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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司法组织有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 审判机关称廷尉，掌刑狱决讼。建安年间置大理，黄初六年改称廷尉。刘蜀称大理，孙吴初称大理，后也改为廷尉，长官称卿，位三品，下设正、监、评，称廷尉三官，驳议廷尉所决（《三国志·鲍勋传》载，鲍犯法，廷尉议判正刑五岁，三官驳议罚金二斤）。还有主簿，狱丞，律博士等属官。两晋南朝审判机关基本沿袭曹魏之制。梁一度称大理，旋复称廷尉，三官分监东门、西门、中华门，手执方木，长三尺，方一寸，谓之执方。北魏初年司法组织不健全，至拓跋珪年间，才模仿汉制建立司法组织。中央审判机关也称廷尉，长官为卿，副手为少卿。北齐称大理。下有正、监、评各一人，律博士四人。此外，又设明法掾二十四人，提事督二十四人，槛车督二人，掾七人，司直、狱丞、狱掾等僚属。北周审判机关称大司寇。 检察机关称御史台、又称兰台。掌吏治，察举非法。曹魏时御史台长官称宫正，后改称中丞。蜀、吴皆置，位四品。下设治书侍御史，分掌诸曹，治书执法（吴称中执法），掌奏劾，殿中侍御史，居殿中直察百官行为。此外，还有各类侍御史，如禁防侍御史，三台五都侍御等，都执奏不法。又以司隶校尉，与御史中丞“分督百僚”。两晋御史中丞职责扩大，东晋设司隶校尉，督察权一统于御史中丞，凡内外众官有违法宪者无所不纠。以治书侍御史四员和侍御史九员分掌十三曹。又有禁防、检校、符节等御史。南朝梁称御史台为南台，长官称大夫，后复称中丞，治书侍御史举劾六品以下官吏并分统各曹侍御史。北魏、北齐检察机关与属官与魏晋类似，增设检校录事和符玺郎中。北周改称司宪，属秋官府，长官有大司宪，少司宪，司宪中大夫。北朝又以尚书令，尚书左仆射参弹劾，与御史台更相廉察。 司法行政机关称尚书。尚书为行政机关，兼管司法事务，表明司法行政开始与审判和检察相分离，这是为适应封建制度发展的需要而强化司法机构的结果。但这时三省制正处于逐步形成的过程，刑部尚书还未正式确立，但尚书省所属各部、曹都设立了执掌司法行政的官署。曹魏以三公曹、贼曹（法曹）、二千石曹和比部郎司刑狱、盗贼，罪法和律例相比等。又有定科郎（又称尚书删定郎）主法制律令。孙吴尚书有贼曹主辞讼罪法。刘蜀以二千石曹主刑事。此外，丞相属官有刺奸令吏，还有督军从事等论法决疑。晋司法行政组织分工更细。三公尚书主刑事，都官尚书郎主狱讼，比部尚书郎主法制。太康中省三公尚书，以吏部尚书兼管刑事，司法行政进一步升级。南朝增设都官尚书，为六曹之一，南齐又以尚书右仆射掌刑罪详讼。北魏司法行政机关为都官尚书，下统都官，二千石，比部等五曹。都官曹掌畿内刑事，二千石曹掌畿外刑事，比部曹掌诏书律令。北齐以殿中尚书所统三公曹掌诸曹囚帐。北周以刑部中大夫掌五刑之法，副手为下大夫。都官郎改称司厉，比部郎称计部大夫。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除司法组织外，中书省、尚书省长官也常兼管刑事。如曹魏黄初五年令：“五月有司以公卿朝朔望日因奏疑事，听断大政。”南朝以尚书左仆射，吏部尚书掌刑事，北朝有疑狱，皆付中书省量决。皇帝也频繁地干预司法审判。这一时期皇帝听讼，录囚的史例特别多。曹魏明帝“每断大狱，常幸观临听之”，刘宋武帝，文帝，孝武帝三朝，听讼三十多次（见《图书集成·详刑典·听讼》）。 地方司法组织不分立，审判、检察和司法行政皆由地方长官兼理。州刺史、郡太守，县令皆理狱讼，决刑断，并察纠官吏政绩。属官有决曹掾、贼曹掾，或称法曹、墨曹。州佐有刑狱参军，司法参军，郡有功曹掾，门下贼曹。乡一级无司法组织，以乡官调理民事管理治安。三国时大乡设三老、百石，小乡设有秩啬夫、百石，以三老、啬乡掌教化，听民讼；以百石掌治安。晋乡官有秩啬夫，里吏。南朝乡官为三老，有秩啬夫，游徼各一人。三老掌教化，有秩啬夫听讼，游微巡禁盗贼。北朝乡官称三长。 审判程序与等级 狱讼最初受于乡官，乡官不能决才上有司。是为初审机关，审毕申报于郡，郡派督邮往县验案，狱成遂决。县不能决，逐级上报于郡，州、朝廷。廷尉为最高审判机关，但皇帝有权干涉廷尉所决，故皇帝临讼为最终审决。南朝宋废督邮案验县狱之制。因督邮不过为郡的下级属吏，对县令所决往往不能提出有力的异议，有案验之名，无案验之实，故谢庄上言奏请改制。县考讯毕，将案情和囚犯送郡，委任二千石级的官吏复审，然后正刑。二千石官不能决的，京师附近移度廷尉，京师以外移度州刺史。齐时，丹阳所辖及京师二百里内囚犯，集京师司隶校尉统审，此外由州郡决断。北朝的审判程序，北魏为“部主具状，公车鞠辞，而三都决之”。即当事人提出诉讼，司法行政机关系讯，审判机关裁决。北齐律文有狱成、案成、复检，也即受讼系讯，鞫证定罪，裁决行刑。 地方司法机关只能审判民事案和一般刑事案。县级可判扑刑，罚金，州级可判流刑、年刑（两晋例外，流徒、除名、退免等大事须台奏乃决刑），重大疑案和死刑须上报朝廷审判机关。《三国志·魏志·明帝纪》青龙二年诏：“廷尉及天下狱官，诸有死罪县狱以定……使与奏。”《宋书·孝武帝纪》载：“其罪甚重辟者，皆如旧先上。”《魏书·刑罚志》：“诸州国之大辟，皆先谳报乃施行。”三国初，杀生之柄，决于牧守，后随着皇权的强化，杀生权回归朝廷，死刑上报复检制，两晋南北朝皆然。但将军开府得专杀生之权，这是司法机构军事化的结果，与这一时期的战乱的局面有关。随着社会逐渐安定，这种状况也有所抑制。南朝宋规定：“须临军临阵才能专杀，余皆上报，犯者以杀人罪论。”北朝死罪须复奏，无异词才行刑，至隋形成死罪三复奏之制。 南北朝时期，还施行特别察囚制，由皇帝委派高官巡行州郡，受理冤案，察举非法，拥有较高审判权力，是一种特殊的审判程序。 诉讼程序 诉讼，包括狱讼和辞讼。即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方式有顺诉，越诉和直诉。