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然 刘 飞 文／图
唐代运河图 谈到大运河，往往是指沟通南北的京杭运河，甚至是“言运河必称南北”。而考之史实，北宋及以前，大运河大多数时间是以开封、咸阳、西安或洛阳等中原城市为中心的，具体考证北宋以前的开凿目的和实际运营状况与里程，北宋及之前，都应将运河称为东西大运河。今人不能仅根据隋代“北至涿郡，南至余杭”的地理走向，将宋以前的大运河称为南北大运河，因为大运河不仅仅涉及交通，更与政治、经济、军事等息息相关，正如山东师范大学安作璋教授所言：“中国古代的运河问题，不仅是一个交通运输问题，涉及国计民生的经济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对历代统治者来说，也就是一个政治生命线的问题”。本文以春秋至北宋为时限，拟就东西大运河的形成及两淮运段的修治略作论述。 有明确记载的最早的人工运河，是春秋末期，吴王夫差为北上争霸在鲁哀公九年（前486年）所开 “沟通江淮”的邗沟。这条人工开凿的运河就是我国大运河的滥觞，是大运河最早的一段河道。 《史记》中尚无邗沟之名。《河渠书》仅说“通鸿沟江淮之间”。姚汉源先生以为，邗沟即鸿沟。中国著名的地理巨著——《水经注》对邗沟的行经路线作了更具体的描述：“昔吴将伐齐，北霸中国，自广陵城东南筑邗城。城下掘深沟，谓之韩江，亦曰邗溟沟，自江东北通射阳湖。《地理志》所谓渠水也；西北至末口入淮。”《淮安府志》亦载：“吴将伐齐，于邗江筑城穿沟，曰渠水。”这条“邗沟”，才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条人工大运河。据此可知，始开运河之人非隋炀帝，实为吴王阖闾。陈桥驿《水经注研究》云：“对于人工开凿的运河，郦注记载最早的是韩江亦即邗溟沟。这条运河沟通江淮，开凿于春秋末叶。” 吴王夫差兴师伐齐，在公元前484年打败齐国，走的就是这一水道。 沟通长江与淮河的世界史上最古老的运河迄于淮安楚州，可作为淮安是运河之都的一条有力的佐证。 到了战国时期，诸侯政权渐强，对所属地区的控制也相应加强，财赋亦向中央集中，从而对水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史记·河渠书》所记载的运河多为战国时期所开凿，最著名的当属鸿沟。鸿沟开于战国之魏国。魏惠王10年（前361年），开始着手修造鸿沟，引黄河水入圃田泽。公元前340年，又从圃田把鸿沟向东延引，沟通济水及淮水各支流。这是后来黄淮水运通航的主要水道。 此时淮安在全国水运方面的地位，正如邹逸麟教授所说：“春秋战国时代开凿了邗沟和鸿沟等运河后，南北水运航道与淮河交汇于今江苏淮安附近，南北运口成为当时水运交通的枢纽”。邗沟迄于末口，即今淮安楚州；古泗水迄于大清口，即今淮安淮阴区码头镇之西北。 至秦代，以中原为中心的水运体系基本形成。西汉时，自长安向东，有漕渠，东通黄河、鸿沟、古汴渠、邗沟，过江而南，通三江五湖，以至杭州。从西北到东南，逐渐形成水运要道。秦汉时期，淮安在水运方面仍然在全国占据重要地位，历代亦有修治。泗口至迟在三国初年已迁至淮阴故城对岸。淮河以南邗沟航道大多利用湖面，“淮湖迂远”。东汉建安以来，不断改建航道，主要是截弯取直，避湖而行。 建安5年，陈登筑捍淮堰15公里，以障洪水东浸。东汉建安二年至建安五年，广陵太守陈登 “穿沟，更凿马濑百里，渡湖”。文献记载：陈登“于白马、津湖之间，凿濑穿沟为支渠相连，故魏文（帝）战舰得由白马湖入津湖”。由于湖泊风大，从樊梁湖向北另凿河道，北至山阳末口与淮水相通。这是历史上对邗沟运道的首次改造工程。经过这次大规模的开凿，形成了一条比较直的水道。于是，将春秋时开凿的旧水道称为邗沟东道，将陈登改凿后的新水道称为邗沟西道。 古邗沟自汉到六朝，经过了一系列的改道重开，每次尽管是局部的或分段的，但到最后，就出现了新面貌。两淮是多湖地区，开发主要是逐渐减少绕行湖面，改走直捷的人工运渠。东晋以前，在末口（今淮安楚州）已置有北神（辰）堰。唐以前，漕船进入淮安，都是通过北神堰（末口，宋代称平津堰）。 随着人工渠道代替天然河道，某些河道虽然仍被利用，但大多进行过渠化或局部渠化，至少用些通航设备改善航道。如邗沟上，东晋前已记载有堰埭，南口有欧阳埭，北口通淮处设有北神（辰）堰。东晋时期，堰埭设施进一步增多，邗沟西道逐渐渠化。这一时期，因江北运河处于军事前线，基本上属于军运。到东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政权分裂，地处分界线的泗口、末口地位更加重要。 公元605年开始，杨广陆续修复、开凿了4条运河：通济渠、永济渠、邗沟和江南运河。这4条运河的走向，可以分为两个系统：除永济渠向东北通到涿郡外，其他3条都向东南。开凿东南方向运河的目的，是为了将已经南移的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连接起来。 