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后期的大学讲座

　　文/朱学东

　　这些年做媒体，我一直在推一个讲堂计划，就是由杂志社邀请学界名家，到北京各高校做公益讲座，谈历史，谈文学，谈艺术、谈媒体，等等，我自己也曾数次到高校做讲座。但是，总体感觉是，校园越来越难进，讲座人选、话题的控制越来越严格，甚至，要提前给出讲座提纲来，越来越多的讲座无从展开。

　　但是，高校讲座，曾经给我打开了新世界的窗口，是引领我走向未来的那一缕光。

　　在我上大学的1980年代中后期，那些充满温度和新意的学术讲座，是高校校园最美的风景之一。

　　彼时各个高校，学术讲座风行，甚至有一段时间，一所高校若到周末竟然连讲座都没有，所在学校的同学会自惭形秽的。

　　学校敞开大门，欢迎来自社会和其他高校的学者，来本校做讲座。讲座通常是由各学生社团组织邀请的，好像也没有印象需要特别申报和审批的程序，大家关心的是讲座内容质量对同学的吸引力。讲座的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哲学、艺术、武术、气功，甚至特异功能等等各个领域，介绍的大多是当时最前沿的学术研究成果和现实的社会问题，演讲者也都是当时的名家大腕，或者有独特见解的学者。

　　他们讲述自己的研究发现，也与师生们一起讨论，每一次场面总是很热烈。

　　我就读的人民大学，1980年代的学术讲座非常多。几乎每周末都有各种讲座。小规模的，也有一二百人，规模最大的，是在人民大学当年最大的教室800人大教室举行，也几乎场场爆满。在我记忆中，800人教室有讲座时，两侧和中间过道，都是挨挨挤挤站立的人群。

　　那个时候，800人大教室的听讲者，都是如饥似渴的学生和老师；来往的演讲者，算得上是群贤汇聚，星光熠熠。这些演讲者，当年用自己的学识修养，照亮了像我这样许多懵懂的乡下青年的前路。

　　比如，当年在800人大教室听王若水先生谈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听雷祯孝先生谈关于人才和人的价值以及对于过去主流意识形态工具论螺丝定论的批判，等等，于我而言，都有振聋发聩醍醐灌顶之功，某种意义上改变了我。至今回想，恍如电影回放。

　　这些讲座的内容，许多在教科书上，甚至书本上当时还不多见，可以说，这些讲座，是在我们学校课程教育之外，给我们打开了世界的另一扇窗。还有比这样的讲座更好的社会启蒙教育么？

　　彼时高校校园还没有被功利主义机会主义占领，学校的生活也不若今天丰富，但讲座无疑是最受学生欢迎的课余生活之一。

　　那个时候听讲座，我们或结伴前去，或单个去，也常常要去抢位置，用布兜装着的饭盆和书去有讲座的教室占位置。

　　前不久在某地，我还与已是某高校党委副书记的同学聊起当年学校讲座之盛况，同学回忆起自己当年作为学生干部，邀请学者来讲座时，近水楼台，先帮女朋友占了位置，结果被新闻系的同学强占了，还闹了不愉快。

　　为听讲座抢位置发生纠纷，甚至动手，这样的事，在那个年代经常发生。但在今天，已近乎天方夜谭了。

　　讲座会提前贴出海报栏。通常，周末的讲座，周三就贴了出来，在食堂、教室和图书馆边上的布告栏里，常常贴满了各种讲座的海报，有关主题、时间和讲座者的信息，供同学选择。好的讲座，同学间也会口耳相传。

　　我第一次在学校听讲座，大概是1985年的秋冬，是在800人大教室，不过，听讲的内容已经毫无印象，那个时候的我，还刚刚从农村出来，对许多问题的认识，主要是来自家人师长和媒体，还很难去理解明白讲座的内容，更多是一种随大流的跟风。不过，到二年级时，我和同学们几乎都是主动追逐着各种讲座了。到寒暑假回家，见了在其他地方上学的同学，还会如数家珍似地得瑟，一年听了多少场讲座，都是名家谁谁谁做的，充满着自豪。不知道现在的学生还会不会像我们那时似的。

　　那个年代，听讲座的，不仅有本校学生，也有其他高校学生，我们也曾去其他高校听过。那个时候，大家都追逐着各种讲座信息，选择自己喜欢的演讲者和题目，也颇有些追星的感觉。

　　盛况早已不再。

　　现在的高校学生，接触新鲜东西的途径与我们那个时代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但是，我依然相信，充满温度的讲座，仍将是其他学习方法不能取代的。没有听过讲座，尤其是自由讲座的大学生活，将是人生的一个巨大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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