顺诉即依审判等级向所在一级的公车上诉。越诉即越过管辖的行政等级向上一级提出诉讼。直诉即直接上诉于最高司法组织，甚至皇帝本人。后者又称挡驾。这一时期，法律上禁止越诉，越诉一般要加鞭笞。但特使巡行时例外。特使受皇帝任命，诉于特使含有直接意味。直诉则是允许的。西晋武帝时，在朝内设登闻鼓，吏民有冤，可擂鼓直诉。如帐下督荣晦因罪被司空卫瓘所谴，晦后随叛兵害瓘子孙。刘繇等执黄幡挝登闻鼓，请族诛晦，诏从之。刘宋大明年间，孝武帝巡行听讼，士庶有怨皆诉至皇帝面前自诉。梁时在公车府谤木肺石两边各设一函，令天下吏民检举不法，投书函内，称肺石函。北朝也在宫廷阙左悬登闻鼓，有冤者挝鼓，公车上奏。 罪犯经过审讯议刑之后，不服的可提出复诉，称为“乞鞠”。汉制二岁刑以上皆许乞鞫。曹魏以乞鞫烦狱，除之，晋又恢复。晋令规定囚犯称冤欲乞鞫者，许之（《册府元龟·刑法部》）。北朝“狱已成及决竟，若有疑案不直或诉冤枉者，得摄讯复治之”。北魏献文帝在位时，每成狱案，必令复鞫。 诉讼有许多限制。首先必须确实，诬告反治其罪。曹魏有令规定敢妄相告以其罪罪之。高平陵事变时，大司农桓范留守京师，曾以司马懿欲反之事告曹爽，懿知大怒，问诬告人反，依法应治何罪，有司回答依律令反治其身，于是执桓范下狱。这种反坐法本质上属于同害刑，两晋南北朝皆存在。北魏规定：“诸告事不实者，以其罪治之。”（《魏书·韩麒麟传》）如宗室元匡因与尚书令高肇不合，上书罪肇，有司奏匡诬肇，于是处匡死刑。但诬告与否，全凭官吏主观武断，如北齐时，上洛王思好欲反，为人所告，韩长莺因与思好联姻，遂奏有人诬告宗室，不杀无以杜绝后患，告者竟被斩死（《北齐书·思好传》）。 其次，对诉讼内容和人也有限制。曹魏黄初五年（224）令规定，犯谋反大逆才能初告，余皆勿听治。把诉讼内容限制在谋反大逆的范围内。老幼、奴婢及囚犯无诉讼权。曹魏禁止囚犯告人，否则加罪并牵连亲属。北齐天保八年立格“负罪不得告人事”，晋律规定老幼不得告言人（十岁以下）。 再次，诉讼容隐。这一时期皆有律令禁止对直系亲属提出起诉或出庭作证。晋初有父母犯法拷问儿子或儿子逃亡鞭讯父母，大理卫展认为这样有伤正教，使亲亲相隐之道离，奏请废除。东晋时有女子李忽证父叛降北朝，周处认为忽无人子之道，证父攘羊，应处死刑。上从其奏，刑忽于市（《太平御览》卷六(蟹)四七引王隐《晋书》）。南朝宋初，家人探囚时，常被讯辞，侍中蔡廓奏除之。“自令家人与囚相见，无乞鞫之诉。”梁律明文规定“子之事亲，有隐无犯”。建康三年（504）建康人任提女因诱卖人口，当处死刑，子景慈出辞证母诱卖人口，法官虞僧虬认为景慈证母有罪，宜加刑罚，于是处景慈流刑，徙于交州。北魏有子孙告父母、祖父母者处死的律条。麟趾格三公曹六十六条规定：“母杀其父，子不得相告，告者死。”这种诉讼容隐是儒家孝悌伦理学说在法律上的反映。 监狱、刑具和刑讯 这一时期监狱有朝廷监狱和地方监狱之分。朝廷由廷尉典狱，地方则交法、贼曹，狱官有狱函、狱长、狱小吏等。有罪未决或决而未刑皆囚于狱。三国监狱设置未详，大概沿汉制。晋朝廷监狱有廷尉狱，洛阳狱，太康五年，又设黄沙狱，专审廷尉狱疑案和皇帝诏令系囚的特案，属于诏狱性质，由御史中丞和黄沙治书侍御史执典。但不久废除。晋地方监狱设于州郡，地方狱官有法曹门干，贼曹掾史，狱小吏，狱门亭长，贼捕掾等。南朝监狱分南狱、北狱。南狱指设于建康县的地方监狱，北狱指设于廷尉寺的朝廷监狱。南齐时有尚方狱，属少府，由左右尚书令典尚方狱，也属诏狱。陈朝永定元年，置正、监、平管南北二狱。北朝有廷尉，籍坊二狱，是为朝廷监狱，此外又有司州狱、河南狱、洛阳狱、河阴狱。北齐有苏州狱、太原郡狱、晋阳县狱和相国府狱，号称“四狱”。前三者为地方监狱，相国府狱似为朝廷监狱。北朝监狱又有屋狱和地牢之分，地牢用于囚禁重罪犯。 监狱管理也逐步形成了一套制度。包括系囚制、录囚制、悯囚制、桎梏制等。晋令规定监狱墙屋须牢固，草蓐不漏湿。家人探囚带食物，由狱卒代为加热传送，离家远无饷者给廪，由狱卒为之作食等等。这种系囚的生活制度，已颇为完备，能够对囚犯实行有效的拘押。同时，也显示体现了悯囚、恤囚。悯囚是封建统治者为缓和阶级矛盾而实行的一种手段，内容有“寒者与衣，病者给医药”，无后者听妻入狱等，是儒家仁政德教在监狱管理上的反映，但实际上悯囚是很有限的，监狱管理还是十分残酷的。如南齐的“上汤杀囚”，便是借给囚犯治病为名毐杀囚犯。录囚是巡视监狱，讯察囚犯记录和决狱情况。东汉时，皇帝亲自录囚，至三国两晋南北朝，逐步形成一种正常制度，皇帝至朝廷监狱录囚，间也巡行地方监狱。在这一时期有许多记载，录囚的目的是对监狱管理实行监督，减少囚禁，使狱勿淹留，也带悯囚色彩。桎梏制则赤裸裸地剥下了悯囚的面具。囚犯除极小部分外，多著刑具。据梁令：“郡国太守相、都尉、关中侯以上，亭侯以上之父母妻子及所生坐非死罪、除去，二千石以上非监徵者，并须系之。”魏晋刑具有械、钳等，犯死罪者着两械，加拳手钳重二斤，翅长一尺五寸。南朝刑具有械枷、钳、锁、壶手等，并有轻重大小之差。囚犯皆着械，徙者并着锁。髠钳五岁刑锁二重，四岁刑以下锁一重。死囚行刑前着三械，加壶手，陈朝囚犯不计阶品，皆著锁。北朝刑具为枷、■、械、锁、桁等。神■律令有始置枷拘罪人。大小轻重皆作详细规定。大枷长一丈三尺，喉下长一尺，通颊木各方五寸，用于犯大逆和外叛者；流刑以上则着■、械。北齐犯年刑著锁，无销用枷，流刑以上着枷、■、械，死刑著桁（大枷）。北周死刑著枷加拲；流刑着枷和梏，徒刑着枷；鞭刑着桎，杖刑散以待断。皇族及有爵位的犯死刑、流刑着锁，徒刑以下散之。 这一时期讯囚流行刑讯，即用拷打施刑的方式强迫犯人供状。魏晋多用鞭打，称为考竟，考其身而竟其情（一说考竟为狱死，拷其身而竟其命。史料中考竟有致死，但并非都致死，不取狱死之说）。曹操时，收太尉杨彪入许县狱，尚书令荀彧和少府卿孔融皆嘱许县令满宠勿考掠，但宠拷讯如法，故曹魏有刑讯之法。西晋时赵王伦曾收吴太妃，赵桀及贾午等付暴室考竟。至南朝梁，以刑讯入津，成为法定的讯囚方法。梁津载有测罚制。若囚犯不马上招供，便强迫着械站立于高土垛上。