尖頭鼠尾的遺風已近全無，代之全新的周人藝術思想風貌，《墻

圖11 《墻盤》銘文（局部）盤》書風端莊靜穆、圓婉和諧，體現了“立天定人”，天、人、藝、道合一的宗教觀。

西周從《墻盤》始起，用筆已和先周大不相同，起筆，收筆，轉換大多為圓筆，轉折亦柔圓，起收筆皆是藏鋒，這種藏鋒，圓轉筆法就是春秋時期《石鼓文》筆法的由來，也是以後的隸書及楷書中圓筆筆法的源頭之一。

以此推理，殷商時代的毛筆是把獸毛捆紮在木或竹筆桿外周，再塗以生漆，由於毛筆鋒穎雖然柔健，但是毛筆肥大，易散易亂，用筆則易出現頭尖中圓的形態圖12 《散氏盤》銘文（局部）

，雖有一定筆順的味道和特別節奏或時常穿插出現粗畫和肥厚的團點，但用筆之不順暢是顯而易見的，故可見到殷商時期金文經過修飾的例子不在少數。

筆者認為從《墻盤》的筆順，筆劃等方面來分析，西周中期的毛筆和商代的毛筆有所不同，《墻盤》的運筆已顯便捷，粗細不均的筆劃已消失，說明《墻盤》所用的毛筆，筆毛已不顯肥大，而獸毛也較順，筆尖，筆鋒靈活，柔健不亂，因此筆劃也就圓潤流利，字形中規中圓，這說明一種新的毛筆誕生了，因此，全新的寫法和有趣的格式也產生了。可能在這一時期，周人學會了把獸毛從捆綁的方式變成了另幾種方式，或用木為管，將獸毛塞入，或用蘆葦為杆，取眼，把獸毛入內成筆，還有一種是以竹為管，把獸毛做成的毛頭纏緊，塞入竹管內，外用繩索捆綁，後一種筆可能成為現代毛筆的先祖。

至西周第三期，也就是恭于以後的懿、考、夷、厲、宣、幽等諸王時期，所出土的《大克鼎》、《散氏盤》等銘器，筆劃更加均細規整流暢，肥筆完全消失，筆法圓勁，寬敞流暢，排列隨弧度環轉，乍看筆線瀟散，實則字形端莊平穩，筆線遒勁舒展，其結字與線條，已進入到寫字自然的境界,可以和後人寫字運筆相銜接，可以說，毛筆的改良促進了書法的進步。

厲王時期的《散盤》書風，是自《靜簋》、《墻盤》之後，從結體端莊，筆線遒斂，行款寬敞, 銘文風範中突起的異軍。圖13 《虢季子白盤》像《散盤》這樣運用粗豪，結體奇欠側，線條古厚，行氣古茂，造型螺扁，是整個金文書風中最為獨特的。其書寫的毛筆，可能是經過改良後的粗豪大筆，直接影響到作品的藝術風格，它被秦國所繼承，後導致秦文字隸變的發生。

後期出現的《虢季子白盤》，是史稱“宣王中興”時的產物，由於其書體穩定，可以和春秋文字銜接，有學者認為《虢季子白盤》與其他周代銘器風格不同，很可能就是大篆《史籀篇》的初始樣式。類似的銘器還有《頌鼎》《頌壺》等。不同的評論也不少見[7]。在中國書法史中，以字書為範本，同時進行識字和書寫訓練，應始于西周《史籀篇》編寫的宣王時代，在這個時期，毛筆已經得到了充分的改革，因此，此時的書體已經排列整齊，行格疏朗，書法端靜，已啟《石鼓文》之書風。

四、春秋筆墨寫《石鼓》

從春秋時期《秦公鐘》《秦公簋》秦公大墓石磬刻字到《石鼓文》，字形發展一脈相承[8]。一般學者認為秦文正體《石鼓文》是基本遵循《史籀篇》的文字教育，字形變化而來，是秦始皇“書同文字”，以前先秦正規的文字標準範本。圖14 《秦公鐘》

春秋時期，百花齊放，文字在載體型式豐富多彩。金文、簡牘、帛書、刻石文字等都有出現。因此有“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一說。由於文字各異，毛筆的製作，也有所不同。

春秋戰國時期毛筆共有三次發現，均為楚筆，有一次是長沙楚墓出土：筆桿竹質，長18.5釐米，徑0.4釐米，筆頭毛長2.5釐米，用兔箭毫，將筆毛圍在杆一端，然後用細小線絲纏住，外面塗漆。這也是商周時期的制筆工藝。圖15《石鼓文》銘文(局部)

還有銅削（刀）、竹片、小竹簡三件東西。銅削為刮竹片和砍削錯別字；竹片是書寫材料；小竹簡是毛筆的套筒[9]。第二次是湖北包山楚墓，筆桿用葦，筆毛長3.5釐米，徑約0.7釐米, 比長沙楚墓的稍大，由於筆桿稍粗，葦質中心鬆軟，因此筆頭是在管內或管外，不得而知[10]。再者河南信陽楚墓出土的毛筆桿為竹質，通長23.4釐米，徑0.9釐米，筆頭長2.5釐米。其製作工藝仍是把筆毛捆在杆上，但毛筆的樣式接近現代的短鋒筆，與湖北包山楚墓的筆已大不相同[11]。

最引人注意的是在湖北雲夢睡虎地秦墓出土了三隻秦筆。

筆桿竹質，上端削尖，下端略粗並鏤空而成毛腔, 與同時期的楚筆相比，製作工藝頗為科學，已與現代的毛筆近似。可以說，這是一支改良後的毛筆[12]。編號為M1：60者杆長21.5釐米，徑0.4釐米，毛腔內的筆毛長約2.5釐米，與留在杆外的筆鋒約為1：2，比例遠遠大於現代毛筆，筆套筒也是竹製，中間部分兩側鏤空，一則易於取筆，二則美觀。