江淮之间原有隋文帝复凿的邗沟（山阳渎），通济渠开凿成功后，隋炀帝就立即整理邗沟故道。“自山阳至于扬子入江，三百余里，水面阔四十步”，并“旁筑御道，树以柳”。这条全程300余里的运道，大致是以东汉陈登所凿邗沟西道为基础，拓宽改直并南延至扬子。隋代所开凿、修治的运河，西北——东南走向的河段占四分之三，与开凿运河以取江南财赋的目的是密不可分的。从地图上可以看到，通济渠上接永济渠下接邗沟，邗沟又下接江南运河。 到了唐代，大运河的地位更加重要，主要是漕粮的运输。唐人杜佑说，隋修通大运河以后“天下利于输”。唐初漕运量很小。而高宗以后，漕运任务开始加重。每年通过汴河运至关中的粮食约增至二百万石，最高时达四百万石。国用日增，人口也剧增，关中地区所生产的粮食就远远不能满足京师庞大的军事与行政组织的需要。惟一的办法就是靠江南漕运。因此，中唐以后，东南地区已成为唐王朝的财赋中心。韩愈说：“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而保证漕运畅通的汴河就成了唐王朝的经济命脉。 唐玄宗把裴耀卿从京兆尹升为宰相，并兼任江淮、河南转运都使。裴耀卿实行分段运输的办法，又叫转搬法，即在汴河从黄河分流的河口处设置河阴仓，由江南来的租米在此收纳完，漕船便可返回，等待河水适宜时再由官家雇船向西转运，最后由关中漕渠运至长安。经过裴耀卿采取分段运输法及一系列的其他改革，大大改善了漕运条件，史籍记载：“凡三年，运七百万石粮食至长安，省脚三十万贯。”玄宗后期始，政府就已长驻长安，唐帝国的军事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通过运河真正联结成一个坚固的整体。 至此，大运河向西有升原渠通到今宝鸡，向东有广通渠，通黄河，接汴渠、邗沟，过江至杭州，隋唐运河乃是西汉渠道之延长与发展，最终形成了西北——东南大运河，其长度较京杭运河犹多300余公里，称之为东西大运河可谓名副其实。由长安的东南通达江淮、过江至杭州，无论从货物流量和流向上，还是实际运行里程上，都是当时的骨干运河，规模及作用与明清以后的京杭运河不相上下，而时代较早，里程亦多，故应名之曰东西大运河。 中国经济重心自东晋、南朝开始南移，至两宋完成。南方经济的发展，为大运河的修治提供了物质基础。政治中心对江南财富的客观需求，也有力地促进了水运系统的发展。由于大运河把东部平原连结成一个整体，极大地推动了我国东部地区的社会发展，从而加速了中国经济和文化重心的东移和南移。东西大运河的最终形成正是政治、经济发展的成果。唐朝、北宋的漕粮运输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到了北宋时期，东西大运河仍在继续发挥水运主道作用。年漕运量在北宋达到漕运最高额。公元981年始规定，汴河岁运江淮岁米300万石。到公元995年，增加到580万石。公元1008年，达700万石。宋真宗和仁宗朝，开修扬州运河，废其三堰，年运量更高达800万石，创我国古代漕运之最。漕粮之外，还有铁、茶等物西运，数量也很可观。这是在东西大运河形成以后，又经苦心经营的结果。但是在运输方向上，仍然是以东西向为主，其作用绝非南北运输可比。 北宋一代，两淮运段经苦心经营，成绩卓著。北宋雍熙年间，淮南转运使乔维岳开20公里沙河运河，自末口至淮阴北磨盘口入淮，并置堰蓄水通航，避开三十里湍悍的山阳湾。 乔维岳还“创二斗门于西河第三堰”。《江苏水利全书》说，乔维岳所建的复式船闸在沙河磨盘口处（今淮阴区杨庄附近），有专家考证沙河运河上乔氏所建之复闸是世界上最早的船闸。这可作为淮安是运河之都的再一条佐证。 宋庆历年间，发运使许元开凿自磨盘口至洪泽镇运河24.5公里，名曰洪泽新河。熙宁四年，皮公弼重加疏浚，次年恢复通航。据荀德麟先生考证，洪泽新河在开挖后不久，又向北延长5公里，至磨盘口与沙河运河衔接。元丰六年，开凿龟山运河28.5公里，至洪泽镇与洪泽新河相接。 东西大运河形成后，两淮运段几经修凿改道，但始终是水运线的重要枢纽，并带来了洪泽、龟山、北辰等镇的兴盛繁荣。以山阳为例：山阳本来只是临湖的一个小村，因位于陈登所开凿邗江西道之东岸而兴。东晋永和年间（公元352年）营造城池，后置山阳郡。因邗沟经多次修治和渠化，航运条件大大改善，山阳成为水运重镇。隋文帝开皇初年，曾遣使“于淮浦监修船舰”，说明淮安在此时已经是一个官营造船基地。至北宋初，楚州又受命设置船场，是唐宋以来著名的造船基地之一。北宋时期，楚州还是漕粮转输中心，并置有盐仓。 淮安的历史，是和运河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人类历史上从出现运河开始至今，始终和淮安紧密联系着。淮安“运河之都”地位的确立是在明清两朝，但在北宋以前两淮运道的惨淡经营，为后来淮安城市的勃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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