梁的测罚十分残酷，每天晡鼓即上测，直至二更。上测三日不许进食，三日后方许家人进粥二升，妇人及老小则测满一百五十刻后进粥，测数高达千刻（一昼夜一百刻），重械之下，危堕之上，无人不屈，枉者甚多。故梁末陈初关于测罚展开了一场争论，结果还是承认了测讯的合法性，只是稍改了测罚的范围和时间。陈律规定赃验凿切而又不认罪者才上测立，土垛高一尺，上圆，仅容囚犯两足站立，上测者先受鞭二十，笞三十，著两械及极上垛，每天早晚各测一次，每次测十七刻，连续测三七天，上测七日鞭杖一次。《隋书·刑法志》记载为“一上测七刻，日再上。”按南北朝时昼夜为一百刻，一刻约十五分钟，七刻才一个多小时，似乎太轻。《陈书·沈诛传》载沈议“朝夕上测，各十七刻”，高宇认为沈长史议得中，故怀疑漏“十”字，若按每次测十七刻，日测二次，连测三七日，这样，既比梁制为轻，又不会相差太远。 北朝刑讯一直入律，神■律令规定：“拷讯不踰四十九杖。”但有司欲免之刑则用细插，欲陷之则用大杖，故献文帝时规定刑讯用荆，平其节，本大三分，杖背者二分，挞胫者一分。拷杖限五十。但不久，拷讯又泛滥。太和年间，讯囚用重枷，大几围，又用缒石悬挂犯人头上，内伤入骨。又使强壮有力的狱卒殴打囚犯。孝文帝时乃定犯大逆者证据确凿而不供者才允用大枷。宣武帝时，又禁用枷和悬石拷讯囚犯，下令诸台、寺、州、郡烧毁大枷，审讯尽听讯之理，必要时才依据囚犯强弱状况拷讯，不许非法拷掠人。尽管统治者三令五申，但刑讯积重难返，终北魏之年，刑讯仍未能减轻。 北齐的刑讯更加残酷，用车辐狰杖，夹指压踝，又迫囚犯站立在烧红的犁车上，或用烧车缸穿串手臂，文宣帝本人也恣行暴酷，把大镬、长锯、剉碓等刑具列于宫廷内，若不合意，便亲手屠裂人。北周的刑讯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宣帝时，鞭杖之制高达二百多，又作礔砺车吓唬妇人。 刑讯自魏晋一直存在，至南北朝合法化，而北朝刑讯更加残酷，这大概与落后的原始残余有关。 刑罚的适用 刑罚的基本原则是依情定罪，但有时会因人、因时、疑事而有所变动。方式有加刑、减刑、缓刑、换刑和赦免。 这一时期刑罚以刑事为重，民事为轻。尤重反逆，大逆、叛、降、恶逆、不道、不敬、不孝、不义、内乱。至北齐正式立为十条重罪。隋改为十恶，不在赦、赎之列。除十恶外，这一时期加重刑罚的有贪赃，盗贼。贪赃包括贪污和受贿。各朝皆有受赇（请赇）律，内容未详。三国时官吏贪赃弃市，魏狱吏范洪受囚绢两丈被弃市。晋律规定主管物资官吏贪污五匹（后改十匹）处死，贪赃未达死罪或已到遇赦者皆禁锢终身（《抱朴子·审举篇》）。南朝时贪赃和枉法加以区别，受贿后枉法的重刑，只受贿未枉法的稍轻。但陈朝又加重，陈宣帝太建元年，规定受贿者虽不枉法也以正盗罪处刑。尽管如此，比魏晋和北朝要轻些。北魏太安三年令：“官赃二丈皆斩。”献文帝时规定狱官受羊一口，酒一斛者，大辟，参与者以从坐罪治（《北史·张衮传》）。太和三年稍为改轻，“枉法十匹，义赃二百匹，大辟。”但太和新律又规定：“义赃一匹，枉法无多少皆死。”北齐祖珽受贿补令史十余人，被依法处死。 盗贼也重刑。晋律有“行动者斩”，家人弃市，同籍期亲补兵（《南史·何尚之传》、《宋书·何承天传》）。而盗御物，官物无论多少皆弃市（《册府元龟·刑法部》）。南朝梁律偷四十匹以上处死，劫身皆斩，妻子补兵，遇赦黥面，髠钳补治锁士终身。北魏津定“群行剽劫首谋门诛”，“盗门同籍全门不仕”。北齐律犯盗终身流刑，犯盗后逃亡在外者悬名注籍，一房配为役户。北周律更重盗贼之刑，规定盗贼、群攻乡邑、入人屋，皆可杀，杀者无罪。为盗注其籍。 故犯和再犯也加重刑罚。晋律规定奴婢亡黥两眼，再亡，黥两颊，三亡，横黥目下。北朝规定，犯徒刑二次，犯鞭三次以上的，终身配为下役。北魏斗律规定故犯者，罪加一等。 违反尊卑长幼伦理纲常的行为也加重刑罚。如臣之于君，子孙之于父祖，弟女未之于兄姊，妇之于夫等。曹魏律“殴兄姊加至五岁刑”。晋有“重奸叔伯母之令”。南朝律子贼杀、殴伤父母枭首，骂詈父母弃市。北朝律子孙杀父祖处以车裂的极刑，而父祖杀子孙用刀刃者五岁刑，殴杀者四岁刑，卖子一岁刑。卖五服内尊长者处死，卖周亲、妻、子妇者流刑。这种以尊卑长幼为刑罚轻重等级反映了儒家伦理纲常对法律的渗透。 减刑有三宥三赦。三宥即宥不识，宥过失，宥遗亡。这一时期历朝律令皆规定过误免坐或从轻处罚。曹魏律有过误杀人不得私自复仇。晋律有轻过误当罚金，或鞭杖者皆减一半。南朝律过误伤人止三岁刑（比正刑减一岁）。三赦即赦幼弱，赦老耄，赦愚蠢。晋律老小妇人罪杖，罚金皆减一半。张斐律序年八十以上除杀人外，其他皆勿论。梁律规定老小免从坐质作。年八十以上，十以下，孕妇、侏儒、盲者、囚禁免著刑具。北魏律“十四岁以下降刑一等，八十以上非杀人，其它罪皆不坐。”太和律规定犯流徒罪的满七十听解名还乡。北齐律规定年六十以上免配为官奴。北周律妇人笞刑听赎。这一时期妇人赎罪比男人减轻一半。 此外，犯者自首也可减刑。三国时，马召坐法当死，都人孙礼教他投案自首，诏减死一等。晋庾纯因诣廷尉自首而免罪（《晋书·庾纯传》）。南朝武帝括户口时，规定一百天内各人自首不问罪，百日内不自首者，查出以隐户罪论。北朝自首称“自告”，同样可免罪或减刑。韩褒为北雍州刺史，州多盗贼，褒张榜于市，一个月内自首者除罪，一个月后获贼即杀。北朝括户口时也规定一个时期，到期不归则以逃亡律论罪。 贵族的法律特权是减刑的重要组成部分。周礼有八辟的邦法，规定亲、故、贤、能、功、贵、勤、宾八种人犯法，可议请轻刑甚至免刑。这种法制原则至战国时代，受到李悝、商鞅、韩非等法家的猛烈抨击。他们提出“刑无等级”的“一刑论”，主张“法不阿贵”，“刑不避大臣”。但汉代贾谊等大儒又重新鼓吹“刑不上大夫”。曹魏正式以八议入律，承认了官僚贵族的法律特权。此后，两晋、南北朝各朝皆以八议入律，官僚贵族犯法，大必议，小必赦，逍遥法外。晋律规定诸侯及八议以上犯法，得减收留赎，勿髠钳笞。北朝初皇族有遣，皆不持讯。八议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一直存在，并被广泛应用。