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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央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后，相比北京市的积极响应，和河北省的主动进取，天津市则稍显平静。而在“京津冀一体化”这盘大棋中，天津占的是金角银边之地，功能负担比北京小，经济实力比河北强。既有“船小好调头”的灵活，又有“左右皆逢源”的巧变。 特别是，随着北京市已经退出经济中心的位置，未来带动京津冀经济发展、整合京津冀发展资源、提升京津冀产业竞争力的重任，毫无疑问将落在天津身上。这种背景下，天津如何考虑和理解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甚为关键。为此，《瞭望》新闻周刊采访了天津市社会科学院经济预测研究所所长卢卫。 京津协同已成互补 天津为何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后表现得比较平静？ 卢卫：从天津方面来看，主要还是新战略和旧战略之间的关系没有梳理清楚。因为天津本身在执行发展滨海新区的国家开发战略，中央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后，滨海新区如何与之协调有待确定，而且中央对于京津冀战略和具体城市地区定位没有出台，天津不好发声。 面对北京做出转移制造产业的决定，天津的态度如何？ 卢卫：现在有人说京津之间产业合作缺乏基础。实际上，天津与北京的产业互补性很强。到现在为止，天津还是一个以制造业为重心的城市，北京第二产业比重已经很低，主要是金融以及其他服务业。从产业转移梯度上而言，北京很多产业外溢功能，有很多大的项目最适合转移到天津。 所以，表面上谈得不多，实际上天津在对接北京产业转移方面的工作很积极。统计显示，滨海新区产值中有30%--40%的比例，都来自于北京产业转移，其中多是大项目大企业。因此，这几年天津不惜举全市之力在滨海新区搞大项目，就包括这些转移支持。现在滨海新区的产值占全市的比重超过了一半。 津冀并存挑战机遇 面对京津冀协同发展这盘大棋，天津市的优势体现在哪里？ 卢卫：经过这些年快速发展，现在天津产业结构不断优化，逐渐形成了一种示范效应。尤其是雄厚的实业基础，为产业承接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例如，前段时间，中俄刚签署的油气项目，其中炼油大项目就放在天津。包括之前和沙特签了炼油项目，也放在了天津。还有中法大飞机项目，组装也是放在天津。所以，天津发展与国家主导产业发展步调一致，今后就是要把这种优势发挥出来。 如何看待津冀合作前景？ 卢卫：如何带动河北发展，对天津来说是一个大课题。长期以来，天津产业结构单一，服务业发展落后，与河北长期处于产业同构的状态，没怎么拉开发展的层次。这几年由于滨海新区的大发展，稍微拉开了一点，但是并不明显。所以，河北省对北京市的热情比对天津市高得多。 比如，保定前段时间谈副中心。但是实质上，它不具备条件，没有港口、机场，产业基础、人才都跟不上。如果按照市场规律，这可能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再比如曹妃甸。这些年发展动静很大，但是市场前景都不明朗。主要问题是定位问题，其产业定位，铁矿石、大集装箱等明显就是与天津港竞争，这本身也不是协同发展的策略。 京津冀中的天津定位 《瞭望》：天津一直有北方经济中心的定位，借助京津冀战略，是不是能够将这一定位真正做实？ 卢卫：现在谈经济中心，既要有担当还要有能力。在北方，大连、青岛也不差，天津地位很尴尬。 从历史的发展脉络观察，上世纪早期，天津确实是北方经济中心，但是时间不长，缺乏持续性。解放前，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天津洋行和人才大都迁往上海，天津就剩下了当年的建筑；建国初期，天津也算是北方经济中心，但是这一定位不断遭到削弱。“一五”计划时，从苏联引入156个重大国家级项目，没有一家落户天津，相反天津还迁出了一部分重要企业支援其他地方。 目前，一个很大问题是天津服务业长期发展不起来，这与北京服务业过度发达有关，天津要搞总部经济，只能依靠各种优惠条件来吸引。但是天津也有优势，就是天津有比较坚实的实业基础，所以有对服务业的市场需求。 京津冀战略中的天津有什么样的定位？ 卢卫：现在讲京津冀一体化，北京市是产业转移外迁，河北是承接吸纳。前者是做减法，后者是做加法。天津市是什么定位呢？它会从北京承接一些产业，从这个角度它是加法。同时也会向河北转移一些，从这个角度它又是减法。加减之后最后的结果究竟是正还是负，还不好说。 应该说，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目标是实现三地合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1+1+1>3的目标，但是能不能实现这个目标，现在看还有很多工作要创新和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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