雲夢出土的秦王朝建立之初的秦筆，製作工藝明顯與楚筆不同，楚筆依舊沿用商周時期作筆的方法，只是外觀精巧了許多。西晉崔豹《古今注》說：“昔蒙恬之作秦筆，柘木為管，以鹿毛為柱（筆鋒）羊毛為被（副毫）…”，與秦筆鏤製毛腔裝嵌筆頭的工藝相仿，只是工藝可能沒有雲夢秦筆工藝精緻，蒙恬因地制宜的製筆方法歷史傳說應當可信，所謂蒙恬發明筆，則可能是後人的一種假說罷了。

先秦時期的《秦公鐘》、《秦公簋》的書體都接近小篆，中間一些小篆結體字，更與《石鼓文》近似，開闢了大篆向小篆過度發展的道路[13]其字大而方正，蒼勁雄厚，有濃厚的宗周色彩，基本沿用了周宣王太史籀的“籀文”。以後的《石鼓文》則更加規範。本文推論，在這時期所使用的“秦筆”其結構、造型與雲夢睡虎地秦墓出土的毛筆是同一類型。

《虢季子白盤》與《秦公鐘》相隔百餘年，此後秦景公四年的《秦公簋》再往下延百年。《石鼓文》在春秋晚期，中間文字歷史雖有缺環，但從它的書寫格式和規格來看，早在東周時期它們的書體和毛筆已經開始改造。這種改造隨著書體演進持續地進行著，到了《石鼓文》時代，書體的演進和毛筆的改造在秦國已經基本定型。以後秦代小篆只是最後一次有系統的整理和規範。由於《石鼓文》是直接丹書上石，行格整齊，字體寬大，石面又平滑，與書寫帛素相仿。較範鑄能更直接的保存著書寫筆意。因此，通過《石鼓文》對古文字書體演進和毛筆的關係的研究，有一定的意義。

《石鼓文》是“石刻之祖”又是篆書承前啟後的紐帶, 其字兼采《史籀篇》[14]與時文 [15]。

《石鼓文》承繼了整體書法的廟堂涵義，乃煌煌巨制。然而，在春秋時期晉定公時的《侯馬盟書》時略早於《石鼓文》的載書，它是以毛筆書寫在玉片或石片上，一般為朱紅色字跡，少數為黑色墨書。《侯馬盟書》落筆粗拙而重，多取側鋒，收筆多提出鋒，稍有丁頭鼠尾之形。

圖16《侯馬盟書》局部其中也有收尾向下弧曲，沉勢力雄，微存西周古風，線條兩端均有出鋒，它們是商周手寫體的自然延續。有學者稱其為“俗體”我們從筆順、筆劃的聯結方式看到舊秩序的崩壞，為實用書體提供了歷史性發展機會，隨之而來的，就是書寫水準的提高及毛筆的改造。

《侯馬盟書》的用筆肯定和《石鼓文》的用筆不同。侯馬盟書毛筆鋒短平，筆劃表現出線條的連貫。用毛筆寫出當

時通行的篆書，不像全文那樣筆道單一。也不及《石鼓文》圖17《溫縣盟書》局部那樣圓通流利。另外《溫縣盟書》同為晉字古字，書體差異不小，用筆也和《侯馬盟書》略有不同。《溫縣盟書》出鋒向下回曲，筆道圓潤迅疾，類似楚書，其毛筆毛鋒應比《侯馬盟書》尖長柔軟。

戰國時期唯一的一件書畫合璧的珍品是《楚帛書》[16],《楚帛書》筆劃基本保守著粗細勻一的曲線形質，弧曲如一，疏密組合規律和諧，收筆轉曲處皆圓，其書寫的毛筆已和普通楚簡有所不同。而馬山一號楚墓亦有絹書兩件三字，頭粗尾細；短畫兩端皆輕，筆鋒呈弧狀劃過絹面，故而有掕形出現；另有包山楚簡筆勢多有弧曲而著力，也有的多用側筆，有的線條蝌蚪特徵明顯…

這些楚簡的書寫方式大多起筆重，收筆輕，筆鋒或藏或露，筆劃略向右上方傾斜。雖屬篆書，已有隸書的一些特點。也有商周手寫體的遺韻，其用筆也應是商周時期的製筆工藝。

我們從雲夢睡虎地出土的“秦筆”所寫的秦簡來看，雖然不是宗廟正統的文字，但是在用筆上表現強烈的接按意識，橫畫多為逆入平出，出現了明顯的波磔。在大多情況保持了篆書的中鋒用筆，雖然與比它早一二百年的《石鼓文》相比，睡虎地文字不是官方專用的正體書法，但是它的用筆應該和《石鼓文》用筆一樣，圖18雲夢睡虎地秦墓竹簡選字

是經過改良後的“秦筆”。

我們從《石鼓文》的用筆可以看出，圓頸挺拔，圓中見方，雄強潤厚，是它的特點。用筆以中鋒為主，穩健均衡，流暢中正的行筆規律，看得出筆柱（筆鋒）和被（副毫）已經不是單一的一種獸毛所製，筆頭也不是商周早期模樣，對選毫，束鋒等製作工藝已經規範化, 兼毫毛筆的書寫印記已經明顯。因此可以說，雲夢睡虎地出土的“秦筆”應該和《石鼓文》同一脈絡。

在先秦漫長的書法史中，古文字書體的演進到《石鼓文》為止。毛筆的演進及改良已經基本定型。

在此以後出現的各種字體所使用的毛筆，無不深深地烙有先秦改良後毛筆的印記。

后記:

圖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