因八议而原宥或减刑的在三国有袁伉（议功）、曹衮（议亲）、社畿（议勤）等，东晋有杜预（议贵）、华廙（议功），司马佗（议亲）。在南朝有谢灵运（议功），在北朝有张衮、高绰、蔡泽等。 缓刑或换刑有三种状况。一是遵循孝道，罪犯有直系亲属年老须奉养者可缓刑或换刑，甚至免刑。晋咸和年间，孔恢罪应弃市，晋成帝悯恢父年老仅此一子，诏赦免死。但这是皇帝特诏，未见法律明文记载。北魏太和十二年令格正式规定：“犯死罪的，若父母、祖父母年老，身边无其他成年子孙，又无期亲者，可仰案后列奏待报。法例律规定，犯流刑者，若祖父母，父母七十以上，无成年子孙和期亲者，改换为鞭刑和笞刑，免流，留在家中奉养。但若所奉养者不久死去，则须再从流刑。北魏时，河东郡民李舞犯死罪，母一身年老无其依靠，请免死。司州检其户口，认为例合上请，正待换刑，李母忽逝世，结果到李粦服丧三年后再行刑。 二是对孕妇的恤刑。三国两晋南北朝一直明文规定勿刑孕妇。曹魏毋立俭叛乱时，孙女毋丘芝应坐死，以妊系狱。南朝梁律“女子怀孕者勿得决罚”，系狱时可免著刑具。北魏神■律令规定：“妇人当刑而孕，产后百日乃决。”但实际有时也刑加孕妇。正始四年（507），中书令崔光奏戳至刳腹为虐待、请依例待产。永年二年（509），诏禁屠杀孕妇以为定制。 三是等待行刑季节。中国古代重自然法，认为春夏是万物生产、发育的季节，不宜刑戮，只有秋季，气象凋零，此时审狱断囚，才顺应天时。故《春秋》称：“赏以春夏，刑以秋冬”。汉代断狱决死罪，常行予三冬之月。魏晋沿袭除谋反大逆临时行决外，余皆留于秋后。陈律规定：孟春至夏首不决死罪，须大辟者，已审明判处的，宜且申停。还规定行刑须白天，不得夜晚；须晴天，不得雨天。另外，晦朔，八节，六斋，月在张心日皆不得行刑。北朝京师及四方断狱奏报死罪，常在秋冬。李彪曾上书“请三春不行刑”，疏断狱起之初秋，尽于孟冬。 赦宥是皇帝以诏令形式取消或减轻犯罪者的刑罚，方式有大赦，常赦（赦某种刑罚范围内）、典赦（赦某一地区范围内）、恩赦（赦个别案例）等。三国时，赦宥的应用相对较少。诸葛亮认为政治不以小惠，慎于赦典，执政十四年仅二赦。曹魏亦然。魏文帝、明帝、齐王三朝三十五年，共十六赦，约二年一赦。入晋以后，赦免频繁，西晋有国五十一年，五十三赦，约一年一赦。东晋有国八十三年，七十三赦。南朝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刘宋有国六十年，竟赦一○二次，约一年两赦。南齐有国二十四年，三十七赦；南朝梁有国五十六年，六十四赦；陈有国十三年，三十三赦，约一年三赦。北朝的赦免也不逊色。北魏从拓跋珪称帝（天兴元年）至东西魏分立，共一百三十六年，赦一二二次，北齐有国三十年，赦三十二次，北周有国二十五年，赦二十七次（赦免数字据《图书集成·祥典部·赦刑》统计）。从魏晋至南北朝，赦免猛增，凡皇室大事，如皇帝即位，改元，立太子、生皇孙，祀祖，皇帝、太子生病等，民间大事，天灾人祸等皆颁赦，甚至捕获珍禽异兽，其他任何可以解释为洋瑞或恶兆都要行放。赦免的频繁是政局动乱不安的结果，体现了封建法制的恤刑主义和礼治主义。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对于证明标准的规定 中国古代实行逐级审转复核制，这种制度使重大案件的定罪量刑在不同层级的审判官之间逐次推敲，有的甚至直达御前，这种制度显示了中国古代对于刑狱高度重视。所谓人命关天，各主审官自应“从实审录，庶不冤枉”[6]，“从实”、“洗冤”、“平反”，诸如此类在律典乃至古代文学中屡见不鲜的文字表明了中国古代诉讼制度的价值取向。虽然这种对于既往事实的探求可能会使案件在逐级审转过程中延宕不决，但每一级审判官通过对于案件证据的的调查和分析，同样也会形成各自对于案件事实的判断。人情与常理，是审判官甄别证据真伪的依据，在逐步排除证据的疑点之后，如果审判官认为通过证据的审查得出的结论是合情合理的，他们就可以对案件事实形成自己的确信。确信无疑、合情合理，人们或许因为这些日常用语耳熟能详而忽视了它们在古代证据制度中的特殊意义，事实上它们却是在中国古代律典中常见同时也为审判官认可的诉讼证明标准。 秦墓竹简中有这样的话：“凡讯狱，必先尽其言成书之，各展其辞，虽智（知）其訑，勿庸辄诘。其辞已尽书而毋（无）解，乃以诘者诘之。诘之有（又）尽听书其解辞，有（又视其它毋（无）解者复诘之。诘之极而数訑，更言不服，其律当治（笞）谅（掠）者，乃治（笞）谅（掠）”[7]。可见在秦代口供虽然对定案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对于口供中的疑点也必须盘查清楚，即“以诘者诘之”，直到被讯问者理屈辞穷，无可辩驳。唐律在规定“先以情，审察辞理，反覆参验”的同时，还强调：“若赃状露验，理不可疑，虽不承引，即据状断之”[8]。也就是说唐律虽然注重从人情从事理上对当事人口供的反复推敲，但当其他证据所显示的结论根本勿庸置疑时，即便当事人不认罪服输，审判官同样以可以作出裁决。“理不可疑”，可以称之为唐代的断案标准。《宋刑统》除沿用前款规定外，又准照唐长兴二年八月十一日节文：“今后凡有刑狱，宜据所犯罪名，须具引律、令、格、式，……事实无疑，方得定罪”[9]，事实无疑，这是宋代的证明标准。《元史·刑法志》中则有如下规定：“诸杖罪以下，府州追勘明白，即听断决。……流罪以上，须牒廉访司官，审覆无冤，方得结案，依例待报。其徒伴有未获，追会有不完者，如复审既定，赃验明白，理无可疑，亦听依上归结”[10]，证据明白，“理无可疑”是元代的证明标准。明代法律要求对于案件的审判应该做到“鞫问明白”，“辩明冤枉”，如规定“凡监察御史、按察司辩明冤枉，须要开具所枉事迹，实封奏闻”，“凡狱囚鞫问明白，追勘完备，徒、流以下，从各府、州、县决配，在内听监察御史、在外听提刑按察司审录，无冤，依律拟议，转达刑部定议奏闻回报”[11]。当然只有从情理上排除疑点，才能不刑及无辜，这一点在《万历问刑条例》中明确为：“法司凡遇一应称冤调问及东厂、锦衣卫奏送人犯，如有冤枉及情罪有要矜疑者，即与辩理”[12]。《大清律例》关于案件审理的要求大体与前朝相同，定案必须有证据，“其草率定案，证据无凭，枉坐人罪者”，“革职”[13]，对于案件的审理要达到明确无疑的程度，“法司凡遇一应称冤调问，及各衙门奏送人犯，如有冤枉，及情罪有要矜疑者，即与辩理”，“凡在外审理案件，应照案内人犯籍贯，批委该管地方官审理明白，申详完结”，“如有情事未明，务须详细指驳”[14]。从上述各个朝代对于案情审理所提出的具体要求来看，中国古代诉讼证明标准可以概括为：事实明白、“理无可疑”。 到1902年晚清政(蟹)府实施所谓新政以后，开始以德日为蓝本全面移植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 1906年，沈家本等奏进《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该案第六节第七十三条规定：“凡裁判一案审理案法官应先将左列各项细心研究：一、两造各证人之名誉若何，所供是否可信；二、两造所呈之证据；三、每造前后各供有无自相矛盾抵牾之处；四、权衡两造供词之重轻；五、权衡两造情节之虚实；六、所呈证据足否定被告之罪；七、证据已足是否为法律所准”，第七十四条规定：“承审官确查所得证据已足证明被告所犯之罪，然后将被告按律定拟”，第七十五条规定：“被告如无自认供证而众证明白、确凿无疑即将被告按律定拟”[15]，以上三条明文规定了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这部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诉讼法典，由于模范西方的律师制度和陪审制度，遂遭至地方督抚的反对而被废置，但实际上如第七十五条之规定也未尝不是传统法律的内容。《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成为废案后，实际指导清末各地审判机关断案的是次年法部奏进后清廷颁布实施的《各省审判厅试办章程》，该章程虽在第三章第三节专门规定“证人、鉴定人”，在第二章第六节第三十三条规定：“凡审判方法由审判官相机为之，不加限制，但不得非法凌辱”[16]，但对证明标准并未做出明确规定。而在某些地方审判厅的办事章程或细则中，却可偶见关于证明标准的条文，如《河南省城地方审判厅章程》第四章第二十五条规定：“公判时于证据供招均属确实者，即定为本罪之判决。如犯人坚不认供，审判官认为众证确凿者亦同”[17]，《直隶省各级审判厅办事规则》第三章第五节第四十八条规定：“凡审理民事案件，其事实证据如实，系审查明确，虽两造有狡不承认者，亦得据理判决，不服者听其上诉”[18]。可见在法律转型时期，以口供为主的证明方法，以明白、无疑为尺度的证明标准依然通过各种形式保留下来。 三、古代证明标准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 对于中国古代案例的研究，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在那些古代案例中，不乏以五听之法察狱的例子： 1、西汉颖川有富室，兄弟同居，妇皆怀妊，长妇胎伤，弟妇生男，长妇盗取之，争狱数月，州郡不能决。丞相黄霸令走卒抱儿，去两妇各十步，叱令自取，长妇抱持甚紧，儿大啼，弟妇恐致伤，因以放松而心甚凄怆。霸曰：“此弟之子也。”责问乃服[19]。 2、魏高柔为廷尉，护军营士窦礼近出不还，营以为亡，表言逐捕，没其妻盈及男女为官奴婢，盈称冤自讼，莫有省者，乃诣廷尉。柔问：“何以知夫不亡？”盈泣对曰：“夫非轻狡不顾家室者。”又问：“汝夫不与人有仇乎？”曰：“夫良善，与人无仇。”“汝夫不与人交钱物乎？”曰：“尝出钱与同营士焦子文，求不得。”时子文适坐事系狱，柔乃召问所坐，语次，问：“曾举人钱否？”对曰：“单贫不敢举人钱。”察其色动，遂复问：“汝曾举窦礼钱，何言不邪？”子文怪其事露，应对不次。柔诘之曰：“汝已杀窦礼，便宜早服！”子文于是叩头服罪[20]。 3、唐朝佥都御史杨武为淄州令，善用奇。邑有市人稷米者，求之不得。公摄其邻居者数十人跪于庭，而漫理他事，不问。已忽厉声曰：“吾得盗米者矣。”其一人色动。良久复厉声言之，其人愈益色动。公指之曰：“第几行第几人是盗米者。”其人遂服。又有盗田瓜瓠者，是夜大风雨，根蔓俱尽，公疑其仇家也。乃令印取夜盗者足迹，布灰于庭，摄村中之丁壮者，令履其上，曰：“合其迹者即盗也。”其最后一人辗转有难色，且气促甚，公执而讯之，果仇家而盗也，瓜瓠宛在焉。……[21] 4、（后汉）庄遵为扬州刺史，曾巡行部内，忽闻哭声，惧而不哀。驻车问之，答曰：“夫遭火烧死”。遵疑焉，因令吏守其尸，乃有蝇集于首，披髻视之，得铁钉焉。因知此妇与人共杀其夫也[22]。 5、宋程颢察院，知泽州晋城县。时有富民张氏子，其父死。未几晨起，有老者在门曰：“我，汝父也，来就汝居。”具陈其由，张氏子惊疑莫测，相与指县请辨之。老者曰：“某自幼业医远出，妻生子，贫不能养，卖与张氏某年月日，某人抱去，某人见证。”颢曰：“岁久矣，尔何说之详也？”老者曰：“某归始知之，当初书于药法册后。”因怀中取出一册以进，其记曰：“某年月日某人抱儿与张三翁为养子。”颢问张氏子：“尔年几何？”曰：“三十四。”“尔父在年几何？”曰：“六十一。”谓老者曰：“是子之生，其父年才二十几，人已谓之三翁乎？”老父无辞，乃自服冒认之罪[23]。 6、明朝四川成都守。某县有奸狱，一曰和奸，一曰强奸，县令久不能决，臬司檄属成都守鲁公永清讯之，因公平日有折狱才也。公讯此案，遂令隶有力者脱去妇衣。诸衣皆去，独里衣妇以死自持，隶无如之何。公曰：“供作和奸，盖妇苟守贞，衣且不能去，况可犯耶？”遂以和奸定案，责而逐之[24]。 在上述案例1中，两位妇女都声称自已是婴儿生母，但在抱持婴儿时方法各异，丞相黄霸观察到母子之间的真情流露，从而做出了婴儿为弟妇所生的判断；案例2中，高柔在讯问焦子文时发现其脸色突变，于是单刀直入提出问题，查明了杀人真凶；案例3中，杨武在审案时分别运用“色听”、“气听”的方法，利用做贼心虚的心理状态，虚言恫吓，使盗窃犯最终伏法；案例4则是一个闻声判断的例子，丈夫死后，妻子的哭声“惧而不哀”，不符合人之常情，庄遵因而心生疑惑，派官吏守候在尸体旁边，进而查清了案件事实；案例5中，嫌疑人言辞证据中存在明显的破绽，程颢籍此判断老者冒认之罪；案例6的成都守鲁永清，从犯妇在衙吏脱衣时“以死自持”的态度，推断出妇人和奸的事实。在这些案件中，审判官查明事实的方法不尽相同，或用“辞听”，或用“气听”，或用“色听”，或者闻声判断，却都从日常生活的情理入手，发现嫌疑犯言行举止中的可疑之处，从而得出关于案件事实的结论。在千百年的实践中，中国古代的司法官吏积累了丰富的问案经验，这些经验在历代官箴书中、在公案、判牍中比比皆是，但就其实质而言，却终不离“情理”二字，所谓“顺乎情理则信，不顺乎情理则不信”[25]，情理，是中国古代司法官事判断证据是否属实的尺度。当司法官员依据情理逐次排除证据中的所有疑点，对于案件事实的描述达到合情合理、不容置疑的地步时，他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做出定罪处刑的决定。在下面的判牍中，审判官的诉讼证明过程可以一览无余。 7、盗库叶永昌四戍一徒判牍。 审得谳阳盗库一案。总不越宪批“从真赃以究真盗”，“从真盗以究真党”二语。真赃、真盗何据？则叶永昌自开一纸是也。今查所开，现解者止戊孙仔、陈仕钦、叶永昌、赖爱溪与歇家郭大才而已。李贵、则原不在所开之内也。陶推官两审反复申说，只为李贵开释，而不详其它。夫以牛栏现起有赃之李贵则出之，以众口不其啮之梁永昌则入之，宜宪台之终不能豁然于斯狱也。永昌家业颇饶，今其得脱，尚可运薪米以活囚者。故始之供永昌者，为戊孙仔。而戊孙仔今日不惟不啮，且自认妄供，极力代辨。夫不甚啮可信也，极力代辨可疑也。初案已定，改口难凭，诚如宪台所论，叶永昌、赖爱溪既已蛛粘，难求兔脱，此入之之案也。陶推官释李贵之言曰：吏莫子登、捕壮莫泰，大肆恐吓，以为出银则罪止于徒，不出银归且立死。令贸易假贷，得碎银四十余两，就银匠赖鹏熔之，归埋其处，明旦始呼同行兵快等十余人，眼同挖取，驰归以报。夫一吏一壮，何以遽能得此于李贵也？贵虽至愚，岂不知盗库之罪不可逭，而必多方设处其银，以自实其罪乎？是大不可信。今细诘李贵称，当日堂上者，百般敲朴，备极痛楚，责其招成，责其取银，责其熔化，兹一吏一壮仅仅奉命押取，而非其辀张为幻也。帑中大亡，官吏惶迫，见似人者而喜。李贵小有铜斗家计，饿猫见鼠死不肯放，冤哉，烹也。当日情事如此，而陶推官曲其笔，隐其词，不欲痛言之者，为当事讳也。而不能令宪台豁然者，正坐是此出之之案也。若郭大才，则陶推官审其未尝窝盗矣，职不能无疑焉。一千五百之帑金，非可袖中携取而去，诸盗聚议何所？顿赃何所？大才既自认识朱贵林矣，又支吾其语云其妻识之。夫果逆旅主人，人来人往，而何以其妻独能识贵林也？诸贼宿其家两昼夜，盗帑金千百有奇，能无踪迹可疑，而谓之不知情，可乎？鞫戊孙仔无名歇家何人，孙仔坚称是大才，开店在北门外，同陈仕钦两到其家，则大才安得以误延群盗卸之妻子也？是案也，戊孙仔有所为而代叶永昌、赖爱溪是假，戊孙仔无所为而指郭大才同党是真。大才自认识贵林是真，而扳及李贵是扯假以混真。而疏虞平日，错愕临时，徒欲补自己之疮，不顾剜他人之肉。风影皆是，玉石俱焚，则守土者，乌得无罪？夫尽言以招人过，古人所戒。陶推官所含吐其辞，而职毕陈之，职滋惧矣。现在解审叶永昌、陈仕钦、赖爱溪、戊孙仔四名，合依常人盗仓库银粮，并赃论罪八十贯律绞，系杂犯准徒五年，仍照腹里去处，盗银一百两以上，亦照边海常人盗银四十两以上事，向俱发边卫永远充军，追赃发遣。郭大才依窃盗窝主不行，又不分赃为从论，减一等论，从流入徒，杖一百徒三年。余照原拟。但查各犯原案，俱在肇庆现问，相应批请该府从一归结，庶事不两行，具繇候夺，呈详。 察院批并讫[26]。 从判牍内容来看，这件盗库案已经过县、府两级审判，后由按察司驳回重审，案件的疑点是李贵、郭大才是否盗库案的同党。李贵，本不在案犯叶永昌所开同案犯名单之内，但因被抓获贼赃，被初审定为有盗库同党。复审时，虽然同案犯为叶永昌辩白，指李贵为同伙，陶推官仍然认定其有罪，李贵虽有贼赃，陶推官却为其开脱罪责，理由是李贵的口供及赃物均为衙吏恐吓所得，同时，陶推官认为郭大才并非窝赃之人。按察司驳回重审时，推官颜俊彦认为，同案犯为叶永昌的辩白不可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叶永昌家业颇丰，若开脱罪责可以救济狱中的同党。而仅凭两个衙吏就可以连人带赃拿获李贵也不可信，因为即使再笨的人也知道盗库的罪责无可逃避，李贵怎么可能设法将碎银熔成库银来证实自己犯罪呢？经进一步讯问李贵得知，由于库银被窃，责任重大，初审知县因李贵小有家计，企图屈打成招，以求破案，获取赃物的行动，不过是初审官一手策划，两个衙吏奉命执行而已。至于郭大才，颜俊彦认定其窝赃无疑，除由于案犯之一戊孙仔的供认，还因为盗贼行窃之后，必然谋划处置赃物，而案犯挟一千五百两库银，住在郭大才店内两昼夜，郭大才却称居然毫不怀疑、不知情，可信吗？案发前，两名案犯曾两到郭大才家，郭大才既知情，又怎能把所谓误引群盗的罪名推卸给妻子呢？据此，颜推官判断“戊孙仔有所为而代叶永昌、赖爱溪是假，戊孙仔无所为而指郭大才同党是真。大才自认识贵林是真，而扳及李贵是扯假以混真”，最后依明代法律对于案犯戊孙仔、陈仕钦、叶永昌、赖爱溪及窝主郭大才定罪量刑。 8、强盗关明绪等四斩三改遣一改杖判牍。 审得关明绪等一案，据招伙劫宦家，为诸仆火光识认，指名喝骂，绪忿麾众，不意连发鸟铳飞熗百子铳射伤多贼，当有保甲乡夫外援及本地巡司邻乡管哨当阵破贼，溃伤冲出逃走，致被阵擒李宪等四贼。而绪等得奔僻处分赃，其为真盗无疑。绪与洪天斌、何敬华、廖亚祖骈斩正法，抑何辞焉！唯是各盗既受熗铳多伤，且当乡夫两处司哨官兵夹攻，诸贼败走，挡戈不暇，又奚能负赃而奔也？其势若能负赃，则四犯亦必不至于被擒矣。况未入内，止于外厅，而细软衣物银器等项从何而来？今查所招，明绪名下白银壹两，女衫裙数件；何敬华名下银参钱，女衫贰件，布十二丈；廖亚祖名下银壹两，裤裙，衫布皆非失单所有。唯洪天斌名下圆领罏尊为阵获之现赃，须知此伙行劫虽真，攻围兵众，不得入内，而负伤败奔，得分之赃非真赃也，除已故十贼不论，见在四犯以恩例矜疑改遣，庶情法无枉纵耳。又审明绪一犯，初据四贼擒于初七，解于初十， 而前三日夜并不闻有明绪之名，事主亦无火认之说，原案具在。只因其父有言，而后赘出火认一节，繇是同徒之供，其父之首，接踵至矣。绪有继母之弟买扳之辩，固不足信。然查绪以前氏之子向逐省居，既不同处，城乡窎隔，盗不通父，何以知其子之为盗？且其弟每每代父抱词，则其甘心于兄能令人无疑乎？况家计颇饶，绪口口有千金子不为贼之说，泣对伊父，愿以不孝认死，不甘以盗为名，其中隐情谳狱者对此不觉恻然？总之，本犯所虚招非失主之赃件，即使真犯父首亦得准免，所当与之昭释未减，拟杖发落者是也。覆招详夺。 宪司及守巡两道批：府覆审。[27] 此案关明绪等四犯因强盗罪被初审拟处斩刑，复审时，推官颜俊彦发现证词中多有不合情理之处：（1）官兵围攻时，诸盗既受熗伤，不可能负赃逃走，若能负赃也不至于被抓住；（2）诸盗抢劫时并未进入受害人家内厅，那么赃物中的细软金银从何而来？（3）经查核口供，四犯名下所招的赃物绝大多数不在失主开列清单之内，因此推官相信这伙案犯“行劫虽真”，但“赃非真赃”，因此根据疑罪从轻的原则，拟对关明绪以外三犯由斩刑改为遣刑。至于关明绪，只是由于其父告发，才被盗匪供为同党，才被受害人指认为劫匪。颜推官认为，（1）关明绪父子分住城乡，且“盗不通父”是人之常情，关明绪的父亲怎知道儿子做强盗呢？（2）关明绪的弟弟屡屡替父陈辞，他这样忍心对待兄长难道不让人怀疑吗？（3）关明绪曾说过千金子不为贼之类的话，且宁愿自认不孝而被处死，也不甘心背上强盗的恶名，难道审判官不觉其中必有隐情吗？（4）关明绪虚招的赃物并不在失物清单之内，即使他真犯强盗罪也可以因为其父代为自首而免处死刑。于是，在不能确信关明绪犯有强盗罪的情况下，颜推官拟对关明绪杖刑发落。 在这些判牍中，我们可以还看到口供在古代诉讼证明中的重要地位，审判官调查证据，主要是辨明口供的真伪，虽然也使用物证，但只是作为口供的补充。只有当审判官全部排除口供乃至其他证据中所存在的疑点，能够从情理上相信某种犯罪事实时，审判官才能定罪，否则只能作疑罪处理，这是为我国古代司法官吏奉行数千年之久的传统。到清亡前夕，全国许多省份已根据1909年颁行的《法院编制法》建立了新式审判厅、检察厅。以口供为主的证明方法，以明白、无疑为尺度的证明标准在《各省审判厅判牍》中依然可见一斑。 9、天津高等审判厅戚谊介绍借债判牍。 缘天津县商民陈明贵、万长清、靳文玉系属戚谊，万长清向在本埠宫北大街开设长升义鞋铺。光绪二十八年曾托陈明贵转恳沈方舟作保，向恒昌钱铺立折交易，积欠津钱六百三十吊。又据陈明贵诉称另向沈万舟代万长清浮借津钱三百吊。二十九年秋长升义被灾歇业，万长清遂赴奉天营业，恒昌亦于是年关闭。沈万舟旋亦病故。万长清遂赴奉天经商，数载颇有积蓄，挟资回津，遂称小康。靳文玉因向万长清称贷未遂，致启微嫌。陈明贵忆及万长清欠恒昌之款未归，遂持嘉立堂与恒昌号收条各壹纸，指靳文玉作证，赴天津地方审判厅。控称此款由伊等筹归沈方舟转还恒昌，伊应取得债权。该厅判令万长清偿还津钱六百吊，陈明贵不服，上诉来厅。本厅民科第二庭传讯，察出收据与诉状所出数目互相颠倒，旋据恒昌股东道员翁佩甫遣抱来厅，诉称此款并未偿还。正在研讯，尚未判决，因陈明贵紊乱法庭秩序发所管收。陈明贵之妾陈魏氏念夫被押，妄称伊夫系属职官，现被责押，性命可危，指万长清捏造假帐，希图赖债等情，赴京师（总检察厅上诉，移归大理院审讯，该氏供仍如前由），院行文来厅，改归本庭再讯。旋即传集一干调齐证据，迭次鞫讯，逐款证明。（证明理由之缘由）陈明贵所控情节以收条两纸为案内之要据，察阅两条，系一人笔迹，纸张、印色皆同。查嘉立堂系西人股分公司，恒昌系华商合资营业，两处住址相距甚远，两条日期相隔半年，断无由一人书写字据，用同一纸张印色之理。陈明贵诉称代偿恒昌六百余吊、嘉立堂三百吊，而恒昌收条系三百吊、嘉立堂收条系六百九十吊有零，如果垫还属实，何至李戴张冠，颠倒错乱，似是同时造就，印错图章。讯据沈方舟之侄沈华甫供称，庚子以前西人丁嘉立等创立置买房产公司，取名嘉立堂，延其叔经理一切。庚子之变，图账文券失落殆尽。二十七年各股东回华清理产业，改名先农公司，曾在榷署声明有案。而陈明贵所持嘉立堂收条系二十九年五月，是迩时久无嘉立堂之名，收条从何而来。查验翁佩甫所呈图章，系应用多年，花纹已近模糊，与陈明贵所持收条图章绝不相类，据此种种情节，陈明贵之收据伪造无疑。陈魏氏诉称翁姓图章账目均系伪造，谓恒昌四家倒闭后岂有不将图章劈废、仍交掌柜之理？详查翁佩甫所呈历年账簿二十一本，纸墨笔迹确系逐年旧账，绝非伪造所能及，核对流水誊清载长升斋欠津钱六百三十吊毫厘不爽。调阅天津县卷，恒昌系翁佩甫与王姓四家合股，翁姓总理其事，魏春荣系执事人。歇业后，王姓等控称所有外欠皆系翁姓经手，应归其清理，经袁宫保将翁佩甫奏参革职，与魏春荣一并归案押追，所有欠外各款悉由翁姓清偿，仍由袁宫保奏请开复原官，其余股东悉未与闻，是恒昌图章应归翁姓保存，该氏所指纯属想象之谈，毫无根据。陈魏氏又诉称长升义欠款果未垫还清楚，何以不列花户单内，控追借拨还收皆系长升义字号假帐，系长升斋与此案无干。查县卷暨恒昌账簿，外欠数十家，翁佩甫仅指控立源米铺等十数户，此外并未控追。讯据万长清供称，光绪十九年由何姓顶来长升斋字号小本营生，籍人写一长升义招牌悬挂，偶有应用图章之处，仍用长升斋旧戳，并未另刻图章。故与商家往来悉称长升斋，质诸陈明贵亦云，此外并无长升斋，同时既无长升斋字号，两号即是一家无疑，该氏所指自相矛盾。陈明贵自地方厅起诉以迄本厅，或称小的，并未据诉有职官。而陈魏氏赴都上诉，忽称伊夫系位千总，逐款穷诘，陈明贵与陈魏氏理屈词穷，坚称伪具系沈方舟所予，该氏诉状系乞不知姓名人代写，致多不实等语，求从宽免究其罪，该原告既已输服，应即判处。（判断之理由）此案陈明贵以模糊影响之事实控万长清欠债，业经地方厅判偿六百吊，陈明贵尤为未足，实属居心不良，本应改归刑事科以相当之罪，姑念欠款实系由其介绍，事出有因，沈方舟物故多年，无从根究，既据供称愿央邻里具保，从此悔过，绝不为非，应从宽免，予以自新；陈魏氏砌词妄控，靳文玉挟嫌伪证，均属不法，姑念一系妇女无知，一系昏庸老迈，概从宽免，长升义欠恒昌之款证明实未偿还，万长清交案津钱五百五十吊自应判归翁佩甫以清积欠，两造既愿具结完案，毋庸待至上诉期满应即执行，余欠翁佩甫既许情让，应免再还；陈明贵另称万长清浮借之款无据无凭，万长清坚称实无其事，应毋庸议，但陈明贵与万长清系属至戚，陈明贵果以戚谊相恳，万长清怜贫资助亦所不禁，伪收条两纸批废附卷，讼费六两五钱、承发吏传票费银一两一钱、证人钱华甫到庭费银五钱，共计银八两一钱，著万长清呈缴，分别给领归公。如该证人不欲费用，听其自便，著即免交保结等状附卷。此判[28]。 该案已经由天津地方审判厅审理，当事人陈明贵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天津高等审判厅。从这件判牍来看，天津高等审判厅民科二庭推事推翻了陈明贵关于万长清欠款不还的指控。因为该推事相信“陈明贵之收据伪造无疑”，他的理由如下：（1）两张收条为“一人笔迹，纸张、印色皆同”，而应出具收条的一为西人股分公司，一为华商合资营业，两处住址相距甚远，两条开出日期不同，这样的两张收条绝不可能有一人书写且同一纸张印色的道理；（2）收条开列欠款与陈明贵诉称的数字颠倒错乱，似为匆忙造就，错印图章；（3）西人公司嘉立堂在光绪二十七年已改名先农公司，并在官府备案，而陈明贵所持嘉立堂收条日期是二十九年五月，当时嘉立堂之名早已不再使用，可见所谓的嘉立堂收条纯属子虚乌有。至于陈明贵所称因代万长清偿还恒昌欠款所取得的债权，也不存在，因为恒昌翁佩甫持账簿图章证明该欠款并未偿还。陈魏氏声称：（1）翁佩甫所持恒昌图章是伪造，因为恒昌四家倒闭后没有不将图章劈废却仍交掌柜的道理。民庭推事以为账簿“纸墨笔迹确系逐年旧账，绝非伪造所能及”，同时查明恒昌倒闭后，“所有欠外各款悉由翁姓清偿”，所以原图章确系翁佩甫保存；（2）账单内所开长升斋欠款与长升义无关。经民庭推事讯问万长清及陈明贵后查明，鞋铺虽挂长升义招牌，但仍用长升斋旧戳，并未另刻图章，两号即是一家无疑，陈魏氏所指自相矛盾。在逐个剖析案件疑点后，上述人陈明贵与陈魏氏理屈词穷，民庭推事根据上述事实做出了判决。 10、澄海商埠审判厅收买赃物判牍。 缘杨祺圃籍隶海阳，在汕埠怀安街惠安乐药房为经理。该药房自制装药玻璃瓶，注惠安乐药房字样。六月初三日，有吕合英者，系揭阳人，持玻璃瓶百余到惠安乐房发售。该药房见为己物，误以吕合英为窃盗，扭送东南路警局。以区官讯明口供，经卖主姚德盛住居北路，未便越界擅传，据情转送局务公所，乃公所不查详情，遽将吕合英枷号三日始释，殊属不合，且苛校之刑朝廷早经停止，今沿用之，显干例禁。嗣后杨祺圃因判断不公，吕合英因冤屈不服，各具状赴检察厅呈诉，十六日将案移送到厅，二十日传集三面及证人质讯。据杨祺圃供称，大玻璃瓶每箱二百个，被窃两箱，小玻璃瓶第箱五百个，被窃四箱，前后被窃是实。据吕合英供称，此瓶系买自姚德盛店内，价银五元，事后该店找回一百文，有南路巡长魏祥作证，并非窃来。质诸魏祥，亦无异辞。据姚德盛供称，此事系杨祺圃与吕合英串谋诬陷，并无买赃情事，以再三诘责，坚不承认。旋调阅警务公所卷宗，钟阿发前窃惠安乐药房，已供出卖与姚德盛，是姚德盛之接买窃赃，有案可稽。吕合英果窃自惠安乐房，岂肯复卖与惠安乐房？则吕合英之非盗窃可知；吕合英买后向姚德盛店内找钱一百文，有魏祥作证，则吕合英之非盗更可知。虽姚德盛供称杨祺圃与吕合英串谋诬告，揣度人情，谁肯因此小事串谋而甘受加责，实出情理之外。该犯即不承认，然赃证既经确凿，未便听其狡展，应即判决。据姚德盛惯买窃赃，始则被钟阿发供出，今又被吕合英指出，且找钱时有魏祥作证，与知而故买者相符。查现行刑律载，知人窃盗而故买，计所买赃坐赃论。此案前后查出玻璃瓶一百二十二个，约值银在一两以上，自应依律处罚，玻璃瓶一百二十二个着交惠安药房领回，吕合英价银五元，应令姚得盛赔出，以昭平允。姑念姚得盛家素赤贫。既经处罚，从宽免缴，以示体恤。此判[29]。 在该案审理中，审案推事首先排除了吕合英的盗窃嫌疑，理由是：（1）吕合英供称玻璃瓶是从姚德盛处购得，有巡长魏祥证明属实；（2）若吕合英果然盗窃，不可能再把赃物卖给受害人；（3）姚德盛称杨祺圃与吕合英串谋诬告从情理上不可信，一个人不可能因为图谋陷害他人承担一点小小的罪责而甘冒被判诬告罪的风险。至于姚德盛，则犯有买赃罪，理由是：（1）盗贼钟阿发已供认将赃物卖给姚德盛；（2）吕合英手中的赃物从姚德盛处购得，有巡长魏祥证明属实；（3）姚德盛虽不认罪，但“赃证既经确凿”，仍可定罪量刑。 事实明白、“理无可疑”，这是中国古代司法官通过审查证据希望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带有主观性，因为疑问来自司法官本身，疑问的排除同样依赖司法官个人，不同的司法官对同一证据会产生不同的疑问，会找到不同的解决疑问的方法；这个结论又带有社会性，因为在中国特殊的审级体制下，司法官所有的假设及其求证将力求为逐次审转的所有法官所认同，否则可能因此承担错判的责任；因为在中国古代，为百姓伸冤，是司法官的使命，无论其定罪抑或量刑，都争取为百姓所信服，否则可能招致千载的骂名。这样，也许只有让审判看上去明白、看上去理无可疑才让人信服，让受审者信服、让复审官信服，让百姓信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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